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作为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之一的黄日葵，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经历了从一位进步的爱国主义者到民主主义者，再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黄日葵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程，充分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最早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战斗道路和思想状况，也进一步说明近代以来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五四运动；黄日葵；马克思主义
黄日葵(1899—1930)，又名“黄野葵”“黄一葵”，号“宗阳”，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广西籍第一个共产党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发展北京地区的党团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被称作“广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启明星”和引路人。目前，学术界对黄日葵的研究并不多。在已有的成果中，基本上是对黄日葵生平事迹的一般介绍。在北京大学官方网页“历史名人”栏目，黄日葵被列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早期革命家”之一。五四时期黄日葵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实现了从一位爱国进步青年向民主主义者最后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转变。黄日葵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正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浓缩。“日葵同志在思想发展中的这种飞跃，具有历史意义。它反映了‘五四’前后我国最早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战斗道路，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者在我国的诞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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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留学日本初露头角，领导反日斗争，表现出强烈的反帝爱国热情
1899年6月23日，黄日葵出生于广西桂平县城厢兴隆坊(现广西桂平市西山镇县府街)的一个书香门第。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均为清朝举人或秀才，其父黄尧轩还曾留学日本，是当地的开明进步人士。受家学影响，黄日葵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
前一观点把电机视为电路元件，对于定、转子上各有一套绕组的隐极电机，两绕组轴线之间的交角θm是随时间变化的。对磁链通过电流和电感表示，定、转子绕组之间的互感为Lsrcosθme，(θme=pθm是电角度)，由磁共能对θm求偏导数，可得电磁转矩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统治。本来，国人对建立起的中华民国充满了期待。然而，摆在国人面前的残酷现实却是，国内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复辟帝制和北洋军阀乱政，国外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伺机瓜分中国领土，侵害中国国家主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广大爱国进步青年一样，1917年底年仅十八岁的黄日葵从县立中学毕业之后，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东渡日本入弘文书院深造。在日学习的第二年发生了中国留日学生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罢学归国事件。
1919年11月，黄日葵在《国民》第二卷上发表了《新村之说明》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黄日葵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模式，对这种绝对平均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把这种模式概括为以和平手段改造世界从而恢复世界幸福。黄日葵当时的这些看法和认识，既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和向往，也说明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到位，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还处于从民主主义者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过程中。
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国家利益与日本签订不平等协定，激起了中国爱国留日学生的强烈抗议。为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包括黄日葵在内的中国留日学生两千多人在日本东京召开集会坚决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并发表通电否认这一亡国条约，还选派代表回国号召开国民大会，结果遭到日本警察的粗暴干涉。1918年5月8日，黄日葵、李达、李汉俊等千余名留日学生毅然罢学归国。黄日葵回到上海之后，参加了在上海组织的爱国学生救国团，并担任救国团主办的《救国日报》编辑，在《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日本之危机》的长篇文章，严厉谴责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之后黄日葵与李达、李汉俊等回国留日学生代表到达北京，到北京各大高校进行反日宣传联络，并发起组织了北京学生救国会，开展反帝斗争活动。1918年5月21日，北京各大学两千多名学生和部分天津学生结队到新华门向总统请愿，反对签订出卖中国领土和军事主权的《中日共同防敌协定》。随后，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也奋起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要求废除卖国条约。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由此他们意识到单凭一腔热血、感情用事以言救国是不可能的，势单力薄孤军奋战亦是不可能的。“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要在最早做基础准备工夫……，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磨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救国建国各种实际问题之解决。”[2]于是，学生们开始纷纷成立各类社团，创办各种刊物，撰写文章宣传、介绍和研究国外的各种外国新思潮。据统计，当时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鼓吹各种社会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多达400多种，纷纷提出各式各样的改造中国方案。
二、积极投身五四学生运动，逐步成长为进步的民主主义者
1918年9月，黄日葵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英文丙班，由于他积极参加爱国社会活动，以致开学后二十日不到校而并未请假，被北京大学校方明令退学。翌年1月复入学，编在文预科英文丁班。入学后，黄日葵积极学习科学知识，接触各种思潮和理论，以更加高昂的热情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正是在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后，黄日葵接触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始接触了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国民》杂志办刊的宗旨是：“第一，增进国民人格；第二，灌输国民常识；第三，提倡国货；第四，研究学术”[3]。四大宗旨中的第一、二条都是强调国民性改造，充分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界对国民性问题的重视。当时，参加《国民》杂志社的社员多达近二百人，成员的政治信仰也十分复杂，“有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中夏(仲懈)、高尚德(君宇)、马聽、黄日葵等同志；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易家锁、国家主义者曾埼、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吴载盛；后来成为国民党反动组织AB团首领的段锡朋还担任过国民杂志社评议部议长，大多数社员则是有一些爱国思想但并不十分过问政治的学生”[5]。
1918年12月19日，为了进一步做好反帝反封建斗争宣传，北京学生救国会发起成立国民社，并创办了机关刊物《国民》月刊，于1919年1月1日在北京出版。“(《国民》杂志)得到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李大钊、陈独秀、杨昌济、徐宝横、徐悲鸿等北大教授和《京报》主笔邵飘萍的热心指导和帮助，蔡元培亲自为《国民》月刊的创刊号作《序》”[3]P96。但主要指导《国民》杂志的是李大钊。黄日葵和邓中夏、高君宇、马骏、许德珩等则是该杂志社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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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后，受新文化运动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以及多年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实践，加之北大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早一批共产主义者思想影响，黄日葵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9年 2 月1日，黄日葵在《国民》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一文，列举一九一五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特别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行径，表现出强烈的反帝爱国意识。文章指出：要保持东亚永久和平，日本必须无条件取消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密约，放弃在华的特殊地位，取消一九一八年签订的中日军事协定，退出朝鲜，还我台湾。在日本实行民主政治以杜绝军国主义，并斥责日本当局推行的“东亚门罗主义”。文章还指出：如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可以依赖欧美来实行所谓永久和平，正义人道，归还领土，民族自决，不承认特权地位等等，这是靠不住的。最后，文章强调：“今后世界之趋势由民主主义而进为社会主义，更由社会主义再经若干之阶段以抵于大同。”[6]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黄日葵的坚定爱国立场和精辟的见地。
《国民》社成立四年后，黄日葵曾深情地回顾说：“五四运动之前年，除《新青年》杂志为教授所主持者不计外，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到今这种运动已经普遍化了。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别注意的。”[7]
1919年3月，以《国民》杂志社分子为骨干，黄日葵同邓中夏、许德珩等在李大钊指导下，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组织北大爱国师生在市内闹市区(如东便门蟠祧宫、地安门以西的护国寺等处)和郊区、工厂、农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鼓动。当时，讲演的题目紧密地结合形势，联系实际，如有《青岛交涉失败史》《经济侵略之抵御》《日本的野心和中国救亡的法子》等。起初，讲演并不是很受欢迎的。虽然扯着旗帜，拿着大喇叭筒，加劲地讲演，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女。但这些进步学生能够主动放下知识分子架子、主动与工农民众打成一片，后来听讲的人数就多起来了，“七里庄约五六十人，大井村七十余人，丰台约二百人”，“村中的老人听讲的还不少，个个都点头称善”[7]。
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之下，经过长时间的秘密酝酿，由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十九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校园内旗帜鲜明地宣告：“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10]。“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有专门的图书资料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即“Communism”共产主义一词之音译，“斋”即书舍)。根据罗章龙的回忆，“当时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十九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包括：高崇焕，河北人，北大法学院法律系学生。王有德，云南人，德文班学生，后为共产党员。邓中夏，湖南人，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共产党员。罗章龙，文学院本科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吴汝铭，湖南人，法学院学生，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的教师，后为共产党员。黄绍谷，湖南人，文学院学生，共青团员(以后参加国民党)。王复生，云南人，法学班学生，后为共产党员。黄日葵，广西人，中文系学生，共产党员。李骏，湖北人，英文系学生，后为共产党员。杨人祀，湖南人，文学系学生。李梅羹，湖南浏阳人，德文班学生，后为共产党员。吴容沧，浙江人，中文班学生，后为共产党员。刘仁静，物理系学生，共产党员(后变为托派)。范鸿韵，湖北人，英文系学生，共产党员。宋天放，文学院学生，后为共产党员。高尚德，山西人，英文系学生，共产党员。何孟雄，湖南人，共产党员。朱务善，法学院学生，共产党员。范齐韩，法学院学生”[11]。在19人当中，共产党员就占了15人。
经过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洗礼，民众的思想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的进步青年，重新考虑中国前途，努力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五四运动之后，黄日葵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注]“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1918年6月30日酝酿发起。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发起人是王光祈、李大钊、陈愚生、张尚龄、周太玄、曾琦、雷宝菁 7 人。从1918年6月30日北京岳云别墅的7人聚会酝酿发起到1925年7月20日18人出席的南京第六次年会止，“少中”的寿命共计7年零20天。学会会员广泛，包括早期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张闻天等；青年党左舜生、李璜等；科教文艺界的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等。，并担任了该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编辑部的编译员和文赎股主任。
黄日葵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之后，积极协助李大钊编纂《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宣传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发表了不少评论、诗歌和译著，计有：《何故不许女子平等》《统统交给伊》《题须磨子(Sumako)像》《赠贺川丰彦先生》《小诗二首》《我们劳动者的铁锁》(译文)《日本青年文化同盟之成立及其宣言》(译文)《各国妇女运动史》《日本之劳动运动》《最近英美的劳动运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小史》(译文)等等。在这些文章里，黄日葵开始注意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研究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例如，黄日葵在《最近英美的劳动运动》一文中介绍了一战以后英美工人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提高了觉悟，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的情况。《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小史》一文则介绍了日本社会主义的派别、分歧、主张，指出以抽象的平等福利等道义观念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黄日葵还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在《国民》和《少年世界》上，先后发表了《四种妇女运动》《各国妇女运动史》等文章。其中，《妇女问题评论》一文倡导大学要开放女禁，认为男女“同是人类，同是一样的智慧”，应有享受社会利益的权利，鼓励妇女为平等教育权利而斗争。而《何故不许女子平等》一文，无情地挞伐了三纲五常的旧伦理，深刻批判了旧的封建礼教和制度，号召“男女当发挥互助的精神，完成人生的意义”。正是在李大钊的引导下，黄日葵越来越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促使他加紧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少年中国学会”之所以取名为“少年中国”，效法于意大利马志尼创造“少年意大利”之意，是“缘于爱国一念，相期为救国”的五四时期进步团体。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所以，名为学会，但主要是开展社会活动，目的是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学会成立伊始，在此宗旨的指引下，会员们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但对于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少年中国？用什么方法去创造？会员的意见是极不一致的。和国民社一样，“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中有信仰国家主义的，有信仰社会主义的，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对于未来中国是什么样子，大家看法也不一致，“甲会员的理想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的理想少年中国，容或是现在的俄罗斯”[9]P6-7。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引起了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在参与干涉俄国革命的同时趁机进一步扩大其在华的殖民利益。1918年初，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当时的北洋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密谋中日军事行动问题。不久，日本外务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照会。1918年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合称《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总计七件二十八条。“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与日本采取“共同防敌”的行动；日本在战争期间可以进驻中国境内；日军在中国境外作战时，中国应派兵声援；作战期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和军需品。通过该协定，日本可以派出大批军队侵入中国东北。泱泱中华再次面临着被日本殖民独占的亡国危险。
首先是给学生一个大纲，让学生依此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自我评价。这个过程也是引导他们分析总结自己学习生活等的得失，培养总结的能力，树立反思的意识。
三、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与其他刊物不同，《国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公开谈论政治，反帝爱国色彩鲜明。这在五四运动前的杂志中比较少见。《国民》一问世，便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旗，以反日爱国为主要宣传内容，对当时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在李大钊等教育影响下，黄日葵积极参与《国民》杂志社的筹建并积极撰写文章，思想迅速地向激进民主主义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当时国人对于巴黎和会的期望值很高，希望借此可以收回一战前德国侵占的权益。“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翻身了”[8]P51。然而，巴黎和会上英美日等国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背信弃义，竟然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1919年5月2日消息传到北京，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包括黄日葵在内的《国民》杂志社的骨干于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召集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开会，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易克嶷等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声讨并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行，会议还一致决定次日在天安门举行学生爱国大示威。5月4日下午二时，许德珩、黄日葵、邓中夏等率领包括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以及工业、农业、医学、政法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示威，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并火烧了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卖国贼曹汝霖的个人官邸——赵家楼。结果，学生的爱国游行示威活动遭到了北洋军阀的残暴镇压，包括许德珩等共计32名学生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5月4日后，黄日葵等人到南京、上海等地进行宣传联络。5月18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黄日葵被推选为全国学联日刊的编辑委员，积极发动学生和社会各界支持北京学生的反帝运动。总之，黄日葵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的发起、宣传、组织的全程工作，是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重要领导者之一。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十九个发起会员自行筹集了120元钱，先购买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马克思全集各一套。以后又采取由会员个人自由捐赠书款、分派会员外出采购的办法，努力采购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12]据统计，当时“亢慕义斋”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英文书中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中文书中计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袁让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等。此外，“亢慕义斋”还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中外报刊多种，其中中文刊物有《共产党》《新青年》《先驱》《工人周刊》《劳动周刊》《济南劳动周刊》《长沙劳工周刊》等，英文杂志有《苏维埃俄罗斯》《共产国际》《亚细亚》等。[12]“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按照会员的志趣，实行自由结合，固定分组，专题研究。当时按专题分为十组：第一组唯物史观，第二组阶级斗争，第三组剩余价值，第四组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第五组社会主义史，第六组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第七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第八组俄国革命及其建设，第九组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第十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12]正是在李大钊的引导下，黄日葵通过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如饥似渴地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写了许多读书笔记。他还经常参加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讨论会、讲演会和纪念会。通过这些活动，使黄日葵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观点越来越明确，最终完成了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也使得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愈来愈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势力比学生大”，因此要“‘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13]P1354。从1920年夏季起，包括黄日葵、邓中夏等在内的当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开始积极深入到劳工群众中，直接在工农大众中展开宣传组织活动，创办工人专刊，进行演讲，组织工会等。“劳工神圣”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由于五四运动之后进步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自觉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4]P1496，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
教授部编版一年级语文上册《小兔运南瓜》的教学案例，共分为了五个部分的内容：一是以小兔子进入南瓜地碰见南瓜课件导入，提出“小兔子怎么样才能把南瓜运到家里”的问题，激起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二是全班同学交流，展示自己的办法，表达自己的见解，老师提出让同学帮助小兔选哪种办法；三是同学们讨论争议选出最佳方案；四是课后，将小兔子运南瓜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五是进行教学反思，教授人从问题入手生出了一个教师文本，将作者文本的外表拆除，将文本转化为学生的思考，促进学生语言的内外化，学生通过独立思考，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给学生充分想象的空间，鼓励他们积极思考。
1920年10月，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下简称“北京小组”)。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黄日葵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并先后担任过中共北京地委宣传委员、北京团地委委员长。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北京大学单独成立了党支部。同年7月，黄日葵和邓中夏、高君宇等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参加的会员有恽代英、高君宇、沈泽民、张闻天、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杨贤江、杨效春、王克仁、方东美、邰爽秋、蒋锡昌、李儒勉、沈怡、刘衡如、阮真、穆济波、赵叔愚、陈愚生、陈启天、陈仲瑜、左舜生等23人。会议的议题有14个，主要讨论和争论的焦点是学会宗旨及主义问题、学会信条问题、政治活动及其他活动问题。在会上，就学会要不要共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北京会员和南京会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日葵与邓中夏等一起竭力主张把信奉马克思主义作为学会的宗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会会员的行动。他指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今日为中国的改革，实觉须有一种主义的必要。而考学会所以发生规定一种主义的问题，一由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会员发生各种行为，以不明学会属何主义，故每向学会以外活动，大家不满意于这种现状；二由会员事实上已无法避免政治活动，不能无一定主义以为活动的标准；三由会员社会上各种活动，以所持主义各异，是非善恶各执一说，每引起误会，由这所以不可无共同的主义。”[9]这表明此时的黄日葵已经成为了坚定的“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仰慕者”[15]。黄日葵还积极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广西。1923年，他与广西在京学生一起发起组织了“新广西期成会”，创办了《桂光》杂志(半月刊)，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该刊每期印行2000份左右，主要寄回广西的多所机关和学校，梧州、南宁、桂林、柳州、玉林、藤县、岑溪、平乐、贵县、北流等地均设有分售处”[18]P53，深受广西进步学子的热烈欢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
那么，黄日葵是何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呢？是否是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入党的党员？换一句说，黄日葵是否是中共北京小组的成员，抑或是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员？根据许德珩在《怀念黄日葵》一文的回忆：一九二〇年九月，经李大钊同志发起，成立了北京党的小组。日葵同志于一九二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文可以看出，许德珩并没有明确回答黄日葵是否是在“一大”前入的党。著名党史专家彭明曾认为，黄日葵为“1920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成员之一(先是团员，后转为党员。可参考张国焘《我的回忆》)”[17]。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著文称，除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同志外，“还有黄日葵、高君宇、范鸿韵、何孟雄等同志”，他们“是我国北方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一批成员和奠基者”，“是这个时期出现于北大的我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12]。另外，根据罗章龙回忆：“一九二〇年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有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李梅羹、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和我共九人参加。九月底，我们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有我和黄日葵、邓中夏、高尚德等约四十人参加。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共产主义小组中，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于是，小组决定吸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份子进入共产主义小组。根据黄日葵当时的表现，他应该是这个时期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因为他与邓中夏、高尚德等都是团的骨干，他们都应该是同一批补进共产主义小组。”[18]
总之，五四运动前后数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新旧社会嬗变中思想交锋最为剧烈的时期。在各种新思潮的猛烈冲击下，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4]P1470。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斗争实践中，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领导和直接影响下，包括黄日葵在内的广大爱国进步学生越来越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完成了从民主主义革命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并自觉肩负起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历史使命。
苍茫大海上，新胜利五号钻井平台矗立于碧海蓝天之间。海鸥以轻盈的姿态展翅徜徉在平台周围，水中成群的鱼儿在平台周边追逐嬉戏。平台上，钻井工人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不经意间，三两只不知名的海鸟落下小憩，又振翅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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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urseofBackboneoftheMayFourthMovementHuangRikui’sEstablishingHisFaithinMarxism
TANG Zhi-hua
(SchoolofMarxism，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4，China)
Abstract：Huang Rikui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CPC members in the creation period.He actively devoted himself into the struggl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worked hard to seek for the truth for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and experienced the ment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progressive patriot to a democrat and then to a Marxist.The course of Huang Rikui gradually establishing his faith in Marxism sufficiently reflected the fighting path and id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earliest intellectuals who had primarily accepted communism in our country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and also further proved the historical necessity of China’s choosing Marxism and choosing the CPC since the modern times.
Keywords：May Fourth Movement；Huang Rikui；Marxism
[中图分类号]D4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3-0082-07
[收稿日期]2019-02-14
[作者简介]汤志华(1975—)，男，江西永丰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西“八桂学者”项目、广西2011协同创新中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项目、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邱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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