1935年1月1日，蒋介石派遣嫡系200多人组成参谋团，进驻四川省重庆市解放西路66号（后改为重庆行营），一心想以该部配合川军、国军、胡宗南部等，一举“消灭”长征经过川陕一带的红军部队，实现他在中国的独裁统治。
参谋团入川“督剿”红军的背景
参谋团是在什么背景情况之下入川的呢？自民国以来，四川军阀派系较多，他们圈地为营，各设防区，把持着地方财政，连年混战不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鞭长莫及，被拒之巴山蜀水之外。1932年底至1933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南入川，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粉粹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之后，红军利用四川军阀的内部矛盾，集中红军主力，于1933年秋，连续发起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次战役，歼灭敌军2万人，开拓了大片新区，创建了包括23个县市的红色政权根据地，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从而极大地震动了四川军阀，引起蒋介石的恐慌。
1933年9月，四川善后督办兼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击败了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四分五裂的四川军阀暂时形成了以刘湘为盟主的表面统一。10月4日，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设总部于成都。10月，蒋介石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四川刘湘调集各路军阀110多个团（后来又增加到140多个团），约20万兵力，以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后以唐式遵继任）、刘邦俊（后以王瓒绪继任）分任各路总指挥，于11月初，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妄想“消灭”进入川陕的红军。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人民的鼎力支持下，进行了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斗。1934年8月，红军转入反攻，唐式遵部队全部瓦解，溃不成军，损失惨重，唐式遵竟然逃离失踪。
9月，红军在西线又先后收复了巴中、南疆、旺苍，直逼广元城下，并攻克收复阆中、苍溪，嘉陵江东岸地区。毙伤川军6万人、俘虏2万人，缴枪3万支、炮100门，大大地重创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恢复和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出重围举行长征，蒋介石立即电约刘湘到南京面议如何对付红军。刘湘对于蒋介石的援助情况已摸清底细，便由万县转回成都，于10月12日召开“成都剿匪会议”，宣布短时间内将“东下谒蒋委员长”。
1934年，蒋介石（右二）一心“围剿”长征中的中央红军。
对于蒋介石来说，要打进四川，控制西南，是他蓄谋已久的计划。因此这次刘湘兵败乞援，正是蒋介石嫡系力量伸入四川的大好时机，蒋介石岂能放过？刘湘到了南京后，蒋介石以礼相待，南京政要人员也与刘湘多方周旋。刘湘在南京逗留期间，中央红军已经连续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达到湘黔边境。一方面，蒋介石企图乘“追剿”中央红军长征的机会，实现其控制西南的阴谋。蒋介石曾对其亲信、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取，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蒋介石抓住刘湘，正是实现统一西南阴谋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刘湘都深怕中央红军绕道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使四川“赤化”，因而蒋介石不得不拉拢和利用刘湘，以稳住川军，借以围攻红四方面军，并阻止中央红军入川，所以蒋介石以扶助刘湘统一四川军政的姿态出现，以逐步实现蒋系势力打入四川，控制西南的目的。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参谋团进驻四川省重庆市解放西路。
鉴于干扰信号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且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单纯的硬件抗干扰措施很难保证信号传输、接收完全不受干扰，因此设计了必要的软件抗干扰措施。
参谋团进驻重庆后的反共军事活动
参谋团全名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据《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规定：“参谋团以主任、副主任、秘书、第一处、第二处、政治训练处人员，及高级参谋，督察专员，各级警察员等组织之。”又据《国闻周报》报道，其编制设中将主任1人，少（中）将副主任1人，少（中）将高级参谋10人，参议无定，上校秘书2人，中校秘书1人，另有各级督察员、副官、电务员等。参谋团第一处负责军事，设少将处长1人，上校副处长1人；第二处负责政治；总务处设上校处长1人；军需副官等10人；政训处另定，还在川军军师中均设立有政训处。
参谋团除贺国光、杨吉晖正副主任外，其第一处处长为王又庸，第二处处长为刘依仁，政训处处长为康泽，总务处处长为柏良。
1月16日，参谋团通电四川各路总负责指挥，令其固守原防，严密防范，“徜有疏忽，或不努力，被‘匪’冲破，定按照颁定江西‘剿匪’条例，军法从事。”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围攻广元、昭化。据参谋团《川中剿匪工作报告书》记载：25日，参谋团重新划定川军各路战线，派定各路督察员。26日，参谋团对在川各军下达命令，规定胡宗南部坚守昭化、广元；川军第一路邓锡侯部抽集10个团兵力于绵阳；第二路田颂尧部抽集10个团兵力于三台，由邓锡侯驻绵阳指挥；第三路李家钰部向仪陇；第四路杨森部向茶场坝；第五路唐式遵部沿巴河右岸向巴中，各路同时出击，进攻和干扰红四方面军后方。
康川司法所共有三名工作人员，除一位所长外，一名工作人员被长期借调到镇政府内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另外一名工作人员辅助所长负责司法所日常事务，所以该司法所的实际工作人员只有两名。虽然我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但是由于康川司法所地处西宁市多巴镇，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相对落后，至今没有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只有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偶尔就近辅助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完成零星的社区矫正工作。
3.3 小结课堂内容，巩固新知 本节课主要学习了内环境和稳态两个概念。请学生思考是不是所有生物的细胞都要通过内环境与外界环境发生物质交换呢？单细胞的原生动物和简单的多细胞动物的细胞直接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交换。稳态指的是内环境的成分、理化性质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它是细胞正常生存的必要条件，主要通过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来维持。那么，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给下节课埋下伏笔。
2月13日，参谋团令邓锡侯为“川北第一道剿红军总指挥”，由朝天驿（今朝天门）、菜子坝（今菜园坝）之线向宁羌、阳平关之线“进剿”；又令唐式遵为“川北第二路追剿红军总指挥”，由巴中进窥南江，向宁羌以东地区追击，然而红四方面军在取得陕南战役胜利，达到调动敌军北上的战略目的之后，突然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向嘉陵江中段进击。2月下旬，中央红军由滇东北扎西（今威信）地区挥戈东进，重入黔北，取得了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
《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对各级人员的职能也有规定。譬如：政治训练人员，分赴各部队担任政治训练事宜；高级参谋除筹议“剿匪”有关诸事外，并轮流充督察员，督察各路军官作战，并负责情报联络事宜。
因此，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对自己经营失败的思想认识，尽量将经营失败归因于自身努力不足等相对不稳定的内因，以及将偶尔的失败归因于不好的运气等，使其保持学习的持续性或付出更大的努力。
红军强渡嘉陵江经过要图
目前研究发现，大多数鱼类瘦素具有抑制摄食的作用[14，22-23]。瘦素似乎作为一种使鱼类食欲减退的因素而存在[36-37]。向鱼腹腔或脑室内注射同源或异种瘦素蛋白后，结果始终都是食物摄入量减少[22，38]。在金鱼(Carassius auratus)腹腔和侧脑室注射哺乳动物瘦素后，发现其摄食减少、体重下降以及调控摄食和能量代谢相关基因表达水平改变[26]。向鲈腹腔注射人瘦素也可抑制其摄食[16]。
第一时期的活动。
据《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规定，参谋团“为对四川‘剿匪’各军作战运筹指导督察之特设机关。”其任务是：“运筹‘剿匪’作战计划；指导‘剿匪’各军军事行动；维系各军之间密切联络；督察各军对于‘剿匪’之勤惰，审拟奖惩，呈请委员长核示遵行；考核各军械弹分配与消耗情形，及‘剿匪’军费之支用，查考经理卫生情报事宜；搜集诸多情报，随时向委员长呈报；督促并指导与‘剿匪’有关的政治设施。”《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又规定：“参谋团主任，主持团务，处理‘剿匪’一切事宜，并协助四川‘剿匪’军总司令行使职权，当委员长未在行营时，关于作战命令，应由主任拟定，四川‘剿匪’军总司令代行。”
1935年1月12日，贺国光率领参谋团到达重庆。这时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也相继入川。就在参谋团入渝前夕，国民党第一师胡宗南部已由陕甘入川，接防昭化、广元。参谋团入渝后，上官相即率国民党第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由湖南江西开赴川东万县、巴渝等一线。
2月初，红四方面军出击陕南，发起陕南战役，先后占领宁强、勉县和阳平关重镇，并围攻褒城，威胁南郑，直抵汉中城郊。于是，胡宗南部北调陕甘，进至略阳、康县。
哼，她骗谁呢。隔壁家的李姐姐，读了那么多书，眼镜比老爹偷喝的酒瓶底还要厚，李奶奶把书全卖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收废品的一共给了八十块钱，后来李姐姐离了家，我妈说她去外面享福了，可她每次回来时都要哭，我爬到李子树上摘李子时偷听到，她骂老板小气，在公司吃不饱，还有，她谈的那个男朋友觉得她胸小，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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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蒋介石震惊于红军的新胜利，惊恐万状飞赴重庆，其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晏道刚发表谈话：“四川南北两路红军‘均行回窜’，目前形势极关重要，故蒋委员长特来川巡视，指示各军‘进剿’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六走进”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得益于抓住重点、突出亮点、关注热点和找准结合点，得益于用群众感兴趣的手段和方法，得益于用活了现有资源和日益发展完善的网络技术手段。同时与精心设计的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和传播策略也是分不开的，这些对如何开展好基层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手令各军：“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此后参谋团在川活动完全是在蒋介石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5月18日，蒋介石以刘文辉部刘元塘旅固守会理，在昆明“传令嘉奖”刘元塘记大功一次，晋升中将。据参谋团《川中剿匪工作报告》记载，为部署大渡河封锁线，阻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参谋团按蒋介石电令，命令调防川南的第四路杨森部抄近路直奔大渡河，赶筑碉堡防线，并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又令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主力固守大渡河原防，构筑碉堡。
第二时期的活动。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迅速突破了田颂尧部防线，田部溃不成军。为了稳住川军阵脚，经参谋团与刘湘商议，急电蒋介石查办田颂尧，其部交孙震率领。
美国视听教育家爱德加·戴尔1946 年写了一本书《视听教学法》（Audio-Visual Methods in Teaching），其中提出了”经验之塔”（cone of experience）的理论，如图2 所示。
4月2日，蒋介石在贵阳手令川中将领，以“防守不严”“玩忽命令”，着即将川军第二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撤职查办，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令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其余擅弃江防将领，由孙震查明具报，分别惩处。为了拉拢孙震，4月19日，复升任孙震为二十军军长。
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后，相继攻克阆中、南部、昭化等地，又集中主力攻占梓潼，包围江油，威胁绵阳，因此成都为之震动。
1935年1月13日，贺国光在重庆刘湘欢迎参谋团的宴会上致词，除鼓吹江西“剿共”经验外，关于川军他说：“对有功者必奖励，对有过者也必惩罚，以前一切概不追究，只要能秉承蒋委员长命令，努力‘剿匪’，中央当能予以物质上之接济，否则江西枪决师旅长及县长成例甚多，望勿轻易尝试也。”于是，参谋团与川军、国军、胡宗南部狼狈为奸，开始策动实施了三个时期的“围追堵截”红军的反共军事活动。
4月下旬，参谋团奉蒋介石命令，调兵遣将组织以江油为中心的围攻。这时刘湘第六路王瓒绪部及第五路唐式遵之一部，共13个旅为右纵队，出征绵阳、魏城，沿涪江左岸前进。第一路邓锡侯部为左纵队，由绵阳地区出动，沿涪江右岸前进，胡宗南则在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第五路唐式遵的另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阻止红军东返。第三路李家钰部则位于东起阆中西经左壁庙垭子一线，防止红军南下，由此形成对红四方面军南北夹击的态势。因此红四方面军就地坚持极为困难，重返嘉陵江以东已不可能了，北出也有困难，为摆脱不利处境，并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合，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向岷江地区西进。
包座战役牙弄路口战斗遗址
正当红四方面军与川军各路激战于嘉陵江和涪江地区之时，中央红军风驰电掣进入云南，于5月初胜利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并围攻会理城。
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回贵阳，之后又赴昆明，他统一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
在川西北方面，令第一路邓锡侯军以一部开懋功，主力西开，控制雅安；第二路孙震部及第六路王瓒绪部以主力跟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寻机追剿”；第三路李家钰部由盐亭、三台抄近路开灌县、汶川、一部开理番；第四路唐式遵部则担任涪江以东“分区清剿”，“扼要守备”；第五路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平武及江油附近。
5月1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茂县之后，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等要地，直逼汶川。另一部强渡岷江，占领理香。与此同时，中央红军由会理地区沿安宁河大道北上，向大渡河疾进。鉴于“剿共”军事重心已移川西，蒋介石才于5月22日由贵阳飞重庆，26日飞赴成都，坐镇指挥。
校企合作是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必由之路，高职院校办学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向社会、向企业输送具有高素质、多技能符合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复合型、创新型、应用型专门人才。而要达到以上人才培养目标，高职院校则必须直接顺应市场变化，与体现市场行业需求的企业开展校企合作。让企业走进校园，企业直接参与高职院校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让校园融入企业，高职院校可借助校企合作这个平台，直接了解企业需求，及时调整教学计划，重新进行优化组合，与企业共同育人，从而培养出社会和企业需要的人才。
5月下旬，中央红军行动神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迅速突破了大渡河天险。蒋介石及其参谋团以刘文辉部对构筑碉堡封锁线“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令朱毛红军“得以自由窜渡，至堪痛恨”为由，通令将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所部“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然而，蒋介石飞赴成都，坐镇指挥也罢，参谋团调兵遣将、惩办守土将领也好，终究不能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抗日。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蒋介石以及其参谋团封锁大渡河，阻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消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反革命计划以破产而告终。这时的蒋介石垂头丧气，恼羞成怒。
第三时期的活动。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参谋团反共军事活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此蒋介石结束了以往的“围追堵截”战术，而开始其“长围高困”的军事部署。
于是，蒋介石召集刘湘和川军各路总指挥在成都开会，认为红军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北至松潘草地，南达懋功，分据纵横千里的“番民”（藏民）地区，人烟稀少，气候严寒，粮食困难，只要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同时由于地形和给养问题，要大规模进攻红军也有困难，于是制定了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加以封锁包围的反革命计划。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解释今后所谓“剿共”方略，有“万里长城”以外集之以“八阵图”之说。“万里长城”指调集大军严密封锁，“八阵图”指广筑碉堡。之后，贺国光与刘湘又召集叠溪会议，川军各路均派员参加。会议认为红军粮荒严重，决定采取“困死政策”；强迫藏民地区实行坚壁清野，并订出两项毒辣的禁令：前线军民有偷运粮食给红军者，处以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或者为红军提供帮助者以通敌论罪。
7月中旬，蒋介石获悉红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松潘的毛儿盖，有北出趋势，才急调薛岳所部由雅安、成都地区推进到川甘边的文县、武都、青川、平武一线，与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联防，堵截红军北上。但是川甘边区交通不便，十几万大军的军粮补充十分困难，蒋介石就命令参谋团仿照“南昌行营”的老办法，组织所谓铁肩队，赶运军粮。7月颁布了所谓《四川各县征募丁夫组织铁肩队办法》，规定“四川各县援照赣省之例，招募少壮丁夫组织铁肩队，短时间一次共招募二万八千人。”招募服役县份分别为以绵阳、成都、巴县为中心的3个地区。凡募足100名即编为一队，向指定地点解送，丁夫服役暂定6个月。凡铁肩队经理员、大队长、总队长均由行营参谋团选派核委充任，所有铁肩队统一由行营运输处直接管理指挥。
铁肩队挑夫昼夜不停地为国民党部队赶运军粮，然而山路崎岖，十分辛苦，沿途累死无数。譬如：仅从平武到松潘途中，“每天都看到旁边民夫尸体几十具，特别是从三舍驿到松潘一段，因为地势高，空气稀薄，尸体无数。就在涪江与岷江的分水岭的30多米的一块比较平的地方，就有尸体10多具，使人触目惊心。”参谋团草菅人命，令人发指。当时胡宗南部在松潘，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如果不是贺国光的参谋团设法赶运来一批粮食……胡宗南第一师难免在川北全军覆灭。”
8月下旬，红军出其不意地穿过了茫茫草地，并在包座地区全歼了企图堵截红军北上的胡宗南第四十九师，打开了北出甘南的门户，蒋介石想利用雪山草地困死红军的企图终成泡影；贺国光所吹嘘的“万里长城”“八阵图”也无济于事，随之破灭。紧接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挥师北上，直至陕北。张国焘分裂红军率部南下，重返毛儿盖、壤口、芦花、卓克基一带。
9月25日，蒋介石参谋团对川西北边区颁布所谓5区“清剿”计划，划岷江以西，大小金川以东，北以黄河及川甘省界为界，南则东起威州，西迄崇化，为所谓“清剿区”，内分5个区域，“各配置相当雄厚兵力，限期清剿”。
10月2日，又颁布所谓《四川省划区绥靖办法大纲》，将红军到过的地区划为“八个绥靖区”，以李家钰、邓锡侯、杨森、刘文辉、孙震、唐式遵、潘文华、许绍宗分任各区绥靖区司令，秉承四川善后督办之命令，负责各区“一切绥靖事宜”。至此，参谋团的反共军事活动连连破灭，蒋介石气急败坏，参谋团入川“督剿”红军行动以失败告终，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长征捷报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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