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舆论形成研究中，社会心理学是重要的分析传统，也是将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连接起来的理论之桥。通过梳理社会心理学为舆论形成研究提供理论工具和思想资源。基于社会心理学中的人内、人际、社会位置、意识形态的解释水平，舆论形成研究可以从感知、互动、认同和表征等方面构建起社会心理分析路径。同时，通过运用这几个分析水平可以解释一些特定的舆论现象：刻板印象、意见串联、舆论极化、舆论碎片化等。这对未来舆论形成研究有如下启示：要关注信息处理过程、关注感知的主观性问题、关注各层次产生影响的条件性和情境性。
关键词：舆论；社会心理；解释水平；舆论形成
一、引言：舆论形成与社会心理学
个人意见如何成为公众意见，这一问题是舆论形成研究所关注的。很长一段时间，舆论研究被简单化为民意研究，并被作为结果来看待，如通过选举投票获得民意，这与西方的民主化和市场化发展有关。在作为结果的舆论中，民主化观点认为，舆论是个人意见的加和；精英主义的观点认为，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1］。之后，研究者更加强调舆论不仅是一个结果，更应该被视为一个过程［2］。而从社会心理视角、认知心理视角、社会学视角等出发对舆论形成的分析，更体现了这种过程性，这在西方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传统。有研究者认为，舆论分析要加强对这方面的考察:即舆论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个人是如何结构化为公众的［3］。
舆论形成是个体意见转化为公共意志的过程，或者是个人感知周围意见并被卷入（involved）群体意见的过程。塔尔德（Tarde）［4］认为，理解舆论的关键是理解意见形成过程。他将意见定义为与目前问题相关的判断的集合，并认为媒体是设置讨论议程的重要变量。但是，他提出关键步骤在于如何将个人意见转化为公众意见，这是一个私人对话过程。对这一过程的分析，不可缺失的分析视角是社会心理学。国内学者刘建明也有类似的提法，他认为，“舆论的构成要素包括:见解与意见的言说、公众的集合意识与信念、舆论的公共话语。”［5］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从个体到公众、从意见到信念甚至公共话语等都是一个思考、比较、决策的过程。
实际上，舆论研究特别是西方舆论研究中谈及了许多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或框架，或者汲取了社会心理学的资源。对其进行梳理有助于清晰认识舆论形成背后的社会心理驱动因素。杜瓦斯在《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中，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四种理想型或四种解释水平，而每种解释水平分别对应不同的社会心理过程，生发相应的研究主题［6］。依据解释水平梳理舆论形成相关研究，可以清晰呈现舆论形成研究的焦点、内容概念及理论等，在此基础上，可以充分发挥这些框架对舆论现象的解释力，有助于拓展舆论研究的空间。
二、社会心理学视角下舆论形成研究的焦点、内容、概念及理论
杜瓦斯提出“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包括四个层次:个体内水平、人际和情境水平、社会位置水平、意识形态水平。解释水平阐释了社会影响的波及过程，从人内到人际再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将之置于对舆论形成的解释中，也就是个人感知意见气候，对议题事件进行认知处理，形成为意见、并进行表达，呈现出不同舆论状态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能够较好地阐释舆论形成中的社会心理机制。
1.感知：舆论形成的个体内水平解释
个体内水平是个体组织经验的机制，也是处于信息环境中的个人如何感知环境，并对信息进行认知处理。但是，舆论形成的个体内水平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杜瓦斯在分析智力时认为:“尽管智力水平需要第一种水平的分析，但这种解释其实只是关注个体在一个过程中的短暂表达，而过程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因而也必须以社会性的视角加以研究。”［6］舆论形成研究也是如此，意见的不同界定决定着看待意见表达、分享和传播的方式。罗伯特·塞德里克·宾克利（Robert Cedric Binkley）认为，可以从三个视角分析意见，即自然主义、内省主义、现象主义。“从自然主义角度看，意见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解释，是在既定情境中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的倾向。从内省主义角度看，意见是一种心理事实，类似于推理、动机等，是针对某事的意愿判断。从现象学角度看，意见是一种知识，它可以被描述，是因为它给予了一种象征”［7］。所以，意见虽是一种个体内水平的分析，但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舆论形成，在个体内水平最为重要的是对个人特性的把握，对周围环境的感知是研究焦点。舆论分析围绕几个重要的心理要素展开，如孤立恐惧、意见感知、环境参照等，这些心理要素是格式塔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格式塔心理学假设，如果没有合适的信息解释框架作参考，个人会感到不安，由此公众意见或者他人的判断会被作为参考。谢里夫（Sheriff）通过实验发现，个人将社会环境作为参照框架用以解释新信息，这对舆论形成研究具有重要影响［8］。相应的，在舆论形成研究中“感知”则成为焦点。诺依曼提出了“准统计感官”的假定，即人们对于意见气候具有准统计学的感觉官能，对意见气候有着天然的感知能力。为了避免被孤立，个体不断努力评估意见，评估涉及了对信息的认知处理过程。这也是舆论后续环节产生影响的基础和前提。
在舆论形成研究中，主要分析内容是个人的环境感知以及信息处理过程。从认知的角度看，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社会施加被孤立的威胁、人们具有孤立恐惧的心理、在面对意见气候压力的情况下会将环境作为参照。当然，信息处理过程中个人心理动机也非常重要，如认知一致性、认知失调的避免、功能理论都能够很好地解释环境感知与信息处理方式的采纳［9］。批判者认为，孤立恐惧要素下的意见感知仅仅适用于大众社会，大众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体害怕孤立；所以当下研究更应该聚焦于参照群体［10］。Newcomb呼吁运用实证分析回答这一问题，即哪种参照群体和匿名公众有着强烈的孤立恐惧［11］。Salmon&Kline将参照群体分为人际层面（如朋友）、社区层面、国家层面［12］并进行分析。孤立恐惧是一种心理现象和认知过程，虽然对孤立的害怕程度会影响其行为，但这种程度或强度的度量并没有统一标准［13］。有研究发现，在网络环境下，孤立恐惧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出现而消失［14］。
Milk-run系统在厂内物料供应实施过程中将涉及信息传递、仓库到工序的配送、工序间的配送，是整个厂内物料配送体系，能有效改善车间物料供应。
2.互动：舆论形成的人际水平解释
在新媒体环境下，刻板印象的环境感知具有新的表现方式。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算法在新闻生产和分发中的应用，以个人兴趣为中心的信息推送日益增多。这导致了公众更以确认的方式处理信息。例如，确认偏差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对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更加关注，或者将已有信息解释为支持自己的观点。自我确认理论认为，人们通常被刺激以寻找信息，在特定环境中这种需求更加强烈；如在自我受到威胁时，人们会无意识地修复他们的自我价值感知。当关注到自我确认信息时，人们倾向于保护这一过程。结果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自我确认效果使得人们更加受到“保护”［36］。由此，确认性偏差、自我确认等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刻板印象。
在人际互动中信息传播的重要分析传统是关于说服的研究。人际之间的说服关系，更加强调信息的性质以及呈现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性质涉及信源可信度和权威性，比如传统媒体或者政府官员、记者等可信度和权威度较高。同时，信息呈现的方式，如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是否明示、信息排序、情感诉求和理性诉求等也影响互动的效果。从公众对越战等议题的态度可以发现，政治态度通过公众而得以扩散，这一扩散过程依赖于个人对说服性传播的接触和接受情况。随着个人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接触说服性传播的可能性逐渐增加。进一步发现，接受说服性信息的倾向随着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而减弱，但这种减弱是与个人意识形态、年龄相互作用的［15］。说服过程中信息发出者的地位和影响力直接影响信息接受情况［16］。
人际之间的互动方式也会影响意见的形成或者态度的转变。例如，重复和强度是解释态度变化的重要变量。理论上，重复框架对缺乏知识的人有更大的影响，这些人也更容易被无关紧要的信号所吸引；而知识较丰富的人更容易通过比较不同框架的相对强度对信息进行系统性处理。有研究者发现，框架可能在某些个体中适得其反，导致他们沿着与框架相反的方向转移［17］。人际互动最大程度的影响则表现为人们的意见改变，并且将这种意见表达出来。Krassa将阈值概念引入其意见声称模型中，也就是个人愿意或者不愿意表达意见的分界点。在考虑行为后果的基础上，个人选择是否要加入那些已经被动员起来的人群、并进行意见表达［18］。以上从说服、互动策略分析了舆论中人际影响的生成过程。可以发现，人际水平的舆论研究侧重于信息维度的影响机制分析，相关研究中强调了围绕信息本身的说服，或者是被动的信息消费。
3.认同：舆论形成的位置水平解释
舆论形成过程并不是个人独自思考某一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过程，公众通过个人思考、人际讨论和大众传播组织等过程形成意见群体，通过支持内群体或者反对外群体，公众成员开始界定和表达他们的观点。群体位置是个人进行舆论表达的重要参考原则。
马克思对黑格尔矛盾观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对其性质的批判。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中，马克思就指出了批判的价值——“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1］4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试图用思辨来解决现实矛盾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1］8也就是说，黑格尔的唯心矛盾观主要错误在于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
彰显魄力，文旅融合托起文化国际空间。以文旅项目建设托起特色性的国际文化空间。加快推进河西国际文旅港湾、华侨城欢乐滨江、中新生态科技岛文化旅游度假区、莫愁湖公园景观提升等主题型、特色化、品牌性的文化街区、文化场所和文化综合体建设，加快打造有建邺特色的娱乐、休闲、体验、旅游文化成长空间。
社会位置水平的研究更强调规范性的社会影响过程。当个体进入群体会产生权力的幻觉，个体失去理性，集体高度狂欢［19］，以及形成反叛的大众［20］，这些强调的是规范性社会影响。在舆论形成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群体内部如何产生认同、群体之间如何展开对话或者逐渐分离。将自我归为某个群体，形成内群体顺从和外群体分离，这是将个人与公共方面相联系的重要桥接点。Price认为，“既有的认知范式要为舆论理论作贡献，必须适当融入意见形成的公共（public）方面，即找到合适的方式将个体层面的信息处理与更高层次的公众传播和社会组织过程联系起来。由此，个体对内群体具有更高的社会认同，并通过交流、沟通变为群体性公众。”［21］内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包括以下环节和过程:根据显著的社会认同对个人和他人进行归类；学习这些群体中的典型特征和行为；将个人所在群体感知到的类型特征和行为归于自己［22］。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媒体提供某种信息信号，影响了舆论形成，这一过程是个人实践社会认同的重要机制。一是，媒体描绘的特定议题中的群体，是群体认同的重要信号，即关于这一议题的社会认同是什么。二是，通过描绘众多群体如何回应这一议题，新闻报道可以解释群体成员应该采取的标准化意见。三是，人们将这种群体意见的感知归于自己［23］。由于社会认同的过程非常短暂，所以单独接触信息并不可能产生长久的意见或信念的内在改变［24］。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意见最终得以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了解该议题的人、每一种新近做出的反应，都会对其意见形成有所影响［25］。由此，当群体成员针对特定群体差异形成议题态度时，认同效果就产生了［23］。社会认同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自我劝服的形式［26］。当社会认同作为阐释框架时，个人依赖于特定群体认同组织和产生关于议题的思想、感知和态度。由此群体规范能够将多个个体的反应归一化和标准化，使得个人意见转变为公共舆论［23］。
当然，值得思考的是，这种规范性影响如何对舆论产生效果，是促进了舆论向积极（或共识）方向发展还是阻碍了其发展，甚至走向分化。社会位置水平的舆论形成是个人意见走向公众意见的关键。Li&Hitt分析了是否针对既定政治或社会问题的意见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最后才达成共识［27］。Wu&Huberman研究认为，如果人们接触了之前的意见，则更可能表达极端意见。而当意见表达成本较高时，即使接触了之前的意见，人们更可能表达与之前不同的意见［28］。在网络环境下，网络群体对个人意见的压力型作用有所变化，强度相对减弱，但其影响依然不容忽视。而人们从众心理依然存在，从众现象依然普遍［14］。
4.表征：舆论形成的意识形态水平解释
意识形态强调的是信念系统如何得到符号性表征。在认知系统中，意识形态、信念、价值观、态度、行为是一个由底层到表层、由根本到变动的连续系统。在意识形态水平的舆论形成分析中，其主要研究焦点是处于不同意识形态或文化环境的人们是如何呈现或表征意见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意见表达是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或者文化传统而形成的。无论这种表达是否理性，意识形态都赋予了其表达的合法性。
从Free&Cantril［29］开始，舆论研究者区分了意识形态的象征方面（symbolic aspect）和操作方面（operational aspect）［30］。象征性意识形态指，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意识形态标签、影响、类型，包括自我确认左或右的行为，可以通过询问政治意识形态的位置获得［31］。操作性意识形态指，更为具体的、基于事件的观点，可以通过对某些议题的赞同程度获得［31］。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操作性意识形态是通过对某事的意见态度或者舆论获得的。意识形态水平的舆论形成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是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情境下如何进行意见表达。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舆论研究很大部分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立场之上的。例如对于堕胎、同性恋、恐怖主义、医保政策、环境保护、气候变暖等议题的意见表达，都会纳入意识形态维度［32］，而且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这些议题的支持和反对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城市道路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同时还包括行人，并且会对周围其他市政工程设施等产生相应的影响作用。因此使得城市道路横断面形式多种多样，在对其进行设计时需要进行多方考量，以此有效保障道路横断面设计的科学合理性与可行性。本文将通过简要分析研究城市道路横断面设计要点策略，希望能够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必要参考的同时，也可以为日后道路横断面设计工作给予相应的指导帮助。
舆论形成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如意识形态隔离、回音室效应和反馈环，也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很少进行跨意识形态交流，这在众多研究中已得到证实。例如，回音室效应生发于媒体、党派和个人信息消费之间，保守主义更愿意选择保守主义性质的媒体，而自由主义更愿意选择自由主义性质的媒体，由此更加固化了个人的党派立场。尽管他们也接触对方的媒体，但最终还是支持自己立场的媒体［33］。反馈环使得意识形态更加固化，而两个党派之间的意识形态隔离也不断加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通过某种机制，涌现和表征为舆论，反馈环、回音室就是很好的表征机制。
可以发现，舆论形成研究的社会心理分析传统，是一个从人内到人际、再到群体、最终形成整体舆论的社会影响波及过程。个人感知社会、并与他人互动、形成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别性认同、呈现为深刻的意识形态差异最终形成整体舆论。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有研究者基于社会影响理论范式，提出了社会心理学对舆论研究作出贡献的两个分析维度。一是传播环境维度，包括人际传播和中介化传播（如大众传播）；二是社会影响类型维度，包括规范性影响和信息性影响［2］。从社会影响类型维度看，人内和人际水平更强调信息性影响；而社会位置和意识形态水平更强调规范性影响。
表1 社会心理分析视角下舆论形成研究的解释水平
社会心理学解释水平 个体内水平 人际和情境水平 位置水平 意识形态水平舆论形成的研究焦点 感知 互动 认同 表征舆论形成的研究内容 环境感知、信息处理 个人之间产生影响的方式，说服、互动策略群体内部如何产生认同、群体之间如何越来越远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舆论表达舆论形成的概念及理论孤立恐惧、意见气候、环境参照、动机意见领袖、参照对象、互动社会认同、社会类别、社会位置差异、社会比较意识形态隔离、回音室效应、反馈环舆论现象刻板印象、选择性接触(自我确认、确认性偏差)、情感的认知路径、认知心理意见串联、讨论、协商、意见顺从舆论极化、舆论分化、共识达成巴尔干化、舆论碎片化、文化部落主义、族群政治
三、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舆论现象分析
社会心理学的不同解释水平很大程度上为舆论形成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依据其梳理了舆论过程研究的焦点、内容、概念及理论，提出了以感知、互动、认同、表征为核心的舆论形成研究脉络。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代表性舆论现象进行分析。
问：我从来不相信保健品，朋友读《养生三记》，说挺好的，我借来读，有一点动心，就想去彭祖补品屋看看。那天我和朋友一起去的，她买了一些东西，我买了麦绿素和补氧胶丸。妹妹是乙肝携带者，她吃了麦绿素，感觉乏力和肝区不适的症状没有了。父亲总头疼，吃了补氧胶丸，脑筋清爽，头不疼了。我很认可这些产品，我没有病，只是成天坐办公室，有时提不起精神，睡眠也不太好，可不可以吃麦绿素？
1.刻板印象：以感知和信息处理为核心的解释框架
刻板印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内水平的舆论现象，李普曼认为，由于人们精力有限，只能通过大众媒介接收信息，而大众媒体通常具有框架效果，造成了人们认知的僵化。人们在感知环境时，通常会运用刻板印象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感知、接触和处理，由此形成个人意见。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更加聚焦于自我的“刻板印象”作用机制。
新媒体技术更可能导致舆论碎片化及巴尔干化。信息技术（如搜索引擎和自动过滤）的强大信息配置能力，使用户可以根据自我兴趣定制信息，平台能更好地提供相应的信息。理论上，网络中的交流对象不仅限于物理空间中的邻居或者同伴，用户可以无障碍地与世界上任何人交流。但是有研究认为，信息技术发展带来地球村只是一种可能结果，另一种可能是碎片化和巴尔干化。有研究发现，随着网络接入水平的不同，这些巴尔干化程度或者会升高或者降低［44］。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算法推荐、社交分发等使得个人能够及时、持续获得自我偏好类信息。本世纪初研究者就担忧回音室效应［45］、过滤气泡［46］可能带来的危害，并且这些现象也得到了实证检验［47］。
在人际水平和情境水平的分析中，舆论形成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特定情境下人与人的存在方式如何，即如何通过互动、交流，将不同个体联结起来。社会影响分析解释了个人判断是如何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而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于周围人或者人际之间的影响，特别是信息性影响。在舆论形成研究中，信息性影响来源于意见领袖、参照对象、群体中的多数，个人之间通过讨论和协商等互动形式产生影响。
2.意见串联：以互动为核心的解释框架
人际水平的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分析对象是意见串联。意见串联将孤立的个人，通过某种形态或议题意见联结，由此个人逐渐被裹挟进一个表达阵营中。意见串联关心的是，为什么个人或者群体有时候会朝着特定方向快速移动。
在社会情境下，与个人最容易产生关系的是亲人朋友、同辈群体等。当个人缺乏信息，包括对立信息的情况时，会依赖这些相关者提供的信息作判断；存在大量信息的情况下，人们也会逐渐串联起来。意见串联产生的最基本原因是，人们干某事是由于相关的人在干这事。所以尽管有时候信息是错的，人们也会相信，仅仅是因为其他人相信了。当然串联是一个过程，当串联发生时，很多人会依从大多数共享的意见［37］。
新媒体环境下，意见串联又有了新的运作机制。特别是新技术功能设置、注意力稀缺等使注意力被“追捧”，排行榜点击量、阅读量、点赞数等数字化指标产生情感号召力。注意力不断放大的过程中，意见串联效果也相应形成。例如，新闻网站追踪用户的搜索行为，投放适宜的内容信息；广告商计算点击率，投放合适的广告；用户从其朋友圈和社交网络中获取信息和进行社交活动。这些数字化测量已经弥漫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各方都能够看到测量结果，无疑对其他行动者产生感召力［38］。其互动过程以“注意力”而联结，当个人关注到其他信息具有较高的关注度时，更可能追随之，并参与讨论。当多个个体都因高“注意力”而关注某个帖子或信息时，意见串联也就形成了。
3.群体极化：以内群体认同为核心的解释水平
群体极化指的是协商群体成员沿着之前的信念移向更加极端的方向。群体极化的两个基本机制是:行为受到社会影响的制约，有限论据导致群体成员沿着某个方向发展［37］。在议题讨论之后，群体朝着某个方向移动。结果是，群体的态度相比成员个体的平均态度更加极化；同时，相比于群体起初的态度，讨论后的态度更加极端。串联效应使人们追随某一意见，而极化使他们朝着这一方向走向极端。
群体极化是建立在内群体认同的基础之上，对于内群体越认可，也就越可能以内群体的规范进行意见感知和表达；内群体意见更加极化，反过来影响与外群体的对话可能性与协商效果。有研究者认为，群体极化的启示是，社会同质效应或许对协商是有害的［39］。一是，如果人们仅仅听到自己的声音，结果是原有的意见更加得到支持。二是，同质的特定形式会产生不公正的极化，甚至是狂热和迷恋［37］。同时，内群体极化更可能加大与外群体的隔阂，造成不同群体的分化。
2.2 治疗前后两组MAP、HR、SVV水平对比 治疗后观察组HR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而MAP、SVV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当下网络舆论表现出很大的碎片化倾向，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意识形态倾向。有研究发现，网络社区作为小公共领域出现，超越了单纯的左右派的区分。其研究团队通过对2010年美国选举中期数据的分析，发现美国公众主要有5类意识形态倾向。不同议题的社区跨越左右派而得以形成，同时相比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更加的碎片化［42］。而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通过对选民价值观的聚类分析发现，美国民众按照意识形态可以被划分为9大类团，并认为美国正在发生意识形态和舆论碎片化的重要转变。有研究针对23个国家的90个不同政党的讨论网络发现，较少使用意识形态术语交流的人，意识形态党派群体越加分化；那些具有极端意识形态的个人和政党更可能形成回音室。置于意识形态中间位置的左右党派更可能交流，而中间党派和极端党派更不可能交流［43］。
双加工理论（dual-process theory）认为，人们的信息处理是直觉性（intuition）和反思性（reflection）两个过程同时作用的结果，知觉过程是一个自动化过程，决策并不需要记忆的运作；而在反思性过程中，决策需要记忆的运作，是一个认知装置或者心理反应［48］。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认为，人们对信息的认知处理具有深度和数量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说服方法依赖于对传播信息进行精细化加工的可能性高低。当精细加工的可能性较大时，中枢路径特别有效；而当这种可能性较小时，则边缘路径有效［49］。当然，很多情况下这两种路径共同作用产生对刺激的反应。启发—系统式模型（HSM，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认为，人们对信息的认知处理受到加工努力程度的影响。系统式加工要求个体对所有的相关信息都要深度考量，而启发式加工则是对部分信息进行简单地处理，其受到最小努力原则的指导［50］。具体采用哪种处理方式或路径，根据个人的动机、能力、所处情境等而有所不同。
4.舆论碎片化及巴尔干化：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解释机制
携手走过百年风雨的周有光和张允和，就是这么一对堪称凤毛麟角的夫妻。1998年12月21日，国际教育基金会举行百对恩爱夫妻会，年近百岁的周有光、张允和是其中最年长的一对。
内群体极化现象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并未得到缓解。较多研究者对社交媒体给予更多期待，认为不同意识形态群体之间是可以对话的。但是较多实证研究并没有证实这一观点。有研究发现，Twitter用户更不可能接触来自其追随者网络中的对立意识形态个体。他们更可能与博客相连接，而与传统媒体网站连接较少［40］。也有研究者分析了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网络关联和推文内容，结果发现，每个类团或更加保守或更加自由［40］。这种现象也存在于Facebook用户中，那些自由主义者更多分享自由主义者的信息，保守主义者更多分享保守主义者的信息，双方都表现出相对同质化［41］。
李普曼认为，“人类头脑中的图像，他们自己的图像，其他人的图像，他们需求、目的、关系的图像，就是公共舆论”，“公共舆论，不是上帝之音，不是社会之音，而是感兴趣的听众的声音”［34］。李普曼从刻板印象这一认知心理视角解释舆论的形成。由于个人对社会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构建的拟态环境而得以完成的，个人通过认知过滤等感知拟态环境，并形成自己的看法。大众传播的众多媒介，如新闻报道、政治广告、民意调查、公共宣誓、抗议等，调解大众意见，能够使众多异质性成员对同一个问题发表看法［35］。由于注意力有限，人们倾向于感知的是那些以刻板印象形式存在的、并由所处文化中选择出来的东西。
四、社会心理学视角下舆论形成研究的未来走向
从学理层面看，舆论（public opinion）是“公众”与“意见”的有机合成。公众如何由个体（individual）有机集合成为公众（public），个人意见通过零散的观点成为共同意志或者共识，社会心理学视角的观察和分析颇具研究意义。这为未来舆论形成研究给予重要启示。
1.关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
传播对信息环境的感知性影响，除了通过意见氛围构造规范性压力，促成个人与宏观环境的一致外，传播还通过传输信息内容影响对意见环境的感知，那么人们是否对这些信息要素进行认真处理，这也是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
1925年8月，因积极支持女师大学生风潮而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除教育部佥事职，鲁迅奋起抗争，向平政院提交控告章士钊的诉状。
在舆论表达中，以意识形态和文化为重要形成规范的舆论现象包括舆论碎片化、巴尔干化、文化部落主义和族群政治等。当代美国政治一直在上演左右派极化的故事，而互联网形成的回音室在不断固化左右党派的思想。
目前关于舆论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人的本性——如孤立恐惧，并未对信息处理给予过多关注。可能是因为人们在意见感知过程中，更多是对信息环境的感知性判断，较少进行深度的信息处理。其实，在环境信息的感知过程中，从对信息处理的深浅度也能够解释个体对环境感知的结果。个体内水平的经典心理学研究聚焦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心理过程、特别是对环境信息的处理过程。信息处理中的双加工理论、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启发—系统式模型都侧重于阐述个体受到环境的信息刺激并从认知层面组织信息、作出反应的心理过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也提高了肺癌的发病率，对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肺癌是一种原发于呼吸道支气管粘膜上皮的恶性肿瘤，有研究显示，中年男性为发病的高危群体，但是近些年来，女性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出现了逐年升高的态势[1]。目前，临床上主要以临床治疗为主，旨在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本次研究中则对检测CA199、CA125、CA153及CEA等指标在肿瘤诊断中的意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具体如下。
2、预算执行阶段绩效管理措施。预算执行(budget enforcement)是指经法定程序审查和批准的预算的具体实施过程，是把预算由计划变为现实的具体实施步骤。预算执行工作是实现预算收支任务的关键步骤，也是整个预算管理工作的中心环节。预算的有效实施和过程控制，是预算管理的主要环节。执行预算的过程，是组织与实施经费保障，以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只有切实抓好预算执行工作，才能有力地实施计划管理，获得最佳的经费使用效益。
新媒体环境下更有必要关注信息处理过程。一方面，人们接触了大量的信息，信息处理能力有所提升；但另一方面，很多情况下人们只是采用“启发式回应”，而不对信息进行深入思考。这影响到他人、群体提供的信息对个人的刺激程度，进而影响舆论。未来在舆论研究中可以运用以上几个理论模型，尝试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采用不同的加工方式。同时，信息处理模型也是个人特征影响舆论形成的有效调节机制。
2.关注舆论形成中感知的主观性
对于舆论过程的感知性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诺依曼提出的感知官能。后来的很多研究中，将感知性过程大大压缩并简单化处理，大多表述是“人具有准统计的感觉官能”。同时，人们对意见分布的感知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有研究认为并没有证据证明个人实际上有能力评估意见气候［51］。
个人对环境的感知受个人认知结构、动机等的影响。同时，这里的环境可能是客观的环境，也可能是大众传媒建构的媒介环境。由此也导致了意见感知本身的主观性，以及感知结果的主观性，最终可能导致对环境的错误感知。从个人特征看，镜像直觉和敌意媒体效应认为，意见气候的偏差效能感知并不在于大众媒体，而在于个人特征，如人格特征、议题立场、卷入度等。这些效果得到了实证支持，在计算机中介传播中也更加相关［52］。同时，有研究发现，新闻媒体使用、信息搜寻、情境、对情境的认识与能否精确评估多数意见相关。有些情况下，评估可能不是非常准确，而是人们仅仅将自己的意见投射到多数人。也有研究发现，人际讨论和环境焦虑与多数意见的不准确评估相关［53］。
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个人具有更多的选择性，其信息环境也更加多变，个人对媒体的使用更加感性化和强调体验性。同时，在信息较容易接近的情况下，个人对信息环境的感知，实际上是根据心理距离而作出判断的。对某一媒体或对象更加信任，心理距离更加接近，更愿意感知和接收其内容，更可能受到其内容的影响。
(2) PAPP的T5%为305 °C，高于PA6的加工温度，并且在800 °C的残炭量为10.6%，高温区热稳定较好，表明PAPP具有良好的成炭效果。
3.关注各层次产生影响的条件性和情境性
个体、他人、群体、文化系统都对舆论形成产生影响。正如杜瓦斯认为的，社会在任何时空场景下都是整体呈现的，而不依从于解释水平。对于整体的社会实在的把握和解释，有赖于四种不同分析水平在同一水平或不同水平上的联合［6］。而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状态和情境。
一是，不同层次产生的影响依个人状态而定。解释水平理论提出，“当与知觉事件的距离较远时，人们使用抽象、本质和总体的特征对事件进行表征（高解释水平）；当知觉距离较近时，人们倾向于以具体、表面和局部的特征对事件进行表征（低水平解释）。”［54］例如，对于距普通人心理距离较远的国际关系议题，人们更以高解释水平的意识形态作为参考，以爱国主义框架发表意见。而对与自身相关的问题，人们更会采用周围人的意见作为参考。由此，针对不同文化系统中舆论形成的比较分析中，将意识形态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也是非常有解释力的。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人更加害怕孤立；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中，孤立恐惧可能并不是特别强烈。有研究发现，越是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沉默的螺旋”理论越有效，越是强调多元主义的国家，如美国，“沉默的螺旋”理论几乎不起作用［54］。
二是，不同层次产生的影响依情境而定。从现实实践看，人际水平和群体水平的影响时常联系在一起，信息性影响和规范性影响同时起作用。但信息性影响抑或规范性影响发挥作用，本质上取决于所面临情境的模糊性。模糊是对情境的判断，而不确定性是自我的一种状态［2］。一般情况下，在群体层面，个人面对的情境较为模糊、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更可能存在群体压力。而在人际层面，个人面对的情境较为清晰。具体来看，在人际互动层面，初级群体、次级群体较多，这种强关系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较低。即使在网络上有陌生人或者互动的对象，一定程度上也是经过互动者本人的再三确认和思考之后选择的结果，这更加减少了不确定性。而就信息本身来说，人们愿意选择和信任初级群体和周围人的信息等。所以在特定情境下，可以认为人际层面更可能产生信息性影响［2］。
在不久前举办的“中国酒业京津冀一体化产品品评”活动中获奖的53度红星二锅头（蓝盒18）、60度牛栏山二锅头（开坛至尚）、十八酒坊（52度醇柔二十年）、丛台38度贞元增、王朝5度纪念日低醇起泡酒等40多款产品也在大会上进行了颁奖。此外，北京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朝批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市糖酒副食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丰大一品酒业销售中心等京津冀三地20多家核心酒水经销商被授予“商业荣耀之星”称号。
五、结语
解释水平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感知不同距离的周围环境并进行自我认知组织、信息处理，与他人互动、以内外群体差别对待等方式进而作出反应的过程。能够很好地回答本文关注的问题，即个人意见是如何成为公众意见的。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不同解释水平出发，将舆论在认知、社会层面的存在得以通过社会心理这种分析脉络联系起来，从而呈现了舆论的形成如何从社会心理视角得以阐释的。从认知角度看，舆论是对社会议题及环境信息的思考和认识，是个人与社会产生关系的内在机制。从社会层面看，舆论是感知社会的皮肤。可以发现，舆论形成的社会心理分析传统具有两大特征:从产生影响的心理距离看，个人感知社会并与他人互动，形成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别性认同，呈现为深刻的意识形态差异最终形成整体舆论。从舆论自身来看，社会影响使得个人的心理状态逐渐集结并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意见氛围，或者形成为某种意见，并呈现为舆论现象。
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心理学的分析视角尤为重要。新媒体环境可以视为一个与现实社会相互交织的网络社会或空间，其将被物理空间所区隔的孤立个人通过媒介联系起来。潜藏在网络联系背后的则是人们的社会心理，具有相同心理的人更可能进行交流和互动，而新媒体平台为个体提供了“意见氛围”，加大了个体意见成为公众舆论的可能性。同时新媒体环境更加注重“人”的体验，用户的表达行为很容易被获取和分析，而行为背后的心理要素也不断被重视。在舆论形成的分析中，社会心理学更加重视的是个体如何通过感知、互动、认同、表征等逐渐集结而成为公众的，个体意见如何最终成为公众舆论的。本文认为，未来要关注舆论形成中的信息处理过程、感知的主观性问题、各层次产生影响的条件性和情境性。
参考文献：
［1］Herbst S.History，Philosophy，and Public Opinion Research［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3，43（4）:6.
［2］Price V，Oshagan H.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ublic Opinion［M］//.Glasser T L，Salmon CT.（eds.）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5:177-216.
［3］张志安，晏齐宏.新媒体与舆论研究:问题意识及提升路径［J］.新闻大学，2017（05）:14-22+146.
［4］Tarde G.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M］，transl.Terry N.Clark，Chicago:Chicago UP，1969:297-318.
［5］刘建明.舆论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29-32.
［6］威廉·杜瓦斯.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M］，赵蜜，刘保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9??30??114-145.
［7］Binkley R C.The Concept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J］.Social Forces，1928，6（3）:389-396.
［8］Sherif M.Social Interaction:Process and Prodcuts［M］.Chicago，IL，Aldine，1967:145-148.
［9］Eagly，Chaiken.Motivational Processes in Attitude Formation and Change［M］.Psychology of Attitudes，New York，HBJ.1993:427-493.
［10］Kennamer JD.Self-serving Biases in Perceiving the Opinions of Others:Implications for the Spiral of Silence［J］.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0，17（3）:393-404.
［11］Newcomb T M.Attitude Development as a Function of Reference Groups:The Bennington Study［J］.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1958，65-275.
［12］Salmon C T，Kline F G.The Spiral of Silence Ten Years Later:An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J］.Attitudes，1983:48.
［13］Glynn，Carroll J，J M Mcleod.Public Opinion Du Jour:An Examination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4，48（4）:731-740.
［14］谢新洲.“沉默的螺旋”假说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实证研究［J］.现代传播，2003（06）:17-22.
［15］Zaller J.Diffusion of Political Attitude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7，53（5）:821-833.
［16］Zaller J.Information，Values，and Opinion［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1，85（4）:1215-1237.
［17］Chong D，Druckman JN.A Theory of Framing and Opinion Formation in Competitive Elite Environment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7，57（1）:20.
［18］Krassa M A.Social Groups，Selective Perception，and Behavioral Contagion in Public Opinion［J］.Social Networks，1988，10（2）:109-136.Glynn C J，Park E.Reference Groups，Opinion Intensity，and Public Opinion Express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1997，9（3）:213-232.
［19］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M］.李继红，薛丹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29-30.
［20］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刘训练，佟德志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8-33.
［21］Price V.On the Public Aspects of Opinion:Linking Levels of Analysis i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J］.Communication Research，1988，15（6）:659-679.
［22］Turner John C.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the Self-Concept: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roup Behavior［J］.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1985，2:77-122.
［23］Price V.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effects of Communicating Group Conflict［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9，53（2）:197-224.
［24］Kelman H C.Processes of Opinion Change［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61，25（1）:57-78.
［25］Kelman H C.Attitudes are Alive and Well and Gainfully Employed in the Sphere of Action［J］.American Psychologist，1974，29（5）:310-324.
［26］Petty R E，Cacioppo J T.Attitudes and Persuasion: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M］.Dubuque，IA:William C.Brown.1981.转引自Price V.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9，53（2）:197-224.
［27］Li X，Hitt L M.Self-Selection and Information Role of Online Product Reviews［J］.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08，19（4）:456-474.
［28］Wu F，Huberman B A.How Public Opinion Forms［M］//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ternet and Network Economics.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2008:334-341.
［29］Free，Cantril.The Political Beliefs of Americans［M］.Rutger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7.转引自Jost J T，Federico C M，Napier JL.Political Ideology:Its Structure，Functions，and Elective Affinities［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9，60（1）:307-337.
［30］Page B I，Shapiro R Y.The Rational Public［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430-440.
［31］Lee JK，Choi J，Kim C，et al.Social Media，Network Heterogeneity，and Opinion Polarization［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4，64（4）:702-722.
［32］Daniel Preotiuc-Pietro，Liu Y，Hopkins D，et al.Beyond Binary Labels:Political Ideology Prediction of Twitter Users［C］.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2017:729-740.
［33］Kathleen Hall Jamieson，Joseph N.Cappella.Echo Chamber:Rush Limbaugh and the Conservative Media Establishmen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237.
［34］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22:23.Lippmann W.The Phantom Public.Transaction Publishers:1927:13.
［35］Price V，Roberts D F.Public Opinion Processes［C］//.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1987:781-816.
［36］Steele CM.The Psychology of Self-Affirmation:Sus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elf［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88，21:261-302.
［37］Sunstein CR.The Law of Group Polariz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2002，10（2）:175-195.
［38］Marwick A E.Status Update:Celebrity，Publicity and Branding in the Social Media Age［J］.Science，2013，342（6161）:933-934.
［39］Mill J S.Of the Liberty of Thought and Discussion.1859［EB/OL］.http://www-personal.umich.edu/～jdmitrig/7%20Mill%20-%20On%20Liberty.pdf.
［40］Himelboim I，Mccreery S，Smith M.Birds of a Feather Tweet Together:Integrating Network and Content Analyses to Examine Cross-Ideology Exposure on Twitter［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3，18（2）:154-174.
［41］Bakshy E，Messing S，Adamic L A.Exposure to Ideologically Diverse News and Opinion on Facebook［J］.Science，2015，348（6239），1130-1132.
［42］Bode Leticia，et al.Candidate Networks，Citizen Clusters，and Political Expression:Strategic Hashtag Use in the 2010 Midterms［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Social Science，2015，659（1）:149-165.
［43］Bright，Jonathan，Explaining the Emergence of Echo Chambers on Social Media:The Role of Ideology and Extremism（March 10，2017）［EB/OL］.https://ssrn.com/abstract=2839728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839728.
［44］Van Alstyne M，Brynjolfsson E.Electronic Communities:Global Village or Cyberbalkans?［J］.Economic Theory，1997，4.
［45］Sunstein Cass R.Republic.com 2.0［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46］Pariser E.The Filter Bubble: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M］.Penguin Group，2011.
［47］Pilditch T D.Opinion Cascades and Echo-Chambers in Online Networks:A Proof of Concept Agent-Based Model［M］//.Gunzelmann G，Howes A，Tenbrink T，Davelaar E.（eds.）Proceedings of the 3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2017:943-948.Hosanagar K，Fleder D，Lee D，et al.Will the Global Village Fracture into Tribes?Recommender Systems and Their Effects on Consumer Fragmentation［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4，60（4）:805-823.
［48］Evans JSB T，Stanovich K E.Dual-process Theories of Higher Cognition Advancing the Debate［J］.Perspect Psychol Sci，2013，8（3）:223-241.
［49］Richard E.Petty en John T.Cacioppo，From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Central and Peripheral Routes to Attitude Chang［M］.New York:Springer-Verlag.1986.
［50］Todorov A，Chaiken S，Henderson M D.The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C］//J Dillard，M Pfau.（eds.）The Persuasion Handbook:Developmen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ousand Oaks，CA:Sage.2002:195-211.
［51］Bodor Tamás.The Issue of Timing and Opinion Congruity in Spiral of Silence Research:Why Does Research Suggest Limite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Theory?［J］.Canad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2012，21（2）:140-211.
［52］Schulz A，Rössler，Patrick.The Spiral of Silence and the Internet:Selection of Online Content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Public Opinion Climate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2012，24（3）:346-367.
［53］Major A M.Correlates of Accuracy and Inaccuracy in the Perception of the Climate of Opinion for Four Environmental Issues［J］.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0，77（2）:223-242.
［54］孙晓玲，张云，吴明证.解释水平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应用心理学，2007（2）:181-186.
［55］Huang H.A Cross-Cultural Test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2005，17（3）:324-345.
Perception，Interaction，Identific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The Analytical Tradi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ZHANG Zhi'an，YAN Qihong
Abstract:Social psychology is an important analytical tradition in the research of public opinion formation，which connects the individual of micro-level with the society of macro-level.This study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theoretical directions and resources of social psychology，which is drawn upon i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including research focus，content and important concepts.Based on the multiple explanatory levels（i.e.intrapersonal level，interpersonal level，social position，and ideology），the social psychology approaches for public opinion formation research are constructed in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perception，interaction，identification and representation.Moreover，this study analyzes representative phenomena about public opinion，such as stereotyping，opinion cascade，opinion polar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Some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are proposed: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erception，and the conditions and situations of the influence exerting at different levels.
Key words:public opinion；social psychology；explanatory level；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作者简介：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媒体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006)
晏齐宏，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博士生(广东广州510006)
DOI:10.19503/j.cnki.1000-2529.2019.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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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防范体系构建研究”（16JZD006）
(责任编校：文晶)
标签：舆论论文; 意见论文; 群体论文; 信息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防范体系构建研究”(16JZD006)论文;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论文;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论文; 武汉大学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