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新证】
摘 要：本书作为儒家权说研究的文集，运用结构分析与义理诠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儒家人物为中心，对其权衡权变学说做了深入发掘和探讨。作者不但提出儒家权说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儒家哲学中最具智慧和活力的思想因素，而且还试图构建儒家权说“三观”的思想体系或理论形态——道体权用的权道观、经常权变的权经观、权贵时中的权中观。附录“关学专题”辑入的论文，就张载哲学、张载与邵雍的学术关系、张载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详细论述和辨析，以充实关学研究的薄弱之处。
关键词：儒家；权衡；权变；序言
由笔者和卢有才先生合著，即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儒家权说论稿》一书，是我们为撰写《儒家权说史略》的部分书稿，也是单独成篇且已在海内外公开发表的文集。在序言中，拟就儒家权说研究的起因、儒家权说的发展历程、儒家权说的逻辑结构或理论形态，以及现今学术界对其研究的概况等问题加以简要叙述。
一
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兴趣可用一个人物和一个问题来概括。一个人物，乃是历史人物，即明代中后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高拱；一个问题，乃是哲学问题，即儒家权说问题。
说起我们对儒家权说思想问题的兴趣，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受到高拱权说研究的启发。作为明代嘉、隆、万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高拱不仅在政治上推行了“隆庆改革”，揭开了明中后期改革运动的序幕，而且在哲学思想上也有颇多建树，其中，权说思想问题就是一个重要方面。高拱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主持乙丑会试，以“权”策士，并作程士文《孔子言权》[1]1055-1060。高拱罢官后，于万历三年(1575年)撰成《问辨录》，又将程士文《孔子言权》辑入卷六《论语》[2]1158-1165。在该文中，高拱不仅全面阐述了“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的辩证经权观和“权也者，圆而通者也”的权变新论，而且还对汉儒的“反经合道”说、宋儒程颐的“权便是经”说和朱熹的“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做了全面深入的辩驳和批判。20世纪90年代初，为研究高拱权说思想之需，我们便开始搜集儒家权说思想文献，整理儒家权说思想资料。这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重要条件，奠定了文献基础。可以说，从事高拱权说思想研究，是我们对儒家权说思想发生兴趣的诱因，也是进入这一领域的机缘和门径。
其二，受到现代学者赵纪彬先生研究的影响。众所周知，赵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赵先生着手撰著《中国权说史略》一书，但未能实现夙愿而病逝，仅留下三篇书稿，即《释权》[3]18-29、《〈论语〉“权”字义疏》[4]69-89和《高拱权说辨证》[5]。在这些书稿中，他运用文献考证与义理诠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权”字的历史起源及其生成为方法论范畴的逻辑进程作了缜密梳理，对何晏《论语集解》和朱熹《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错简断章问题做了详细考释，对孔子权说的特点和发端地位、明代高拱权说的得失等问题也有着精湛阐发，并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观点[6]。这三篇书稿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成为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通过反复研读这三篇遗稿，使我们开阔了学术视野，增长了见识，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可以说，赵先生是我们从事儒家权说研究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总之，上述两个因素，使我们对儒家权说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加以全面深入探讨的重要缘由。
他大学学经济，是老爸喜欢的专业，他帮老爸实现未竟的理想。大学一毕业就众望所归地考上公务员，搞对外经济贸易研究。五年了，出来进去人模狗样，还谁都爱夸他两句：瞧瞧人家，办公室坐着，国家代表着，钱没少拿，活得要多滋润有多滋润。
二
关于宋明理学的权说问题。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最周延、最完备的理论形态，也表现在他们建构的权说思想体系之中。因此，《理学权说析论》一文以程颐、朱熹和高拱为典型个案，对儒家权说“三观”的逻辑结构或理论形态做了全面解析和梳理。宋儒程颐、朱熹和明儒高拱的权说思想具有同构性或同质性，即在权道观、权经观和权中观方面具有基本相同的思想逻辑结构。与其他理学家相比，程、朱、高对权说思想的论述最全面，也最典型。故此，以他们为典型个案研究理学权说，可以大致反映出儒家权说的基本结构、特征和面貌。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某些差异和分歧，但这并不影响其典型性和代表性。其后的儒学家如毛奇龄、陆陇其、戴震、焦循、康有为等，虽然在儒家权说方面也有其重要贡献，但他们的权说问题域基本上没有越出宋明理学的范围，在一些核心论题上还是在理学权说论域内展开的，接续的仍然是理学权说的“话语”，尽管有其充实、修补和发展。
这些综述性论文，就其内容来看，既是成就性综述，又是争鸣性综述；就其形式来说，既是专题性综述，又是研究现状综述。需要说明的是，这组论文的内容，既有综述又有论评，力求做到述评结合，避免述而不评，评而不述。在综述方面，主要是就学术成就、学术争议、研究范式、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等学术现状的综述，具体涵盖“权”范畴涵义、权道观、权经观、权中观、权义观、经权价值观及其前后之间的思想联系、中西权说比较等方面的内容。在论评方面，一般分为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是肯定成绩，诸如权说内涵的拓展、核心命题的凸显、研究范式的转变、研究方法的优化等；另一方面是指出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空缺之处及其分歧和争议问题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以此找到新的学术突破点和生长点，也试图提出新思路、新问题乃至新观点和新方法，其目的是要进一步促进儒家权说研究的深入展开，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这些综述性论文的撰写目的，是要全面、及时、准确地把握儒家权说研究的前沿学术动态，了解儒家权说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论题，即在哪些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同时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着薄弱环节乃至空缺之处，在哪些问题上有其争议和分歧，以此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进行总结、反思和调整，从而找到儒家权说研究中的学术生长点，拓展儒家权说研究的问题域，进一步促进儒家权说研究的深入展开。当然，也力图为学术界从事这项研究提供学术史背景或有价值的依据。
我们对儒家权说拟定的研究计划，大致分为两步：先是进行儒家人物或个案研究，从中概括出儒家权说的共性问题，并以此为纲，然后贯通儒家权说史的宏观研究，并试图探寻儒家权说的发展规律、思想特质并凸显其学术地位。这本文集就是该项专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我们长期通力合作的成果。
三
首先，相关部门要加大林业技术推广的投入。当地政府部门应根据国家出台相应的制度结合林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完善相应的资金补贴制度。特别是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技术人员创造工作环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确保林业工作顺利进行。其次是基层林业部门可以与相关的企业进行合作，让双方之间的资源能够得到更好的共享。最后，在建设林业项目时，必须保护林业家庭的利益，确保林业项目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实用性。
关于儒家权说史问题。自从孔子把“权”提升为方法论范畴之后，后世儒学家对其诠释可谓绵延不绝，从先秦至明清从未间断，并形成了儒家权说思想史。在儒家权说史上，历代儒学家提出了许多重要权说命题，如：孔子的“未可与权”说、孟子的“执中无权”说、荀子的“兼权熟计”说、公羊家的“反经合道”说、孔颖达的“权者道变”说、柳宗元的“权以达经”说、王安石的“权时之变”说、程颐的“权便是经”说、朱熹的“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陈淳的“权后得中”说、高拱的“合圆会通”说、王夫之的“经固有权”说、焦循的“权后经正”说、戴震的“权别轻重”说，等等。实际上，儒家权说史就是由这些核心命题构成的。那么，儒家权说史是否有其发展规律呢？对此，赵纪彬先生作了肯定性回答：“汉人提出‘反经合道’说，宋人群起而攻之；宋人提出‘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清人又反对宋人，回过头来复活并发展了汉人的‘反经合道’说。权说史上这三个相互訾应的环节，恰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3]261这一观点，也被现代许多学者所认同。我们在《儒家经权思想的逻辑进路》一文中，对这一观点也做了详细阐述，提出从汉儒的“反经合道”说到程颐的“权便是经”说和朱熹的“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再到高拱的“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说，构成了儒家权说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也是正、反、合的逻辑展开过程。如果说汉儒的“反经合道”说处于肯定阶段(正)，程颐的“权便是经”说和朱熹的“常则守经，变则行权”说是对汉儒权说的否定，从而发展到否定阶段(反)，那么，明儒高拱的“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说则是对程朱权说的再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合)。汉儒、宋儒和明儒权说的三个阶段两度否定，使儒家权说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发展周期，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
关于儒家权说的逻辑结构或理论形态问题。儒家权说虽然涉及哲学范畴众多，思想关系复杂，但并非杂乱无章，无序可寻，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或理论形态的。因此，我们运用结构分析和义理诠释相结合的方法，对儒家之权与“道理”“经礼”“仁义”“时中”“中庸”等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或理论结构进行了全面解析，并提出儒家权说的三种理论形态，即权说“三观”：(1)超越层面——“道体权用”的权道观。在儒家哲学中，“道”作为宇宙运动变化的最高法则、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根本准则，为权衡权变的合法性提供了本体支撑(“权道”)、现实依据(“经道”)和道德保障(“仁道”)。(2)现实层面——“经常权变”的经权观。儒家之“经”作为权衡权变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具有经礼、仁义等高低不同的层级，在遇到道德冲突或道德困境的特殊情况下，儒家主张突破低层级的道德原则或规范(“礼仪”)，而实现高层级的道德理想或目标(“仁义”)。(3)价值层面——“权贵时中”的权中观。权衡权变以“时中”(“中庸”“中道”“中节”“中和”“事中”等)为价值取向和目标，行权只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做到“时中”，即适中合度，恰到好处，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实现理想目标。可以说，儒家权说“三观”是贯穿儒家权说发展始终的，也是可以用来描述其全部思想内容的理论架构。本书“权说研究”板块论述的基本思路，就是将孔子、刘向、冯用之、张载、程颐、朱熹、陈淳、高拱的权说思想纳入“三观”视野中，来全面展现其丰富的理论内涵的。
儒家权说是儒家经学和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儒家哲学中最具智慧和活力的思想因素。所谓“儒家权说”，就是儒家提出并阐发的权衡学说和权变学说，即儒家权衡轻重利弊和灵活变通、通权达变的智慧学说，也是儒家关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乃至管理哲学、法哲学的方法论学说。
英语视听说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查方式。过程性评价占40%，关注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养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逐步建立起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与同伴沟通、合作的能力。过程性评价包含3个评价维度：学习态度与习惯（15%）、课堂表现（15%）、小组合作（10%）。终结性评价共有两次，分别在第8次和第16次课进行，以测试的形式考查学生对所学话题的掌握情况。
四
“权说述评”板块选入10篇论文，其内容是就学术界对儒家权说研究概况所作的综述和评论，主要涉及孔子、孟子、荀子、公羊学、柳宗元、王安石、程颐、朱熹、高拱、焦循及现代学者赵纪彬先生等权说思想的研究概况。
本书设置三个板块，即“权说研究”“权说述评”和附录“关学专题”，收录论文25篇。“权说研究”板块辑入10篇论文。这些论文既有孔子、孟子、刘向、冯用之、张载、程颐、朱熹、陈淳、高拱等权说思想的深入探讨，也有宋明理学权说思想结构的详细解析，还有儒家权说思想史的大致梳理。
由表5和表6可见，计及谐波后更接近PSCAD仿真结果，实际触发角和换相角计算结果更准确。由此得出计及各次谐波时各换流阀的实际熄弧角，如表7所示。
在儒家哲学中，权衡和权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权衡和权变属于两个不同哲学层面的问题，权衡是认识层面的问题，属于认识论范畴；权变是实践层面的问题，属于实践论范畴。从时间维度来看，人们在实践中，总是先权衡而后权变，不可能先权变而后权衡，即权衡在前，权变在后。另一方面，权衡和权变又有其内在联系，权衡是权变的基础或前提，权变是权衡的结果或表现。换言之，权衡是权变的更高要求，只有恰当的权衡，才有正确的权变；如果没有权衡的恰当判断或抉择，就不会有正确的权变方法。由此可见，权衡智慧和权变方法作为儒家权说的重要内容，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而且历朝历代的儒学家和经学家对其注解、阐释从未中断，由此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家权说思想史。
在第四纪和新近纪土体中，天然孔隙比、压缩系数、固结速率等物理力学指标与地面沉降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随深度增加，黏性土体压缩性降低，而砂性土体的密
这些综述性论文依据的学术文献资料，均为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期刊论文、报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其儒家哲学论著中的某些章节。文中引用和参考的文献，主要是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至今出版和发表的，重点依据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专题论文、学位论文进行综述，报刊论文、会议论文及其一些论著中的有关章节也作为主要参考文献。当然，学术研究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过程，儒家权说研究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新成果不断涌现，新观点不断提出，新文献不断发现，这就使得这些综述性论文引用的文献资料在时间上总是有局限的，不会也不可能囊括殆尽，这也决定了它只具有阶段性价值，不可能具有恒久价值。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疾病的发生与流行是由病原、机体、环境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在蛙类养殖中，应坚持“防重于治”的原则，从改善、控制养殖水体的环境条件，抑制致病菌，增强蛙体免疫力着手，达到预防细菌性疾病发生的目的。同时，加强养殖饲养管理工作，切实做到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一旦发现疾病，及时选择敏感、有效的药物，对症治疗。考虑到抗生素在治疗过程中，会对蛙的肝脏造成损伤，对此应拌服保肝护胆，增强抗病力的中草药，以在细菌性疾病的控制与治疗中取得较好的效果。
五
近年来，卢有才先生除了从事儒家权说研究外，还致力于以张载为核心的关学研究，并发表了10余篇有分量的论文，成果丰硕。故此，文集附录“关学专题”板块录入5篇有关张载研究的论文：(1)《张载释“梦”》提出，张载的“梦”论既是人在形体闭合、气专注于内而产生的精神现象，也是魂交而成,缘起于已有的心理习惯。孔子是他最敬服的圣人，认为孔子晚年已入圣人之境,其心如太虚,其性归天性,其行合中道,其命顺神化,与天为一,不思不勉,从容中道,从心所欲不逾矩,动则与周公若合符节,故“不复梦见周公”。(2)《张载谈“鬼”论“神”》认为，张载立足于气本论,指出“鬼神”是“二气之良能”：神是气之伸，气聚为物，自无而有，彰显气之神妙不测的变化性能；鬼是气之屈，气散物溃，自有而无，返回气的本然状态，体现气之归宿。鬼神就是阴阳二气的往来屈伸。(3)《张载的人性修养论》指出，张载的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人性修养之目的就是要根除气质之恶，复归至善的天地之性。要回归天地之性，既要“继善成性”，又要“变化气质”。前者是要保存、继承天地之性；后者是要根除气质之恶。“集义”“养气”是人性修养的基本工夫，通过“集义”，养得“浩然之气”，就能与天为一，成性成圣。(4)《张载与邵雍的学术关系辨析》提出，张载与邵雍虽为“学侣”，但其学术思想、政治表现、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张载会通中庸与易传思想而创立的义理之学，深得易传之旨，传承了儒家道统，可谓“正宗之儒学”；邵雍吸取道教思想尤多，其思想与生活情调，更接近道家，可谓“歧出之儒学”。张载评说邵雍“于儒术未见所得”，实乃一语中的。然学术思想之分歧，并未影响其学术交往，这种高尚品德值得借鉴。(5)《张载与王安石：熙宁变法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认为，熙宁变法中，张载与王安石曾同朝为官，先后应召入对，均表达了“复三代”的政治理想。然而，在变法的方式方法上，他们却存在着较大分歧，“语多不合”。张以“渐化”哲学为理论指导，倡导渐进的革新方法，主张行“井田”、复“周礼”；王以“尚变”哲学为思想武器,“以理财为方今先急”,除旧布新,全力推行新法。因此，张属于熙宁变法中的温和派,王则属于熙宁变法中的激进派。
长期以来，学界对张载哲学研究颇多，成果丰硕，但毋庸讳言，张载的梦论、鬼神论、人性修养论却是其薄弱之处，特别是其与王安石的改革关系、与邵雍的学术关系，更是学界鲜有论及的。就此而言，这些论文在关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对儒家权说具有浓厚的兴趣，在搜集资料、研读文献、提炼观点等方面付出了大量精力和努力，但对于这个颇为庞大且复杂的论题而言，深知自己天资驽钝，功力不逮，距其撰成《儒家权说史略》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因此之故，文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和读者批评赐教。
(按，卢有才先生对这篇序言做了详细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高拱.程士集：卷四[M]∥高拱全集(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2]高拱.问辨录：卷六[M]∥高拱全集(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3]赵纪彬.释权[M]∥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哲学(第九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4]赵纪彬.《论语》“权”字义疏[M]∥历史论丛(第4辑).济南:齐鲁书社,1983.
[5]赵纪彬.高拱权说辨证[J].中州学刊,1982(4)：24-34.
[6]岳天雷.赵纪彬“权说”研究述评——为纪念赵先生逝世30周年而作[J].河南大学学报,2012(2)：8-15.
PrefacetoCollectedWorksonTacticsAdaptabilityTheoryofConfucianSchool
YUE Tian-lei
(CulturalResearchCenterofHuangEmperorNativePlace，He’nanInstituteofEngineering，Zhengzhou451191，China)
Abstract:InCollectedWorksonTacticsAdaptabilityTheoryofConfucianSchool, the authors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tactics adaptability theory of Confucian school with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They propose that the tactics adaptability theory of Confucian school experienced a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gation of negation and it is the most intelligent and energetic ideological element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Besides, they try to build the ideology or theoretical form of the tactics adaptability of Confucian school. In the appendix of the book, papers on Zhang Zhai’s philosophy, the academic relation between Zhang Zhai and Shao Yong as well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Zhang Zhai and the political reformation of Wang Anshi are collected in order to enrich the studies of Guanzhong Neo-Confucianism.
Keywords: Confucian school; weight; tactics adaptability; preface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72(2019)03-0017-05
DOI:10.14168/j.issn.1672-8572.2019.03.03
①收稿日期：2018-07-12
作者简介：岳天雷(1958—)，男，河南新郑人，教授,研究方向：儒家哲学和中原文化。
(责任编辑：孙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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