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关键词]康有为 梁启超 中体西用 万木草堂 《桂学答问》 《读西学书法》 湖南时务学堂
一、问题的提出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康有为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各类建策，看起来也是非常西方化的。这尤其表现在康的《上清帝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第六书》之中。但是，如果读一下康有为此期的著作，却会发现，他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不那么西方化；他最为关注并熟练操作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相当大的部分属于经学与史学。这尤其表现在康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之中。传统的经、史之学，是那个时代士人们表达政治思想的方式，即康的表达方式也是相当传统的。
表面上看，对象的表达式(专名)不带有空位是因为对象不是函数或概念，因而没有“洞”，但是同样，如果不借助于语言上的特征，我们根本无法设想一种有“洞”或无“洞”的实体。
康有为最重要的门生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来改造中国社会，其表达方式也已西方化了；他刊行了《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显示其对西学的特别兴趣。但他也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的撰写，并有《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论语〉与〈公羊〉相通论》之类著述存世。在戊戌时期，梁是康的追随者，思想上亦步亦趋。
学术界许多人称康有为、梁启超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主要证据是两条：一是“民主”，二是“进化论”。对此，我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以能考辨。关于“民主”思想，我以为，康有为、梁启超所谈的民主，是“大同三世说”的民主，最主要的依据来自中国传统的经典，与西方政治思想中“人民主权说”的民主，是大不相同的。①关于“进化论”，我以为，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时期虽然接触到严复所译《天演论》，但其基本态度是回拒的；康有为戊戌之后接受了“进化论”，并加以自我的理解，与达尔文、赫胥黎学说有着极其明显的区别，不可混同。②
在完成了以上两项考辨工作后，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自然存在着“中学”与“西学”两个部分；那么，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其比例关系如何？“西学”的概念应如何界定，康、梁“西学”的水准又该如何判断？也就是说，需要对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做一个基本面的判断。
由此而需要下一个定义，什么是“西学”？虽然从广义上说，一切来自西方的学问都可称作西学，明末西方传教士即已将之传入，主要是天文、历算与地理知识。但若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戊戌变法，就会产生逻辑性的叙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革，起始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思想变化，肇端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的产生及其影响。据此逻辑而推导出的疑问为：戊戌变法作为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其发生的原因是否为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之影响？或者说，康有为、梁启超是否受到了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之影响，进而推动戊戌变法？“西学”的概念由此而被缩小，聚焦于因人文主义而催生、因全球扩张而成长的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
本文为此而作，集中注视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特别是“西学”的部分；试图说明，康、梁此时还不了解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思想的变化，不熟悉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对西方的历史与现实存在着许多误读和曲解，尽管康、梁两人的“西学”水准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据此而再推论，戊戌变法表象上是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内核中却缺乏必要的思想与理论的准备。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与日本明治维新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
本文所做的探讨工作是初步的，结论或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本文引用史料较多，为避免转换时造成的行文不便，本文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重要处夹注公元。
二、“宋学义理之体”与“西学政艺之用”
康有为早年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先后随简凤仪、陈鹤侨、梁健修、陈菶生、杨学华、张公辅、吕拔湖等人学习儒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其祖父康赞修。光绪二年(1876)，入礼山草堂，随广东大儒朱次琦学习，前后大约有两年光景。康曾于同治十年(1872)、十一年参加童试，未中式；同治十二年(1874)、光绪二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先后以捐生或荫生的资格，参加广东或顺天府的乡试，皆未中式。光绪十五年底，他参加顺天府乡试后途经上海、杭州等地，回到广州。以此经历来看，他与同时代的士子并无太大的差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底，流亡到日本的康有为在东京写自传《我史》，宣称自己很早便受到了西学影响：光绪五年(1879)，他“薄游香港”，“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开始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光绪八年，他赴顺天府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光绪九年，他“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光绪十年，他“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光绪十一年，“得西医书读之，以信西学之故，创试西药，如方为之”。光绪十二年，他“令张延秋(鼎华)编修告”两广总督张之洞：“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张之洞听从此策，托康与文廷式“任其事”。光绪十三年，他“作《内外篇》，兼涉西学”。光绪二十二年，他“自丙戌年(光绪十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③康有为写作《我史》时，为其人生的低谷，有着许多自我张扬之词，不可全信之。④以上的言论，即多有不实之处。如光绪九年购买《万国公报》，此年恰恰是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因办学事务繁忙而停办《万国公报》，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由广学会复刊。又如光绪十二年张之洞托康有为、文廷式开局译西政之书，从现存张之洞、文廷式、康有为的文献来看，无其事。再如康称光绪十年开始编《日本变政记》及搜集日本书诸事，更是需要打个大的折扣。⑤然而，在此张扬言词之下，康已经接触到“西学”，仍是不争的事实。⑥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他的“西学”知识来源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来华传教士和京师同文馆所译之西书，主要是“声光化电”之类的著作，涉及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者仍是相当有限⑦；广学会所办《万国公报》，对康的影响亦大。⑧
康有为的个人著述，大约起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由此至光绪十五年，可谓康早期著述阶段。现存的主要著作有《教学通议》《民功篇》《康子内外篇》《实法公理全书》等，可一一检视之。
《教学通议》《民功篇》两书，没有涉及西学的内容。⑨
“古今学术源流、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六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分三派)、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诗赋、兵家(出于老子)、天文家、历谱、五行家、蓍龟家、杂占家、形法家、数术家、医家、房中、神仙、公羊、王鲁例、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名例。”
“人有自主之权。按：此为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
《实理公法全书》被视为“西学”精神光芒放射的著作。该书讨论并“制定”了多重关系的“公法”与“比例”，分为“总论人类门”“夫妇门”“父母子女门”“师弟门”“君臣门”“长幼门”“朋友门”“礼仪门”“刑罚门”“教事门”“治事门”。康有为在“君臣门”“治事门”中制定的“公法”，尤其让人振奋，规定了“议院”“民主”(民选的统治者，即“总统”之意，与君主相对立)和官员“公举”。然而，究其“实理”，并非来源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学说，而是出自于“几何公理”：
分时度假本是度假概念，但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类投资项目，在传入中国之后关于其性质的争论层出不穷，是投资还是度假的问题决定了其发展走向和管理方向，定位不清必然陷入管理困境。消费者购买的究竟是某个时段内的使用权还是所有权至今仍未有定论，对其定位不清导致其管理主体、管理责任、管理权限均无法确定。在实践中便会出现当消费者需要救济时举步维艰的局面，这些问题往往涉及非法集资、商业诈骗等，但认定其诈骗或非法营业需其行业主管部门的认定，而这个主管部门是谁？目前尚存明确，使得分时度假的管理陷入困境。
“凡一门制度，必取其出自几何公理及最有益于人道者为公法，其余则皆作比例，然亦分别比例之次第焉。”
“有虚实之实。如出自几何公理之法，则其理较实；出自人立之法，则其理较虚。又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称为必然之实，亦称为永远之实。人立之法，称为两可之实。”
“有几何公理之公。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是也，所谓一定之法也。从几何公理所推出一定之法，乃公法之一端，盖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甚少，不足于用，此所以不能无人立之法。有时转推人立之法为公法，而抑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为比例，此则或因救时起见，总期有益人道也。”
由此，康有为将“几何公理”作为“实理”，凡出自“几何公理”者，作为“公法”，是最高层级，称为“最精”；他又将不合乎“几何公理”而出自“人立之法”者，作为“比例”，称之“无益人道”，甚至称为“灭绝人道”。康由此再作证明：
传感网络技术是由传感器组成的网络，主要包括数据处理单位部件、传感器和通信部件等，在其工作过程中，能够随机分布在需要采集并传输信息的领域中，且不同点之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网络结构。在传感器中存在大量的节点，这些点分布较为随机，节点密集，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因而需要其具有一定的能量存储功能，这样才能保证传感器的正常运行。传感器在物联网技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传感器是物联网技术的核心，能够实现其应用层、传输层和信息感知层之间的连接，从而最终实现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输和交换。
1) 管道的平均失效概率基于历史数据库统计而得，利用损伤因子和管理系统评价因子对平均失效概率进行修正，得到定量评估的实效概率，再根据失效概率的大小来确定失效概率等级。
“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按：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但人立之法，万不能用，惟以平等之意，用之可矣。”
“公法：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按：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今此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
“比例：君主威权无限。按：此更大背几何公理。”
“议院”“民主”(即总统)和官员“公举”，一般被视为西方政治、经济诸学说的范畴；然康有为却从“几何公理”中推导而出，恰恰说明康对西方近代政治、经济诸学说的无知。康将民主政治与“几何公理”捆绑在在一起，是他的误读，也是他的创造。这也是我要界定“西学”概念的主要原因。而“公法”一词，又是康对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美国传教士)所译《万国公法》之误读(后将述及)。从早期思想史的历程来看，17世纪西方思想家亦有多人思考数学、几何学与人类社会法则和思想体系的关系，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法国的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和荷兰的斯宾诺沙(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而师事康有为的谭嗣同，正热衷于“以太说”；梁启超不仅吸收了康有为“几何公理”与“公法”的概念，并有所创造发挥(后将详述)，还有自己独特的“热力说”。
高校辅导员的工作应秉持教育为了学生的原则，坚持教育的出发点是德育的理念，重视思想教育工作。思想工作是高校稳定发展的前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研究青年学生的心理特点、思想动态，了解他们的思想困惑，在学生发展的普遍问题上，如理想信念、未来职业规划、人际关系、恋爱交友、学习实践、心理问题、个人成长等学生易困惑领域，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学生最需要的人，做好学生生活中的救生员，成为学生大学生活中的好朋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康有为这一时期(光绪十一年即1885至十五年，早期)的其它著述中，西学资料也是比较少的。他在《论时务》中提到在省和县设置议院，但其思想资料却来自于中国的传统经典。他在致曾纪泽的信中，询问英国政治制度，提出了30个问题，并称：“生平所念西书，无言及此者。”他这个时期的日记，提到了英国的议会与德国的学校，但在认识上仍有着许多隔膜之处。他又留有各种笔记46篇，也看不出他对西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光绪十五年(1889)底，康有为参加顺天府乡试后回到广州。次年，陈千秋、梁启超、徐勤来学。光绪十七年起，康在广州正式讲学，万木草堂渐成规模。由此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是康有为思想的成熟期。在众弟子的帮助下，康在这一时期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刊刻于光绪十七年，1891)、《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以上三部书刊刻于光绪二十四年)等著作。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的主旨是：一、现存的古文经皆是刘歆伪造的，以能为王莽新朝服务；二、现存的今文经皆是孔子本人亲作，孔子通过其思想的传播，以能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由此形成的“新学伪经学”、“孔子改制说”和初步揭示的“大同三世说”，其基本内容都是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这些学说(“康学”)的创立，康自然有其政治性目的，我以为是“创制立教”。
《日本书目志》的情况非常特殊。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该书是康有为其及弟子抄录日本刊印的《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而成，并有所删节；康有为作《自序》《农工商总序》，并作按语，共为108条。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书目中的其中绝大多数著作，康并没有看过。在《日本书目志自序》中，康以“大同三世说”为前导，在按语中，康又多以中学来讲西学，显示出对西学的误读与曲解。以下举三例，以说明之。先看按语第1条“生理学”：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而是有选择性的接受一些和中国现实密切相关的理论进行宣传。正如一些学者所讲：“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看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他们一旦学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6］正是由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社团的积极宣传，开始使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初步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与实践结合起来。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书》曰：‘往哉生生’。乾端坤倪，鸿灝屯蒙，呈露文明，皆赖人为。人之明智首出者，皆欲穷造化之故、万物之理，至于有生之自来，乃罔知之，舍近而图远，明人而昧己，岂不戾哉！凡学，有可通，有可不通。如生理之学，近取诸身，人皆有之，凡学者所宜，尽人明之。吾《素问》少发其源，泰西近畅其流，鳖杰儿氏、兰氏、歇儿蔓氏，大唱元风，兰氏阐析尤精矣。日本尽译其书，施之学校，行之通俗，源之造化，达之男女。由受形之器推其天命之精，盖为物理学之源，心灵学之本。由此以入于哲学，则‘四通六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矣’。若其学校通俗之书，训蒙问答教科，条理曲备，生理图及达儿敦氏生理书，卫生学尤精矣。老子曰：‘人之大患在吾有身’。‘既来之，则安之’。通其理，卫其生，盖人道之本、治学之始哉！”
我之所以选择这一条，不仅仅因为是第1条，而是康108条按语基本调门大体如此。他首以《易》“天地之大德”和《尚书》“往哉生生”为破题，点出《易》的前四卦，以解读生理学的“生”；继以《素问》作为生理学的“源”，西方的“鳖杰儿氏、兰氏、歇儿蔓氏”是“畅其流”；再以“形”“器”推“天命”，以探“物理学”“心灵学”之本源；转以《庄子》“四通六辟”为延伸，入于哲学的“无乎不在”；最后又以《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作结，以“即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来“通其理，卫其生”，而归之于“人道”与“治学”。这是“掉书袋”式的按语，用中国的经典来曲解“生理学”的概念。再来看按语第36条“议院”：
（1）鼓励课堂上的良好习惯。利用正面的支持和强化来相对弱化课堂上的不和谐因素，使学生在正面力量的感染下，积极向良好的行为习惯靠拢。
“《尧典》曰：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盘庚》：登进厥民，命众悉至于庭。《洪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孟子》：左右皆曰贤，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可杀，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黄帝曰‘合宫’，尧曰‘总章’，三代曰‘明堂’，中国古固有议院哉！通天下之气，会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才，政未有善于议院者也。泰西之强基此矣，日本又用之而强矣。观《国会纪原》《国会始末》《国民大会议》，可见日本变法开议院之始末矣。若其规法章程，参之泰西各国，各囯议院章于是乎尽译矣。”
“希腊变出十二国来。欧洲风俗之变自希腊始。罗马以来未有国王，全世家执事。希腊立九王，此读书家不通之故也。”“通泰西无立城之例。”“欧洲之政皆自希腊始。泰西之文学、治术、技艺诸门，皆自希腊始，与诸教无关，不关各国。”“议院之艺，疏伦所例。”“泰西诸教到希腊时并出。”
“刑罚世轻世重，孔子《春秋》立三世之法，‘治乱世’与‘治升平’、‘太平之世’固异矣。夷族、车裂、炮烙，此太古虐刑也。肉刑，‘据乱世’之刑也，汉文去之，隋文变之。今之杖、笞、流、徒，‘升平’之刑也。‘太平’则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刑措矣。其有不得已之罚，则象刑而已。泰西近去缳绞之刑，轻矣，犹未几于‘太平’也。然其治狱洁，其听审众，不鞭挞以示威,以代理达愚民，犹犹乎多爱民之意矣。日人择而施用之，律有学，学有生，书有讲义、问答、难题，复吾汉世郭躬、陈宠之业，唐时律学博士、律学生之法，移吏幕之阴学而阳用之。道在一转移哉！”
康有为先以“大同三世说”立意，说明“治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刑罚之轻重；后称日本的司法教育，“复”汉代断狱名臣之“业”，“复”唐代律学之“法”，“移”清代刑名吏目、师爷的“阴学”而公开传授。他提到了西方的司法改革，如“去缳绞”“不鞭挞”，仍称之未达到“太平”的阶段。他提到了日本的仿效，如“律有学”“书有讲义”，但言辞中没有什么西学的味道，反而更像是在“择”中国的古代制度。
最能反映康有为这一时期(光绪十六年即1890到二十四年，成熟期)中、西学思想关系的，是他给广东大儒朱一新的信。
光绪十六年年底，朱一新读到《新学伪经考》书稿及康门弟子《日记》，进而劝诫康有为。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思想交锋，现存康有为信件五通、朱一新信件五通。其中光绪十七年(1891)夏末秋初，康有为致朱一新第四函，言及中、西学术，称言：
“不图足下阅门人课部有西学者，遂谓仆欲嬗宋学而兴西学，且援观人于微之义，谓仆取释氏之权实互用，意谓阳尊孔子，阴祖耶苏耶。是何言欤！马舌牛头，何其相接之不伦也！不待自省，相去乖绝，虽正敬足下，此说实在不辨之例，然足下君子人也，求之今日，何可复得，且相交未久，未能相知，而世间或有人耳，且辱足下之爱，不可不揭露一二，以晓足下，故复为书，不复拘文牵义，冒触而略吐其愚。窃以足下不独不知仆，且不知西人，并未尝精意穷经，于孔子之道之大，未能知之也。”
3.3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信度是指测验结果的同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信度系数愈高即表示该测验的结果愈一致、稳定、可靠。本量表主要采用克伦巴赫α系数、分半信度来检测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计算前后两次测量结果的Pearson相关系数以获得重测信度，检验量表的跨时间稳定性。其中本量表标准化Cronbach′s α系数为0.965，分半信度为0.908，均达到了测量学要求0.7的标准[18]。量表总重测信度为0.977>0.7，同样达到了测量学要求，因此，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19]。
“……诚如足下所谓‘六经’之道，日用所共由，如火不可缺，仆即欲叛而逃之，则行遍地球，亦如足下所谓未闻有所谓新奇者。如足下谓彼族无伦理，而有自义理，以为其制度，此则真所谓新奇。然西人无之，地球内无之，不知足下何所指也。考之西俗既如此，则谓仆为变义理，仆将以何变之哉？若将从其教，则彼《新约》《旧约》之浅鄙诞妄，去佛尚远，何况‘六经’之精微深博乎？其最大义，为矫证上天，以布命于下，亦我‘六经’之余说，非有异论也。即使仆能悖谬，其如仆颇能穷理何？故知西人学艺，与其教绝不相蒙也。以西人之学艺政制，衡以孔子之学，非徒绝不相碍，而且国势既强，教藉以昌也。(彼国教自教，学艺政制自学艺政制，亦绝不相蒙，譬之金、元入中国，何损于孔子乎？)方今四海困穷，国势微弱，仆故采用其长，门人问者，亦以告之。后生读书无多，不得其根本节目，不大斥之，则大誉之，经屡批斥，或加勒帛，且颇禁读之。缘学者不知西学，则愚暗而不达时变；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故仆以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故仆课门人，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然此为当时也，非仆今学也。”
各篇整理的痕迹非常明显，已不是当年的笔记，但各篇后都书写“丙申×月讲授”，可知康当年讲授内容的先后顺序。其卷二，篇目为：
三、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及桂林讲学内容的中、西学比例关系
上引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信称：万木草堂的教学，“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康的这一说法是否属实呢？
现存康有为资料中，有康所著《长兴学记》，有康的门生万木草堂听课笔记4种，有康在桂林讲学时所著《桂学答问》，皆是其思想成熟期之作，由此可知康的教学内容。
“德相卑思墨变法，举国皆兵，日本今留后兵三百余万。”
“天下道术至众，以孔子为折衷；孔子言论至多，以《论语》为可尊；《论语》之义理至广，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至该。今举四言为纲，分注条目，以示入德焉。志于道：一曰格物，二曰厉节，三曰辨惑，四曰慎独。据于德：一曰主静出倪，二曰养心不动，三曰变化气质，四曰检摄威仪。依于仁：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宗尚任恤，三曰广宣教惠，四曰同体饥溺。游于艺：一曰义理之学，二四经世之学，三曰考据之学，四曰词章之学。”
即使在各种技术手段广泛运用的今天，语言仍然是教与学中使用最广泛的手段。农村寄宿制中学学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校园里，因此，教师必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包括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帮助其能将所想清楚地表达出来。需要通过掌握和运用教学手段，打开学生心灵的天窗，拨动学生的心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鼓励学生开口表达自己有把握的语句，到尝试叙述所想，再到清楚表达，甚至是用更好、更优美的词语来表达不同层次的要求，使学生在学习中逐步提高。
除了以上“纲”、“目”的细解外，康还讲授了“六艺之学”“科举之学”“讲学”“说经”“读书”“习礼”“论文”“日课”“四耻”等内容。从以上“纲”、“目”及其他讲授题目来看，康致朱一新信中称其教学“以身心义理为先”，使门生“必有宋学义理之体”，并非虚词。细读《长兴学记》，康在“讲学”(汉、宋学)一节中提到“今与二三子通汉、宋之故，而一归于孔子”；在“说经”(古、今经)一节中显现“孔子改制说”与“新学伪经说”，宣布“余有《孔子改制考》”，“余有《新学伪经考》”；在“读书”一节中提到中国传统的经、史诸书；由此可见，“康学”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没有论“西学”，也没有谈“西书”。
康有为弟子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在万木草堂的听课笔记，内容详尽，价值颇高。此时，康有为在北京会试中式，《上清帝第三书》已达天听；归途过南京、上海，办强学会上海分会，结交张之洞等人；正是康学术力量大爆发之际。然黎祖健所录康讲演内容的目录为：
“学术源流(一至七)、孔子改制(一至二)、洪范、易、礼制、礼、禘祫、禘尝、礼运、王制(一至二)、中庸(一至三)、诸子(一至三)、列子、孟荀、荀子(兼言孟子)、春秋繁露、汉书百官公卿表、史记儒林传、史记两汉儒林传、汉书艺文志、律历、乐、经策、文章源流、文学(并讲八股源流)、论文、骈文、赋学、讲王介甫百年无事劄子·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八股源流、袁稿、格物、励节、辨惑·据德、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孝弟·任卹·宜教·同体饥溺、汉晋六朝唐宋学派、宋元学派、明国朝学派、正蒙、通书。”
从以上的目录可见，康有为所授内容仍是中国传统的学术，其中部分内容与《长兴学记》相同，而无“西学”的专节专论。细读《万木草堂口说》，可以明显感受到，康讲授的题目虽然宽泛，但核心内容是“孔子改制说”与“新学伪经说”，并涉及“大同三世说”。康在讲学中亦谈到西方或印度等地，相当数量的部分是他此时比较热衷的“地顶说”“洪水说”，以此来解说世界各国的早期历史；另有一些关于西方的言说，属奇闻逸事之类的“西洋景”，内容分散，不成体系；而真正涉及到“西学”者，数量少，且分散，我稍加整理，分为“议会”“司法”“经济与财政”“大同”“兵役”“婚祭丧服等礼制”“中西学术”“天文与历法”“乐理”等条目，缀录于下，并加简注，以能了解康对这些问题的集中看法：
“疏仑议院”。“后世不行‘谋及庶人’之制，‘与众共之’，‘与众弃之’，‘国人皆曰可’，皆西人议院之意。”“孟子用贤用杀皆听‘国人曰可’，亦‘与众共之’义也。西人议院即是。”“孟子言治天下，皆曰与民同之。此真非常异议，全与西人议院民主之制同。”
“租棃听讼，甚得《王制》决狱之意。外国所谓租棃，即中国绅士也。”“外国有十二绅士曰租棃，必俟画押然后定，即‘疑狱，汎与众共之’也，知外国亦合孔制。”
“外国百里玺天德亦有以捐钱得者。”“外国库氏、温氏，亦创言井田之法。库氏欲以十里之地以千人处之，任其耕读商贾，温氏欲以三十家均田。然皆不可行也。”“外国国用亦由议院年计，亦是‘冢宰制国用’之法。”“美国金库有机器守之，今富甚，年年减赋。”
“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春秋》‘大小远近若一’是大同极功。”
《长兴学记》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初期讲学内容的汇编，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正是他与朱一新思想交锋之际。据陈千秋《跋记》，此书是应众弟子的要求而作。该书的主要内容，康说道：
“欧洲皆是期服。”“英国权革拿定至亲不婚之礼。”“印度、波斯与三代制度相类。”“外国以未时为第二日，俄以十二月为正月，欧洲以夜半为第二日。”“欧洲白统，俄赤统。”“巴比伦、犹太，皆有祭天之制。”“外人考出无龙凤，金人用骆驼祭天，荷兰以大鱼。”“地球各国，皆有章服，惟美国无之，平等也。”“印度之制，以生人殉葬，用火焚之，夫死则妻殉之。日本丧期年，子于亲、妻于夫皆然，祖父母皆百日。西国亦大略如此。”“欧洲皆期服。父母期，夫妻期，日本同，祖父母百日。”“今欧洲尚白，亦行孔子三统之白统也。”“欧洲吉事尚白，凶事用黑。俄吉事用红。”“印度三时，无秋，以四个月为一时。缅甸二时，每时六月。欧洲英、法等国十一月为正，俄十二月为正，皆在孔子三统之中。”
（2）插销筒套预埋。在沉箱底座预制时，在底座的两侧进行预埋加工成型的插销筒套，每侧前后各一个，分别作为牵引和后溜用。筒套长1m，直径为15cm，采用不锈钢镀锌材质，筒套底需要进行封堵，避免浇筑底座时混凝土浆渗透进筒套里，筒套口封堵26cm的正方形加强肋钢板，钢板中孔直径稍大15cm，钢板厚度1cm。底座浇筑完成后，需安排人员对插销筒套进行仔细检查，避免因浇筑施工时残余混凝土浆流进筒套里，影响插销的穿插。
在建筑木模板组件进行组装固定时，为了能够方便地限定建筑木模板组件的浇筑内腔尺寸，每根对拉螺杆上均串接有2片定位锁片，待建筑木模板组件的浇筑内腔尺寸确定后，工作人员将该2片定位锁片分别与胶合面板的内表面紧贴并通过外力咬死，进行定位。
“希腊之七贤，波斯之阼乐阿士杯，印度之九十六外道，皆在周时，与周、秦诸子同。”“西人甚美中国取士之制。”“德国相卑士麦评论诸教，最拜服孔子。”“外国之学，改制之学存焉。”“英之行格里送花瓶一枚于阙里孔庙，前德相卑士麦慕孔子像而拜之。‘有血气莫不尊亲’也。”“庄、列多言至理，能知天地之大，且多与西人之说合，当为孔子后学，但兼老学耳。”“墨子传教最悍，其弟子死于传教者百余人。耶氏亦然，耶氏身后十三传弟子皆死于传教。回教亦然，皆以死教人也。”“墨氏绝似耶氏，墨灭而耶昌者，地中海之故也。地中海各国环绕，急则易逃，墨氏生于中国，无地中海可逃，故公孙宏等专杀侠家，侠即墨派也。”“重生不重死，西人亦近杨朱。”“西学多本墨子。”“墨子颇似耶稣，能死、能救人、能俭。”“墨子之学，远胜老子，西法之立影倒影，至元朝始考得，墨子先言之。”“宋牼言寢兵，今欧洲有太平会，亦自宋牼开之矣。”“希腊盛时有梭格第者，言学以修齐治平，似孔子，约己济人，似墨子。当时创教者亦有七人。”“惠子卵毛、钩须之学，欧洲盛行。”“波斯之造落阿士堆专以阴阳发挥义理。”“公孙龙子讲名学，欧洲学派似之。”
由于铸件的形状复杂，可以选择两个较薄的内浇口．根据内浇口厚度一般不超过连接压铸件壁厚一半的原则，铸件浇口的厚度设计为2.5 mm．根据铸件的形状，最终确定了两个内浇口，浇口的尺寸分别为105 mm×2.5 mm和30 mm×2.5 mm．浇口是传动压力的主要部分，浇口结构的设计与选择生产的压铸机类型有关[2]．试验所选择的压铸机型号是UBE350，冲头直径为75 mm．流道直径为28 mm．
“周时，希腊巴固它拉始言地动，嘉靖五年，哥白尼大详之。”“康熙间，奈端创重学。”“法天文家拉固拉失以重学考出天王、海王。”“重学，法国那白那失创之。”“郭守敬得于回历为多，徐光启得于欧洲历为多，皆外国之历也，中学之历已亡矣。”“美国贺旦有天文台，在洛基大山有天文镜甚大。”“欧洲无润月，回回亦然，元朝用之九执历是也。”“欧洲论日数，有三十号，廿九号则仍以月计也。”“每年溢十一日零四个时。”
“五声二变，外国亦同，外国半声即二变。”“索拉古勤明即中国之宫商角徵羽，又有佛西二变声。”“外国有三品八级。”“吕阳律阴，外国分刚柔、半刚半柔、三刚八柔、二刚七柔。”“欧洲乐太大，非中声。”
从数量上看，《万木草堂口说》近十万言，而涉及到印度、波斯和西方的内容，包括“地顶说”和“西洋景”在内，大约为三千字，由此可见比例关系之低。以上的引文，放在一起看，或感触目惊心，而分散到原书之中，则平淡不彰，就像一小撮盐用手指蘸着吃还是放到一锅汤里喝，味道自不相同。更为重要的是质量。虽说是学生记录口说，经常会有因不甚理解而误记，或因书写速度(当时用毛笔)来不及而过度简化，需要加以会心善意地解读；但从以上引用的内容来看，不得不指出康有为西学程度不高。这也是我不厌其详、尽量缀录的原因。康用中学(主要是儒学)的观念来解释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等多种制度，尤其是“议会”。康用中西学互通的理念来解读西方的“礼教”与学术，尤其是墨子的影响力。特别奇妙的是“三统”，康指认欧洲为“白统”、俄罗斯为“赤统”，以能与董仲舒的学说相联系。康没有看到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在思想领域的巨大进展，没有说明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只提到了一种西书——《百年一觉》。但是，不是这本书刺激了康的“大同三世说”思想，而是这本书证实了他的“大同三世说”思想，由此连带到何休的“著治大平”，想像着“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极功”。这正是康此期“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思路。以上引文的分量较大，限于篇幅，我无法再加入上下文关系，在许多场合，康的本意是说中学，附带地谈到西方或西学，以作为佐证。从以上引文的内容来看，几乎在所有言及西方或西学的领域，康都强调了中学的意义和作用，甚至是主要意义和作用，有些言词已近于“西学中源说”；仅仅在两个领域，他没有强调中学的价值：一是普鲁士和日本的兵役制度改革；二是天文学与历法。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比例关系。
康有为弟子张伯桢录有《康南海先生讲学记》，是他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万木草堂的听课笔记。他恰于此年随康学习。他录下的篇目为：
《康子内外篇》现存本有缺失，不分内外，没有可以被今人认作是“西学”的内容。前引康《我史》称该书“兼涉西学”，若是如此，“西学”将是无比宽泛的概念，引人注目的内容有康的“地顶说”，并言及亚洲、欧洲、地中海区域甚至中南美洲的地理。⑩
相较于黎祖健的笔记，张伯桢笔记的分量要小了很多，仅为前者的五分之一，但其重点突出，特别是“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很可能经过事后的整理。在这一份笔记中，没有讨论西学的专节专论，涉及到西方的内容也很少。张伯桢后又著有《南海师承记》，于1916年(民国五年)寄上海，请康有为亲自审定后刊刻。该稿经过张的事后整理，分《学章》、卷一、卷二。其《学章》的内容，多与康有为《桂学答问》重复，当属事后加录。其卷一，篇目为：
“讲诗学、讲宋以后迄今之诗学、讲骈体诗赋源流、讲乐、讲说文、讲数学、讲仁字、讲孟荀列传、讲图书、讲公羊兼列朝制度、讲正蒙、讲周子通书、讲性理、续讲正蒙及通书、讲庄子天下篇、讲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讲制义。”
以上我摘录的引文较长，以避免断章取义。前一段引文，朱一新怀疑康有为“欲嬗宋学而兴西学”，认为康“阳尊孔子，阴祖耶苏”；康用“马舌牛头”强烈之词来自辩，称朱不了解他，不了解“西人”，甚至不了解“孔子之道之大”。中间我未加引用的一长段话，康说明西学与中学并无根本之矛盾，且事势已有变化，西学亦有其用处。后一段引文，康先说明自已并无叛“六经”之可能性，称基督教不如佛教，更不如“六经”；康再说明“方今四海困穷，国势微弱”，他由此而“采用”西学“其长”——对门生持开放态度，问而“告之”，然其门生因学力不足而对西学“大斥”或“大誉”时，他加以“批斥”“勒帛”“禁读”；康由此表白其根本态度：“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这是康的“体用观”——“宋体西用”——宋学、西学两者之间的主辅关系是非常明确的。这也是中国较早版本的“中体西用”，早于孙家鼐，更早于张之洞。
“讲汉书百官公卿表、讲史记儒林传、讲史记两汉儒林传、讲汉书艺文志、讲律历、讲文体、讲文章源流、讲文学、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及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讲格物、讲励节、讲辨惑、讲主静出倪养心不动、讲变化气质检摄威仪、讲孝弟任恤宣教同体饥溺、讲汉朝六朝唐宋学派、讲宋学、讲宋元学派、讲明儒学派、讲明儒学案及国朝学案、续讲国朝学派、讲公羊。”
以篇目相对，与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有相似的部分，以内容相核，亦有重复。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明。《南海师承记》卷一、卷二，从其篇目来看，没有专门讨论西学的专节专论；从其内容来看，涉及到西方或西学的内容很少，且多未解西学之精义。
风影双手合十，念了一句，阿弥陀佛。她冲上前来，扳住他的身子，不停地摇晃着，嚷嚷个没完没了，你这个没良心的，怎么就忍心离开我？你好狠的心！原来你的心思一直在那些泥菩萨身上，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我们这个茶庄生意总的来说还不错，你也算个小老板了，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你为什么突然要离开？你走了叫我怎么办？你这个没良心的！你的良心是不是喂了野狼野狗？
《万木草堂讲义》，记录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讲演内容。原件无录者姓名，似为康家的旧藏，由康氏后人捐赠给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该件未经整理，篇目为七：“七月初三夜讲源流、中庸、讲王制、讲文源流、讲大学、书目、百官公卿表”，也没有讲西学的专节专论。康在讲授中涉及西方或西学的内容，少于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多于张伯桢所录或整理《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南海师承记》。由于此类内容分量不多，故全录于下，并加简注：
“天文镜近六百里。地从日、火星出。”“洪水者受天地之湿而成，非忽然而有。地之出约五万岁。”“洪水之后，人、物生焉。至禹而定天下之始。通考地球自禹时始。地球由昆仑大初起而定。”
“汉朝与罗马同。康先生作《万国同风考》。”“印度七千里平田。泰西三代：巴比伦、希腊、埃及。”“印度祭祀于夭祠。重巫犹是太古之俗，乡间甚盛。君挟民权，巫挟神权。种族、言语倶从印度出。”“波斯太阳教不存。孔子者，火教也，以太阳为主。”
“礼拜七日极奇。《易经》七日一来复。血气七日一变，孔子时已知此义。”“罗马废闰月。泰西废闰月八百年。天文历算日氏讲。”“印度、埃及文字象形。”
我之所以选择这一条，主要原因是戊戌变法研究的重要命题是康有为的议会思想。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康的议会思想并非来自于西方的学说，而是得自于中国的经典——《尚书》中的《尧典》《盘庚》《洪范》和《孟子·梁惠王》。这是典型的“大同三世说”的说法，与康、梁此期言及议会的多种著述，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传统文献中出现的“合宫”“总章”“明堂”，皆被康武断地指认为“中国古固有议院”。康称“泰西之强基此矣”一句，颇有西方的议会“基”于中国经典(“此”)之意。康又称“若其规法章程，参之泰西各国，各囯议院章于是乎尽译矣”，意为：日本的议会法规参考了西方各国，相当于西方各国议会法规都翻译了；可见康不知道日本、西方各国议会“规法章程”之间的巨大差异。再来看按语第49条“刑罚”：
“现泰西三年丧，通罗马旧制皆三年丧。”“外国皆三年丧，通罗马六年丧。”“三代全行西派，以短衣为尚。”“旦制天文镜可移日在六百里。”“孔子立男女之制，极仁天下也，娶异族之义甚大，至今中国皆赖之。”“人中之微生物，三十三万之显镜可打出。”“孔门专讲类字。波罗斯、土耳其皆孔子之教。”
“外国称中国书至称《孟子》。”“耶稣近于墨子。”“墨子正开西学派。墨子专言物理。欧洲甚行墨学。”“墨至仁者也，以算学来讲道理。”“泰西最赞中国科举之制，中国立科举先于泰西千余年。”“外国宫室年换新。”“外国见师始见君不拜，贤贤也，七日一见师，跪。袖经跪读。”“马夏析不立主，以君而兼师。”“亚洲之俗，见君全用跪。俄国半跪礼，即兼亚洲。日本改法作半跪礼，乃金朝之礼。欧洲见人君不跪，惟见师乃跪，贤贤也。”
“罗马之时，耶氏大行。耶氏是开新教。耶氏翻《摩西》，无条不是出于佛学。”“外国亦创‘已泰’之学，皆发挥未来之事。”(以上见“七月初三夜讲源流”)
“六宗是耶教十字架，然不如吾教之精微也。”“泰西无四时。印度行三时。”“通泰西无城。”“外国攻孔子言知生不知死，谬矣。”“未有火化，今中国鱼生是。泰西皆用火化。”“中国十二律。泰西廿四律。”“乐以人为主，泰西考色有七。”“男三十而娶，女三十而嫁，泰西犹行之。”“今(合)男女当年德，今泰西行此义。”(以上见“中庸”)
“德国亦有公、侯、伯、子、男爵。”“外国虚爵，本朝王称其子，本金朝之旧。外国或称苏丹，或谓之沙。”“英人考之，谓一人有二亩田极好。化学日出而地之物加倍，其权在人操。”“用金，太古之制，外国用之。”“外国全用孔子制。英国君主三十余万两，宰相五万两。”“外国之冠高行天统，本朝亦如之。”“外国之官皆几千。外国民主外行步行。”“外国行助法，本朝行贡制。”“外国‘度地居民’。”“法国制例与《王制》全同。”“外国治国，用孔子之制也。‘司会以岁之成质’，今英、法各国行之。”(以上“讲王制”)
“外国话五十三度，广东三十度。作文四六，作诗五七。欧洲二十字句。”(以上“讲文源流”)
“《生利分利》，今李提摩泰《富国策》，皆本此义。此谓‘知本’二字，无误文，此谓知之至也。”“‘生财有大道’，发出一部《生利分利》《富国策》来。”(以上见“讲大学”)
“羊皮书，外国有之。法国书四万余卷。罗马同中国六朝甚相合。六朝淫乱，比唐朝尚过之。读史宜知国政民俗。”(以上见“书目”)
“明时倡折色之说，人大攻之，今泰西皆用折色。”“稷播百谷，是西农部尚书。”“‘作纳言，出入帝命’，是议院所起。”(以上见“百官公卿表”)
以上引文，我未用缀录的方法，而是按照原来的顺序，摘录排列，以能更清楚地看出康有为的思想脉路。《万木草堂讲义》篇幅较小，大约有三万余字，以上引文不足全书篇幅十分之一，是比较低的比例关系。再从质量来看，不难看出康有为西学程度亦低，且多有错误。“地顶说”、“洪水说”，康依旧在讲，分量已大为减少。奇闻逸事的“西洋景”，康依旧在讲，如“三十二万之显镜”，“化学日出而地之物加倍”。由于记录过于简要，有些文字难解其意，如“孔门专讲类字”，“外国话五十三度，广东三十度”。康仍在使用中学(主要是儒学)的观念来解释西方的各种制度，如“司会以岁之成质”，“作纳言”。康仍在使用中西学互通的理念来解读西方的“礼教”与学术，如“外国皆三年”，“欧洲甚行墨学”。在一些领域，康将“外国”(欧洲)描绘成合乎儒家理想的状态，尽管他没有见过，如“见人君不跪”“见师乃跪”，“今(合)男女当年德”，“度地居民”。对于基督教与佛教的关系，康的说法相对武断：“耶氏翻《摩西》，无条不是出于佛学”；“六宗是耶教十字架”。对于孔子的地位，康的说法绝对武断：“外国治国，用孔子之治也”。
在以上引文中，康有为提到了三种书：第一种是康自己写的《万国同风考》，说明中外在历史、制度乃至思想的相似性，甚至相同性。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授学时，对得意门生戴学礼也提到过此书(称书名为《中西同风考》)，并介绍过其中一篇的内容。康的中西学互通的理念，由此可以得到证实。第二、第三种分别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的《生利分利之别》和法思德(Henry Fawcett，1833-1884)的《富国策》(ManualofPoliticalEconomy)。康之所以提到这两本书，是因为李提摩太在《生利分利之别》卷二中称：
“《大学》言：‘生财之大道，一曰生之者众，一曰食之者寡，一曰为之者疾，一曰用之者舒。’盖历亿万千年、统五洲万国，凡言利者，胥准此矣。”
康并不是赞赏李提摩太的著作，而是赞赏李提摩太的著作也证明了《大学》的正确性。“知本”一语，又见于《大学》：“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由此，康称：“《生利分利》，今李提摩泰《富国策》，皆本此义”，其大意是：《生利分利之别》，李提摩太版的《富国策》，皆依据《大学》这段内容之义。法思德的《富国策》，只是被连带提到。梁启超后来又著《论生利分利》(《新民说》第十四节)，再次阐发《大学》此义。相同的事例，还有一例。康有为在讲《王制》时说：“德国亦有公、侯、伯、子、男爵”，他心中所对应的，是《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并涉及到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十一年称：“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康的本意在于说明，德国的爵位合乎(或采用)由孔子所制定的《王制》，并相应于“地之有五行”。康并不知道欧洲的贵族爵位之名号，只是翻译问题，与儒家的文献与教义无涉。
最能反映康有为此期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底色的，是《桂学答问》。
光绪二十年(1894)冬，康有为应弟子龙泽厚之邀，去广西桂林讲学，共住40余日，著《桂学答问》。康在序言称：“既居风洞月余，来问学者踵屦相接，口舌有不给，门人请写出传语之。”该书因此而作。
《桂学答问》的主要目的，是宣讲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说”，由此规定了最为经典的精读书目为：《春秋》及《公羊传》，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解诂》，《孟子》，《白虎通》。康对此称言：“以上五部书，通其旨义，则已通大孔律例，一切案情，皆可断矣。”康又称，若要通孔子律例，除以上五部书外，还研读“六经”、《史记》《五经异义》和《新学伪经考》，“一切古今是非得失，了然指掌之中”。在此之后，康开出一个需要“择读”“补读”“不得不读”“宜读”“当读”“熟读”“全读”“可读”“查考”的巨大书单。按康言之顺序排列于下：
《四库提要》经部目录。魏源：《诗古微》，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禹贡锥指》、《易图明辨》，惠栋：《易汉学》，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及一切今学经说”。
《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
《左传》，《礼记》，《周礼》。《尔雅》。《说文》，《广韵》。
《七经纬》。
陆贾：《新语》，贾子：《新书》、《盐铁论》，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太玄》，《法言》，《论衡》。
《老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国语》。《国策》(《战国策》)。《逸周书》，《山海经》，《穆天子传》。
“廿四史宜全读”。
《大清一统地舆图》。《历代地理沿革图》，《历代地理韵编》。“至天文图、地球图、五大洲图、万国全图，皆当悬置壁间。”《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大清一统志》。
《史通削繁》。《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廿二史四谱》。《廿二史札记》。
《资治通鉴》，《续通鉴》。《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元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
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续三通”，“皇朝三通”。
《九朝东华录》，《耆献汇征》。《国朝先正事略》。《大清会典》、《则例》。《大清通礼》，《大清律例》。《十朝圣训》。《经世文正、续编》。《圣武记》。《吾学录》。
《朔方备乘》，《蒙古游牧记》，《藩部要略》，《新疆识略》，《卫藏志》。
《阙里文献考》。
《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国朝学案小识》。《二程全书》。《朱子大全集》，《朱子语类》。《正谊堂全书》。《近思录》，《小学》。《司马书仪》，《朱子家礼》。
《困学纪闻》，《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癸巳类稿》，《癸巳存稿》。《颜氏家训》，《黄氏日抄》，《明夷待访录》，《文史通义》，《校邠庐抗议》。
《孙子》。《历代兵制》。《练兵实纪》。胡文忠公《读史兵略》。《行军测绘》，《水师操练》，《陆师操练》，《防海新论》，《御风要术》，《克虏伯炮说》，《炮操法》，《炮表》。《海战纪要》，《兵船布阵》。
以上的书目，加上“五部书”和“六经”之类，共计162种，还不包括康有为另行开出的参考之书和可供查考的丛书。这么大的数量，其中许多种又是大部头，如何能够读完？对此，康称：《五经异义》“数日可了”，《新学伪经考》“三数日可了”，《四库提要》经部目录“十数日可了”，“西汉时书”“十余日可了”，“诸子一二月可了”；甚至称：读“二十四史”，“资质稍鲁，加倍其日，亦三年可通全史矣”。我在这里并不是讨论受教的桂林学子能否在康的规定时间内读完这批书籍，而是强调桂林学子完成如此巨量的阅读后，才开始接触到“外国”和“外学”。康转笔写道：
“圣道既明，中国古今既通，则外国亦宜通知。譬人之有家，必有邻舍，问其家事，谱系田园，固宜熟悉，邻舍某某乃全不知，可乎？况乎相迫而来，我之所为，彼皆知之；彼之所为，我独不闻，尤非立国练才之道。今为学者略举其一二。若仅通外学而不知圣学，则多添一外国人而已，何取焉！
一、地志。宜先读《瀛寰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书皆本焉。《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余若英、法、俄、美国志皆粗略。《万国通鉴》、《万国史记》、《四裔年表》可一涉。(数日可了。)《日本图经》、《日本新政考》，日事亦略见矣。
一、律法。《万国公法》，万国所公用。《星轺指掌》，使臣之体例，最要。(一二日可了。)
一、政俗。《列国岁计政要》、《西国近事汇编》最详。《西国学校论略》、《德国议院章程》、《西事类编》、《西俗杂志》、《普法战纪》、《铁轨道里表》。此外，各使游记，如《使西记程》、《曾侯日记》、《环游地球日记》、《四述奇书》、《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使东述略》，皆可观。张记最详，薛记有考据，余皆鄙琐，然皆可类观也。
一、西学。《谈天》，《地理浅识》，《天文图说》，动物学、植物学、光学、声学、电学、重学、化学，有《西学大成》辑之。有《全体新论》，《化学养生论》，《格致鉴原》，《格致释器》，《格致汇编》。(此书是丛书，各种学皆有。)《格致汇编》最佳，农桑百学皆有。
一、交涉。《夷艘寇海记》，《中西纪事》，《中西关系略论》，各国和约。
凡此皆旬月可毕，而天下万国烛照数计，不至暝若擿涂矣。若将制造局书全购尤佳。学至此，则圣道王制，中外古今、天文地理，皆已通矣。”
康有为将外国当作“邻舍”，将“外学”作为知已知彼的功夫，并没有崇尚的意思。“若仅通外学而不知圣学，则多添一外国人而已”一句，与康先前所说的“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意思是相同的。康提示的“外国”、“外学”，共计有35种书，另有英、法、俄、美国志和各国和约，须一一加以辨识。先去掉与本文的论旨关系较小的9种，即康称之“西学”今被视为科学技术与医学者；剩下的26种和西国史地、各国和约，康分成四类：
一、“地志”(各国史地)。《瀛寰志略》(徐继畬)、《海国图志》(魏源)是中国近代早期“看世界”的名著，作为世界史地类的著作，至此已经四十多年，资料亟需更新。其余各书，根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目》，分别为《大英国志》(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英国公理会传教士)，《法国志略》(王韬)，《俄史辑译》(阚斐迪 Frederic Galpin，英国循道会传教士；徐景罗)，《联邦志略》(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861，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米利坚志》(冈千仞删述)，《英法俄德志》(沈敦和)，《万国史记》(冈本监辅)，《万国通鉴》(谢卫楼 Davelle Z. Sheffield 1841-1913，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赵如光)，《四裔编年表》(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美国南方监理会传教士；严良勋；李凤苞)，《日本图经》(傅云龙)，《日本新政考》(顾厚焜)。这些书的编译者大多是来华传教士，冈千仞、冈本监辅是日本人，王韬去过法国，沈敦和留学英国，傅云龙、顾厚焜是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派往日本、巴西等国考察的官员。从学术价值来看，自是有高有低，但总体上属于介绍性的，比较简单。从分量而言，总体相加篇幅也不算太小，康有为称“可一涉”，又称“数日可了”，只能是随手翻翻而已。
二、“律法”(国际法与外交惯例)。《万国公法》，美国法学家惠顿(Henry Wheaton 1785-1848)的著作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译成中文，同治三年(1864)出版。《星轺指掌》，德国外交官马尔顿(Charles de Martens 1790-1863)的法文著作GuideDiplomatique，由京师同文馆毕业并任教的联芳、庆常等译成中文，由丁韪良审阅，光绪二年(1876)出版。这两部书对当时总理衙门的外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国际法或外交惯例都不具有强制性，需要有一番“活学活用”的功夫。康称“万国所公用”，“使臣之体例，最要”，属其对国际知识尚有隔膜；又称“一二日可了”，则属对国际知识的轻视了。
三、“政俗”(政治、法律与社会诸情)。《列国岁计政要》，英国出版的年鉴式手册TheStateman’sYearBook，英国驻华公使提供该书1874年(同治十三年)版，林乐知翻译，光绪三年(1877)出版。《西国近事汇编》(SummaryofForeignEvents，1873-1899)，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周刊，每季度汇编成册，年出4卷。最初由传教士傅兰雅、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 1839-1914，美国传教士，后任江南制造局翻译)、林乐知所办，后完全由中国人自办，摘译各国报刊和通讯社的消息。《西国学校论略》，似为《德国学校论略》，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著，同治十二年(1873)出版。《德国议院章程》，徐建寅译，光绪八年出版。《西事类编》，沈纯辑，光绪十三年由上海申报馆印。《西俗杂志》，为袁祖志《谈瀛录》中的一卷，光绪十年在上海同文书局出版。《普法战纪》，张宗良口译、王韬撰，同治十二年出版十四卷本，光绪十二年出版二十卷本。《铁轨道里表》，我难以确认，很可能指刘启彤《星輶考辙》，光绪十五年出版。康有为提到的“各使游记”，即《使西记程》(驻英国公使郭嵩焘著)、《曾侯日记》(驻法国等国公使曾纪泽著)、《四述奇书》(驻英国公使馆翻译张德彝著)、《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驻英国等国公使薛福成著)、《使东述略》(驻日本公使何如璋著)，是清朝官员出使各国(大多是初次)的观察纪录。《环游地球日记》，似为《环游地球新录》，是时任宁波税务司文案的华人雇员李圭，受总税务司赫德所派，于光绪元年参加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的游记，次年在上海出版。康称：“张记最详，薛记有考据，余皆鄙琐”，“张”指张德彝，“薛”指薛福成，余者虽未必“鄙琐”，但对西方“政俗”的了解(包括张、薛的著作)，只能称属入门级的。以上“政俗”各书，康没有说明需用多少时间读完。
四、“交涉”(中外关系)。《夷艘寇海记》，记录鸦片战争的著作，很可能是魏源所作，康有为当时看到的，亦有可能是王之春(芍唐居士)的整理本。《中西纪事》，夏燮著，纪录两次鸦片战争及中西关系的著作。《中西关系略论》，林乐知著，有三卷本与四卷本。康所称“各国和约”，应指中外条约集，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列入四种，似指其中的一种。以上“交涉”各书，康也没有说明需用多少时间读完。
以上四类书籍，包括6种西国史地和1种各国和约，为33种；加上“西学”(科学技术与医学)9种，一共42种；与前面提到的中学书籍162种相比，若就种数而言，自是少了许多，若就部头和篇幅而言，差距则是更大。康称：“凡此旬月可毕”，即十多天一个月左右可以读完这42种书，即便是快速浏览也难以完成，可见康未将此类书籍放在心上；且如此超快的阅读速度，又怎么可能做到“天下万国烛照数计”？更为重要的是质量。以上33种书，其中17种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地志”6种，“政俗”9种，“交涉”2种)，其内容是介绍性的，所谈的知识是初级的。传教士的翻译或著述，大多仅是介绍西方的历史与现状。就知识与学术含金量而言，这些“外国”“外学”的书籍，与康前面提到的“圣学”“中学”书籍，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之上！真正谈得上学术名著的，只有一部，即惠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然丁韪良将“国际法”译为“公法”，是他的创造，也造成了许多误解——康有为、梁启超对“公法”就有自己独特的解读。桂林学子阅读了康有为提示的33种书籍，是体会不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思想变化的，也感受不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的精义。康又称“若将制造局书全购尤佳”，说明了他此类书籍的主要来源，也说明了他的局限。
康有为谈完“外国”“外学”之后，认为已经到达“圣道王制、中外古今、天文地理，皆已通矣”的境地，但他仍然没有结束，继续再谈“数学”“辞章之学”“科举之学”，又提到了书籍40种、各类名家37人；若是名家一人算1种，除去相重者，则是31种。如此全数相加，包括参考书籍和查考的丛书，康在《桂学答问》开出的书目大约有300种，相较“外国”“外学”书目33种，比例关系相当悬殊。而在这么多的书籍中，“外国”“外学”又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之中？康有为称：
“读书宜分数类：第一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辞章，第七涉猎。”
如此而论，“外国书”被康放到了夹缝之中，名列第五类的最后一位，与小学、职官、天文、地理同属于工具性质。
四、梁启超的说法：“中学西学”“折中孔子”
若要观察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和桂林讲学的实际效果，最直接的方法，是看看其门生。梁启超(1873-1929)是康门大弟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之前，他对康亦步亦趋，思想是一致的。
康有为写完《桂学答问》后，“尚虑学者疑其繁博，属门人梁启超抽绎其条，以为新学知道之助。”即让梁启超依此做出一个简本来。梁由此而作《学要十五则》。
《学要十五则》仿效《桂学答问》，以传授“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为目的，梁启超制定出一个三年的读书计划：
“一月可通《春秋》，半载可通礼学，度天下便易之事，无有过于此者矣。”
“以上诸学，皆缺一不可。骤视似其繁难，然理学专求切己受用，无事贪多，则未尝繁也。经学专求大义，删除琐碎，一月半载已通，何繁之有？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其余者，则缓求之耳。子学通其流派，知其宗旨，专读先秦诸家，亦不过数书耳。西学所举数种，为书不过二十本，亦未为多也。遵此行之，不出三年，即当卒业，已可卓然成为通儒学者。”
梁启超开出的《最初应读之书》，较康有为所开列者大为简要，且有先后阅读次序，往往具体到篇名。《春秋》及《公羊传》《春秋繁露》《解诂》《礼》《白虎通》，仍是阅读的重点，其余各书共24种，另有“群经”“群史”“群子”。至于西学，梁亦仿康，称“地球万国犹比邻也”，只是相当于比邻的知识，并具体说明读法：
“读西书，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次读《瀛环志略》，以审其形势；读《列国岁计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读《西国近事汇编》，以知其近日之局。至于格致各艺，自有专门，此为初学者说法，不琐及矣。”
梁此处提到4种，又在其后书单增加3种：《格致须知》《谈天》《地学浅识》。若以此种数，可见梁的中、西学比例关系；若以部头篇幅而论，两者差距更大——梁称“为书不过二十本”，指木刻(或石印)线装本，只是一部史书的分量。
梁启超写《学要十五则》时，在光绪二十年(1894)冬，恰好入康门三年。光绪二十二年，梁到上海主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大谈用西方的样式来改造中国，大谈翻译西书，并由《时务报》馆刊印所撰《西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年仅25周岁的梁启超成了西学的大师，就像许多人读了《上清帝第三书》认为康有为是西政的大家一样。
《西学书目表》分28类：“算学”(21)、“重学”(4)、“电学”(3)、“化学”(12)、“声学”(3)、“光学”(6)、“汽学”(3)、“天学”(6)、“地学”(8)、“全体学”(11)、“动植物学”(7)、“医学”(39)、“图学”(7)、“史志”(25)、“官制”(1)、“学制”(7)、“法律”(13)、“农政”(7)、“矿政”(9)、“工政”(38)、“商政”(4)、“兵政”(56)、“船政”(9)、“游记”(8)、“报章”(6)、“格致总”(11)、“西人议论之书”(11)、“无可分类之书”(18)，共录书目353种；《西学书目表附卷》分3类：“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各书”(86)、“近译未印之书”(90)、“中国人所著书”(120)，共录书目296种。两者相加达649种，数量极为宠大。
细观《西学书目表》，主要书籍属“声光化电”之类，即今自然科学与技术门类，其中又以“算学”(数学)、“医学”、“工政”(工学)、“兵政”(兵器制造与使用)为多；主要译者和出版机构为外国传教士(益智书会、广学会)、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他们的思想取向与工作性质，决定了译书的门类和内容。欧洲的文艺复兴及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的产生，正是脱离了神学的轨道；西方教会与来华传教士虽也受此影响，但这类政经学说毕竟与神学为两途。来华传教士中许多是医疗传教士，大量的医学书籍是其所译。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要工作任务，是翻译兵器制造与使用的西书，同时也需要翻译数学、力学和技术类的著作。本文的目标是研究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底色，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康、梁和这场政治改革的其他推动者、指导者正需要大量“西政”类的著作。由此对照《西学书目表》，应分属“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商政”“游记”“西人议论之书”等7类，共67种，数量本不为多，能够称得上佳作的则更少。此外，在“无可分类之书”“中国人所著书”中，也有一些价值较高的书籍，但就普遍水平而言，知识与学术的层级不算高。
《读西学书法》是梁启超介绍读书门径的著作，主要部分在谈论数学、化学、医学、农学、军事等门类，谈到历史、教育等门类时，大多仅仅是对该书的评价；而涉及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各学说的著作，数量本来就很少，梁启超又于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和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有着比较大的误读。
《西学书目表》中有三种比较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法思德的《富国策》(汪凤藻译，丁韪良阅)、皙分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今译杰文斯)的《富国养民策》(PoliticalEconomy，艾约瑟译)和伯顿(John Hill Burton 1809-1881)的《佐治刍言》(PoliticalEconomyforUseinSchools,andforPrivateInstruction，傅兰雅、应祖锡译)。法思德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长期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后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皙分斯(杰文斯)是“边际革命”理论的创立者，是古典经济学派向新古典经济学派转变中的重要人物，长期担任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Owens College，今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UCL)经济学和逻辑学教授。伯顿原是律师，后从事写作，编辑过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的传记和边沁(Jeremy Betham 1748-1832)的著作。他是一个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同时受到主张全球自由贸易的曼彻斯特学派的影响。《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佐治刍言》介绍了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与概念，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日本也有传播，尽管后两种属于通俗性的丛书版。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对这三种书的评论是：
“同文馆所译《富国策》，与税务司所译《富国养民策》，或言本属一书云，译笔皆劣，而精义甚多。其中所言商理商情，合地球人民土地，以几何公法盈虚消长之，盖非专门名家者，不能通其窔奥也。中国欲振兴商务，非有商学会聚众讲求，大明此等理法不可。”
“《佐治刍言》，方立国之理，及人当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求原，论政治最通之书。其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多公法家言；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多商学家之言。”
梁启超并没有分清《富国策》与《富国养民策》之间的区别，称“或言本属一书”，即一部书的两个译本；他虽称“精义甚多”，但又指责“译笔甚劣”，说明他此时阅读和理解西方经济学著作的能力似有不足。这一类著作的初译，正是各种名词概念建立之际，如果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或较多的阅读经历，是难以融会贯通的。他虽称《佐治刍言》为“论政治最通之书”，又称“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对照原书来看，似为对该书内容的解读不够细密。我这里最感兴趣的是，梁称《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以几何公法盈虚消长之”，又称《佐治刍言》“皆用几何公论，探本求原”，其上半部“多公法家言”；由这些言辞可上溯到康有为的著作《实理公法全书》——以“几何公理”而推导出的人类、社会、国家、政治诸门类“公法”——梁仍在沿用康的理念，来解读法思德、皙分斯(杰文斯)、斯顿的著作。
梁启超的“公法”概念又为何？他在《读西学书法》讲了三段话。为能准确理解，以下全录之：
“西国公法家言，皆布衣下士，持空理以著书。讲之既久，执政者渐因用之，颇有成《春秋》而乱贼惧之意。然所据者，多罗马及近世旧案，非能悉由公理；又必彼此两国文野(文谓文明之国，野谓野蛮之国)之轨相近、强弱之度相等，乃能用之，否则徒为空言而已。然近数十年间，因此而免于战事者，已无虑百十事，则公法家之息兵会，与有力焉。中国与西人交涉日繁，苟明此学者渐多，则折冲尊俎，其弭患无形者，必不少也。”
“同文馆教习丁韪良，公法专家，故馆译多法学之书。然西人治公法，有声于时者，无虑数十百家。丁译之《万国公法》，非大备之书也。局译《各国交涉公法论》，分三集，为书十六本，视馆译为优矣。(闻李丹崖译有《公法书》，甚详备，未印出)。”
“《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丁韪良得意之书。然以西人谭中国古事，大方见之，鲜不为笑。中国当封建之时，诸国并立，公法学之昌明，不亚于彼之希腊。若博雅君子，衰而补成之，可得巨帙也。西政之合于中国古世者多矣，又宁独公法耶？”
由上可见，梁启超所谈论的“公法”，已经超出了“国际法”的概念，与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中的“公法”有相似之处，与康的门生在各类著述中所使用的“公法”概念也有相似之处。梁称“公法”由“布衣下士”自我创行，讲久了而为执政者用之，并比拟于《春秋》的功用，是对“国际法”产生过程与实际效用的误解。梁称“公法家之息兵会”，是康党内部经常谈到的“弭兵会”，也是“大同三世说”的重要学理之一。梁称中国在春秋战国期间(“当封建之时”)“公法学之昌明”，更是指明中国传统经典中已经具有“公法学”的大义。也正是在这样的“公法”概念上，梁指认《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以几何公法盈虚消长之”，又指认《佐治刍言》上半部“多公法家言”。这些界限相对模糊的“公法”的概念，梁后来《上南皮张尚书书》中又有游移(后将述及)。也正是在这样的“公法”概念运用中，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门生欧榘甲已完成了《〈春秋〉公法》；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制定的《功课详细章程》中有“公法学”(后将述及)，而他的学生戴修礼也正在探究能超越丁韪良《中国古世公法论略》水平的“公法”。
我在阅读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时，最为深刻的感受是——一个25周岁的青年，不懂外国语，也未去过外国，一下子提出649种书目，并对其中约230种做出评论，如此强大的阅读速度与能力，真是何等的天才之举！然就常识而言，梁在有限的生命刻度内不可能详细研读这么多的书籍，而天才也容易以想像来解读其未知之物。在这种情况下，梁产生误读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西学此时并不是梁的主攻方向。梁在《读西学书法》中提到了大量中国人所写的著作，作者包括亲历西方的各类出使官员，随后评论道：
“近风气颇开，此种著述，亦日盛一日。然或学无本末，语无心得，互相沿袭，读之徒费时日，无宁读黄梨洲之《明夷待访录》、龚定庵之《文集》矣。”
梁的这个说法，与前引康有为致朱一新信中称“后生读书无多，不得其根本节目……”一段话，意思是相近的。
我个人更为关心的，是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宣称“吾不忍言西学”之大段言论。梁认为，孔子学说已经包含了西学的精义，甚至远远超过之，引经据典地说道：
“今夫六经之微言大义，其远过于彼中之宗风者，事理至赜，未能具言，请言其粗浅者。生众食寡，为疾用舒，理财之术尽矣；‘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富国之策备矣；‘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农务、渔务、林木之利辟矣；‘行旅皆欲出于其涂’，道路通矣；‘通功易事，羡补不足’，商务兴矣；‘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谓之士’，公法之学行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学之原立矣；‘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议院之制成矣。(以上仅证之于《四书》，又每事仅举其一条，其详具于专书。)又如《春秋》之义，‘议世卿’以伸民权，视西人之贵爵执政，分人为数等者何如矣？(古之埃及、希腊，近今之日本，皆有分人数等之弊，凡国有上议院者，皆未免此弊，盖上议院率世族盘踞也。英至今未革，俄尤甚。)‘疾灭国，疾火攻’，而‘无义战’，视西人之治兵修械、争城争地者何如矣？自余一切要政，更仆难尽。夫以‘士无世官’之制，万国太平之会，西人今日所讲求之而未得者，而吾圣人于数千年前发之，其博深切明，为何如矣？然则孔教之至善，六经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
这段话的基本逻辑，即孔子学说包含西学，与前引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诸多言论是相同的，也是康此期“大同三世说”的逻辑大前提之一。梁启超在撰写《读西学书法》之后再发此议论，可见他此期对“西学书”的总体误解。在此逻辑大前提之下，梁大声疾呼有目的、有选择地阅读中国书籍：“读经、读子、读史三者，相须而成，缺一不可”，宣布读经“当知”十二大义，读子“当知”十大义，读史“当知”八大义，皆是“康学”中“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的内容。梁最后得出结论：
“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
从字面上直解，中学离开了西学则无“用”，西学离开了中学则无“本”，中学与西学必须相结合。然在此表述中，中学、西学的主、辅关系是明确的，且与康有为“宋体西用”的说法很相似。这是梁启超版的“中体西用”，早于张之洞，与孙家鼐同时期。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杰出表现，引起了张之洞的关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梁应张邀，去了武昌，两人有着多次深入的交谈。梁受此激励，以弟子的身份写信给张，歌颂的赞词直入云霄：“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梁随后提出建议，在武昌设立“政治学院”，其教学方针为：
“以六经、诸子为经(经学必以子学相辅，然后知六经之用，诸子亦皆欲以所学治天下者也)，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梁启超提出“经”“纬”“用”三个领域：分别对应中国传统经典、中国历史、中国当今现实，这是为主的方面；同时又参照西方的“公理公法之书”、西方的早期历史、西方的“近政近事”，这是为辅的方面。这种主、辅关系，也是一种“体用观”，只是扩大到三个领域。在这封信中，梁还解释了与“六经、诸子”相对应的“西人公理公法”：“公理(人与人相处所用，谓之公理)，公法(国与国相交所用，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这与他在评论《佐治刍言》中的用语——“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多公法家言；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多商学家之言”，已有差异。梁对其“政治学院”的设计，充满信心，描绘出美好的未来：
“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救时之良才也！”
梁启超对“今日之制度”的改造，存在于两种途径：复古或行西。他没有强调何种途径(“古”、“西”)为主要方向，但从前面已言“经”“纬”“用”三个领域的主辅关系来看，中国的传统经典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更何况梁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已经说明，孔子学说已包含了西学的精义。
梁启超的建议，未被张之洞采用，但他没有放弃。此后，梁在给杭州知府林启、陕西味经书院山长刘光贲的信中，再次阐发此议。
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梁启超因《时务报》内部矛盾，应黄遵宪等人的邀请，前往长沙主持湖南时务学堂。他为时务学堂制定《学约》十章，曰：“立志”“养气”“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行教”。从这些名目中可以看出，“宋学义理”的色彩颇重。
在“读书”一章中，梁启超认为，以往先读通中学再读西学的方法——“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植此根基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虽如此“乃可谓之学”，然中西书籍一生无法读完。梁因此制定了“速成”的办法，有目的、有选择地阅读，即“披沙拣金”，“拾其芳草”：
“今与诸君子共发大愿，将取中国应读之书，第其诵课之先后，或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或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义以发明之。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
梁启超称“杂引外事”，“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又称“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西书只占其四分之一，皆非为主导面。更为关键者，是何为“中国应读之书”？梁不仅选书，而且选篇、选句，由此制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后将论述)。
在“经世”一章中，梁启超强调了治学的目的在于经世。如何以经世为目的来求学呢？梁给出了答案：
“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夫然后可以言经世。”
梁启超在这里提出的经世之途——“经”“纬”“用”，与前面所引他给张之洞的提议是相同的。这一经世的目的，又决定了时务学堂不是类似西方普通教育性质的学校，而是如同万木草堂那样的特殊政治性学校。
最能说明梁启超此期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底色的，是其所撰《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该《章程》的前三节为：
“本学堂所广之学，分为两种：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溥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颛门学，每人各占一门。”
“溥通学之条目有四：一曰经学，二曰子学，三曰公理学(此种学大约原本圣经，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而成。中国向未有此学，其详别见)，四曰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
“颛门学之条目有三：一曰公法学(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之类，为外公法)，二曰掌故学，三曰格算学(颛门之学非尽于斯，特就所能教者举之耳。又，各专门学，非入西人专门学成不能大成。现时所教，不过就译出各书，略引端倪。学者因其性之所近，自择焉可也)。”
按照这一章程，共同学习者为四门，其中很奇特的一门是“公理学”；分科学习又为三门，其中很奇特的一门是“公法学”。从《读西学书法》《上南皮张尚书书》到《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梁启超的“公理”“公法”的概念不断游移。
先看“公理学”。梁启超所称“原本圣经”，这里的“圣经”，指孔子的经典，按照“孔子改制说”，即为六经(今文经)。梁所称“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这里的“算理”，包括几何；这里的“公法”，概念很不明确，梁在“颛门学”中谈到两个概念：一是“颛门学”中的“公法学”，二是“外公法”中的“公法”，不知如何对应；这里的“格物”，应指理学中的“格物致知”，也有可能指西学的格致(物理学)。这几门学问的“原本”加“参合”，又能够产生何种学说？前引梁在《上南皮张尚书书》所称“人与人相处所用，谓之公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由于“中国向未有此学”，梁在该章程所附《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中没有列出具体书目，只是称：“公理学——其书按次印入学校报中。学者治《春秋》，既谙体例，即当求公理，以互相印证。”这段话的直解，是懂得相关“体例”的学生，在读《春秋》时可以自我求得“公理”。这也是非常特殊的治学途径。由于未能见湖南时务学堂的“学校报”，还看不到此书(也有可能该书根本未成，学校报也未印)，不知其具体内容；但仍可做出基本判断，不管梁的“公理学”内容为何，与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西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发生关系。
再看“公法学”。梁启超将“公法”分解成“内公法”与“外公法”，这与他先前《读西学书法》中的“公法”概念、《上南皮张尚书书》所称“国与国相交所用，谓之公法，实亦公理也”，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异，也是丁韪良将国际法译作“公法”而造成的误解。梁所称的“内公法”中的“宪法、民律、刑律”，“外公法”中的“交涉、公法、约章”，在今天学科体系中有着明确的定位，两者之间是否吻合？可以查证梁所撰《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由于湖南时务学堂前六个月只设“溥通学”，第七月之后“颛门学公法门”“专精之书”书目为：
第七月：“《公法会通》(最便学者)，《公法总论》，《万国公法》。”
第八月：“《佐治刍言》(此书为内公法之书)，《公法便览》(凡治公法学者，皆当随时取与《春秋》相印证)。”
第九月：“《各国交涉公法论》，《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此等例案，有可以略为引证者)。”
第十月：“《各国交涉公法论》，《希腊志略》，《罗马志略》。”
第十一月：“《各国通商条约》，《通商约章类纂》，《欧洲史略》。”
第十二月：“《通商约章及成案》，《法国律例》，《英律全书》。”
以上所引各书，大多属国际法类；《各国通商条约》《通商约章类纂》属国际条约(“约章”)；《希腊志略》《罗马志略》《欧洲史略》属国际关系(“交涉”)的基础知识；而梁将《佐治刍言》称作“内公法之书”，由此可质疑他“宪法、民律、刑律”的基本概念。至于梁将《公法便览》与《春秋》“相印证”，又在《各国交涉公法论》之后，开列《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作为“可以略为引证”的“例案”，又可联想到《读西学书法》所言：“西国公法家言，皆布衣下士，持空理以著书”，梁正是“布衣下士”，此时很可能有意于修纂《公法学》，而《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很可能即为其修纂时“引证”的“例案”！
除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外，梁启超还为湖南时务学堂撰写了《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并重印了《长兴学记》。这些文献综合起来看，梁启超所言西学、西书，较之中学、中书，比例关系还是不高的；且梁本人对西学、西书，仍有误读误解。又过了几个月，梁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再次强调“中体西用”。
梁启超执掌湖南时务学堂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两个多月。至年末，学堂便歇假了，过年后又迟迟没有开堂。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梁与康门弟子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刮起了猛烈的旋风。现存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记录了学生的札记与梁启超等教习的批语，也记录了学生的提问与梁启超等教习的答语，十分生动。从这些札记与提问，从这些批语与答语，可以清晰地看见湖南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以《孟子》《公羊传》作为主要教材，讲授“康学”，即“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学”甚至“大同三世说”；西学与西书只是作为佐证而被提及。梁启超等教习的教学内容不能不激起湖南学界的猛烈反弹，也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办学初衷有违。由此再来看梁在湖南时务学堂为重印《长兴学记》而所写的《叙》，起首便言：
“在昔有汉学、宋学之争，于今有中学、西学之辨，究其终始，折中孔子而已。”
这句话虽是从康有为《长兴学记》“天下道术至众，以孔子为折衷”翻出，却展示出梁此期对中、西学的总体看法。此处的“折中孔子”，是以孔子为准之意，即司马迁所言：“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谓至圣矣！”这恰恰是“大同三世说”的逻辑大前提——孔子真正成了人世间的“素王”，中、西各门类学问(“六艺”)的最高统帅(“至圣”)。
五、结论
本文已经写得很长，须多作数语，以为结论。
我以为，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是中学，严格地说来是一种特殊的中学，即“康学”——“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和“大同三世说”；西学不仅不占主导，且康、梁当时对西学有着众多的误读与曲解，特别是在“议会”“公法”等关键概念上。我之所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在研究时采用了质疑的态度。这是一种逆向思维，包含着“理应如此”之类的假设；这也不是对康、梁特别苛刻，而是研究目标之需要——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西方化政治改革，康、梁作为这次改革最重要的推动者，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即他们的理论基础，至关重要。康、梁提出的众多改革方案和具体建策，看起来是西方化的，但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只有形似而得不到精神力量的足够支撑，是不可能采之有道、行之有效的。也就是说，在康、梁的中学(“康学”)底色的思想基础上，或可开出西方化政治改革之花，但因先天之不足，无法结出改革成功之果。也因为如此，我对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尤其是西学的部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获得稳妥可靠的研究结论。如果再以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两人思想作比较，梁的西学水准高于康，阅读西书的数量也多于康。戊戌之后，两人也因此在思想上渐行渐远，各行各途。
我以为，康有为、梁启超的西学知识之所以未能达到足以指导大国政治改革的高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们因偶然的机会而走进政治舞台的中心，以极其有限的西学知识，提出了貌似西方化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建策，而他们原本要走的道路是“创制立教”。其二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思想资料，也就是说，不懂外国语、没有出过国的康、梁，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登堂入室，接触到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的精义。这与同一时期的日本，是大不相同的。前述康有为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在东京撰写《我史》，其中光绪十二年(1886)称言：
“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
此语作为光绪十二年康提议开局译西政之书，当属不实，此语作为光绪二十四年变法失败后康的思想反省，或说出其感慨无奈的真心情。梁启超亦有近似的说法。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译书》，称言：
“中国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于是震动于其屡败之烈，怵然以西人之兵法为可惧，谓彼之所以驾我者，兵也，吾但能师此长技，他不足敌也，故其所译，专以兵为主。其间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者，则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此为宗旨剌谬之第一事。起点既误，则诸线随之。今将择书而译，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不师其所以强，而欲师其所强，是由欲前而却行也。”
这番话真是清凉透彻，直接说到点子上了；但应该翻译何书，梁也不太清楚，提出要译“章程”、学堂用书、法律、西史、年鉴、农学、矿学、工学、富国学、希腊与罗马思想家……开列了一长串，两眼依然迷茫，未能说到点子上。此后，他与康门弟子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提出的译书门类为：课本、宪法、章程、商务，仍未得要领。
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之下，才能精准地测算出严复翻译西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价值：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亚丹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展出了西学的新经典。也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之下，才能明确地感受到梁启超到日本之后接触西学在个人成长史上的思想跨越：《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和《卢梭学案》，开始就西学而言西学，不再用中国经典去解读。而梁之所以能如此巨变，是他到日本后未久，即发现问题之所在，称言：
“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使多有政治学等类之书，尽入而能读之，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其所成就，岂可量哉！”
梁启超发表极富天才的《读西学书法》两年多之后，此时突发“几无一书”之断言，可见其前后思想之断裂。梁又称“尽入而能读之”，“其所成就，岂可量哉”，正可视作其思想自我更新后，对戊戌失败之感慨。庚子之变将清朝推入“新政”期，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如同潮水般地从日本涌入中国，形势急变。胡汉民称：
“……不过，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时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后来不能自信，也未必不因于此。”
胡汉民发表此言论时(光绪三十一年 1905)，正值革命、保皇两党相争，颇显意气，却可看出七年之后知识背景的颜色更换。冬夏荏苒，又过了十多年，1920年，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对这一时期的“学术”进行总结。他介绍了自明代徐光启到至清代光绪年间译书情况后，称言：
“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甲午丧师，举国振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言‘维新变法’，而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这番话直接道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新学家”西学知识之苍白。“学问饥饿”自是梁后来的心理感受，康、梁当时的信心绝对饱满。“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也是梁后来的估价，前引“宋体西用”“折中孔子”才是他们当时的思想准则。以上引文最后一句，更是道出梁心中的痛楚——此期已译西书“来源浅觳，汲而易竭”，以致于“支绌灭裂”。梁说此语时，孔家店已在青年学生的心中被打倒，中西学问的地位已经易势。
必须说明的是，若以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西学知识是不充分的；但若放在当时的社会，以大多数官员士子西学知识为平准，康、梁的西学知识则是明显的高出一截。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下令准许中下级官员与士子、民人直接上书，激起了他们的上书浪潮。上书者知道朝廷的政治倾向，尽可能地提出接近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我曾系统地阅读这一批上书，共计275件，除严复外，他们的西学水平远远低于康、梁。湖南名士叶德辉不满于康、梁的学问与为人，更不满于梁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所作所为，在给学生的信中称：“其貌孔也，其心则夷也。”在当时许多读书人的心目中，“夷”是负面名词，叶欲藉此而一棍子打死。而我认为，从康、梁的建策来看，实属“貌夷”，从康、梁的思想来看，则是“心孔”，只是康、梁所尊之“孔”与叶所翼之“孔”并不相同。叶称康、梁“貌孔心夷”，此说四处流传，正说明了“叶德辉们”比康、梁更不知“夷”。
还须说明的是，由于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西学知识来源于已译西书及报刊，就我目前的阅读范围而言，我有一种感觉：戊戌时期康有为的西学知识，比不上李鸿章，也比不上张之洞。
①参见拙文：《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北京：《中国文化》，2017年春季号、秋季号(总第45、46期)连载；《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上海：《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长春：《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期。
②参见拙文：《再论康有为与进化论》，上海：《中华文史论丛》，2017第2期。
③康有为：《我史》，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65、67、88页。
④参见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⑤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进呈《日本变政考》，其“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折”称：“臣二十年讲求万国政俗之故，三年来译集日本变政之宜”。(《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康在《日本变政考》第二次进呈本《序言》中称：“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阅今三年……”(《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一，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影印本，1998年，第4页)康两次都说明此书的编写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之后，用时“三年”。《日本书目志》的编写，后将详述。
⑥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与朱一新论争，谈其接触西学的时间与资料来源：“以仆言之，少受朱子，学于先师九江先生，姁姁笃谨。然受质颇热，受情多爱，久居乡曲，日日睹亲族之困，饥寒无以为衣食，心焉哀之；又性好史学，尤好《通考》、《经世文编》之言制度，颇慕王景略、张太岳之为人，倜傥日足。然伏处里闾，未知有西学也。及北试京兆，道出香港、上海、天津，入京师，见彼族宫室、桥梁、道路之整，巡役、狱囚之肃，舟车、器艺之精，而我首善之区，一切乃与相反，□然惊，归乃购制造局所译之书读之，乃始知西人之政教风俗，而得其根本节目之由。昔与延秋、星海未尝不极论之。及在都，与伯熙、仲弢、子培诸公皆昌言焉，且以告屠梅君侍御，屠君嘱开书目而购之，并代上《请开铁路》一折。”(《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3页)“九江”，朱次琦。“延秋”，张鼎华。“星海”，梁鼎芬。“伯熙”，盛昱。“仲弢”，黄绍箕。“子培”，沈曾植。此信早于《我史》七年，明确说明他接触西学时间是“北试京兆”，所获书籍是“制造局所译之书”。又，康于光绪八年(1882)、十四年两次入京参加顺天府乡试。
⑦参见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北京：《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乔亚铭、肖小勃：《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考略》，沈阳：《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7期；王宏凯：《京师同文馆译书史略》，北京：《首都博物馆丛刊》，1994年。江南制造局译书涉及到政治学等领域者，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及以后为多。
⑧相关的研究，可参阅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99～113、136～143页；李天纲：《简论林乐知与〈万国公报〉》，上海：《史林》，1996年第3期；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
⑨《教学通议》涉及到日本与新加坡者为两条：“且《春秋》之显孔子之功，非徒施于中国，又莫大于日本焉……于是在宋时源赖氏以大将军霸天下，镰仓氏继之，足利氏继之，德川氏继之，凡所为封建、兵刑、用人、行政皆自将军出，历六百七十六年，其天皇守府，而卒不敢易名号、废其君。今王睦仁卒得起而废之。人士咸有《春秋》之学，莫不助王，而睦仁复其故统，盖所谓《春秋》之力、孔子之道，至是而极大矣。”“曾侯(曾纪泽)日记称到声架坡(新加坡)，理事官(领事官)粤人胡璇泽来见，胡不解官话，乃相与操英语问答。夫以中朝大使，而中土语言不能相语，致藉英言以为交质，此可叹息者也。今闽、广、江、浙人交臂于外国，虑其皆不相通，而咸藉夷言以通语也，其辱国甚矣。”(《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0、55～56页)前者称明治天皇能够恢复王权，是《春秋》经的效用；后者以海外华人不通官话为耻。《民功篇》涉及到“西器”、“西史”者共三条：“圣舜浚川，高哉厥识。若使合修堤之费而浚川，财至足也；合被灾之人而谋浚，才至足也；购机器以取泥，法至巧也；救生民于垫溺，德至厚也；而仁人未闻留意，则经义之不足明也。”“如欧洲德、法合三十六国而为帝，意又合二十五囯而为帝，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又合十四国而为帝，印度合二百四十多囯而奉英为皇。”“闻英人遏徒烈克以印度壤地广莫，深林密菁，多毒蛇猛虎，行旅阻塞，岁毙六万人，而野兽山禽之伤人者不可数，请申驱兽之赏，独用先圣之政。”(《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73、79、81～82页)前一条歌颂舜浚通河川的功绩，其中“购机器以取泥”，从康有为日记来看，有可能指西方机器；后两条康以西方历史、印度现状来证明黄帝、尧的功绩。
⑩若以极其宽泛的概念为标准，《康子内外篇》亦“涉及西学”：谈到了显微镜、望远镜、地圆说，谈到了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和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亚奇默德(阿基米德)，也谈到了“中国之圣人以义率仁，外国之圣人以仁率义”。在《地势篇》、《肇域篇》中，康谈到“地顶说”：一、昆仑山及相应的地势，“故孔子之教，未尝远行”；佛教、伊斯兰教能倡行，于地势相关。二、泰西之学出于印度，“近者，里希勃斯开苏夷士河。地中海水泻而东来，泰西之政教盛行于亚洲必矣。亚墨利加洲山川面向于东，有朝宗欧洲之意，此欧洲之教政所以操柄风行于美洲也。”康后来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对“地顶说”有着更多的叙述(后将述及)。康提到的墨西哥、秘鲁考古发现，使人怀疑该著的写作时间，或后来康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康在在《阖辟篇》中强调君权的作用：“……故居今日地球各国之中，惟中国之势独能之。非以其地大也，非以其民众也，非以其物产之丰也，以其君权独尊也。”又在《性学篇》中否认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作用，强调中国孔教和印度佛教的地位：“圣人之教，顺人之情，阳教也；佛氏之教，逆人之情，阴教也。故曰：理惟有阴阳而已。”(以上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97、103、106～107、110～112页)
《实理公法全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47～148、152～153页。又，“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一句，意即只设议院而不设总统(“民主”)。
《论时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64～167页。其内容又见于康的《笔记》，同上书，第203～207页。相关的研究，参见拙文：《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上)。
《与曾劼刚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76～177页。值得注意的是，康在该信中将西方地方议会与“吾乡团练局”相比拟。
现存有康有为光绪十二至十六年(1886-1890)部分日记，《康有为全集》编者将之分录于《我史》之中。其中涉及到日本与西方的记录为：光绪十二年，康从《广报》得知：“天津运使买挖泥机器船二只，为浚黄河用”，并记日本舰船及清朝购船炮。光绪十三年，康对英国议会有简单评论，并称：“列国并峙，是以有争。若合于一，何争之有？各私其国，是以有争。若废其君，何争之有？今天下君有三，若民主之国，诚无利于为君矣。诚令法、美二伯理玺天德相约，尽废天下之君，合地球为一国，设一公议院，议政事之得失。列国之君充议院人员。其有不从者，地球诸国共攻之。斯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兵军永息，太平可睹矣。美民主可不务哉！非是举，虽华盛顿之功德，不足称矣。”这是康早期“大同”思想的展露。康还谈到“以平等为教，以智为学”，与《实理公法全书》有相似之处。光绪十四年，康谈到“□国”学校，比较详细，很可能他读到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德国传教士)著《德国学校论略》，后将述及。(《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66、69、71、75～76页)
《笔记》，《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93～219页。《万木草堂遗稿》油印本编者署：“皆戊戌前作”。《康有为全集》编者称：“经复核，这些笔记多以按语形式录入1898年春刊刻的《日本书目志》一书，但收入时内容已有增删，当系康氏阅读日译西书目时陆续写下的笔记”；又将写作时间定为“1888年前后”。其篇名为：“农学、农业化学、农业肥料、农具、稻米、果树、圃业、烟草、林木、害虫、农历、课农、畜牧、渔产、商业、银行、贸易、物价、簿记、交通、度量衡、工学、土木学、机器学、电气学、建筑学、匠学、手工业、染色、酿造、测量、牧民、忠信、逆流、勤礼、器物、节制、康熙上谕、君民平等、官制科举、币制、司马法、文章、性理、修词、词赋”。前32篇似为读日本书目的笔记，其中亦有以中学来理解西学者。如“农业化学”，康称言：“吾读日本所译《土壤篇》，以其暗与《管子》合也。泰西合数十国益精详矣。又加以改良之书，则吾《周礼》‘骍刚用牛、赤□用羊’之法也。用天之力，补人之力。夫愚者全乎天，智者全乎人，圣者兼天人而用之，以裁成辅相焉，改良是也。凡人治之道，靡有舍改良者哉！”而“忠信”“逆流”“勤礼”“器物”“节制”“康熙上谕”“君民平等”“官制科举”“币制”“司马法”10篇，与《论时务》相同。最后的“文章”“性理”“修词”“词赋”4篇，完全是中学的内容。这些笔记的写作时间，我以为，大约在光绪十四年至二十三年(1888-1897)之间。又，康所引《周礼》，见《地官·草人》：“凡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原文的“□”，为“缇”。此时康还在引用古文经。
相关的分析，参见拙文：《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
王宝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资料来源考》，北京：《文献》，2013年第5期。沈国威对《日本书目志》的研究值得重视，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第248～271页。又，康有为作按语的学科为：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医学、生理门总论、理科学、理化学、化学、分析书、历书、气象学、地质学、矿学、地震学、博物学、生物学、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佛书、宗教、地理学、地图、各国历史、日本历史、传记、年表、纪行、日本游览、丛书、政治学、政体、议院、岁计、政治杂书、行政学、警察、监狱、财政、社会学、风俗、经济学、统计学、专卖特许、宪法、刑法、农学、农政、土壤学、肥料、农具、稻作、果树、圃业、烟草、林木、害虫、农历、畜牧、蚕桑、茶业、渔产、工学、土木学、机器学、电气学、建筑、测量学、匠学、手工学、染色、酿造、商业、银行、贸易、交通、度量衡、相场(行情)、簿记、道德修身、言行录、礼法、教育、女学、幼学、报告书、汉文书、文学、谣曲、修辞演说、速记、语文文字总论、书画、音乐、演剧、体操、煎茶、美术总论、方技、小说、马政、航海、铳猎、兵书。这些学科的名称，很可能有助于康有为、梁启超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了解。
参见拙文：《再论康有为与进化论》，该文对进化论书籍进行过考察。如果细读康的按语，亦可认为康在许多门类上只是望着书名作评论，例如“化学”“类书”“报告书”等等。
《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266页。“天地之大德曰生”，见于《易·系辞下传》。这里的“生”，指化生万物，即天地的大德化生出万物，与生理学的概念恰好相关。“往哉生生”，见于《尚书·盘庚》：“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这里的“生生”，有多种解释，大多解为“营生”，与“生理学”之“生”字，无关联。“乾端坤倪，鸿灝屯蒙”中的“乾”“坤”“屯”“蒙”，是《易》的前四卦名。“由受形之器推其天命之精”中的“形”“器”“天命”，是理学家们甚有兴趣、多有讨论的概念。《易·系辞上》称：“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又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四通六辟”一句，见于《庄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六通”解释为前后左右上下六方通达；“四辟”解释为春夏秋冬四时顺畅。这些很难与生理学联接得上。“人之大患”一句，见于《老子·道经》十三章：“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里的“身，”一般作“私念”解。“既来之”一句，见于《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里的“安”，前文称“不患寡而患不安”，“安无顷”，作“平安”解，与生理学无关联。
《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330页。
康有为在《论时务》、《孔子改制考》、《上清帝第三书》、《日本变政考》案语、《答友人论议院书》以及代宋伯鲁、阔普通武的奏折皆谈到“议院”，其基本论据皆来自中国传统经典；梁启超撰《古议院考》，其基本证据亦来自中国的传统经典。相关的分析，参见拙文：《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上，北京：《中国文化》，2017年春季号(总第45期)；《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主思想》，上海：《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在《日本书目志》中，能够显示康有为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知识程度的，还有“政治学”按语，然其文字甚长，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引注。
康有为称“黄帝曰‘合宫’”一句，有可能出自《尸子》之散佚之文：“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欲观黄帝之行于合宫，观尧、舜之行于总章。”(朱德雷：《尸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页)《尸子》又另有《明堂》一篇，专讲“明王之求贤”。(同上书，第14～15页)康有为在讲学与著述中，多次引用《尸子》。
《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347页，标点稍有变动。郭躬(1-94)、陈宠(？-106)，先后任东汉廷尉，尚断疑狱。唐代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并设“律学博士”和“学生”，但数量很少。
相关的研究，参见吴仰湘：《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济南：《文史哲》，2010年第1期。当时的交锋虽以私人信件的方式，但双方都抄送友朋，并抄底以备刊刻。
《答朱蓉生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3～325页。黑体为引者所标。康此信又称：“仆昔者以治国救民为志，今知其必不见用，而热力未能销沮，又不佞佛，以为木石必有以置吾心，故杜门来，专以发明孔子之学，俾传之四洲，行之万世为事。”即他上书不成后，失意于政治，而有心于思想与学术。欲传孔子之学到世界，即“创制立教”之意。
“中体西用”的思想，早有传播者，如冯桂芬等人，但没有比较明确的说法。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上奏其大学堂计划，称办学宗旨为：“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修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已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经，西学为纬；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立学宗旨也。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均需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13页)孙家鼐的这一奏折，主要起草人是军机章京陈炽。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刊行《劝学篇》，其在《内篇·循序第七》中称：“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又在《外篇·设学第三》中称：“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西学为用。”(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第168、176页)张之洞的说法，与康有为有相近之处。
为了“纲”、“目”清楚，此处我引用了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刊印的本子，见《翼教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02～103页；该书光绪十七年刻本，各“条目”皆分述，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42～345页。
光绪二十二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称：“段金坛为巫山令，贪劣特甚；孙渊如为山东粮道，受贿三四十万。可知汉学家专务琐碎，不知道理，心术大坏，若从宋学入手断无此事。”(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见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83页)“段金坛”，段玉裁。“孙渊如”，孙星衍。康的说法未必属实，但可见其注意宋学义理之作用。
以上直接引文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48、349页。又，《长兴学记》虽未言西学、西书，然涉及到西方的内容，有以下三条：“欲复古制，切于人事，便于经世，周人‘六艺’之学最美矣。但‘射’、‘御’二者，于今无用，宜酌易之。今取人事至切经世通用者‘一曰图，一曰枪’补之，庶足为国家之用，不诮迂疏也。”“数学举目皆是，至切用矣。测天、制器，尤不可少，近儒多通之。而学者苦其繁深，其实既解归除，即可学开方、八线、椭圆矣。近用代数、微积分，尤为径捷。阿尔热八达译本东来，不必叱为远夷异学也。”“……本原既举，则历朝经世之学，自廿四史外，《通鉴》著治乱之统，《通考》详沿革之故，及夫国朝掌故、外夷政俗皆宜考焉。”(同上书，第346、348～349页)“阿尔热八达”，即代数(algebra，源来阿拉伯语)；“东来”，指从阿拉伯传至欧洲。“外夷政俗”之内容，康此书未细称，可见于《桂学答问》(后将叙述)。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63～64页。按，该版本楼宇烈校对甚精，根据广州中山图书馆所藏《南海康先生口说》(丙申本)和北京大学所藏《万木草堂口说》(丁酉本)互校，定名为《万木草堂口说》，且有《点校说明》。吴熙钊、邓中好校点：《南海康先生口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称其根据中山图书馆藏本，然目录与楼宇烈整理本有异，并称：“参照《万木草堂口说》(北京大学所藏的复制本和复旦大学的复制本)和其它零散资料互订。”《康有为全集》第2集所录《万木草堂口说》，编者在按语中未说明收藏处，根据楼宇烈校勘记，似为藏于北京大学的《丁酉本》，或吴熙钊所称“复旦大学的复制本”。又，该目录中“格物、励节、辨惑·据德、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流质·检摄威仪、孝弟·任卹·宜教·同体饥溺”，亦是康有为《长兴学记》中的题目。
“地顶说”，前述《康子内外篇》涉及此说，康有为认为昆仑山是“地顶”，文明由此发生，流向四处。“洪水说”，康认为中外历史中皆记录“洪水”，之后始有文明。《万木草堂口说》录此内容较多，以下选录之：“昆仑有四大金龙池：一条额尔齐斯河，流入俄国；一条阿母新头河，流入波斯；一条印度河，流入印度；一条黄河，流入中国。(见佛书《玉合经》)”“昆仑者，地顶也。知地顶之说，而后可以知人类之始生。”“现考人类之生，未过五千年，总之去洪水不远。或者，洪水以前之人皆为洪水所灭。以历国史记考之，人皆生于洪水之后。计自洪水至孔子，二千年，自孔子至光绪丙申，二千四百四十七年。印度开国最古，波斯亦开国甚早，盖近昆仑也。”“罗马之政教，出于波斯，波斯出自印度，印度语言文字，皆本天竺，音用支歌麻韵。”“印度之白折额，为人道之始。”“昆仑为地顶，即今伊犁。”“印度开国甚古，当尧、舜之时，义理、政教、文字已可观。”“以风水论，印度开国最先。”“欧洲离昆仑远，开国迟。中国去昆仑近，开国早。”“白帝额过欧洲开人种。”“凡地球各国之人物，开在洪水之后，尧、舜年间。”(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65、67、77、85、86、88、89页)
《万木草堂口说》录此内容不多，以下选录4条：“奥大利有石膄，由人功非天造，不知有天造而极类人功者。”“英国有花长四尺，叶如剑，卷食人兽，此草木之最聪明者。”“今之树木，最高者莫如巴西温士敦，有数十丈，盖近赤度故。”“地球十四万万人，食饭者仅六万万，如亚非利加之食桃，蒙古外之食羊肉，皆不谷食者。”(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77、85、100、112页)“赤度”，北京大学藏本作“赤道”。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89、116、141、184页。北京大学藏本文字稍有异，但意思相同。“疏仑”，今译梭伦(Solon，前638-前559)，古希腊政治家。“谋及庶人”，见于《尚书·洪范》。“与众共之”“与众弃之”，见《孔子家语·刑政》：“是故爵人必于朝，与众共之也；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礼记·王制》稍异文：“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国人皆曰可”，见于《孟子·梁惠王下》。“与民同之”，似指“与民偕乐”“与民同乐”，亦见于《孟子·梁惠王上、下》。此外，康有为称：“选举之法，汉最善。日本亦美，民情能上达。”(同上书，第107页)可知康的“选举”词意，是指古代选官制度，与世袭制相对。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37、146页。北京大学藏本文字稍有异，但意思相同。“租棃”，即jury，陪审团。“疑狱，汎与众共之”，见于《礼记·王制》：“……疑狱，汎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大意为，如果有疑问的案件，由众人进行商议。若众人存有疑问，则赦免之。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39、146页。北京大学藏本文字稍有异，但意思相同。“百里玺天德”，即president，总统。“冢宰制国用”，见于《礼记·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大意为：冢宰编制国家的用度，必在每年年末。待五谷入库之后，才编制国家的用度。“库氏”、“温氏”，不详其人。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33页。《百年一觉》(LookingBackward,2000-1887)是美国的一部乌托邦小说，先在《万国公报》连载节译本《回头看纪略》，光绪二十年(1894)由广学会结集出版单行本，取名《百年一觉》，并署李提摩太译。“远近大小若一”，见于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是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重要论据。大意是：到所见之世，政治已入太平世，“夷狄”也进入到文明阶段(“爵”)，天下远近大小(世界各国)已经完全一致。此即是康所称的“大同”。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145页。“卑思墨”，今译俾斯麦(Otto E. L. von Bismarck，1815-1898)，“举国为兵”，指普鲁士兵役改革。“后兵”，指后备役军人，当时日本并无300万之多。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68、88、105、127、133、140、192、194、197、198、207页。“权革拿”，不详其人。“三统”，指黑统、白统、赤统，见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章服”，指官员的制服。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77、137、162、166、175、178、179、180、181、196、200、204页。北京大学藏本多处文字有异，但意思大体相同。“希腊之七贤”，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梭伦、泰勒斯、奇伦、毕阿斯、庇塔库斯、佩里安德、克莱俄布卢。“阼乐阿士杯”，北京大学藏本作“造落阿士堆”，后文亦称“造落阿士堆”，指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前583年)，是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的创立者。“九十六外道”，指印度在佛出世之前的各类教派。“取士”，指中国科举取士制度。“改制之学”，指“孔子改制说”，康当时认为这一学说在泰西亦有所仿效。“卑士麦”，今译俾斯麦。“行格里”，北京大学藏本作“亨格里”，不详其人。“有血气莫不尊亲”，见于《礼记·中庸》：“唯天下至圣……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貃……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大意为：圣人之德行，洋溢于中国，并外传到异族，凡有血脉之气者，无不尊敬亲爱他。圣人的德行，可以与天相配。“耶氏”，指耶稣。“宋牼”，即宋鈃，战国人。“禁攻寝兵”，见于《庄子·天下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寢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梭格第”，北京大学藏本又作“索革底”，以发音和思想论，似指苏格拉底(Socrates，前470年-前399年)，但“创教者亦有七人”不知作何解，或康有为将之与“希腊之七贤”相混淆。“惠子”，惠施，“卵毛、钩须之学”，见于《荀子·不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即惠施等人能解释极不合理的现象。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75、76、100、220、221、222页。“巴固它拉”，北京大学藏本又作“伯父地拉”，马洪林指认为“毕达哥拉斯”(《康有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99页)，我对此难以确认。就“地心说”而言，“巴固它拉”亦有可能指托勒密。“嘉靖五年”，1526年。“重学”(mechanics)，今译为“力学”。“奈端”，北京大学藏本前有“意大利”，梁启超《读西学书法》称：“《奈端数理》，制造局未译成。闻理太奥赜，李壬叔亦不能译云。”(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下册，第1160页)由此再查制造局、李善兰翻译工作，奈端为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奈端数理》，即《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固拉失”、“那白那失”，北京大学藏本又作“拉伯瑟”、“那白那瑟”，今译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贺旦”，以广东话发音而论，很可能指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圣何塞(San José)，该处有当时颇为著名的利克天文台(Lick Observatory)，但距“洛基大山”(疑为落基山脉)有一段距离。“润月”，即闰月。
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228页。
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称：“广学会近译有《百年一觉》……亦小说家言。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中颇有与《礼运》大同之义相合者，可谓奇文矣。”(《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9页)梁可能说出康的心声。
《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05～124页。此笔记涉及西方者，有以下4条：“老之教曰道。墨之教曰侠。近耶教藉罗马之力，十二弟子传教，专在救人，创为天堂地狱之说。马虾默德谓之回，其教极悍。释迦牟尼谓之佛，其教专以虚无寂灭，亦藉天王之力。可知立教，皆藉国家之力。”“地球自洪水以前一大劫。溯洪水之初，或为日所摄，或为他行星所触，人类几绝。禹之治洪水，不过因势利导。是时日力之摄息，地球之轨平，洪水必退，禹不过疏其未退者耳。洪水之劫，通地球皆同，可知不独中国为然，观西人所考倶断于洪水后便知。”“陈群设九品中正，其意最佳，极似泰西议院之制，盖已品定于乡评。”“徐光启测算阴阳之理甚合。其学出于利马豆。利马豆者，西洋葡萄牙人也。其入中国时，先到广东澳门。”(同上书，第108、110、116～117页)“耶教”，耶稣教。“马虾默德”，先知穆罕默德。“利马豆”，利玛窦，出生于今意大利，耶稣会士，非葡萄牙人。以上引文可见，从数量上看，占全文的比例关系极少；从内容上看，尚未涉及到西学的精义，且以“九品中正”比拟“泰西议院”，又称“徐光启测算阴阳之理”，皆似是而非。
《南海师承记》，《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11～263页。该稿天头处有“请斧正”，并称“醴泉宋伯鲁、新城王树枏同校”。该件藏于上海博物馆，似为康家当年的旧藏，由康氏后人捐赠给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
张伯桢在《学章》最后一页注明：“能将《长兴学记》附入更佳，通京师觅不得此书。若夫子处有存，乞赐一册来，俾得录入，以臻完善。”
《南海师承记》卷一，涉及到西方或西学的篇目有：一、“讲乐”，言及泰西乐律。二、“讲说文”，称“西国之音皆本印度”。三、“讲数学”，谈到西方的数学成就。四、“讲公羊兼列朝制度”，谈到西方工作时间、轮船礼节、西方议会与何休之注、西方宴会“九碗菜”。五、“讲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称外国实行孔子所定“各官各司一职”之制，“故能致强”。《南海师承记》卷二，涉及到西方或西学者更少，主要在“讲律历”、“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及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中，内容亦与黎祖健所录《万木草堂口说》重复，尚有一条黎祖健未录：“战国时每君一相，今外国似之。孔子立三公，尚有数相。”
《万木草堂讲义》，《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79～303页。编者按称：“标题为编者所加。封面署‘大人丁酉在万木草堂之讲义抄录’。原抄录者不详。”“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该件藏于上海博物馆。
《万木草堂讲义》，《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79～285、288～289页。“七月初三夜讲源流”，是原篇名，但从内容来看，已占整个《讲义》近半篇幅，不可能一个晚上讲完，应理解为“七月初三夜起”之意。“波斯太阳教”，似指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七日一来复”，见于《易·复卦》：“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世家”，似指诸侯。“通泰西无立城之例”，似指西方没有相应的制度，以建立中国式四周有围墙的城池。此条后又言及。“疏伦”，梭伦。“旦”，不详其人，黎祖健录《万木草堂口说》，称“美国贺旦有天文台”。“三十三万之显镜可打出”之“打出”，似为“看出”之意。又，当时并没有三十三万倍显微镜，在今天也不容易制造。“波罗斯”，似为“波斯”之误，据前称“孔子者，火教也，以太阳为主”。“马夏析”，不详其人，但从广东话发音和“不立主”，有可能指先知穆罕默德。“耶氏”，耶稣。“摩西”，似指“摩西五经”，早期犹太教文献。“已泰”，以太(ether)，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设想的物质，至19世纪科学界盛行此说，以解释光的波动。20世纪被放弃。谭嗣同对“以太”甚有兴趣，并有自我的理解。
《万木草堂讲义》，《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92～294页。“六宗”，似指佛教六宗。“时”，季节之意。“泰西无城”，似指西方没有中国式围有城墙的城市。“鱼生”，广东话，生吃的鱼，“火化”，熟食之意。“律”，乐律。“女三十而嫁”之“三”，原编者疑作“二”。“今男妇当年德”之“今”，疑为“合”之误。《礼记·礼运》称：“合男妇，颁爵位，必当年德”。大意是：(圣王)使男女婚配，授予爵位，必须与他们的年龄与德行相当。
《万木草堂讲义》，《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95～297页。“或谓之沙”之“沙”，指凯撒(Csar)，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俄罗斯沙皇，皆用此谓。“用金，太古之制”之“用金”，似指金本位制。“外国之官皆几千”之“几千”，似指年俸银几千两。“外国民主外行步行”之“民主”，指民选统治者(总统)。“度地居民”，典出于《礼记·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居民，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其意指土地与居民数目要符合相应的比例。“助法”，中国古代劳役赋税。“贡制”，实物赋税。“司会以岁之成质”，典出于《礼记·王制》：“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冢宰斋戒受质。”大意是：司会将一年的工作(成)上报，接受天子的审查(质)；冢宰斋戒后，接受天子的审查意见。
《万木草堂讲义》，《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98页。“外国话五十三度，广东三十度”，不解其意。“欧洲二十字句”，据“作文四六，作诗五七”，似指一种诗赋体，但欧洲似无此类文体。
《万木草堂讲义》，《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01页。标点有所改动。李提摩太著有《生利分利之别》；“生财有大道”，典出于《礼记·大学》。后文皆将详论。
《万木草堂讲义》，《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02页。
《万木草堂讲义》，《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02页。“折色”，指将粮食类实物赋税(亦称本色)，折算为银两。“纳言”，听下言传帝命之官员。《尚书·尧典》称：舜命龙“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汉书·百官公卿表》有“龙作纳言，出入帝命”。
《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刻本，光绪二十四年，长沙，第3册，《札记》卷二，第53～54页。梁启超称：“南海先生尝箸一《中西同风考》，其中有一篇言国势之同：中国有夏、殷、周三代，而彼中埃及、波斯、希腊盛强相嬗，亦与三代略相等；而周末分为列国，与希腊之列国尤相若焉；中国周后有秦始皇以武功统一震旦，而希腊后马基顿之亚历山大亦从而统一之，其武功之轰天震地亦相若焉，其不再传而亡也亦相若；及中国息肩于两汉，欧洲亦息肩于罗马；南、北朝中分之日，即东、西罗马角立之时；自唐以后，其意大利升平之时也。似此之类，皆隐隐相合，其中所以然之故末由测之，然不可谓非奇事也。欧洲以希腊时人才最盛，一切学问制度多从此出焉。其学问则校[梭]革拉底等之七贤也，犹吾中国之周秦诸子也。其制度则梭伦之律也，汝所条举者皆是也，而吾中国春秋诸邦所行法制多与暗合，然则当彼之时，殆地球菁华发洩之时哉！”“校[梭]革拉底”，今多译为苏格拉底。
李提摩太：《生利分利之别》，该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广学会出版。我未查到原本，使用的是光绪二十三年武汉质学会翻刻本。见该书卷二，第1页。“生财之大道”，《大学》原文作：“生财有大道”。
梁启超《论生利分利》，初刊于《新民丛报》第19、20期(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十五日)，见《新民丛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2008年，第2519～2538、2665～2682页。
我所依据的版本(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称：“思推先中丞公修学舍惠多士之意，与桂士有雅故焉，不敢固辞，敢妄陈说所闻，以告多士。”(《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7页)而刘声木收藏的光绪年大同译书局版本却称：“著书讲学，恐多士昧于读书门径，故疏通证明以诱之，陈说所闻，以告多士之意。”(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下册，第780页)
《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9页。“五部书”，康有为将《春秋》与《公羊传》当作一部。康在文中又提到了陈立《公羊义疏》、刘逢禄、凌曙“说《公羊》诸书”，作为读《公羊传》的辅助读物；提到了《荀子》，作为读《孟子》的参考读物。
《宋、元纪事本末》，为《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
《则例》为《大清会典则例》。《经世文正、续编》，为《经世文编》《经世文续编》。
列出的书目，以“二十四史”为24种，共计145种；加上康有为前面强调的“五部书”“六经”以及读《公羊》《孟子》的辅助书(刘逢禄、凌曙“说《公羊》诸书”作为2种)，共计17种。此外，康有为在文中夹杂提到的书目有：《钦定御纂十经》，《十三经注疏》；《经学汇函》，《通志堂经解》；《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箓友：《说文释例》；《说文逸字》，《说文外篇》，《说文新附考》，《说文引经考》，《说文答问》，《文字蒙求》，《说文检字》，《说文声读表》；《小学汇函》；《唐石经》；《玉函山房辑佚书》；《钦定四库提要》，《书目答问》，《汇刻书目》；《广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经学汇函》。共25种。
刘声木评论道：“此等自欺欺人之说，竟出自坐拥皋比，手执教鞭之口，试问古今天下读书，有如此容易者乎？……以上所列之壹百肆拾陆种，卷帙浩繁诸书，仍以资质稍鲁者读之，不足肆年即可读遍，且有熟读精考者，古今天下有是理乎。……工部所言，直梦呓耳！”(《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下册，第782页)刘声木的统计数字只是一部份。他认为不可能读完的意见，我是同意的。
《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页。标点参考楼宇烈整理：《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38～39页。
根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目》，康有为所变“西学”各书为：《谈天》，英侯失勒约翰著，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英国传教士)译，李善兰删述，徐建寅续述。《地理浅识》，似为《地学浅释》，英雷侠儿著，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gowan1814-1893，美国医疗传教士)译、华蘅芳述。《天文图说》，美柯雅各著，库嘉立(Caleb Cook Baldwin 1820-1911，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薛承恩译。《全体新论》，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英国伦敦会派出的医疗传教士)、陈修堂同著。“全体”，身体之意。《化学养生论》，似为《化学卫生论》，英真司腾著，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英国人，长期在江南制造局任翻译)译。《格致鉴原》，似为《格致探原》，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英国传教士，最初由伦敦会派遣)著。《格致释器》，傅兰雅辑译。(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25～1126、1129、1143页；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目》，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93、114～115、117、123、135页)。《格致汇编》是普及科学知识的期刊，由傅兰雅主办，1876-1878、1889-1882、1890-1892年三度出版，共出60卷。《西学大成》，卢梯青、王西清辑，光绪十四年上海大同书局石印。我看到的上海醉六堂书房光绪二十一年版，共12册，分12类，收入52种著作，包括史政类的著作。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30～1131、1155页；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目》，《晚清新学书目提要》，2014年，第11、13、17～18、172～174页。又，徐维则称：“《米利坚志》四卷，日本原刻本……美格坚扶著，日本河野通译，日本冈千仞删述。”
傅云龙、顾厚焜的身世，见王晓秋、杨纪国：《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1887年海外游历使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3～51页。该书对《日本图经》《日本新政考》亦有研究。
梁启超称：《万国史记》“虽甚简，然华文西史无详者，姑读之”；《万国通鉴》“教会之书”；《四裔编年表》“虽非完备，而颇便检览”；《联邦志略》“甚简”；《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新于前数书”。梁又称：“西史之属，其专史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法国志略》、《米利坚志》、《联邦志略》等书，俄史最佳。”“通史有《万国史记》、《万国通鉴》等。《通鉴》乃教会之书，其言不尽可信，不如《史记》。”(《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30～1131、1163页)
参见张建华：《晚清中国人的国际法知识与国家平等观念——中国不平等条约概念的起源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傅德元：《点校者前言》，《星轺指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该书广东真宝堂同治十二年刻本。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称：“西国学校，花之安，广州刻本”。(《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32页)自是该书的另一刻本。该书另有明治七年(1874)日本求志楼刻本。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列有三书：“《火车铁路略论》，傅兰雅”；“《俄罗斯铁路图表》，李家鏊；《星輶考辙》，刘启彤(坊间缩印改名《铁路图考》)”。(《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35、1158页)《星輶考辙》卷一有《各国车道表》。刘启彤是光绪十三年清政府派往英国等国考察的官员。
曾纪泽有多种日记版本留传，此处《曾侯日记》似指《申报》馆所印的第一个版本，为光绪四至五年的日记，光绪七年(1881)出版。张德彝八次出使，共留下八部《述奇》，然其生前只刊行过《航海述奇》、《四述奇》、《八述奇》。此处《四述奇书》，即是张德彝以驻英公使馆翻译身份，于光绪二年至六年随郭嵩焘、刘锡鸿出使英国等国的纪录。
《夷艘寇海记》，当时以抄本流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其抄本。光绪四年，《申报》馆排印《圣武记》，作为卷十，题名《道光洋艘征抚记》。王之春见到《夷艘寇海记》稿本，亦有整理，题名为《防海纪略》。
梁启超所言为：“《各国通商条约》同文馆本，《条约类编》保定刻本，《通商约章类纂》天津刻本(坊间翻刻改名《通商约章成案类编》)，《通商约章纂要》劳乃宣”。(《西学书目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55页)
康有为提到的书籍为：《算书十经》(《算经十书》)，《四元玉鉴》，《钦定数理精蕴》，《梅氏丛书》，《几何原本》，《代数术》，《微积分》，《微积溯源》，《代微积拾级》，《数学启蒙》，《行素斋数学》(《行素轩算学》)。《楚辞集注》，《文选》，《骈体文钞》，《徐庾集》，《四六丛话》，《骈体正宗》，《八家四六》正、续。《古文辞类纂》，《韩(集)》，《柳集》。《全上古三国六朝文》，《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海》。《唐宋诗醇》，《杜诗镜铨》、《高季迪集》，《唐诗品汇》。《赋汇》，《文苑英华》，《吴(锡麟)顾(元熙)合稿》。《词律》，《词综》，《六十家词钞》。《长兴学记》。《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微积分》一书未查到，疑书名有误。康有为提到了名家为：骈文：“国朝”“胡、洪”。诗：“王、孟、韦、柳、李、杜、韩、白、苏、陆各大家”；二李(玉溪、昌谷)；“宋之山谷，明青邱，七子”；吴梅村，朱竹坨，王渔洋。赋：王粲、黄滔。吴锡麟、顾元熙。“七子”，似指明代“前后七子”，若以此论，则为14人。而韩愈、柳宗元、杜甫、高启、吴锡麟、顾元熙前已提到其诗文集。
我这里谈到了33种，仅是就“外学”而言，若按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的分类法，还应加上“西学”中的9种，“兵学”中的10种，“数学”中的6种，总共58种。
《桂学答问》，《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4页。
《读书分月课程序》，《饮冰室合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9年，专集之六十九，《序》第1页。
《读书分月课程序》，《饮冰室合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专集之六十九，第2、4页。梁启超此处所称“礼学”，不太具体，既强调了今、古文之别，又称“细玩二戴记”，再称“已可以《春秋》、三礼之学试于有司”，大约是遵从自有等差，但《礼记》《周礼》《仪礼》和《大戴礼记》都要读。
《读书分月课程序》，《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9册，专集之六十九，第5～11页。梁启超所列书目，除前已提到的《春秋》及《公羊传》、《春秋繁露》、《解诂》、《礼》、《白虎通》外，另开列：《谷梁传》，《大戴礼记》，《五经异义》，《新学伪经考》，刘逢禄《公羊释例》、《左氏春秋考证》，邵懿辰《礼经通论》，魏源《诗古微》，“群经”。《史记》，《汉书》，《后汉书》，“群史”。《庄子》，《荀子》，《韩非子·显学篇》，《孟子》，《管子》，《墨子》，《老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群子”。《象山学案》、《上蔡学案》、《东林学案》、《姚江学案》、《泰州学案》、《江右王门学案》、《浙中王门学案》、《白沙学案》、《伊川学案》、《横渠学案》、《濂溪学案》、《明道学案》、《百源学案》、《东莱学案》、《南轩学案》、《艮斋学案》、《止斋学案》、《龙川学案》、《水心学案》(以各学案，分见于《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算2种)。《朱子语类》。以上前后顺序，引者稍有调整。“群经”、“群史”、“群子”的概念很不明确，可大可小，我推测梁启超的本意只是随便翻看而已。
《读书分月课程》，《饮冰室合集》，第9册，专集之六十九，第2、4页。又，梁启超各类书目的排列是：经学书、史学书、子学书、理学书、西学书。西学列为最后。
《饮冰室合集》将《读书分月课程》误为“光绪十八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幼学》中称：“南海先生复有《桂学答问》，甲午游粤西，告桂人士者……岁甲午，余授学于粤，曾为《读书分月课程》，以训门人。近复为《读西学书法》，以答问者。”(《强学报·时务报》，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175页)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括号内该类书籍的种数。“天学”，天文。“地学”，地理。“全体学”，指关于身体的学问，今天一般称为“解剖学”。“图学”，测绘与制图。“农政”、“矿政”等各政，除了“商政”以外，与政治并无关系，可视为农学、矿学一类。“格致总”，即科学总论或科学诸门类之意。
梁启超开列书目为：【史志】《万国史记》，冈本监辅；《万国通鉴》，谢卫楼、赵如光；《四裔编年表》，林乐知、严良勋、李凤苞；《欧洲史略》、《希腊史略》、《罗马史略》，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俄史辑译》，阚斐迪、徐景罗；《大英国志》，慕维廉；《法国志略》，王韬；《联邦志略》，裨治文；《米利坚志》，冈千仞；《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沈敦和；《德国合盟本末》、《美国合盟本末》，两书印成一本，徐建寅；《普法战纪》，王韬；《土国战事述略》，艾约瑟；《东方交涉记》，林乐知、瞿昂来；《英俄印度交涉书》，林乐知；《中东战记本末》，林乐知、蔡尔康；《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蔡尔康；《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李提摩太；《列国变通兴盛记》，李提摩太；《列国岁计政要》，林乐知、郑昌棪；《欧洲八大帝王传》，李提摩太；《华盛顿传》，黎汉谦。【官制】《德国议院章程》，徐建寅。【学制】《西国学校》，花之安；《文学兴国策》，林乐知；《七国新学备要》，李提摩太；《肄业要览》，颜永京；《西学课程汇编》，沈敦和；《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傅兰雅；《教化议》，花之安。【法律】《万国公法》，丁韪良；《各国交涉公法论》，傅兰雅、李凤苞、俞世爵；《公法会通》、《公法便览》，丁韪良；《公法总论》，傅兰雅、汪振声；《中国古世公法》、《陆地战例新选》，丁韪良；《星轺指掌》，丁韪良、联芳、庆常；《法国律例》，毕利干(Anatole Adrien. Billequin 1837-1894，京师同文馆法国教习)；《英律全书》，何启；《英国水师律例》，舒高第、郑昌棪；《比国考察罪犯会纪略》，傅兰雅；《华英谳案定章考》。【商政】《富国策》，丁韪良；《富国养民策》，艾约瑟；《生利分利之别》，李提摩太；《华洋贸易总册》。【游记】《聘盟日记》，(俄)雅兰布；《探路日记》，(英)密斯耨；《柬埔柬以北探路记》，(法)晃西士；《黑蛮风土记》，(英)立温斯顿；《中亚洲俄属游记》，(英)兰斯得路；《西学考略》，丁韪良；《环游地球杂记》，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 1850-1924，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历览记略》，傅兰雅。【西人议论之书】《自西徂东》，花之安；《治国要务》，韦廉臣；《时事新论(附图表)》、《西铎》、《新政策》，李提摩太；《东方时局论略》、《中西关系略论》，林乐知；《中国四大政》，李提摩太；《整顿中国条议》，福士达；《借箸筹防论略》，来春石泰(Albin von Reitzenstein 1852- 1927，德国陆军少校，张之洞聘用的自强军教官)、沈敦和；《扬子江筹防刍议》，雷诺(德国军官)、张永熞。以上书目涉及西方近代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者，数量非常之少。本文限于篇幅，难以一一作出评价；然在当时影响力较大者，有《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岁计政要》《西国学校》《万国公法》《富国策》等。
“无可分类之书”收入18种书，其中有《佐治刍言》和《百年一觉》。《百年一觉》前已提及，《佐治刍言》后将论及。“中国人所著书”收入120种，大多是观察性的，研究分析少，然黄遵宪《日本国志》、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等书籍仍有相当的价值。
杰文斯的中文译名甚多，在逻辑学界，又以严复的译名“耶方斯”闻名。他也是著名的逻辑学家。
《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6页。梁启超称“同文馆所译《富国策》”，自是该书由同文馆副教习汪凤藻、总教习丁韪良所译，并由同文馆印行。梁称“税务司所译《富国养民策》”，由此可知他使用的版本为《西学启蒙十六种》(光绪十二年出版)，艾约瑟此时任总税务司翻译一职，这个刊本也是《富国养民策》的第一个版本。梁又称“税务司所译《西学启蒙十六种》，中有数种，为他书所未道及者，《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辨学启蒙》、《富国养民策》，皆特佳之书也。”(《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7页)相关的研究，又可参见赖某深：《叙论：晚清介绍西学的一套启蒙丛书》，艾约瑟等：《西学启蒙两种》，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17～26页。
《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5页。又，梁其超在《西学书目表》中称《佐治刍言》“言政治最佳著作”。见同上书，第1144页。
相同的说法，还可以举一例。梁启超称：“其《西学略述》一种，言希腊昔贤性理词章之学，足以考西学之所自出，而教之流派，亦颇详焉。惜译笔甚劣，繁芜佶屈，几不可读。”(《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7页)《西学略述》，艾约瑟的著作，为《西学启蒙十六种》之一。梁似不知道，该书非为译书。
以上关于《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佐治刍言》内容，我参考了森时彦的论文：《清末中国吸纳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路径考：以梁启超为中心》，狭间直树等编：《近代东亚翻译概念的发生与传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64～289页。
《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5页。“局译”，指江南制造局。“馆译”，指京师同文馆。
参见拙文《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
《读西学书法》，《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69页。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中华局影印本，第1册，文集之一，第127～128页。梁启超引儒家经典甚多，简注于下：“生众食寡，为疾用舒”，见于《礼记·大学》，前文已引。“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见于《论语·颜渊》。“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见于《孟子·梁惠王上》。“行旅皆欲出于其涂”，亦见于《孟子·梁惠王上》，原文为“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通功易事，羡补不足”，见于《孟子·滕文公下》。“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谓之士”，见于《论语·子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亦见于《论语·子路》。“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见于《孟子·梁惠王下》。“议世卿”，指“讥世卿”，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宣公十年。“疾灭国，疾火攻”，即“疾始灭国”、“疾始火攻”，分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二年、桓公七年，并见于何休《解诂》。“无义战”，见于《孟子·尽心下》。“士无世官”，见《孟子·告子下》。
叶德辉曾著文批驳梁启超的读经“当知”十二大义，读子“当知”十大义，读史“当知”八大义。见《〈读西学书法〉书后》，《翼教丛编》，上海书店版，第124～130页。由此又可知，《后序》在当时的传播情况。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局影印本，文集之一，第129页。
参见拙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40～241页。
《上南皮张尚书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局影印本，文集之一，第104～105页。该书目录注“光绪二十二年”，误。梁启超在信中称：“为今之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以提倡天下，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根据梁给刘光贲的信，其意是将两湖书院改造为政治学院性质的机构。梁在信中又称：“启超以为所设经学、史学、地学、算学者，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故时务一门，为诸学之归宿，不必立专课，而常贯于四者之中。其经学、史学、地学、算学，则为日记以督之，以验其学业之勤惰；其时务一门，则为课卷以考之，以观其学识之浅深。讲时务而无四者之日记以督之，则无以正其本；讲经、史、算、地而无时务之课卷以考之，则无以征其用。二义并行，本末咸备，体用具举，庶于西人政治学院之规模，稍有所合，计其成就，必有可观。且时务一门，无专书可以讲授，必事事推原经、史，则侵彼两院之权；苟非如此，则专门之西学，既非所谙，洋务之谰言，又非所屑，登堂缄口，未知所裁。”由此来看，新设立的“政治学院”以经、史、地、算四课为主，“时务”并不专门开课，而是“常贯于”四课；四课的学习方法为日记，“时务”的学习方法以“课卷”；梁认为“时务”并无“专门”，处处引经引史，两者是交叉的。由此而论，梁提到的“二义并行，本末咸备，体用具举”，“二义”分别指四课(本、体)、“时务”(末、用)。这也是一种“体用观”。这些与后来梁在时务学堂的设计有相合之处。
《与林迪臣太守书》、《复刘古愚山长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局影印本，文集之三，第2～3、13～14页。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合集》，第1册，北京：中华局影印本，文集之二，第23～32页。梁启超在“经世”一章中还特别说明：“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即模仿西方“政治学院”的样式来办时务学堂。《学约》第十章“行教”，即传播孔子之教，也是值得注意的内容。
《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22页。“溥”即“普”，普通学。“颛”即“专”，专门学。梁启超本人两字也常混用。“格算学”中的“格”，格致，今译物理学。
《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26～30页。又，根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各书版本为：“《各国通商条约》，同文馆本；《通商约章类纂》，天津刻本，坊间翻刻改名《通商约章成案类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第1155页)第十二月《通商约章及成案》，似为《通商约章成案类编》之笔误。其余各书，前已注明，不再注。
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札记称：“……公法有内外之别，《春秋》亦有内外之异。《春秋》者，泰西公法之祖也。”梁启超批语称：“近是而犹未尽。惟交涉者，乃为外公法。《春秋》之外事，非交涉也，不过所治之地，不能不有远近先后之别也。故《春秋》实如西人宪法、国律之书，实全是内公法也。外公法不过内公法中之一门耳。”(《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3册，《札记》卷二，第57页)梁启超此处“内公法”、“外公法”的概念十分混乱，又以《春秋》比拟“西人宪法、国律”，是对西方宪法概念的曲解。
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在札记中，引用《春秋》、何休《解诂》、《左传》为例证，谈论或涉及到“公法”，梁启超作批语：“此条吾采入公法学。”“极细心，极有得。此条吾采入公法学。”(《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3册，《札记》卷二，第59、62页)从梁的批语来看，似有自己编纂《公法学》的意图。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由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联合上奏《京师大学堂章程》，原稿由梁启超起草，第二节《学堂功课例》称：“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祗增习气。”又称：“今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别，参以中学列为一表如下：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初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以上皆溥通学，其应读之书，皆由上海编译局纂成功课书，按日分课，无论何种学生，三年之内必须将本局所纂之书全数卒业，始得领学成文凭……)英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一，法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二，俄国语言文字学第十三，德国语言文字学第十四，日本语言文字学第十五。(以上语言文字学五种，凡学生每人自认一种，与普通学同时并习，其功课悉用洋人原本。)高等纂(算)学第十六，高等格致学第十七，高等政治学第十八(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第十九(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第二十，矿学第二十一，工程学第二十二，商学第二十三，兵学第二十四，卫生学第二十五(医学归此门)。(以上十种专门学，俟溥通学既卒业后，每学生各占一门或两门，其已习西文之学生，即读西文各门读本之书，其未习西文之学生，即读编译局译出各门之书。)”(《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9～31页)这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前的最后一篇文字，尽管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可能有修改。在中学与西学的比例关系上，梁仍强调中学，经学、理学被置于数一数二的位置；“公理学”、“公法学”已不提，代之为“初级政治学”。京师大学堂前三年只学普通学，第四年才分科。康有为、梁启超此时的用力之处在于“应读之书”：由梁主持“上海编译局纂成功课书”，试图将“康学”编入“功课书”中。相关的研究参见拙文：《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北大史学》，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长兴学记叙》，《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第17页。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册，第1947页。这段话正是《孔子世家》的最后之言，是司马迁对孔子的结论。康有为在《教学通议》、《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皆引用过此典，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7、361、363、414页；第2集，第247页。
相关的分析，参见拙文：《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戊戌时期康有为“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再确认——兼论康有为一派在百日维新前后的政治策略》。
相关的研究，可参阅李少军：《甲午战争前中日西学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尤其是第三章《“中体”锢禹域 西潮涌东瀛》。该项研究相当深入，分析亦精辟。
康有为：《我史》，《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65页。
梁启超原题为：《论学校七·变法通议三之七·译书》，《时务报》第27、29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一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2册，第1802～1804页，第3册，第1933～1934页。梁此时将“译书”放在“学校”类。
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称：“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书，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尚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时务报》第42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第4册，第2845页。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天演论》(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今译本为《进化论与伦理学》)。斯密亚丹(Adam Smith，1723-1790，今译亚当·斯密)，《原富》(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今译本为《国富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群学肄言》(TheStudyofSociology)。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今译密尔)，《群己权界论》(OnLiberty，今译本为《论自由》)、《名学》(ASystemofLogic,RatiocinativeandInductive)。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的《社会通诠》(AHistoryofPolitics)。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1689-1755)，《法意》(TheSpiritofLaws，今译本为《论法的精神》)。耶方斯，即杰文斯，《名学浅说》(PrimerofLogic)。
霍布士，即霍布斯。斯片挪莎，即斯宾诺沙。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三学案刊于《清议报》第96-100册。
《论学日本文之益》，《清议报》第10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册，第579～580页。
《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之广东某君之演说》，(1905年)九月初八日，《民报》第一号，第79页；又见《胡汉民先生文集》，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78年，第26页。
此一时期译书门类与种类的变化，可参见张晓：《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相关的研究，又可参见章清：《学、政、教：晚清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北京：《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7页。朱维铮所做导语，对此亦有深刻的分析，见该书第10页。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生前自编文集，《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皆未辑入。
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拙文：《戊戌变法时期司员士民上书研究》，《明清论丛》第五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叶德辉称：“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翼教丛编》，上海书店版，第165页。“路得”，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从上下文关系来看，“心夷”也有可能指康有为模仿马丁·路德而创新教义；然“貌孔心夷”一语流传极广，皆被当作针对康此期总体思想而言。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9)04-0094-38
作者简介：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澳门
[责任编辑 李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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