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良知，优秀的道德基因深受良知思想的文化滋养。儒家良知思想源远流长，传承发展，自成体系，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孔子的“学而知”具有启蒙意义，孟子的“良知”开启思想先河，王阳明的“致良知”成就思想巅峰。儒家良知思想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不断唤醒世人内心的良知，并且正面引导人们积极主动践履良知。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场合多次提及王阳明的“致良知”。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纵深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迫切需要良知思想的唤醒与复兴。一是在哲学反思中实现儒家良知思想的新时代复兴；二是在实践超越中实现儒家良知思想的新时代复兴；三是在思想创造中实现儒家良知思想的新时代复兴。
关键词：儒家；良知思想；传承；新时代；复兴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良知，得益于良知思想的文化滋养，致力于良知思想的社会实现。古代哲人先贤历来推崇良知，注重良知实践，着力于良知修养的道德理想。无论是圣贤个体的道德修养还是社会整体的道德良序，都离不开良知的道德支撑。何谓良知？在古代先贤看来，人作为宇宙万物间颇具道德理性的生命体，先天具有一种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不学而行的天赋能力，这种天赋能力带有先天自然的浓郁色彩。判断是非、辨别善恶的自然禀赋就是人类生命体的原始良知，具有正面、正向、正知的特质。良知是人的灵魂深处的神秘力量，是人的心灵世界的理智权威，维系着人的正常有序的心灵秩序。其中，儒家良知思想最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良知不仅仅是自然天赋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实践能力；不仅仅是道德理性的价值选择，更是道德实践的价值升华。
一、儒家良知思想的历史传承
尽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关于良知的论述不多，但系统研究后我们洞悉其中深意：儒家良知思想在中华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和深远价值，是一个完整的、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从孔子的“学而知”，到孟子的“良知”，再到王阳明的“致良知”，良知思想在中华传统道德思想演进过程中得以生长、延续、发展和提升，并逐步揭开其神秘的思想实质，有益于解开我们在道德动因学说研究中的基因密码和历史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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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的“学而知”具有启蒙意义
管窥儒家良知思想的历史溯源和理论基点，孔子的“学而知”具有启蒙色彩。孔子奠基性阐释的“学而知”是一种实践理智的“知”，它既是在“学”的实践中才能获得的，又是为着“学”的实践的。[1]孔子把成人的根本道路归结为“学”字。纵览《论语》的思想精髓和价值根基都在一个“学”字。比如，《学而》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政》中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孔子苦心劝学，本质意蕴并不是单纯的知识学习，而是要身体力行，在实践活动获得真正的知识。因而，孔子的“学而知”思想，在强调学习的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学习的实践性。而其中知的内涵丰富，既包含书本知识，更意指实践真知。孔子的“学而知”思想，看似在传授学习的方法和路径，实际上阐释的是人生的意义、做人的真谛与成人的经验。这在《述而》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子张》中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等论述中可见端倪。在孔子看来，好人应该是知道之人、立德之人、善学之人，是一个“道-德-学”的完整之人。其中，重要的是两个基本而重要的特质。一是内心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也就是心灵秩序优美，这是对好人的内在要求。譬如，《雍也》中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二是在生活交往实践中，无论是做人还是处理事情，都要体现出有德性。这是对好人的外在规制。譬如《学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以及《礼记·学记》中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因此，孔子的“学而知”思想实际上阐释的就是做人即做一个有德性人的道理。在具体如何学的问题上，孔子提倡“志学知行”四个字。这是一个关于学习哲学思维完整的、有机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其中，志是学习的意愿，是动力所在。没有志，学习将是空谈；知与行是学习的功力，是关键所在。没有知与行，学习将变得空洞。将学在修身养德中一以贯之，将学在人生发展中贯穿始终，这样的学才会被赋予终极意义和深远价值，这样的学才能聚合成不竭动力和发展定力。
某种意义上讲，孔子的“学而知”是孟子的“良知”的启蒙和起点。尽管孔子在儒家良知思想创建方面做的仅是基础性工作，他提出的学说仅是塑造德性人格的学说，但却开启了儒家良知思想研究的理论溯源，具有奠基意义与启蒙价值。
（二）孟子的“良知”开启思想先河
儒家的孟子是良知思想的鼻祖，这是学界普遍的认知与界定。《孟子·尽心》中论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简单几语，却道出了良知的精要所在。孟子在儒家良知思想开拓上的重大而积极的贡献毋庸置疑。从伦理学研究的整体性视域分析，孔子的“学而知”和孟子的“良知”为儒家良知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创设了与西方哲学泰斗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明智”所不同的哲学路向。孟子的“良知”是对孔子的“学而知”概念的深入阐发和传承创新，本质意蕴是知“道”的良知，这是孟子的杰出贡献之一。孟子的“良知”尽管是对孔子“学而知”的思想续写和意义阐释，但却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孟子的另一个杰出贡献是，他指出这种道的获取是通过实践来完成，使得道的努力变得有章可循，变得真实明白，明晰了实践以达成良知的科学进路。孟子的“良知”注重内心与实践的关系解读，将良知与良心两个概念融为一体，并提出心灵知的至高境界是道，通过理解仁、义、言、性、命、天而达成的实践路向。
总而论之，知“道”是良知的最高意蕴，本质上是实践之知。在儒家看来，生命体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和状态，就一定会有气象的自然呈现。在这种境界之下，人与天地为三，视人生为一天地间的存在，借用张载的话说，生命世界的所有存在物都是天地间共同生活着的伙伴，在人类之间，所有的人，无论人种、年龄、性别，都是共同生活着的同胞。[1]
（三）王阳明的“致良知”成就思想巅峰
为减少农村的生态污染，需大力推广生态农业技术，以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为前提，推动农经济的发展。这就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资金投入以及科研的发展，并通过积极的实践与探索，总结出适合于不同不同环境的生态农业发展需求及其基本模式。
二是强化道德的个体教化和社会治理价值。孔子教育学生的中心内容是道德教育。儒家尤其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认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把个人的道德和国家的命运统一起来，上升到国家意识的高度来认识道德的意义。传统儒家道德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用也是深远复杂的。因此，新时代致力于传统儒家良知思想的复兴，必须秉承辩证思维，批判性吸收，合理性借鉴。
虽然布鲁姆从未明确公开讨论“生产”的问题，但是其误读理论所显示的斗争性和互文性可以和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形成一种二元辨证的对话关系，尽管布鲁姆的理论天平总是滑向文本的审美自足性。然而“生产”维度的切入有可能为解读布鲁姆开拓一个新的解释方位，从而在文学的独立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之间实现彼此制衡。可是依然需要警惕将布鲁姆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作品的审美性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正如马克思在讨论美学标准问题的时候，始终将美学的标准置于历史的标准之前。
儒家良知思想的复兴之路，最后是创造之路。在儒家良知思想的基石上实现新时代超越，最终的价值旨归是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传统儒学可贵之处就在于可以为这些难题的解决提供思想资源和实现路径。汤一介先生认为：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三大难题”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社会）的矛盾和人与自身的矛盾，都可以从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中寻找答案。可见，传统儒学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它提供的是方法和思维，而非技术和工具。但是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仅仅依靠传统儒学肯定是无法全部破解和完成的。司马迁曾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对于儒家良知思想，我们应该秉承辩证的观点科学地对待分析。
儒家良知思想的复兴之路，首先是反思之路。儒家良知思想的新时代复兴是在儒家思想的传承基础之上的，只有立足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道德思想体系以及儒家道德思想的生成语境与发展环境，只有全面总结和系统整理儒家道德思想得以兴盛的历史经验，只有认真研究和深刻反思儒家道德思想遭遇衰落的历史教训，才能从中得以思想上的启示，才能推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发展。中华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为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孔子提出，后经不断补充和完善而自成一体。尽管其思想体系集中体现中华传统宗法等级制度，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价值取向，但作为一套比较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思想的创见性还是值得肯定和传承的。
二、儒家良知思想的新时代复兴
面对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道德生活场景，现在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对于一个从封闭、僵化、保守日益走向开放、创新、自信的民族来说，经受了“现代性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初级洗礼，我们正处于一种新的伦理文化的发育成长期，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道德生活场域正在确立，一种新的道德主体之新的道德理性意识与道德心性图式在孕育与形成。[5]新时代，儒家良知思想的理论光辉必须在返本中开新，在开新中返本，在不断反思、超越和创造中，真正确立起良知思想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努力提炼出符合新时代精神的良知思想，从而实现儒家良知思想的新时代复兴。
（一）在哲学反思中实现儒家良知思想的新时代复兴
2.4 女性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的多因素分析 以女性脑卒中患者自我感受负担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学历、人均月收入、居住地、是否有伴随疾病、是否绝经及社会支持得分)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3个影响因素分别为伴随疾病、绝经及社会支持得分。其中，伴随疾病与绝经的回归系数为正值，OR值>1，说明其是自我感受负担的危险因素；而社会支持水平回归系数为负值，OR值<1，即社会支持水平为影响自我感受负担的保护因素。见表4。
一是重视从本源上追问和探究道德。儒家道德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就在于儒家内部各派别尽管思想不尽相同，但共同点就是重视道德问题的研究，努力揭示道德动因，并试图以道德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路径。孔子强调“天命”的同时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道德命题，指出后天的“习”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意义和价值。孟子则认为人性向善是道德的本源，引申出道德的主体性。荀子既排斥孔子的“天命”学说，又否定孟子的人性之善论断，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认为礼义道德是为了“养人之欲，给人以求”，把道德与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联系起来。后来的《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在孔子的天命论和孟、荀的人性论基础上二者调和的结果。
王阳明是明代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集大成者，代表着良知思想的发展巅峰。王阳明的学说，理论界简称为阳明学，“致良知”学说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其学说溯源承继于孟子，延续于象山学派，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靡海内而传播中外。“良知者，心之本体”“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这些都是王阳明代表文集《传习录》中关于良知的经典论述。“良知”一词，缘起于孟子的论述，王阳明在孟子的基础上提出“良知即天理”的观点，融入《大学》里的“致知”观念，自成一体，自创一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致良知”学说，也无疑是在孔孟基础上对良知思想的丰富拓展和积极创造。研究“致良知”学说，不得不提及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这是王阳明无论是在政治仕途上还是在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事件，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造就了“致良知”学说的孕育。王阳明在贬谪龙场期间，依然能够守得住人生的低处，在身心处于苦难与困境之时，常常一个人冥思苦想“圣人处此、当有何道”的哲学问题和人生命题。多日的冥思苦想，他对《大学》“格物致知”之意蕴一时间拨开云雾，大彻大悟，这便是流传世间的“龙场悟道”。其关键在于领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其逻辑的结论是求理于心，而非求理于外。这标志着王阳明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为他日后在讲学中形成良知心学奠定了心灵觉悟的基础。[2]
电气工程自动化技术在我国工业生产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但从目前发展来看，在工业生产中，自动化的程度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现有的自动化技术往往只能完成自己独立的几项工作，而且这几项技术还需要通过多个设备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在整个电气自动化的过程中，不同环节之间的“交流”很少，这样就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自动化链，影响了整个大系统自动化的进程[4]。
从“龙场悟道”提出的“良知的吾性自足”，到后来实践体验的“事上磨练的知行合一”，再到最后的日臻成熟的“致良知”，这是王阳明良知学说的“三部曲”。龙场之后，王阳明终其一生到处接引“豪杰同志之士”以期“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所以说，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在实践进路上的最显著特色便是“觉民行道”。这是他龙场悟道的全新构想，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3]作为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观念和精神特质，良知是王阳明文化的思想内核和一贯主张。努力尝试提出道德理论并付诸实践，祛除人身上的恶，成就人精神之善是道德哲学的重要使命，“为善去恶”也就成为古代哲人先贤的道德理想。王阳明正是出于这种使命和抱负，试图以“致良知”的道德主体努力，最终实现人的自我救赎、自我认知和自我完善。良知观念如果只是王阳明心学体系框架中的构成要素，仅仅简单理解为人的知善知恶、辨别是非的能力，这还是相对肤浅之理解。对于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应该整体性加以解读，方能探究其中的真谛。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整体上应该涵盖三个方面的意义即道德主体、道德规范和道德能力的道德共同体，也就是道德本体论、道德方法论和道德实践论的有机建构，即以“良知”为人的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人的道德修养方法和路向，以“知行合一”为人的道德实践能力，这样就可以科学解释道德主体的为善去恶行为的道德动因和合理依据。为善去恶要求道德主体不仅在主观上要具有对道德规范的认知，而且必须在客观上完成相应的道德实践，也就是行为者要去“致良知”，践行良知所包含的道德要求。[4]作为天赋的道德理念，必须“惟精惟一”“知行合一”，才能“致良知”。良知作为人人皆有的天赋，祛除人的私欲，回归人的良知，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圣人。这是一种内在主义的证成。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主张知行合一，赋予道德主体更多的自由和自主，因而更能有效激发行为者的道德动因。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核心理念是“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这也是其心学思想的全部。但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良知。而这背后的深蕴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这是民本政治论的集中体现。王阳明极力主张“明德亲民”，坚持《大学》古本的首句原文“在亲民”，这与程朱理学家提倡的“在新民”学说截然不同，但与孔孟推崇的“仁政”“爱民”则一脉相承，这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明德亲民”民本特质的鲜明体现，是“以民为本”人文精神的集中彰显。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根本精神在于良知，在于唤醒人们的良知。这种发自道德主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精神，对于消解现如今人们日益严重的道德焦虑心理、净化日益功利的道德生态环境以及国家社会层面的道德治理，无疑是对症良方、治病好药，必将会在历史与时代的交接、交融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发展力，唱响属于这个伟大时代的理论之光和道德之光。
美国工程木协会(Engineered Wood Association，APA)已经适应了人造板行业的变化，同时坚持其核心原则。
（二）在实践超越中实现儒家良知思想的新时代复兴
二是“道德立法”，强调道德风险和道德奖罚。一个社会的良俗、良序的生成和发展，仅仅依靠个人的良知意识和行为自觉，仅仅依靠舆论监督和道德谴责，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转型期，无良事件时有发生，道德立法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人的行为，除了自身的道德修炼以外，更需要社会良好机制的约束和引导，以保证人们的行为合德合法。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行为失范，到底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还是法律方面的问题，边界比较模糊，难以科学界定。因此，道德立法需要在重点领域先行先试，着力打击在道德领域的违法问题，抓住一些典型案例，形成社会震慑效应。必须把道德治理和法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一些伤风败俗的行为，在教育无效的情况下，很有必要通过法治手段从重处理，加大惩罚的力度，树立制度的权威。只有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让良知思想成为新时代的道德信仰，社会道德良序才会逐步形成。
一是“自我立规”，强化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道德关切的不再是某类道德精英的成就，诸如“君子”可以提升到什么道德境界，而是平等地关注每个个人身上的日常苦乐，这一转变可以称之为道德的“日常生活化”。[7]幸福都是奋斗而来的。我们每一个人为了美好生活而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本身无可厚非，但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而泯灭良知。人要想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自身的价值，必须以良知为力量支撑和发展动力。某种意义上，良知是人的“自我立法”，是心灵深处的“道德审判官”。一个有良知的人，才会“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正因为有良知，于谦呐喊“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范仲淹高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不乏这样的道德榜样人格形象，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良知的思想光辉和崇高力量。新时代，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特定的社会责任。而这种责任的践履和彰显，需要超越一切界限的良知去不断激发和努力推进。比如，无怨无悔的坚守——“时代楷模”王继才。习近平总书记对王继才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王继才同志守岛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这就是新时代无私奉献、责任担当的生动体现。去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在央视一套热播。近70年的奋斗史，18任县委书记的接力，右玉这个名不经传的晋西北小县城，实现了从“不毛之地”到“塞上绿洲”的华丽蜕变，也见证了右玉精神的诞生。这就是新时代我们需要接力的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的精神。新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有良知的企业和企业家，需要更多的有良知的有人民情怀的父母官和勤务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相信和敬畏良知，需要整个社会营造和高扬良知。一个充满良知的人，于外对得起天地社会，于内经得起良心的拷问。一个盈满良知的社会，必然是风清气正，国泰民安。
儒家良知思想的复兴之路，其次是超越之路。在儒家良知思想的基石上实现超越，话语逻辑不是照本宣书，唯儒至上，也不是续写篇章，接着唱戏，而是创造新生，自己主讲。在穷理尽性而至于命中，捕捉时代脉搏，弘扬时代精神。在继承往圣诸子精髓中，度越过往智慧力量，着力理论内在创新。新时代意义上的儒家良知思想，不能停留在唱唱老调子的附庸风雅，执著于儒家文本照着讲、跟着讲、接着讲、承着讲的墨守成规，而应该深切关照新时代精神的本真内涵，密切关注社会发展的实际态势，深情关心平常百姓的内心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使新儒学愈讲愈有味、愈讲愈丰满。在儒家看来，良知具有天生本然的属性，是人类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良知是人立心于天地间的根本，是伦理道德的最低标准，是法律的底线思维，是行为与理智的捍卫者。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人的良知一直在遭遇物欲横流、功名利禄甚至是智慧和理性的多元严峻挑战，以至于一些人早已不再敬仰和坚守良知，早已在物质的诱惑下将良知抛之脑后。“缺乏精神的人不是现实的个人，没有生命冲动的人不是实在的个人，一个完整的人必须兼有生命的冲动和精神。精神靠信念去点燃，人的内心缺失信念的支持便会陷入空虚和迷茫，现实正是人的生存也因缺少精神信念之光的照耀正处于枯萎与荒凉。”[6]新时代，更迫切需要良知思想的复兴。这种复兴不是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结合新时代精神的思想超越。
（三）在思想创造中实现儒家良知思想的新时代复兴
良知是道德动因的历史之问。无论是自然天赋还是实践理智的解读，都有一定的合理依据，但都无法真正全面覆盖良知思想的真正魅力。中华传统文化孕育的儒家良知思想真正伟大之处和时代神韵在于能唤醒世人，这也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真正需要的，这也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点。
一是在历史的传承中创造。我们重新温习和全面研究传统儒家的良知思想，深度挖掘和系统整理儒家良知思想的宝贵资源，对于着力解决现代性道德困境、努力建构新时代道德秩序以及全力优化新时代人的心灵秩序，无疑是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多次提到和阐释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指出儒家良知思想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唤醒世人内心的良知。在社会深度转型和快速发展的中国当下，人们的价值多元，社会道德力量的式微，理想信念信仰的缺失，这些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当今世界，各种风险和危机挑战也无处不在。资源环境不断枯竭恶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和尊重，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不断加剧，不时爆发的冲突、战争和恐怖活动严重影响世界的和平发展秩序。人类的命运岌岌可危。一些国家的智者不断发声，一批有良心的学者不断反思：人类怎么啦？人类将走向何处？人类正在面临自我毁灭的警示。这些困扰国际社会和国家秩序有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在于人缺少必要的敬畏，在于人的良知意识日益淡漠。解决时代之困，破解社会难题，在历史中寻求答案，在传统中探求良方，无疑是一条可行之路向。
二是在时代的创新中创造。在积极传承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儒家良知思想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现代社会问题，其蕴含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和实践要求也不一定完全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存在“水土不服”现象也是可能的。传统儒家良知思想并不可能“包治百病”，而是提供解决现代问题的思路启发和方法参考。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哲学可以被视为“无用之学”，因为它不能一一解决具体问题。但它思考问题的路子，却可启迪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人生境界，故又可被视为“大用之学”。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儒家良知思想就是要从中发掘出其无用之大用，以贡献给新时代和人类社会。那么，儒家良知思想的生命智慧如何在新时代文明中实现革命性的创新，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诉求？我们认为：良知学的建构，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创造。这是一种催生传统儒学获得新气象、新空间、新生命的大胆尝试，是一种促使传统儒学在新时代语境的切换中及时实现理论思维范式转生的有力举措，是一种实现传统儒学理论体系、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创新的有益探路。新时代良知学的价值目标，不仅是新时代文明道德意义上的价值诉求和理想追求，而且为生命共同体之间的文明对话提供了价值支撑和理论基石。
三、结论
回望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历代大儒一直在苦苦追问和孜孜探寻人的心灵问题的解决之道，其实就在于人的内心。“新时代，发展伦理应该并且必须以人的生存发展、生活幸福为旨归，因此其意义生存除了关注生存环境、生存方式之外，更要关注人类幸福的精神和心理方面，最核心的就是主体心灵秩序的优化。”[6]
新时代良知意识的生成培育和认同提升，关键在于不断践行，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得以确证和延展。良知是本体意识。作为有血有肉的情感生命体，良知人人有之，人人可学，人人可行。这也是王阳明倡导的“要在本体上说工夫”，也就是说人首先要相信良知的存在，在这一方面要有文化自信。良知的践行和实现最为重要的在于体认良知。本质上讲，良知就是是非之心，是判断是与非、对与错、美与丑的标准和行为，彰显出鲜明的个体的道德意义和价值导向。这种主观意识只有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扩充和丰富，以客观的行动来践行、体悟和提升良知，以不断充盈人内心深处的良知。只有不断实践良知，才有证成良知，才能实现良知。本体上讲，良知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和道德基石，真正确立起人之在世的存在价值和发展意义。良知一方面赋予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道德实践行为以合法性，另一方面提供了人们践履良知行为的原始动力和持续力量。可见，良知不仅仅意味着意识的本体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促成良知的行为，良知是本体和工夫的整体实现。
因此，儒家良知思想的重温学习，可以激励新时代人们的生活实践活动尤其是道德实践活动的践履，提振自身的道德自信和心灵的充实，塑造自身的道德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消弭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道德挫折、道德冷漠和道德焦虑带来的深层的社会负面效应，建构起新时代积极平和的道德生态，建设国家道德共同体。社会领域的治理，不是治器而是治道，要治本而不是治标。从当下的道德生活情境及道德建设之前瞻性目标着眼，最为核心、紧迫、直接的主题当是“匡扶时弊”的同时，花大气力“拯救人心”。“正人心”作为一项系统、浩大同时又艰难无比的社会工程，意义重大而深远。其关乎做人的道德理性与成人的道德立场的坚守，关乎淳朴的伦理风尚和优良道德风习的培育与维护，关乎民族整体性意义上高标的大国民风范和个体之健全、高尚的道德人格之养成。[5]
人心是最为复杂的，要在看似虚无缥缈的心灵世界寻求治本之策，关键在于解读好、把握好人的内心世界的发展规律和合理需求，真正贯彻和落实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并且实实在在具体体现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每一个出彩的机会和舞台。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起码的道德要求和基本的敬畏心理，凭良心做人做事。“今天所理解的人不单单是理性的人、追求自我利益的人，而是包括了自然面、社会面、超越面的复杂的人。”[7]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处于什么样的岗位，我们都要遵循好基本的道德要求，都要坚守好自身的道德底线。不仅不能触碰道德红线，而且要树立崇高的道德风尚。而这一切的源头在于人内心世界的良知唤醒，整个社会层面良知意识的复兴，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具有坚实的道德根基和发展动力。社会转型中的价值重建、精神重塑、文化再构的阵痛，只有唤醒历史尘封、灵魂静处、社会遗忘的良知，古代先贤苦心追寻的“尊德性”“道问学”的道德理想，才能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复兴时代得以延续，并走向新的征程，创造新的辉煌。伟大的时代，更迫切需要良知思想的复兴。
参考文献：
[1] 廖申白.知“道”的良知——对孟子良知论的实践理智的阐释[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
[2] 吴光.王阳明的人生与学问[N].光明日报，2017-04-30.
[3] 陆永胜.王阳明龙场悟道及其实学意蕴[J].贵州社会科学，2015（3）.
[4] 解本远.为善去恶亦良知——对王阳明良知观念的整体性解读[J].中国哲学史，2014（3）.
[5] 袁祖社.“正人心”：道德文化建设的理论真义与实践正题[J].道德与文明，2016（3）.
[6] 肖祥.意义生存：发展伦理的目标指向[J].天府新论，2009（2）.
[7] 钱永祥，张容南.现代社会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3）.
The Inheritance of Confucian Conscience Thought and Its Revival
SUN Bo
(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The Chinese nation has promoted conscience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is deeply nourished by its culture.Confucian conscience has a long history. It inherits and develops, and becomes a self-contained system, which has becom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uciu's “learning and knowing” has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Mencius' “conscience” opens the mind first, and Wang Yangming's “conscience” reaches the peak of the thought. The greatest element of Confucian conscience lies in constantly awakening the conscience of the world, and guiding people to actively observe the conscien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repeatedly mentioned Wang Yangming's “conscience” on some occasions. In the new era, the inheritance of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deepe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great rejuven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re all urgently expected to awaken and revive the conscience. The first is to re-establish the new era of Confucian conscience in philosophical re flection; the second is to re-establish the new era of Confucian conscience in the era of transcendence; the third is to achieve a new era of Confucian conscience in the creation of ideas.
Key Words:Confucianism; conscience thought; inheritance; new era; revival
中图分类号：B22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9）03-0028-07
收稿日期：2018-12-28
作者简介：孙泊（1979- ），男，江苏连云港人，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7ZDIXM13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1005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HQ023）
责任编校 顾金春
标签：良知论文; 儒家论文; 道德论文; 思想论文; 新时代论文;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7ZDIXM13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1005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HQ023)论文; 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