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著名的激进地理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学者多琳·马西别具一格的空间理论是其城市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解释方法。马西的城市地理空间包含着三重维度：全球地理连接的空间；本土博弈的混合空间；表征身份认同的第三空间。马西的城市空间学说指向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政治责任，但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其学说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尤其是其过多强调“开放性”而弱化了全球空间范围内的剥削关系。
[关键词]城市；空间；综合地理系统；混合空间；第三空间；多琳·马西
多琳·马西是英国著名的激进地理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学者。作为后现代地理学的代表人物，马西以别具一格的空间理论作为其城市哲学研究的基本解释方法，其着力建构一种更具开放性、可进入性的城市空间。她不仅认为城市是相互关系的产物，而且强调城市权力的不平等随着具有层次性的权力网络叠加而不断变化，正如她对空间的独特理解那样——城市空间也总是处在建构之中。总体来看，马西的城市地理空间包含着三重维度：全球地理连接的空间；本土博弈的混合空间；表征身份认同的第三空间。
本区所圈定的石墨矿(化)体基本位于自然电场电位负异常浓集区，区内自电负异常区段由石墨矿化带的碳质成分引起，范围较大，而个别激电异常地段因第四系风成砂土覆盖、地形切割、测线效应及硫化物富集干扰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影响，与矿体对应性有一定的偏差，但整体上仍能反映石墨矿(化)体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在视极化率跳跃性强的高值激电异常地段可能存在多层隐伏石墨矿(化)体。
1.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经济危机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美国进入大萧条时期，在1929－1933年期间，按1958年美元市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从2030亿美元减少到1410亿美元；直到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才略多于1929年的数字［3］126。在罗斯福之前的胡佛总统信奉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始终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因此联邦政府并没有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反而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如马里兰州，1902年颁布了美国第一个《工伤赔偿法》，1916年颁布了规定工人工作时间的《亚当孙法令》等。
一、城市：全球地理连接的空间
多琳·马西首先是在批判学界关于社会空间的三种理解上来展开其学术逻辑的。在马西看来，这三种理解方式是一种“回避的想象”，是面对空间的挑战时最常采用的策略。她认为这种策略使得社会科学、政治、日常生活等诸领域的理论话语变得温和、含蓄。
第一种理解是将把空间转化成时间，常常表现在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当中。这种理解方式在叙述城市史的时候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的，是从古希腊的雅典依次罗列到伦敦等现代特大城市，而且后者一定是前者的未来。当然，城市的贫穷、落后问题在这种思维中一定可以随时间消解。马西指出“所有这些，整个不均衡的地理世界被有效地重组(想象上地)成为一个线性的历史队列”，[1]20这种理解无外乎标志着空间同时性的毁灭。马西在《城市世界》中通过分析伦敦银行街景观开发案例，进一步揭示了由这种思维方式主导的城市规划所造成的空间矛盾——欧洲现代规划方案与一种本土空间想象(帝国的幻象)的对抗。然而，对抗最终被“一种被断定了的没有其他选择的方式”——新自由主义的规划方案所代替。
首先，会计信息化的发展，要求企业能够与时俱进，跟随时代的发展，企业需要去了解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模式，一旦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处理不当或者系统故障，企业会引发后期一系列的问题，面临极大的经营风险。
作为全球地理连接空间的城市在马西的理论中被置于多重网络中——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网络(综合地理系统、具有层次性的权力网络)。以特诺奇提特兰城为例，该城市在阿兹特克人统治时期，处于经济网络的中心，同时又是政治和文化网络的中心。但一旦该城沦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即所谓在建设和重建、谈判和重新谈判城市位置的过程中失利，其就退出了原来经济网络中的权力主导地位，而在新的全球贸易网络中沦为附庸。但该城在文化上仍处于墨西哥本土文化网络的中心，且同时并入了全球商品文化的网络中。在马西看来，任何一次的有关城市争夺的政治事件都是有关城市在互联的全球地理中进行网络位置协商的结果。马西认为，城市所置身的全球地理网络的重构必然引起城市内部的效应，涉及到城市内部空间、场所的重构和整个城市风格的塑造——影响城市的命运。
第三种理解是关于“探索之旅”的想象。马西批评在这一想象中，能动的主体只是旅行者，而被发现者是被动等待的在空间表面生活着的人。马西认为这种想象在哲学领域中有很长一段历史——是把时间和时间性作为人的内在的一种保护。但当代的交往理论表明，人的主体性是在与社会以及外部的他者的交往活动中塑造的，没有交往就没有自己的本质。基于此，马西注意到了城市中各种排他主义的建筑空间、高档社区和门禁系统，此类空间基于保护的考虑隔绝了“不安全因素”——他者。马西提示我们注意：这类隔绝空间仍禁止不住内部的张力与矛盾。但与“探索之旅”不同的是，这种建造高墙和门禁的做法显然比几百年前的富有冒险精神的探索者技逊一筹。
多琳·马西通过对学界三种社会空间观点的批判与沉思，形成了自己对空间的另一种理解，并将它提炼成几个命题：“第一，空间是相互关系的产物；第二，将空间理解为同期多元化意义上多样性存在的可能性领域；第三，认为空间总是处在建构之中。”[2]13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多琳·马西表示自己已不再使用“辩证”这一术语，而代之以“关系”的术语。她认为：“任何事物(人、地区、国家)的身份认同及建构都是各种关系的产物，这些关系既来自其自身内部，也来自其他人群或更广泛的世界。”[3]据此，马西总是将城市置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强调城市是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城市是全球地理连接的空间，这也是她在《城市世界》中归纳的理解世界中城市的基本方法。我们很容易从以上观点中得出“城市是一个混合的、开放的聚集体，并处在与全球其他城市和非城市相互连接中”的结论。城市学者约翰·瑞奈·肖特曾指出阐述城市的三种基本话语：专制的城市、由特定宇宙观主导的城市和集体的城市。其中，集体的城市是民权社会的产物——“城市是共享的空间、人们生活在其间平行或是交织，有共同的计划、活动并产生相邻效应”。[4]马西正是站在这一话语基础上，着力从理论上建构一个开放的、民主的、日常生活的城市，以期这种城市的空间格局能够产生效益。
第二种理解是将空间想象为一种平面化，把空间作为一种扩展的维度。马西在《保卫空间》 中说明这种平面化策略“将空间想象为发现之旅，想象为被穿越和可能被征服之物，便会有特殊的衍生结果……这种想象空间的方式如此轻易地可以引导我们将其他地方、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仅仅视为‘在’这一平面的现象。它不是一种天真无邪的规避动作，因为通过这类方法，他们被剥夺了自己的历史”。[2]7马西在多部著作中都举了古墨西哥的特诺奇提特兰城的例子，她认为阿兹特克人建立的这座城市不仅仅是西方人全球化过程中被驯服的空间体，它是有着自己的辉煌的“他者”，并且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马西进一步分析了特诺奇提特兰作为特定时期权力和贸易中心的网络(地理)连接，以此进一步拒斥资本主义平面化空间。我们下文将谈到“地理连接”这一术语在马西城市分析话语中的重要性。
马西在把城市作为全球地理空间表征的时候，强调的是多重性。不是因为特诺奇提特兰城并入了全球贸易网络(主导性网络不只一条)就意味着它的未来就是“马德里”，该城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与未来。作为后现代学者，马西对城市、空间的看法出于多元分析的学术语境，她多次强调其采纳“关系”(或网络、连接等)而不是“辩证”术语。不过，在马西放弃采纳“辩证”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澄清马克思并不乏理论的空间维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5]马克思在此指出了全球资本主义特有的空间结构即城乡对立，并多处表明城市空间的集聚效应是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前提。马克思无意过分同情乡村的遭遇，而是为建立在一种历史运动和社会过程理论基础上的人类解放理论提供系统连贯的说明。而回过来看马西把特诺奇提特兰城作为多元轨迹的观点，无疑否认了几个世纪以来这座墨西哥城的时代性进步与发展。单单指出一点就可以对马西提出较有力的反驳，被西班牙人推翻的阿兹特克人本身也是本土奴役与剥削者，很难说阿兹特克人的奴役与剥削有什么进步与独特的轨迹可言。反过来看，也正是西班牙人使克诺奇提特兰城成为全球地理连接的空间，而这种变化是无可规避的。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不管是马西特有的空间理论还是著名地理学者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提法，无一例外都削弱了辩证法的否定力量，等于间接放弃了马克思的历史进步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框架，这也是列斐伏尔大声疾呼当今城市中“无产阶级在哪”的原因之一。
二、城市：本土博弈的混合空间
首先，马西批判了传统的对权力主体的过度理想化的分类，认为某些城市空间性“是在影响力不同的空间化社会关系的网格下协调的结果”，[7]176突出了城市空间的差异性和混合性。她在《生活在威森肖》一文中描述了执行城市新规划的曼彻斯特市政府和柴郡北部乡村的斗争与博弈，该斗争最为特别的地方在于政府是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进步的一方，致力于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而当地居民则是无理抵抗的既得利益者。马西表达了城市权力问题的复杂性，因为一反我们的认知，反抗者恰恰拥有影响城市规划方案的权力。正如我们所理解，发生在威森肖的地方斗争是围绕地方利益的博弈，说明了空间正义涉及经济与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的方面。但实际上，社会、空间正义还延伸到人的有尊严、被尊重的权利。在这一点上，马西坚持城市空间总是处在混合性、差异化与不断建构当中，例如她认为特诺奇提特兰城的爱兹特克人并不一开始就在那里，例如她在《保卫空间》中提到汉堡易北河河床的巨石是几千年前的由地质运动造就的北方“移民”。既然几百年来汉堡本地人都难称得上是本土居民，那么外来的他者就理应获得公民权与尊重。
一直以来，城市决策首要考虑的就是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的问题。在当前欧美等国，社会正义问题是城市政策发展的中心。而“空间正义与城市权”则是该城市问题的确切本质在空间理论的语境中的同种定义。国内学者强乃社在《空间视野中的当代城市哲学》一文中系统梳理了中外历史中关于城市的哲学思考，并正确地提出空间正义与城市权是当代空间视野中城市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城市权的核心与关键是巩固空间的生产、消费、管理上的正义问题。”[6]18但是，强乃社只强调了围绕公共空间私有化过程中的矛盾与斗争，这是新自由主义制度模式中的特殊城市状况，当代城市政治(空间正义与城市权)的复杂性远远不止于此。
我们注意到马西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些特别的东西，她指出空间与城市“经常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支配，这些力量可能来自西方的全球领导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等，但同时，那些想象也无形地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1]21马西非凡地洞察了全球金融领导组织在空间与城市中的权力支配与渗透，这不得不令人警醒并使我们从新自由主义空间不平等问题中抽出身来，更多地关注权力的全球集中与全球空间的意识形态控制(虽然马西本人止步于此)。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试图取消国家、民族、地方、城市的贸易边界以利于商品、资本输入与支配，另一方面又强化国家、民族、地方、城市的本土文化观念与进入门槛以降低可进入性与东西方人口的流动性。这在政治文化领域表现为在当今世界的政治实践中有着本土与全球——即在哲学上反映为文化保守主义与代表现代性的自由民主价值的对立。我们在马西的作品中看到一种必然的结果，作为后现代学者的马西并没有在二者中择其之一。综合前文的分析，马西反对代表单一现代性的自由民主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马西并没有反对自由价值本身，她批判的只是它的象征意义。马西同样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如我们前文提到的排他主义的门禁社区。马西认为即使是意味着本土的“日常生活”，也无不在消费全球的流行观念、产品，而且本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多受本国的对外政策的影响。源于此，马西走了折中性的第三条路线，她的理论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第三空间”的概念。“第三空间”是美国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最早提出的，强调除却居住场所和工作场所之外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可进入性、流动性特征，意即城市空间代表着活力。马西用“并置的城市”来说明这一问题，她认为作为第三空间的城市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事实上，由于其汇聚不同的事物，其他事物也可以发生(如墨西哥城新的文化形式，或芝加哥新的经济机会)；需要把简单的交会变成积极的互动以产生城市的创造性密集状态。”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依照两种不同视角将城市划分为“老鼠之城”和“燕子之城”，即“贫困之城”和“富裕之城”。毋庸置疑，如今污染、犯罪、区隔等城市现实与城市浪漫主义依然并行存在，双重城市始终是单一的官方城市图景不可回避的问题。而马西在关注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更深刻地描绘了城市空间复合(混合)的另一种形式。她考察了墨西哥城市中心的三元文化广场，该广场是前哥伦布风格、西班牙殖民主义风格和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的混合体。该广场说明：城市是不平等势力的历史和地理相遇的混合空间，这里面孕育着潜在且偶尔冲突的根源。但同时城市产生了新的东西，是具备创造力和力量的社会关系的中心。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各种不平等势力本土博弈的结果，也因此，“空间正义与城市权”是作为混合空间的城市的核心问题。
其次，马西关心的空间正义的主要部分是社会排斥问题。她分析了社会排斥的源头——社会人与城市网络连接的分离脱节——城市作为混合空间的势力不平等。强乃社在《空间视野中的当代城市哲学》中“无家可归已经变成了一个典型的都市正义、空间正义的问题”，[6]18但他只是单薄地指出因为私有化空间的封闭性导致无家可归者被视为威胁者而被驱离。马西则认为不断变动的城市内部以及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是空间非正义的根本缘由。克诺奇提特兰城在被西班牙人管理之前是墨西哥地区地理与贸易网络连接的中心，连西班牙人都赞叹它的繁荣，但是一旦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后，该城便被接入了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地理网络并沦落为从属与边缘的地位。对于城市内部也是如此，棚户区和乞丐(弱势势力)的形成都是基于与社交主导性网络联系结构的隔绝。可见，马西对城市空间正义问题的理解与她对空间混合性的基本认识紧密相连。由此，马西给出了解决问题的部分思路：“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城市中的这些分隔不仅是已经存在的不同社区在不同空间里的映射。在维护设置建立差异上，空间组织(地理)很重要。”[8]95
在面对“城市作为全球地理连接的空间、不平等势力的混合空间”这一议题上，多琳·马西虽然放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一直的坚持的“辩证”这一术语，而采用“关系”术语分析城市、城市问题，但并不代表多琳·马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马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她的著作《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具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马西是以劳动的空间分工及其组织结构为分析焦点与中心线索的，从而彰显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重要方向、路径与特色。”[9]
三、城市：第三空间与身份认同
第三，马西反对一种“城市秩序论”即新工党主张社会融合的做法，试图建构一种基于开放性空间的城市权力关系。相对于把城市政治看作政府主体的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来说，马西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阐述她的相关见解。而日常生活领域常常被各种城市混合空间的冲突与矛盾所塞满，因此难免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有秩序的日常生活的愿景，也因此有些城市被归为有秩序的城市和成功的城市之典范。在国内城镇化理论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学者们企图营造一个秩序井然的城乡融合的场所。但对于马西来说，一个有秩序的城市并不符合她所想象的不断建构中的空间。她抛出了“谁的秩序”这个深刻的命题。马西认为，问题不在于秩序和失序之间的简单选择，事实上人们只是把自己熟悉并可以掌握的事物看作是有序的，而“孟买集市在不知情者看来就是一片失序，但是对于那些了解它的人来说，它有自己的节奏、模式和规则”。[8]145对此，马西极力强调把城市空间看作是多重叙事的集合(不仅仅是混合)，多重轨迹的相遇，特诺奇提特兰城有自己独特的城市史，特诺奇提特兰城的个体和群体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轨迹。每一看似杂乱的脚步流动中其实都可以从之分辨出不同的群体节奏，这在《城市世界》中被称为“节奏的活力”。马西在此批判的对象是“统治秩序”和“市场秩序”，而反对这种秩序空间就是建构一种基于开放性空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的持续必将实时对既定的民主提出挑战。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权就是去往城市并在城市生存的权力。哈维基于对资本流通领域的研究，发展了列斐伏尔的城市权理论，提出城市权是限制资本对城市的侵害，在城市居住并对城市进行民主管理的权力。空间正义与城市权也是多琳·马西城市哲学的中心概念。马西在她的著作中也多次论述了相应的城市权力不平等问题和新自由主义视域下的空间正义问题，但基于把城市作为“历史和地理的混合空间”的理解，她看待该问题的角度显然又是与列斐伏尔、哈维等人极其不同的。为阐述多琳·马西对城市权的认识，有必要先对“权力”进行甄别。
作为充满活力的“第三空间”的城市在马西那里集中体现为她的“全球地方感”的概念：在基于地方文化元素全球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全新的地方认同感。地理学者约翰斯顿指出地方感不仅仅是指“包含个人或群体及其(本土的或借居的)居住区域(包括他们的住房)之间的感情纽带……还必须建构一些重要的空间区域来形成一个生活世界，因为‘空间是一切思想模式的一种基本框架’”。[10]马西进一步指出地方总是超越边界并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具体来说，马西的全球地方感本质上说明“跨国的社会关系，既沉淀于特定的地方，也在一个交流的网络中与大量的其他地方相连接”。[11]由此，马西提出建构一种积极、包容、动态、开放的城市空间，即第三空间。这种开放空间在与外部的广泛互动中确立自己的权力位置，进入不同层次的网络连接，并能从文化意义上满足更广泛群体的身份认同，且是对弱势文化群体的群体身份的认同。
与马西基于把城市作为“第三空间”因而就此明确的世界主义的政治责任的呼吁形成对比的是，我们认为其理论仍有诸多薄弱之处：
马西“全球地方感”理论下的城市“第三空间”，既规避了保守、排他的地方文化保守主义，又规避了单一的现代性与全球化(回避的想象)。这使得马西的城市观点导向了一种世界主义政治——一种构型政治——“这种政治对于制造我们的更广泛的地理关系的性质和作用都负有责任”。[1]24
课题结题后经费存在结余的情况较为普遍，按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应原渠道上交，但部分单位仍把经费留存在课题承担单位，部分课题负责人认为这部分结余可自主支配，便随意对其进行开支，用于不合规差旅费、招待费等支出报销；部分课题承担单位认为其应由单位自行支配，故转入单位大账，再按一定金额比例返还课题负责人。
第一，马西在著作中对城市“第三空间”的开放性表述混乱。马西认为空间格局在城市环境中是能产生效益的，她在分析的时候变换着使用“激动”“兴奋”“创新”等诸多表示开放性的字眼，但理论始终停留在表述城市社会关系的经验性特征上。这是一种把偶然变化当作天然的社会现实的做法，不仅在分析方法上杂乱无章，而且无法对“谁的城市”“谁的权力”“谁的秩序”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做出现实的解答。问题在于，马西在放弃辩证法的时候便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一同放弃了。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城市发展史并非局限于意味着时间上的单一性(马西所谓“回避的想象”)，而在于揭示城市发展的深刻规律与城市非正义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二，“第三空间”并非一定会带来城市收益。马西的“全球地方感”意味着更广泛的地方认同，或者是说开放的空间格局在城市环境中是能产生效益的。但事实显然不是如此。据英国城市学者约翰·里德的研究，从中世纪就作为全球贸易中心和交往中心的威尼斯如今依靠旅游业依然保持着相对繁荣，但实际上它的常住城市人口却从二十万锐减到六万，人们在逃离这座城市。这恐怕不能说是马西所指的“收益”，更何谈“认同”！约翰·里德的一段分析是颇意味深长的：“城市的绝对规模削弱了人与人亲近的纽带，否则这种关系可以控制任性的胡作非为。”[12]可见，“全球地方感”的理论单单基于“认同”的考量过于单薄了，该理论尚需人类学、心理学、城市规划理论的补充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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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把马西城市地理空间的维度分析总体看待，其表述的城市空间结构明显弱化了全球空间范围内的剥削关系。马西认为城市作为一个空间体常常处在多重、层级式的空间结构或者说地理网络连接之中。这种空间结构具有权力的支配关系，并且有的地理网络处于支配地位，但是这种连接现状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她曾指出：“空间结构的这种变动，是对经济的和政治的、本国的和国际的阶级关系变化的反应。它们的发展是一种社会过程和冲突过程。”[13]在这里，马西正确地指出了空间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但问题在于，马西一旦离开生产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就马上陷入“创新”“活力”的泥沼中。马西把日常生活问题仅仅做了文化意义的解读，只把城市张力当作必要的文化冲突来友好看待，而没能对隐藏在诸多现象后的本质(全球化的阶级政治)做更深刻的分析。马克·戈特迪纳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中认为，必须把最近的空间发展理解为受到了全球公司的兴起、干涉主义国家、技术革新的提速的结构性连接的影响。对于这一关键理解，马西在《全球发展不均衡状况下的空间、时间以及政治责任》中本有相同洞察，提示了在金融城市与金融资本的权力支配下不断强化的全球控制与空间渗透，但遗憾的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理论姿态——多样性、开放性，马西在理论上放弃了对这种根本性的支配力量的剖析，在现实上放弃了对全球空间剥削关系的批判，而试图消解本土与世界以及城市个体与全球支配网络的对立。
四、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把马西从三重空间维度阐释的城市地理与城市问题称为“灵活的马克思主义”。它一般赞同“城市生活中对自由的适度表达——生活方式、特殊兴趣小组政治、亚文化群体和地下活动(比方说，色情活动和虐恋)——通常来说并没有激烈地影响市场关系。实际上，这些表达反而利用了商品文化来实现政治诉求”。[4]148这一点在《城市世界》中马西多次以赞颂口吻描述的悉尼同性恋运动中就可以看出。总体上看，马西城市空间学说最薄弱的地方在于：在对城市以及城市空间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之时，应该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说明这一过程。把它看作结果，而不是把它看作资本主义城市现象与联系发生变化的原因。由此马西的城市学说缺乏对全球范围内的剥削关系的着墨之处，尤其，马西在城市领域的观点有默认城市社会的不平等现实的倾向，因为它暗示这种现象能使人坚持奋斗以改变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容易被右翼所利用，从中可见拉克劳、墨菲的“竞争的多元主义”的影子。
3.Logistic模型的输出结果。在实证研究中同样可得到Logistic模型训练输出结果的各项指标，绘制成图6、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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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DimensionsofUrbanGeographicSpaceinDoreenMassey’sUrbanPolitics
XieZhen
(SchoolofMarxism，SoutheastUniversity，Nanjing210096，China)
Abstract： Doreen Massey，the west of the famous radical geographer，Marxism scholar who studies on city，her unique theory of space is a basic explanation method 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city.Massey’s city geographic space contains three dimensions:the global geographical connection space，home game of the blended space，the identity of the third space.Massey’s theory of urban points to world’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but from perspective of the traditional Marxism theory，her theory is still questionable，especially in too much emphasis on “openness” and weakening the scope of the exploitation within the global space.
Keywords： City；Space；Integrated geographical system；Hybrid space；The third space；Doreen Massey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19)01-0109-06
[收稿日期]2018-10-28
[DOI]10.19669/j.issn.1009-5101.2019.01.014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研究”(17JDSZK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谢震，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城市政治研究。(南京 210096)
【责任编辑于蓬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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