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哲学问题追根究底是人的问题，这既指向哲学问题的对象，也指向对于问题进行追问的主体。每一个人既有能力也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着人自身的问题，也就是哲学的问题。但是，惟有哲学才能对人的问题进行形上的反思，惟有哲学史才能呈现人对于人本身反思的思想历程并提供古今对话的可能， 惟有哲学家才能真正地将这种哲学思考以言说体系的形式一般地表达出来。当哲学思考的对象——“人”发生了变化，哲学史的叙说视“域”发生了变化，哲学的言“说”方式发生了变化，哲学这一人对于人的形上反思就必然有了创新。就其实质而言，“人”“域”“说”只能是哲学、哲学家眼中之“人”“域”“说”，也就是说一切哲学只不过是人对于人自己生存状态这一存在的一种思考、对话与言说。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正是基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悟，在与前哲不断对话的视域融合中，以自己的“和合”言说方式来表述的人类生命之道的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创新的理论新体系、方法新视野与思想新成果。
关键词 张立文 “和合学” 中国哲学 哲学创新 生命体悟 和合体道 和合体生
“和合学” 是张立文先生殚精竭虑的哲学之思， 体现了中国哲学创新的不竭生命力与中国哲人至善的精神追求。以“和合”为核心范畴，张先生构建了体大精思的“和合学”理论体系。张先生既通过“学术人生”不断体贴、体悟世界、社会、人生之道的道构建了“和合学”理论体系，又在“人生学术”中将以“和合”为理念、方法关照世界、社会、人生的体贴、体悟以学术的形态表现出来。张先生自己说：
中国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人对于人的生存状态所做的根本性的反思，中国哲学的创新就是对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生存状态所做的不同的、 独创的根本性的反思。①
因此，张先生的“和合体道”，其实就是“和合体生”，一种对于哲学永恒主题――人生之道的独创的根本性反思的视角、方法、态度、理念与理论。
一、引子
一切形态的哲学问题说到底都是人的问题，是人对于人本身的思考与再思考。张立文先生说：“哲学的形式虽远离人， 但其出发点和归宿点，还是人。千百年来，人们所探索的核心，说到底就是为人。只要人类还存在，它便是一个人们所探究的永不完结的永恒中心课题。”②应该说，哲学所思考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哲学问题之于不同的人， 区别仅仅在于人们对于它的态度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即使是自觉地思考哲学问题，也还有一个思想水平的高低区别。另外，哲学问题与作为思想形态的哲学不是一回事， 以哲学问题作为自己主要思想对象的研究者与哲学家也不是一回事。哲学问题可能是时代的大众的，属于每一个人；但哲学，严格意义上说只能是个体的精英的，属于极少数哲学家。自古至今，对哲学问题进行自觉地思考与反思并以之观察、体悟、把握世界、人生的哲学思想者本就不多，至于其中能够称得上哲学家的可谓少之又少。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 哲学家能够在哲学史上有所贡献并得以列名可以有不同的标准， 但能够实现哲学创新者甚为少见； 至于既能够创新又能够开一代之风气领哲学思潮之先声者更是凤毛麟角。论及哲学思潮，则必有其积涓成浪、积浪成潮的历程；而作为引领哲学思潮的那一滴哲学创新之水，在众多之涓、之浪哲学创新中，何其珍贵又何其希罕！哲学创新委实不易，而引领一个时代哲学思潮的哲学创新，实在是在智者的哲学思考与偶然的历史机遇中才可能发生的人类智慧创新活动。
张先生说过：
创新是指人的生命主体在与其生存状态、 生命历程的互动中所激发出的人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和行为的总和。机遇是指人的生命主体在其生存状态和生命历程中一种境遇或际遇。机遇往往把人的生命主体放置在成败利害、吉凶祸福、贫富贵贱、喜怒哀乐的生存状态或生命历程之中，在此相对相关、相斥相辅、相反相成之中，磨炼生命，改造生存状态，完善生命历程，而涌现创新动力，赋诸创新活动。③
传统中国智者、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离不了对于人的生命的体贴、 体悟， 即使他们着意于宇宙、社会，也无不以人生为最后的归宿。中国哲学的创新也正是哲学家在对于人类生命的深刻而独特的体悟中实现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当然是一代一代中国哲人对于哲学问题不断思考与反思的谱系，是对于“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也就是对“人之为人”的思考与反思的谱系。但名列中国哲学史谱系上的哲学大家， 能够真正符合哲学创新的又有几人？ 引领一个时代哲学思潮创新的哲学家屈指可数。哲学创新之所以不易，既缘于时代、历史的客观制约，也缘于主体言说的主观束缚。
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哲学创新面临着特殊的困难， 但这并没有阻止中国哲人对于生命之道的思考与反思。历史充满了吊诡， 它既造就了不可跨越的时代艰难也蕴涵了不可阻滞的创新冲动。“天地间一切现象都蕴涵着和合， 一切思维都浸润着和合。在和合的视野下，自然、社会、人己、心灵、文明（文化）就是和合。和合是各生命要素的创生、发展、整合而融突成整体的过程，是对和合经验的反思、梳理和描述。”④以“和合”为核心范畴、理念的“和合学”是张立文先生独特生命体悟的思想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创新的新冲动、新探索与新方法。张先生所面对的生命困境、时代话题与哲学“故事”是时代的共同的，但其真实的、 切己的生命体悟则是独特的个体的，其叙说人生之思的话语体系、思维逻辑是自己的。
通览中西哲学史， 惟有当哲学思考的对象――“人”发生了变化，哲学史的叙说视“域”发生了变化，哲学的言“说”方式发生了变化，哲学这一人的形上反思才有创新的必然。就其实质而言，“人”“域”“说” 只能是哲学、 哲学家眼中之“人”“域”“说”，因为“物观、物化世界，亦是人化的物观、物化世界。”⑤也就是说一切哲学只不过是人对于人自己以及人所关照的宇宙、社会的一种思考、对话与言说。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正是基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悟，在与前哲不断对话的视域中，以自己的“和合”言说方式来表述的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 是中国哲学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命本质与生活意义的新思考。
二、人的新发现与新阐释
千年前的西方哲人就问：“人是什么？”今天的人们仍旧在追问：“人为什么活着？”人是人永远无解之谜，是哲学思考永恒的对象。“几千年来，人不断认识自己， 包括作为主体的人和客体的人体生命，但直到今天亦未认识完了；再过几千年，大概也不会认识完结。因此，人这个奥秘是永远值得探究的实体。”⑥人类因对“我是谁”的不同回答，而有不同类型文明之别； 人类也因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决，而有不同时代文明之分。正是在对“人是什么”这一一切哲学前提问题的不断追问、理解与解释基础上，哲学得以不断演进，哲学思潮潮起潮落而新新不已。张立文先生说：
综上所述，糖尿病对心肌不同时间点上时Bmal1、Per2的表达产生影响，糖尿病病理状态使时钟基因昼夜表达节律发生异常，其可能是糖尿病心肌损伤的重要内源性机制。
和合学从“根底”说起，或者从最根本、最原始的现象讲起，就是人生存这一事实。有人的生存及与人生存相联系的“八境” 和“八理”，才有其他一切。⑦
“人的生存这一存在” 只有人自己才能发现，发现自己是哲学创新的起点。正是在独特的“人的发现”中，“和合学”才能够获得哲学创新的存在论基础。“发现人”其实就是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主体自觉、文化反思与情感体悟，它既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既是时代的，也是个体的；既是哲学的，也是生活的。
第一，对于个人存在的生命体悟：在自己的学术生命中发现人
中央大学教育系教授罗廷光指出，中国国民经济以农民经济为主，是一个“散落的小农国”，生产方法、生活状况及经济能力等，与欧美工业化国家千差万别。中国教育亟待改革，“开明宗义，当然以注重生产教育为最重要”，“因为中国系以农立国，当然应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生产为辅。努力于发展固有的农业，辅以近世工业，近世生产新方法，藉机械以增加生产能量，以求抵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而谋自给自救”[7]。
美国哲学家、神学家梯利希（P.Tillich，1886－1965）曾说：“我－自我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就是基本的本体论结构，它包含了其他的一切。……没有世界的自我是空的，没有自我的世界是死的。”⑧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世界的人。人活在世界、社会之中，活在人的世界之中。
人是一切冲突、矛盾、挑战的汇合点，是一切关系的聚合点，是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关系的汇聚点。⑨
另外本研究中部分儿童半年复查时眼轴长度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缩短，排除测量误差外，这可能与配戴角膜塑形镜后，角膜厚度逐渐变薄、脉络膜厚度逐渐增厚有关[21-23]。但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入组例数较少，且随访时间稍短，未对光学区大小进行量化，下一步需要扩大入组人群进行更长时间的随访观察。
“文化大革命”以前为学术的生命，之后为生命的学术。有生命的存在与开拓，才有学术的追求与发展。生命是学术的体能和智能的支撑，学术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时代和环境，只能有学术生命，而不可能有生命学术，假如有，也只能处于“潜龙勿用”状态，以保生命的生存，而罔顾学术。学术和生命相兼并得，是“文化大革命”后所开出的新局面。⑩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术生命中，张先生的理解和体会是：“学术生命是以生命投入学术，以求生和求学为宗旨，在求生存中求学术。”⑪生存下来， 对于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张先生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他述说自己16 岁在温州干部学校学习遭受镇压时的心理：
对16 岁的我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真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避是逃不了的，只能面对现实，但身边没有一个熟人、亲人可诉说的。我问自己，这里谁了解我的苦衷？谁知道我的实际情况？我为什么要受不白之冤？ 一会儿觉得自己没有出路了，一会儿又很气愤，为什么把反革命托派的帽子扣在我头上， 一会儿又觉得非把问题搞清楚不可。各种各样的思想涌上心头，悲观、失望、苦恼、焦虑等交织在一起，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有天夜里我爬下床，在外面偷偷地大哭了一场。⑫
在经历了多次人生磨难，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张先生“觉得自己又长大多了，懂事多了。我知道了自己头上要长个脑袋， 不能把脑袋长在别人头上，一切盲从，做驯服工具。以后凡事要多问个为什么，脑袋是要长在自己头上的，不是长在别人头上的，长在别人头上的不是自己的脑袋，把别人的脑袋当作自己的脑袋是可悲的。这是我当时的反思和体会，也是自己思想的觉醒。”⑬
在“文化大革命”后的生命学术中，张先生学术生命的开展与生命学术的追求交相贯通。他自己说：“如果说学术生命是把生命投入学术， 生命在学术的交流、涵泳中流逝，那么生命学术的主旨则是以生命转生学术，转生智慧，生命在学术的交流、涵泳中获得深刻的体验，换言之，即转生命为智慧。”⑭历经风雨的“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后，张先生对于人、人生有了深刻的体会、体悟。他说：“人的一生本是不平坦的，道路是曲折的。……人的一生就是从冲击中、挑战中、冲突中走出来，人人如此，概莫能外。”⑮
“走出来”，在生活上的回答就是“和合学是我生命的体认。我这一辈子从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从1950年参加土改、剿匪、反霸、三大改造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对阶级斗争深有体会，当前要走和平发展之路，不能走‘文化大革命’那种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之路，这就是和合――和谐之路。”⑯“走出来”，在哲学上的回答就是“生命价值的本质就在于创造，价值创造的本质在于和合。”⑰
人是什么？ 在张先生的生命体悟、体会中，人是从冲击、挑战、冲突中走出来的和合的人。
1号展馆2楼则是国际品牌、独立制表师品牌和一些珠宝品牌；其他如2号展馆、3号展馆，则被视为“边角旮旯”之地，更具工业感，你会看到大量的钻石、宝石以货物的形式堆积在小小隔间里，买卖双方，都只是想搞定一些订单而已；如果不是从业者，你很难去到这些展台。
从苦难社会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命运都有着非常鲜明的历史认知， 但他们也都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希望， 即使是面临现实的痛苦。冯友兰先生曾借“人过独木桥”的讽刺画来喻个体的人生、喻抗战时的中国，他说：
张立文先生自己说“我生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1935年农历二月初七，阳历3月11日。”⑱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高贵的品格。
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伴随一姓王朝之治制度的日渐封闭没落以及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中华民族走过了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 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屈辱记忆。中国的近邻日本从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 “九一八事变” 始到1935年3月，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随着对中国侵略进程的推进， 从194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先后三次侵略温州， 给中国人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张立文先生更有着切身之痛。
具体而随机的思维形式反应快、直觉性好、富有创新性，但在集中概括方面较弱，容易产生集中概括思维疑难．集中概括思维疑难相对于具体与随机的思维凸显出粗糙性和离散性特点，缺乏思维的集中概括.集中概括思维疑难在数学问题解决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问题分析与处理缺乏一定的条理性，思维有时处于跳跃状态；第二，思考对象往往非常具体而特殊，感性认识成分多于理性认识成分，从特殊到一般的概括中缺乏严密性，思维的结果显得粗糙，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致过程；第三，思维的速度较快，但往往难以保持持久状态，导致考虑不周全，出现“粗心”现象.
日本侵略军占领温州，到了永强，杀人放火，把怀孕妇女强奸后破肚子，惨绝人寰，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灾难， 其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当时，我们全家人跟着大家仓皇逃难。……在逃难中，晚上睡在岩洞里，吃点干粮。日本人退去后，回到家里，家里乱七八糟，最可愤可恨的是在我们家灶台上和镬里拉了屎。后据邻居说，这样的事不止在一家发生。祖父母非常生气， 他们说， 灶上供了灶王爷（即灶神），是保佑我们家年年有饭吃的，在做饭的锅里拉屎，得罪了灶王爷，这叫我们如何做饭、吃饭！ 想起这事就气愤，日本军人的无德、无人性真令人发指！这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我知道这不是我一家的苦难，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⑲
第二，对于民族命运的生命体悟：在民族命运进程中发现人
一个人就是这样活下去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就是这样活下去底。那个独木桥，总是走不完底。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是在活底时候，即是在走独木桥与魔鬼争斗的时候。小说上有一句话是：“且战且走。”一面与魔鬼争斗，一面过桥底人，亦正是“且战且走”。不过这走不是向后走，而是向前走而已。中国现在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亦正是这一种底且战且走。⑳
有的家长不够尊重孩子，教育过程中重智育，忽视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对孩子精神生活的引导和家庭精神文化的投入不够。在多子女家庭，家长对孩子关注不够，觉察不到孩子的心理问题。有的家长到校与教师共同面对危机问题时带有消极负面情绪和抵触心理，甚至会有极端情绪，这种情况下有效的家校合作就难以顺利开展[1]。
在苦难中“且战且走”，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生命历程的真切体悟， 也是民族命运下中国人的鲜明写照。东西国家、东西文化（日本明治维新以“脱亚入欧”为志致，是日本化的西方文化、“西方国家”）之间争斗、对抗，而终至今天的共处并生， 中国人在对传统文化作了痛切的反思与批判之后， 挖掘出了我们文化吸纳众川不拘一流的开放精神，重新发现了“和合”价值，也就是发现了“和合”的人。
第三，对于时代潮流的生命体悟：在现代科学浪潮中发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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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一定时代中的人。哲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为一个时代的主体提供形上之思的生存意义与精神安顿。
因车厢内部在车体长度方向上是对称的，故取车体的一半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由于计算车型的排风和回风是分开的，因此，车厢内设置了送风口、回风口和排风口，即物理模型的入口和出口。在车顶特定位置布置有3个幅流风机安装处，为减小列车震动对风机的影响，结构之间安装有避震保护装置。本文旨在研究满载时风速和温度对地铁车厢内乘客舒适度的影响，因此车厢内共有232人，其中36人有座，196人站立。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从大自然中， 从动物中发现了人； 人文主义者是从依据人所塑造的上帝，即宗教神学中发现了人；那么，第三次就是从主体所物化、 人所创造发明的现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中重新发现人。这个发现既不能诉求自然、上帝的恩赐，也不能请求理性、意志的宽恕。它只能依据人类自己的创造。据此，笔者把人规定为“会自我创造的动物”。这个规定是当前人类工业文明、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一次升华。
“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 这是对于人的生存这一存在的新认知。“只有人的自我创造才能把人从现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灾难和危机中解放出来，再一次重新发现了人。这次发现和解放，较之前两次，是更加深刻和普遍的。”
基于时代潮流、民族传统与个人经历，张先生以“和合”对人的存在之境做了全新的理解。“发现人”其实就是对人作了新阐释，对人的生存状态作了新体贴、新体悟。在张先生，“和合学”正是在对人的“和合”独创性理解基础上，实现了中国哲学的又一次创新。什么是和合？
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无形相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三、传统的新梳理与新阐释
人非凭空而来，亦非凭空而生。人是活的，活在今天，但今天是从前天、昨天走来的；作为对于人的思考的哲学也是活的，活在今天的时代之中，也是从传统走来的。人在传统中找到生从何来死往何处的终极意义， 哲学也在哲学传统尤其是哲学史中找到终极的思考主题――人之为人。人是在传统中发现自我、确立自我与成就自我的，哲学也是在哲学史传统中发现哲学、 确立哲学与成就哲学的。人与“对人思考”的哲学惟在传统的生命视域发现与阐释中， 才能实现其存在的意义与可能。张立文先生也正是在对传统的不断体贴、体会中重新“发现了传统”，发现传统就是“生生道体”的展开与和合。他说：
创新不是凭空独撰， 它必须依傍深厚的文化哲学土壤， 要回顾总结20世纪中国哲学，乃至几千年来的中国哲学，以预测中国哲学的未来。
创新首先意味着与传统的冲突，“每一次社会的变革，都意蕴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的诞生，必然对已有的、习以为常的习惯势力，及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但创新并不就是与传统决裂，“冲突中有融合，融合中有冲突，融突而和合。传统中蕴涵着现代，现代中延传着传统，即古中蕴涵着今，今中延传着古。”什么是传统？ 传统就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着、 流变着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只有在古今“和合”中，在传统的沿传、流变中才能真正把握哲学创新的思想基础。
第一，在传统中发现生命主题，以确立中国人的意义内涵
和合学给人营造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社会健康、文明健康、自然健康的安身立命之所，化解身体病态、心理病态、道德病态、社会病态、文明病态、自然病态的冲突和危机所带来的种种痛苦，而达融合、中和、和生、合乐之境。
在张先生， 传统既是抽象的整体的也是具体的个体的。张先生对于传统本质与核心“人”最真切的理解与解释体现在对于朱熹研究的体悟、体贴上。他多次说：
我大半辈子与朱熹思想结缘， 既有神会的愉快，又有现实的烦恼。
图7给出了两种场景下分时电价和上下层调度方差的收敛曲线。第一次求解后上下层调度方差显示，上层在不考虑电动汽车个体停驶需求而制定出的分时电价无法按照理想需求响应模型影响电动汽车进行充电。从图中可以看出，经过6次迭代后算法收敛，分时电价趋于稳定，上下层充电调度方差趋近于0。
我研究朱熹思想35年有余， 其间有神交的愉悦，有遭害的悲愤，亦有闪光的启迪，有精神的激励。这是我之所以持续不断和朱熹思想结缘的原因所在。
中国哲学只有依据中国哲学自己实践的实际，即根据中国哲学的本真，自己给自己下哲学定义，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 才能从西方哲学之谓哲学的注脚和以中国哲学以证西方哲学普适性中冲决出来，才能在世界哲学之林中获得自己独立的、应有的地位、价值和话语权。
朱熹是立文先生学术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笔。可以说正是在对朱熹的研究中，张先生“发现”了朱熹也“发现”了自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孔子以后的另一个文化高峰， 朱熹的一生是中国传统优秀知识分子的一生。朱熹在世时虽然迭逢厄命，连遭打击，但这并没有导致他放弃自己的学术使命与政治追求。朱熹一生尽其所能为传统宗法社会的长治久安论证并构建了社会伦理、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以超越时代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曙光成为后期传统中国的精神导师。朱熹曲折坎坷又精进不断的一生，彰显了民族传统的生命主题，也就是在任道、弘道与造道中挺立“人之为人”的高贵精神；而张立文先生则在其多年的“生命学术”与“学术生命”中努力发现、不渝阐扬与矢志践行“和合天下”的人文理想。
第二，在传统中发现生命张力，以面对西方异域文明的挑战
张立文先生将传统文化、 传统哲学理解和解释为是“活的”、有生命的，所以他以“转生”来揭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他说：
中国哲学如何创新？ 如何“自己讲”、“讲自己”？需要深刻体贴中华哲学每一次转生的特征、性质、内因、外援；准确把握中华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内在“游戏规则”或逻辑必然之则。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的转生问题，而不是某种文化形态（如儒家的现代化，道家的现代化，或接着宋明理学讲）或静态的传统文化（生成物）在现代是否有存在价值的问题。
笔者所说的转生，是指文化精神的转生。
倘若哲学、文化精神没有生命，谈何“转生”？倘若哲学、文化精神没有生命张力、生命力、活力，又怎能“转生”？文化精神转生的“生命力”，也就是生命张力在和合学有其独到的内涵。
（文化精神的生命力）是指一种文化能吸收、利用、改铸外在与内在的因素、成分，形成、发展、完善自己和繁衍后代，以适应于时代环境变化的生命力及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新诠释的能力。
其次，加强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绩效目标管理考核氛围。为了能够使学校全体工作人员都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和饱满的热情参加到考核工作中来，必须从思想意识领域使其意识到绩效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使其充分认识到所肩负的责任和承担的使命，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营造出协同共进的绩效目标管理考核氛围，推动考核工作法顺利开展。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东西文化碰撞，让古老的中华文明面对异域文化始蔑之，次讶之，再畏之，终迷之。如此相应，对于自己千年固有文化的态度则是始傲之，次疑之，再弃之，终惑之。“迷”“惑”之际，首尾两端，不能自判。20世纪初的“国学”一说，既是对西方文明其时乱局的正视，也是“学术再造中国”努力中传统生命力的彰显。历经自然与社会风雨的中华文化传统能够一路走来， 显然有其强大坚韧的生命活力。张先生曾对中华文明主干的儒学“六批六起”作过深刻的总结，他说：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逻辑还证明， 孔子打不倒，儒学批不臭。孔子被打倒一次，便更坚强挺拔、 意气风发地站起来； 儒学被批臭一次，便更显其合情合理、光鲜璀璨；孔子被打倒一次，便获得一次修身养性的机遇，更显其高山景行；儒学被批臭一次，便获得一次“夕惕若厉”的机会，更显其广大精微。
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自强不息、 坚忍不拔，厚德载物、开放包容，它在冲突中发现“人之为人”的苦难、艰辛，它又在和合中证成“人之为人”的尊贵、潜能。
第三， 在传统中发现生命安顿， 以破解现代性、全球化的难题
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总是已经融入了这个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价值取向、 思维架构、生活方式之中，也就是已经成为了这个民族百姓人伦日用的一部分，实在是日用而不知了。夏甄陶先生说：“任何一个现实存在的民族、 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而传统也存在于民族、国家的现实之中。人作为有历史感的存在物，在自己的生活和活动中，不能不顾、更不能割断传统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庞朴先生也曾引古典诗词来讲今天我们对于传统的态度，他说：
剪不断(彻底绝裂无济于事)， 理还乱(精华糟粕纠缠不清)，是离愁(传统现代离合悲欢)；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样的“一番心头滋味”肯定是与我们的生命精神相关联、相始终的，否则自然可以“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了。正是在传统中，中国人成就了“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中国传统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提供了生命的安顿与精神的寄托，也为中国能够走到今天提供了与时偕行、唯变所适的化解之道。张立文教授说：
中国文化能否走向世界化， 取决于中国文化的“实力”，取决于中国文化能否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 提供化解之道，能否与时偕行、唯变所适地适应世界化的需要。
人类文明的世界化进程伴随着现代化、 全球化的浪潮，这一浪潮在今天呈现出将所有国家、民族、人群都抛入物质富裕、科技进步、信息发达与生态失衡、 资源日匮、 精神危机的现代性大势之中，也就是使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的五大冲突、挑战。化解人类这五大冲突挑战，坚守人的生命安顿、精神家园是主体化的人最为重要的前提。“和（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是张立文先生发现、挖掘并作出全新诠释的传统精神，是能够给人的灵魂以温馨的家并化解现代性、全球化浪潮的哲学之道。立文先生说：
在张立文教授看来，“传统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是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创造，或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 外化和内化动态统一的历史凝聚结构的延传。”人是传统与现代之间对话的主题，是历史与当今一贯相续的母题。正是在古今的对话中，人实现了存在；也只有抓住人这一本质和核心，传统才真正与现代连成一体、续成一线。“主体总是以自己时代的意识、心理、精神、情感、素质去接受、理解和创造传统。这就是说传统并非主体身外之物，而与主体毫无关系的客体。”传统就在主体身内，传统就是人的存在。
第四，在传统中发现生生之谜，以实现中国哲学的创新
活的传统中就蕴藏着生的谜底， 思想的创新需要在传统中寻找“生生不已”的内在机理。“和合哲学创造性主旨和形态是生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哲学是新生命哲学、新结构方式学说，即‘生生哲学’。这也是对于哲学这门学问‘老是原地踏步不前’的化解和‘不近情理’的冲决。”发现传统生生之谜，是张先生传统学（包括哲学史）研究的目标，也是他能够实现中国哲学创新的前提。张先生自己说：
笔者几十年来基于上述思考（指的是对于传统与现代的融突而和合关系的思考——笔者），尽力扩展传统学建构的研究，并与具体学科相结合，完成了一些著述：如传统文献学研究有 《帛书周易注译》、《退溪书节要》（主编）；传统发生学研究有《周易与儒道墨》；传统义理学研究有《宋明理学研究》、《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船山哲学》、《戴震》、《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 传统学范畴学研究有《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主编《天》、《道》、《理》、《气》、《心》、《性》、《变》、《知》等；传统文化学研究有《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主编）、《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主编）、《传统文化与东亚社会》（主编） 等、传统哲学研究有《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和合文化导论》、《和合与东亚意识》、《和合哲学论》等，然而传统人类学、传统历史学、传统心理学、传统逻辑学等等都未能涉及，也无力涉及，只有寄希望于后人。
这种自觉地传统学建构， 体现了张先生深培创新之基、广植创新之点的学术理念。它既意味着立文先生的传统向现代转生的“复古”努力，也意味着在传统中寻找当代中国“开新”的学术追求。作为一名对中国哲学史爬梳多年的学者， 张先生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他明确地说：
古今中外， 大凡新思维、 新哲学的“转生”，都非“闭门造车”出来，而是“出入”古今中外各种哲学思想的结晶和凝练， 是哲学家主体精神的超越和流行。
在把“史”、把“传统”作生命存在的理解与阐释的基本前提下，张立文教授对中国哲学史（个案的、断代的、经典的、范畴的、社会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奠定了深厚而广博的传统之思，并在不断修正、完善、反思自己的哲学之思中，形成了和合学的哲学之问。他在讲自己从“‘旧’中国哲学史”到“‘新’中国哲学史”的转变时，说：
随着社会飞速发展， 变动不居，“为道也屡迁”，虽“终日乾乾”，但需与时偕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人文境域都与以往大异。特别是中国哲学创新标志的发现与和合学哲学理论思维体系的建构， 增强了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自觉和信心。因此，我完全撇开了《中国哲学史》的旧讲稿，另起炉灶， 重新思议中国哲学之所以成潮及潮起潮落的内外因缘， 各哲学思潮之间连接传承的规律性， 各哲学思潮核心话题、 诠释文本、人文语境为什么和怎样变化，各哲学思潮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中国哲学思潮未来走向， 以及中国哲学在当代的理论思维形态，等等。
张先生认为自己《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是在不同于自己旧《中国哲学史》讲稿和专题讲座稿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与人文境域基础上完成的“‘新’中国哲学史”，是真正“直面中国哲学思潮生命智慧的‘本来面目’”的成果。“撇开”旧哲学、“直面”真面目，创辟新智慧，无疑体现了立文先生生命不止体贴不息的哲人品性， 也表明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使命其实就是追寻并延续中国哲人的生命智慧。
哲学家的思维训练最佳莫过于哲学史的研读， 正是在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读中哲学家完成了与前人的对话与交流，体贴、体悟了丰富而深厚的中国哲学本来的生命智慧之思。没有在研读前哲生命智慧体贴基础上的对话、交流，从而构建哲学之思的视域融合，哲学家的诠释、理解将不可能真正展开。张先生通过自己长期深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完成了与前贤的视域融合、和合，构建了“‘新’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体系，实现了对于生命智慧的新体悟、新体贴。
四、哲学的新定义与新构建
“发现”了人和人的生存世界，并不必然就产生哲学的飞跃。一种哲学创新，要求其叙说方式有新的表现形式， 这也就是张立文先生自己所说的哲学要有自己的“名字体系”。他自己给哲学下定义，“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 倘若只有人以及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这还停留在人类一般性的也就是一般人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反思层面；哲学创新一个重要标志还在于对人以及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有一言说的“名字体系”。“名字”是语言的基本单元，“名字体系”则是语言的逻辑化形态。坚持“语言拥有哲学，拥有世界”，也就是坚持哲学、世界必须经由语言理解、解释与表达出来。而且，“语言形式怎样，哲学形态也就怎样”也表明哲学的创新必然地表明语言形式、言说方式（“名字体系”）的创新。
正是在对人的发现中， 首先在对自己的发现中，和合学才有其创新的前提与意义。发现自己，也就是发现了现实的人、具体的人、真实的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 张先生在2016年回顾自己一生时是自觉以学术与生命相兼相进来概括的。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张先生将自己的生命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重庆市近年新出台了《重庆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涉河建设方案及防洪评价报告编制规程》《重庆市河道管理范围划界技术标准》《重庆市涉河建设项目验收规程》。新标准的制定和执行，为重庆市河道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为河道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自己讲” 的哲学生命自觉， 自己的视野，自己的话语
对于哲学言说方式的自觉， 张先生是在当今中国哲学面临西方话语霸权严重挑战的中西冲突格局下来展开的。他说：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娱乐休闲品质也逐渐提升，塑胶跑道、塑胶球场等塑胶运动场地已成为现代体育设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EPDM彩色颗粒塑胶地面顺势发展，因其具有弹性好、抗压强度高，设计灵活、施工简单等特点，且抗紫外线、色泽稳定鲜丽，耐磨防滑、维护方便，而被广泛应用。
2.2 白藜芦醇对D-半乳糖致衰老小鼠肝脏、脑和心脏等不同组织GSH含量的影响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衰老模型组和白藜芦醇治疗组小鼠肝脏、脑和心脏中的GSH含量均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衰老模型组比较，白藜芦醇治疗组小鼠肝脏、脑和心脏中的GSH含量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实践是人类一切知识的基础， 也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漫长而文明的中国哲学思潮的实践真相怎样？ 它有什么样的演变、新生的特征、性质、内因、外缘？ 通过长期的中国哲学教学研究，张立文先生自信自己找到了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志， 或者说“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转生和创新的内在‘游戏规则’，即逻辑必然之则”的三个方面，也就是核心话题的转向、诠释文本的转换，以及人文语境的转移。对于这三条“游戏规则”，他还说：
它具有有效性与普适性。这就是说，要实现中国哲学的创新， 要实现中国哲学思维逻辑形态的转生，最低限度应遵循此三条“游戏规则”，否则很难说是中国哲学的创新和中国哲学思维逻辑形态的转生。这是因为这三条“游戏规则”是中国哲学理论思维形态创新和转生本真的彰显， 具有中国哲学历史的实在性、本质性、客观性。
这样的“游戏规则”是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中真实的存在、客观的存在，也是中国哲学有别于其他一切哲学形态的自我形态。
第二，“讲自己” 的哲学话题本身， 自己的体悟，自己的故事
哲学创新既需要哲学主体的生命自觉， 更需要哲学话题的自我体悟、体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个时代的精神精华就成为一个时代哲学的核心话题。就哲学创新言，中国哲学“自己讲”的“话题本身”远高于“话语方式”。
即使“自己讲”，也并不总是意味着学术创新。因为“讲”总是要“讲点什么”。“照着”或“接着”属于讲的方式，“讲”的主体无疑是“自己”，所以，“自己讲”很可能是“自己照着讲”或“自己接着讲”。“讲”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最为重要的却不是“怎样讲”，而是“讲什么”。换言之，讲述的“话题本身”远远高于讲述的“话语方式”。“话题” 的选择需要哲学的智慧洞见，而“方式”的选择只须语法的修辞训练。
张立文先生通过对人以及人的存在现实的体悟、体贴发现，21世纪的世界是和合的世界，21世纪的哲学话题应该是“和合”。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地球村落化的当代，人与社会、自然、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危机，已经不再是单一民族、国家和地域的问题，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所以人类必须找到能够化解这一问题的理念，即和平、合作，也就是和合。围绕化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的和合理念， 和合学讲述了自己对于和合的理解与解释。
我过去讲的“自己讲”，就是“讲自己”的意思，就是讲述和合学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 讲述和合学自己对冲突的艺术化解，讲述和合学自己对危机的义理克服，讲述和合学自己对价值理想的赤诚追求，等等。
和合学就是当代哲学之思者面对世界现代性的问题，以中国哲学的“和合”之道来化解人类生生不已之途中的冲突以走向天下和合的中国故事。
第三，“和合学” 的哲学体系构建， 自己的公设，自己的结构
哲学家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总必须通过形上的逻辑思考来加以推演、论证与阐发，要有一定形态的由哲学概念、 范畴的意义的诠释而构成的理论思维逻辑体系，也就是“名字体系”来呈现。
反思哲学是一个追问、 求索的无止境过程，其立言方式，既可有古希腊的理性化形式逻辑系统， 也可有古中华的自然化实质逻辑系统，亦可有古印度的文学化超越逻辑系统。思想哲学必有其逻辑系统， 立言未必都用抽象概念和形式逻辑，批评中华没有思想体系、逻辑系统， 是以西方思想哲学为价值中心以观的结果， 是要削中国哲学自然语言及其实质逻辑之“足”以适西方哲学符号语言及其形式逻辑之“履”，以证西方哲学的普世性。《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以中国的哲学“自己讲”、“讲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的哲学的逻辑系统和概念系统（名字）体系，以凸显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卓越爱智、独特品性、崇高道德、神妙神韵，与西方哲学之为哲学相异。
遵循“一个民族只有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体知那最优秀的东西，才能消化为自己的东西。当代的中华民族哲学家，只有让哲学说华语，哲学才能在中华大地腾飞”。张立文先生以中国的语言构建了一个民族特色、 逻辑严谨、 体量庞大的哲学“名字体系”。他说：
和合学是巨系统文化结构，它展现为“三界六层”的和合空间结构和“八维四偶”的和合时间结构。和合学体系结构的进路是地、人、天或天、人、地，可以由上而下，也可以由下而上。它既是天上地下的宇宙空间次序，亦是《周易》卦爻的逻辑次序。这里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地三才的空间次序，转换为地、人、天的逻辑次序，即《泰》卦乾下坤上的次序，这样才能“天地交（交合）而万物通也，上下交（交合）而其志同也。”
一句话， 和合学作为一种当代新的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形态，不仅有自身的核心话题（主导概念）和范畴系统，人文语境的内涵和品格，以及自身依以诠释的经典文本， 而且有自身的方法和表述这种方法的相应概念及形式。当代中国哲学在和合学的“名字体系”中述说了自己对于人以及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也在这个体贴中实现了中国哲学的发现与创新。
五、小结
罗素曾说：“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 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 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 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 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他还说：
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 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
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以打破权威、 不畏流言的胆识为21世纪的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开了一剂和合之方，这一方“和剂”的主题就是：
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和合精神，光大中华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人学和合理想，瞻望人类文化智能化、信息化、完善化的和合前景。
坚持全球化的视野， 在现代课题下通过对中国哲学思潮的梳理与解读，挖掘、转生、阐释中华传统“和合”人文精神，提出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 人自身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些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张立文教授将古今中西和合为一， 力求实现中国哲学的再一次核心话题转向、诠释文本转换与人文语境的转移。和合学是中国哲学创新的一次努力，在和合学视野下，中国哲学创新也应该需要更多主体的参与、 更广领域的开拓与更深思想的挖掘。
正如张立文先生自己所说， 哲学并无独霸的一家之言， 中国哲学的创新也可能通过多个角度来审视。张立文先生是自觉地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待哲学思潮创新的， 但我们也可以从生命之道体贴的角度来看待哲学思潮的创新； 而这一生命之道体贴的角度在张先生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自发的，可能是承认的也可能是不承认的。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哲学思潮创新，就有了张先生所说的“核心话题的转向、 诠释文本的转换、 人文语境的转移”这样标志中国哲学创新的三规则；从生命之道体贴角度来看中国哲学创新，就有“生命之人的新认知、生命之域的新诠释、生命之说的新言说”这样三个新标准。张先生既自觉到了史上哲学思潮的创新规律与模式， 也自觉地遵循这一规律并以这一模式来进行哲学的创新。张先生所说的史上哲学思潮创新，其主体一般都是时代的、群体的，而非一人的； 而张先生自己的哲学创新到今天似乎还是属于自己的、小群体的，而非学术大众的。张先生所说的史上哲学思潮创新， 一般而言都是历时的，有一个选择、确立的过程；至于张先生自己的“和合学”哲学创新能否从个人创造到思潮云涌，则需要时间的检验。张立文先生是自觉的哲学创新者，张立文先生也是自信的和合学创新者。他意味深长地说：
由其（指哲学的生命智慧――笔者）流变生生，便从先秦道德之意思潮、两汉天人相应思潮、 魏晋有无之辨思潮、 隋唐性情之原思潮、宋元明清的理气心性思潮，以至和合之辨思潮，构成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的全过程。
注释：
①②③张立文：《哲学创新论》，《现代哲学》，2000年第1 期。
④张立文：《中国和合文化导论》，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6～27、16、2 页。
⑤⑰张立文：《和合哲学论》，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260、191、191、58 页。
⑥张立文：《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引言》，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⑦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 页。
⑧转引自张世英：《哲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 页。
⑨⑫⑬⑮⑯⑱⑲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7、27、116、577～578、380、1、5 页。
⑩⑪⑭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自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⑳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9 页。
张立文：《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4、36 页。
张立文：《哲学创新论》，《现代哲学》，2000年第1 期。
张立文：《传统学七讲》，《修订版自序》，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
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282 页。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再版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张立文：《朱熹评传》，《自序》，长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再版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张立文：《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6 页。
张立文：《中国和合文化导论》，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6 页。
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2 页。
夏甄陶：《〈传统学引论〉 告诉我们什么——继承传统，超越传统，创造传统》，《传统学七讲》（附录二），张立文著，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
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科学中国人》2003年第4 期。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 页。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前言》，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张立文：《中国哲学‘讲自己’的中国方式》，《重写中国哲学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 期。
④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前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朱陆之辩》，彭永捷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正是在这一篇序言中，张立文先生第一次对哲学下了自己的定义。
⑤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6、10、3、10 页。
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 页。
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 页。
张立文：《和合哲学论》，《前言》，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绪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 社会情况的联系》“英国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张立文：《中国和合文化导论》，《序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
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前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陈海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杭州 311121）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二程到朱熹的解释学研究”（13BZX053）前期成果。
责任编辑 余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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