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早期中国的世界观可概括为天人合一和大道为中，其中，天人合一多被古今论者认为是中国思想、文化与文明的本源性观点。从文献上看，天人合一学说以天人感应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天人合道、合德的互动关系，早期的天人关系先后经历过天命至上、道法自然、天人相参的不同阶段。从考古发现来看，对天、祭天以及天人关系之认识的历史源头比文献所述更加遥远，从河南濮阳西水坡墓地的龙虎星座图到辽宁东山嘴方圆祭坛再到山西陶寺观象台，均体现了古代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某些方面。就当下而论，天人关系可以归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要不断调整自己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在扩大自身权利、福利的同时，也要赋予万物以价值，以适中的态度对待两者之间已经形成的具有内在关系的协同共生的演进关系。
关键词：天人合一；大道为中；协同共生
一、问题缘起
天人合一多被古今论者认为是中国思想、文化与文明的一大重要特点。《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1］钱穆曾多次讨论天人合一问题，将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并申说今后人类文化命运之所宗，恐将以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归趋［2］。钱氏的观点引发了季羡林［3］、张岱年［4］等很多学者对天人合一观的重新检讨以及一些新论的提出。季羡林认为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合一，中国文化复兴可以救西方文化之弊，将主要靠天人合一等传统的思想资源，并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表述其社会文化交替演进的观点［5］。
考古学者俞伟超在其六十述志时将天人合一、古今一体归纳为考古学方法论的重要支点之一［6］。他认为天人合一既然是东方思维与文化的特点，那么我们今人能够理解古人，古代能够对今天有所借鉴，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古今一体，两者都是人间至理。笔者曾对此补充道：治考古学达到天人合一、古今一体之境界，亟需中西合璧，既然人类同心同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考古应该借鉴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实现从器物研究到社会和精神文化研究的跨越，更重要的是达到天人合一、古今一体的认识阶段后，中西文化与文明本质上应该实现合流，实现文明的全球化，古往今来的人类文化才能接通未来的希望之光。其时汤惠生正与俞伟超合作撰写关于外婚制、图腾制与人类演进方面的文章［7］。他补充说，无论中外，考古学最终发现的社会和文化规律必将是科学合理的才能不断发展，才能进步，可谓万法同源，因此，天人合一、古今一体、中西合璧的表述加上万法同源来收官就圆满了［8］。周昆叔其时正代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俞先生担任馆长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合作开展环境考古及班村多学科合作发掘研究工作。他从人与环境关系角度又补充说，上古圣贤强调择中而居、允执厥中的思想，逐步发展为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中庸思想、中文化，国家正统都强调在天地之中建都立极，观象授时，颁历布法，因此，还应加上大道为中［9］。此后，他长期关注嵩山周围天地之中一带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和中文化的有关问题，试图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如此，也就有了“天人合一，古今一体，中西合璧，万法同源，大道为中”这一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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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天人合一，最终是要天人合道、合德。《礼记·礼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道，以治人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段，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以月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仪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天道、人情与事理，具有内在同构性。所谓的君权神授，在中国也可以理解为天授，人君号称天子。不过，这授受者需要道德合法性，需要积极的修为。因此，观象授时，居天地之中，顺四时之变，和天人伦理，不仅是实际的追求，也是国家礼仪的核心。孔子作《春秋》，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始，《春秋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董仲舒说：“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所以，最后发展到新王登基，改朝换代，要象征性地祭告天地祖先，改朔易服，使自己处于空间的中心与时间的开端，启动新的轮回，礼仪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性制度并具有特别的内涵。
二、先贤之论
季羡林认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一般的解释都是说它源于儒家的思孟学派［3］。张岱年从哲学史角度对这一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进行评析时认为这一思想源于先秦，经汉儒和宋儒的发展而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思想，主要可分为三派：董仲舒、程颢和程颐、张载。前者强调天人感应，中者强调天人同理，后者强调天人同德。而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一词是在宋代张载的《正蒙·称乾篇》中［4］。
其实，天人合一思想可能比语源学和哲学所关注要源远流长得多，从文献上来说，《尚书》中“钦若昊天，敬授民时”“不浮天时，恪谨天命”“天叙有典，彰善惩恶”等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事迹就相当多。近年来，考古发现与沟通天人有关的文物古迹也相当早、相当多。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内容非常杂驳古老，其中即处处蕴含着有关天人关系的概念和思想。“四库”馆臣即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也。”《周易·乾卦·文言》就此也有非常明确的阐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算命打卦本来就是将各种自然与人文现象杂糅一起推演解释，如《周易·乾卦》之“乾”，即可理解为天，也可理解为阳、男、主等，完全可以就事据情解释。宋代理学家程颐就解为：“乾，天也……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他把“元亨利贞”比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就很符合天道运行特点。因此，天人合一思想甚至可以被理解为《周易》的基本思想。
比儒宗孔子略早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天、地、人、道四个关键概念已经齐备，不仅构成老子的重要思想，也是道家一贯的基本思想。《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将人生和天命一起讲，并进一步指出，天生万物，人异于万物者，在于其独能知天命，近于天命。《庄子·山木》篇提出“天与人一也”，这已近于是天人合一命题的一种系统表述了。
先秦诸子基本上都有涉及天人关系的论点，大致可以区分为易传的天人调谐说，庄子的因任自然（顺天）说，荀子的改造自然（制天）说等不同思路，并逐步演进为儒家以天命说占据主流位置的天人相参思想［10］。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等书中不时有君主的施政态度影响天时、国君失德引发灾异甚至是江山易主的记载。《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天人合一经岁月变迁，渐渐发展为适应环境、时势并与个人修为、社会治理、政治合法等合一的思想体系。
西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与政治领域的指导思想。诸儒中以董仲舒天人相类、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说的天人合一观最为系统，影响最大。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又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在董仲舒眼里，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因此，他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将天上神权与地上王权沟通起来。他极力推崇《春秋·公羊传》的见解，阐发孔子“春秋大一统”之旨，把封建一统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为“王权神授”制造理论依据。他的这套理论已经将个人、社会、国家、宇宙完全整合在一起了。同时期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主张“天人合一”，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
东汉的王充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有两个主要贡献：一是认为天为元气，他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将认识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二是提出天道无为而人道有为，为人的努力追求指明了方向，并直接为宋儒的天人观奠定了基础。
观天、天文作为中国早期文化的重要源泉，主要是因为观象和授时、农耕文明生产生活的安排具有内在联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播秋收，顺天应时，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东方文明的主导性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观等。在世界观和人生观里，最重要的就是对生命与天地的崇拜，对生命本源，生死的探寻、认知与崇拜，这是一切文化和文明最初和最重要的内容，在这些方面早期中国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早期人类祭天和天崇拜现象是普遍的，对“天+帝”的信仰也是世界各地各文化普遍都有的，因为天高高在上，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这就容易形成所谓的上帝观念，早期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在早期中国主流的生命观里，不是上帝造人、造世界，而是天生地养、阴阳互动化生了生物与人，比如广泛流行的盘古神话即作如此解释。因此，中国早期文化关于生命起源的一大特点是化成说——从无到有，从天地之气化生出生命，包括人，即所谓天地赞万物之化育。这为早期中国思想中独特的天人关系奠定了本源性的基础，也使得天、地、阴、阳、气等成为中国文化与思想的重要概念。
结合考古发现，回溯对天、祭天以及天人关系之认识的历史源头，似乎比文献所述更加遥远。
考之最早的甲骨文中“天”字的写法，乃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头部突出齐平，反映了对天的认识已包含着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在内。不过，在甲骨文有关文辞中，天也已经有高高在上的至上神、帝的意味。甲骨文中的商王已有称帝的，并初步体现出将王族祖先与天关联的思想观念。周人代商之后提出新的天命观，提倡以德配天，以祖配天，使天、德、祖逐步合一，并形成“宅兹中国”的中文化、居中的观念［11］，形成了有德而得天下者居住在天地之中和新的时间的开端、作为天的代表和天下大宗行使人间的统治权力这套有力的解释系统。秦汉逐步发展出丰富、系统的阴阳五行理论并整理出五帝的谱系，将这一切统一为一个更加严密的整体。后世所谓的大一统，不仅是指政治体制，也包括由空间、时间、人结合在一起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包括学理上的学统、政治上的政统和社会实践中的道统，这个稳固的结构长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先秦诸子时百家争鸣，思想解放，不仅君王，所有人都可以被视为是天地精灵，可以求知得道，有修为的君子喜欢以玉比德，宋代张载直接提出要为天地立心的人的使命。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早期的天人关系先后经历过天命至上、道法自然、天人相参的不同阶段。在天人合一学说中，以天人感应最为基础，并慢慢发展到天人合道、合德的互动。如此，早期中国的世界观就直接从原始巫术宗教性思维逐步上升到具有一定科学和伦理哲学的范畴，从而形成了文化上的不断突破。历代大儒主要从顺从和效仿天地之道入手，将天地之道内化为人德修为，而后引导人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就是直接影响中国个人、社会和政治方方面面长达两千余年的所谓的大一统观念［12］。
三、考古新知
以上综述可算是古代中国简略版的天人关系思想史。而文献记载与传说中涉及天人关系的最早事件，可以追溯到《尚书·吕刑》，该书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尚书孔氏传》解释说：“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这里的帝是指尧，乃传说的五帝之一，所述事件似乎无关于天人合一，但既涉及祭祀天地，也涉及观象授时，多被后学解释为祭天与观象授时开始表现出专业化与垄断化的迹象，表明当时社会发展到分化、分层的新阶段。
实训模拟室的设备和工作环境与正规企业财务部门存在不小的差距，比如模拟室空间相对较小，环境较为复杂等。同时，模拟室里的训练只是模仿企业财务部门的工作形式，储存的财务资料与实际的财务资料有着很大的不同，学生在操作过程中也没有按照正规财务人员的操作标准进行操作。
就具体的考古发现来说，在距今65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曾出土三组仰韶文化蚌砌龙虎图案，其中一组在45号墓中，墓主男性，身高1.84米，头南脚东，其右侧为蚌砌龙塑像，左侧为蚌砌虎塑像，龙虎以墓主为轴心，头皆朝北朝外。墓壁的东、西、北三面有小龛，各葬一少年［13］。天文考古学家冯时综合文献记载和墓中各要素内涵以及结构布局，推测45号大墓完全是在表现天象观测和有关信仰，他甚至将墓主人脚部原来没能搞清的三角形蚌塑和其东侧横置的两根人腿胫骨推测为北斗七星的斗魁与斗杓，并推测当时已经形成了东宫青龙、西宫白虎的初步的天宫划分，而且相关要素布局也正符合当时天际诸星在墓地所在位置的观测角度［14］。
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春夏秋冬和昼夜交替与地球、太阳、月亮、星星的联系，并认为北天极是地球自转之轴向两端延长与天球的交会点，在没有发现岁差之前，人们认为天极是固定不变的，是观察天象的原点。古代离北天极最近的北斗被认为是天宫的中心。《史记·天官书》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即天帝。又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但是，这种知识与观念有多早？冯时认为西水坡墓地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迄今最早的证据。
古人观天主要是为了知地，了解自己的位置与所处环境；而观象授时，是通过空间来更精确地确定时间，以及明晰时空与万物生长演化的关系，即《荀子·天论》所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
西水坡45号墓形状特异，开口呈非常少见的南圆北方状，冯时进一步推测这可能和早期中国盖天说的天圆地方观念有关。比之稍后，考古学家在距今5000余年前的辽宁东山嘴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祭坛，圆坛坐南，方坛居北，冯时推测它们分别表示天穹和大地，将天圆地方的观念表现得更加精确，圆坛南侧又有三个相联的石圈，表示日、月、星三辰联璧。不仅如此，圆坛三环已经对应于观察一年两至（冬至夏至）两分（春分秋分）的内衡外衡［15］。
准此，中国史前天圆地方和观象授时的观念、相关知识和操作实践的产生比文献记载与传说可能还要早，且与先秦时期成形的文献相当契合，甚至和明清仍然延续使用的天地祭祀及观象授时等内容一脉相承。
4.3.3 切口局部浸润麻醉：切口局部浸润麻醉也常作为剖宫产术后伤口疼痛的有效镇痛措施之一， 因其实施简便，效果确切，对设备依赖性较低，经常为临床麻醉医生所采用，可减少静脉镇痛药用量，降低镇痛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增加患者镇痛满意度。但对于已使用椎管内阿片药物镇痛复合非甾体药物或对乙酰氨基酚镇痛时，伤口浸润效果甚微。术前、术后均使用伤口浸润阻滞，比单个使用可提供更好镇痛效果。置管后持续伤口浸润可提供更好的镇痛效果，可减少患者术后疼痛评分，减少阿片类药物使用，降低恶心呕吐发生率。临床经验表明，若持续泵入局麻药，筋膜下置管效果比筋膜上或皮下置管效果好[21]。
再晚近一些，山西襄汾陶寺城址距今4000余年的中期南边小城内的大型特异建筑ⅡFJT1［16］被发掘者推测为观象授时的土圭表，他们做了大量的模拟观测和实验考古以验证自己的推测，并受到相关学科专家综合研究后的认可［17］。陶寺是同时期中国少有的明确具有宫殿、宫城和外城的超大型都城级聚落之一，一些专家推测可能为尧都所在［18］。用圭表观测日影计时萌芽甚早，考古出土相关文物众多，但是把大型土筑圭表作为观象台建在城南的重要位置，把观象授时作为统治者重要的社会职能，这是迄今最早的考古学证据。相传是西周周公首建的登封告成观象台，不仅是史上几大著名观象台之一，而且位于古今公认的天地之中西周成周王城之南，标志观象授时、祭天、祭祖，基本上成为整体性的国家正常职能。此后，历代帝王多在南郊祭天，取“就阳之意”，进一步和阴阳五行思维结合起来。明清北京城祭天的天坛和观象台也仍在城内东南方位。
宋代是儒学复兴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二程和张载等深入挖掘传统资源并对天人合一思想有新的理解和发挥。程颢上承孔子之仁，认为仁即合理，天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并从此提出存天理抑人欲的新说。张载的气一元论认为，乾坤即天父地母，气生化身而有人［4］。他在《正蒙·乾称篇》中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他从天道与人德合一的角度出发，将天人关系与《中庸》的诚明观念结合起来，并喊出了著名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
作为最早驯化农作物（小米和大米）、历史最为悠久的农业民族之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对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植物崇拜的痕迹也尤为明显。据古文字学家的研究，在甲骨文中“帝”字写作花蒂之形，大致可以析出三种含义：其一是花蒂的象形，用此象征殷商种族绵延不绝的本源；其二以“帝”作为祖先神的别称；最后以“帝”或“上帝”称呼天神［19］。最初人所观察认知的是花之蒂，开花结果，瓜熟蒂落，这个过程被认为具有生命历程的普遍意义。因此，西方等作为万物之祖的人格神的帝，在中国早期思维中则可能源自花之蒂——开花然后结果，种子之所自出。对天地的自然崇拜，具体的生殖崇拜，由蒂而帝，逐步人格化的结果就是人间的帝是指有大能大德的人，即传说中各部落的人祖，是所自出的意思。商代晚期的帝王已经开始称帝。与人帝对应的是天帝的观念在商代就已经出现。这种先是地上的东西，人间的东西，被送上天以后，才成为高高在上的帝，天地对应，并发展出特别的具有整合性的祭祀仪式——禘。
又如，《月令》孟春之月：“某日立春，盛德在木……禁止伐木。”[7]224《睡虎地日书·十二支害殃》：“毋以木斩大未(木)，必有大英”[9]231，不能在木日砍伐茂盛的树木，否则会有灾祸。以上两处规定深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西汉晚期《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对“春毋伐木”的规定为：“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10]4相较《礼记》和《十二支害殃》，《诏条》规定更加务实，以上史料均充分体现出时人敬畏自然、趋利避害的社会意识。
其中，玉器一直是中国文化中最具象征性的巫术法器，后来成为重要的礼器和君子之德象征的瑞器，可能与上述思维有密切关系。玉不仅是山川精灵、石之美者，最初用其制器，可能也是取其葱翠之色，具有浓厚的自然敬畏和生命崇拜的象征意义［20］。这不仅是后世治玉的一贯思维，距今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中已体现得尤为明确。今之所谓龙，既是天上的星宫，也是地上各种动物特性的集大成者，而最初的红山玉龙造型则更像是所有动物胚胎的集大成者。很多玉器造型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实在怪异，其实都可能是当时人眼中代表生命和宇宙模型的浓缩意象，玉器大家杨伯达先生对此有很多论述，无论是巫之器，礼之用，人之德，玉器均有重要的象征或者操持宇宙生命之内在意义［21］。玉文化的确堪为早期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最近发掘的陕西凤翔血池秦汉国家祭天遗址祭祀坑中玉礼器的配物除了玉璜、玉琮（玉琮在先秦文献中多被认为是地之象征）等传统礼器之外，每坑必有固定的男女玉人偶［22］，天地人以这种方式在这一特别的祭仪中会合、对话，无疑是典型的中国天人观念的集中体现。
观象授时和生殖崇拜、天地崇拜结合起来，和祖先崇拜结合起来，蒂—帝—禘这样不断转换的认知和实践过程，逐步孕育出中国式的天地观、阴阳观、择中居中观。观象授时，让人间的帝居于天地之中，像种子居于花瓣之中，把空间、时间和生命历程、人间丰收和谐统一起来，最终形成生命观、宇宙观的统一，形成中国文化与思维的自身结构与特点。空间的秩序，包括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移动轨迹等，既是时间的空间表象，也是人的时空位置坐标。所有这些的运动变化，都遵循同一的内在规律。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这个“式”，即是这一结构的奇妙描述。《论语·为政第二》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个人与社会，均被纳入这一结构之中。
模态分析是动力学分析的基础，结构的模态能够直接反映出结构自身刚度和结构布置的特性，是结构地震分析的基础。抗震分析的第一步是对结构进行模态分析，提取自振频率和振型，得到结构的基本动力特性。
从多年的传统教学结果来看，大多数学生反映通信电子电路课程内容难，学习效果较差。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通信电子电路的先修课程较多，需要用到大量的先修课程理论知识。例如，器件的非线性特性涉及半导体物理和模拟电子电路课程的内容，电路的设计和分析涉及电路分析、模拟电子电路、高等数学等课程的内容，信号的处理和传输又涉及信号与系统、微波等课程的内容。对于先修课程基础薄弱的学生，教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很难做到把整个知识体系梳理一遍，没有足够的时间回顾致使学生跟不上进度。
四、当下启示
每种文化都有其关于世界与人的本源性认识。这不仅决定其世界观中关于人与万物缘何而来，本源的起点、要素和结构关系等，也规范着后世的思维方式与社会文化发展方向、路径。在早期中国的世界观里，世界和生命的本源具有自创性——天生地养，生生不息。因此，人与万物顺应天地时势，天人合一，万物同道。但是，人作为天地万物的精华，将自我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和中心，又极力扩张自己的权利，提升自己的修为，因此，也要对自己负责，对天地负责，对万物负责。《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人）在天地间秉持一种非常积极健康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水秧村地貌以山地为主，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属喀斯特地形脆弱环境，自然环境条件较差，人均占有耕地大约1.1亩，且耕地质量差，多为坡耕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到县城大约需要2小时车程，制约了村民的出行和与外面的经济往来。
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这一思想中，天与人都是不断演进的。天既是自然之天，也是概念之天，正是在其不断概念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早期中国人探索认知的思想结晶与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汤一介先生概括天的概念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自然之天（有自然界之意）、主宰之天（有人格神之意）、义理之天（有超越性的道德之意）［23］。但是，天最终发展为与人为相对的自然的概括。人可以是绝地天通的重黎，也可以是有大德大成的人王、帝，还可以是有所修为的君子和芸芸大众。
合，乃是对天人关系的概括。合有各种表现形式，有化育，有授权，有祭祀，有巫术，有观天授时，有顺、参、交相胜等等，最终汇聚为调谐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与政治秩序的思想观念、修行和礼仪典章制度，以及哲学与文化的总结。在祭祀中，“禘”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概念和仪式，祭祖祭天均可称禘。如上所述，禘源自蒂，乃天地间的精华，在人间是德合天地者的圣主，在天上是一切自然物的人格化总代表。因此，禘是具有总括性的祭天祭祖形式，是祭所自出，是将天人联系起来的具体化仪式。更关键的是，通过“合”这一哲学意义的概念的提出与发展，天人关系随着认识提升而不断进化，天的概念不断扩展、完善，人自身也得到不断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天命和道、德等观念加入进来非常重要。因为，命即需要运，要生生不息运行下去，道需要求索、认知，也需要实践，要知行合一。其他文化常常是一分为二、二元对立地认识和看待世界，而中国早期思维则有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合二为一这一维度［24］。这种关系里，尽管同样有两两相对的二元观念，但是，二元各自的边界并不固定、绝对，二元自身是发展变化的且非对立的，犹如太极图中阴阳二仪，在二元的正反合中，合的思想极其突出，二元不仅可以构成更高层次的整体，甚至二元要生三、出新，相克中还有相生。这种整体性、辩证性、关联性、运动型的思维方式，使得各元具有同一的命运，同一的道，符合同一的生生不息的运行大化及其规律。人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可以发挥自身求知求道的积极主动作用。这就使得天人关系的认识具有相当的科学、哲学与文化自觉，相对于纯粹的宗教、巫术思维无疑是一大突破。因此，先哲所论天人合一思想成熟的先秦时代，业已奠定了中国思想认识论与文化的轴心时代。由此而导致的人文精神领域中的敬天法祖、继承与创新、修身养性、积极进取，也是后世中国文化融合性与连续性发展的动力源泉。
正是基于天与人实体与概念的系统观、整体观、协同观和发展观，以及主客体及其关系的理性协调进化型思维，不少论者认为天人关系可以归纳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在于经济生产水平、财富与社会分化等方面的积累，也与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结构、社会组织方面的连续演进和变化有关，可以将其概括为相对于西方突破式的文明起源与演进的中国连续性演进模式［25］。显然，天人关系的认知与思维方式，不仅影响到中国文明形成路径及其特点，也影响到文明形成之后的持续演进路向。
由此可以回到本文缘起部分的话题。
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连续演进模式，天人合一的思维与行事方式，人与自然的认识与实践，是否可以对今天人类思想资源与未来发展有所贡献？答案应该是当然，这不仅是因为各个文化与文明视角上的多样性，同时也是建立在人类连续可持续的生物与文化进化的客观基础与要求之上的。因为，如果人类灭亡、文化终结，一切就无从讨论，这正是俞伟超先生提出天人合一要加上古今一体的要旨之一。其出发点是，考古学要理解古代，就要动用今天的一切理论方法与资源，包括民族考古、实验考古乃至科技考古这些中程性的理论方法；而认识古代不仅是为了知所自来，也是为了获得今天与未来发展的启迪，古往今来，人类的历史及其认识应该具有整体性。而我们今天讲中国文化的复兴，也不是为了东风压倒西风，为了谁战胜谁，而是要在古今中外文化与思想资源的多样性中，通过比较融汇提炼最合理最佳的当下与未来的发展之道。天人在变，道也在变，时间之矢不可逆转，我们今天讨论天人合一，这天自然已不是原来的天，人也不是原来的人，完全应该借鉴包括西方尤其是近现代的自然社会诸学科对天人深入研究的认知成果及科技手段，站在新时代的基础上，去寻求更适合今天与未来的发展之道。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发现中西文化这二元其实也完全是殊途而同归，可以互鉴互补，而真正的未来正道肯定也只能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协调演进，此可谓汤惠生先生所说万法同源的本意吧。
如果说今天我们认知范畴中的天人合一之天已不仅是天空中的日月星辰，而是与人为相对的自然的总称，那么今天的人也已经是经过了数百万年进化、发展的一种灵性动物（现代人类在现代科学的分类命名系统中即是智人），不仅立于地球生物金字塔的塔尖，生物之外的万物也开始为人所探索、利用，因此，人的形成与进化是地球上一切的集中体现。人自认为是万物之灵，是天地万物的集大成，是天地之间的万物养育并支撑了人，那么，人要可持续地发展，当然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对其负起应有的责任。从历史、文化与哲学上看，人确实是一个赋灵者，这不仅是指人能造神，而是指人能超越生物进化的羁绊，通过制造工具、利用符号交流，不断超越自身局限，超越时空；不仅谋划当下与未来，也能追溯自己的历史，回看地球与宇宙的历史，唤醒大自然蕴藏的丰富信息并赋予其价值和意义，汲取经验和教训——人在扩大自己权利、福利的同时，也在赋予万物以价值。只是，今天人类应该认识到，作为一个赋权与赋灵者，这权与灵不能仅仅给自己，也应该给他人与万物，此即儒家作为礼之本和德之端而倡导的仁义之意，因为人与万物已经捆绑在了一起，自然不仅开始被驯化，也已经开始被人化、文化了，自然之物同样需要和人一起按照自然与文化的双重路径往前演化了。这是和宇宙乃至生命的进化具有内在关系的一个协同共生的演进过程，也是“合”的当下新意。
因此，对人的出现与进化、人与世界关系、天人关系的正确认知与建构具有重大意义，历史、现在与未来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人从自身出发启动了这一协同演化的进程，自然会有自我中心主义的天人关系取向，但是人不可过分索取，在人的认识提高之后，能力增强之后，更要有文化与哲学的自觉，人的行为要合理而适度，人的自强不息，要能够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之一，天人之道，非人类独行之道，而是万物共享之道。因此，在传统中国思维中，允执厥中的中庸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几乎是一样古老，也一直是相辅相成的。这应该就是“天人合一，古今一体，中西合璧，万法同源，大道为中”这组话的真正含义。
（本文原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祭天与古代文明”学术研讨会的发言而作，原题《天人合一新解——略说作为赋灵者的人与考古学》，新题为修订后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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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Heaven-Human Unity（天人合一）”to“Middle is the Tao（大道为中）”——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World Value System and Its Current Significance
Cao Bingwu
Abstract:Early Chinese value of the world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theory of“Heaven-Human Unity”and“Middle is the Tao”，in which，the former is considered as the core value of Chinese ideology，ethical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From early documentation，the heaven-human unity theory is based on the induction of heaven and mankind，gradually transforming to the unity and interaction of the two ends in perspective of Tao and moral and ethics.Early celestial-human relationship has been developed through different phases such as considering celestial as priority，valuing nature from Tao's perspective，and admitting the exchangeable influence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ity.Archaeology discoveries pushes our knowledge of heaven，haven-worship and haven-human relationship way earlier than narratives from documentation.The dragon-tiger horoscope Picture in the tomb of Xishuipo in Puyang， Henan， the altar of Dong Shan Zui in Liaoning，and the observatory of Taosi in Shanxi,all showcase certain viewpoints of ancient Chinese ideology of heaven-human relationship.In terms of now，the writer argues that the heaven-human relationship can be think as the nature-human relationship，and human should never cease the effort to adjust its relationship and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other beings in the way of“Middle is the Tao”when enlarging our own species’welfare as coexistence with mutual influences in the course of evolveution.
Key words:Heaven-Human Unity；Middle is the Tao；coexistence and coevolveution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19）04-0033-08
收稿日期：2019-04-15
作者简介：曹兵武，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29），主要从事环境考古学、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申 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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