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中国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创业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创业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机会型创业者幸福感更高，生存型创业对个体幸福感没有提升。分样本研究发现，机会型创业对高学历和低学历创业者幸福感均存在提升效应，而且对前者的提升更大，而生存型创业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明显。区分户籍样本的结果发现，流动人口创业者幸福感不强，本地人口创业者幸福感较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身份地位仅对机会型创业与幸福感具有中介作用，而工作自由度对机会型和生存型创业与幸福感均具有中介作用。政府应从政策环境、创业环境等方面予以支持，从而提升创业者幸福感，促进创业活动的发展。
关键词：创业者；幸福感；身份地位；工作自由度
1 前言
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我幸福吗”这一问题。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认知性和情感性的整体评价(徐映梅、夏伦，2014)。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衡量比较困难，因为其涉及的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关于幸福感的探索，之前大多涉及哲学、心理学的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探索日益深入，也更加丰富，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到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幸福感的表述是通过效用来完成的，能够写入效用函数的变量也就成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根据以往文献的研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1)年龄、亲情、婚姻、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金江、何立华，2012；Knight and Gunatilaka，2016；Galletta，2016)；(2)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等收入层面因素(王友华、周绍宾，2006；王鹏，2011；刘军强等，2012)；(3)政府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失业率等宏观环境因素。宏观环境的变化意味着生存条件的改变，关系到每个社会人的生存、生活和工作状态，从而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Easterlin，2013；邹安全、杨威，2012;陈工、何鹏飞,2016)。
（2）低起动电流，高起动转矩：起动转矩达到额定转矩的150%时，起动电流仅为额定电流的30%；过载能力强；避免对电网的冲击；
目前也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幸福感的群体性差异，例如，高良等(2014)通过对比中西自我建构与幸福感的差异，发现中西幸福感在本源、意义、联系与时间四个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中国人的幸福感具有明显的和谐性、价值性、社会性与未来性四个特征。张军华(2010)对国内涉及幸福感城乡差异的18 项调查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城镇个体相比农村个体有着更高的幸福感，这一现象可以从社会比较和社会适应两方面进行解释。对于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群体而言，《2013年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13)报告指出：“整体而言，那些选择创业的人最终比那些没有选择创业的人更有可能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好’或‘接近完美’。”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创业者通过把握机会、运用资源不仅可以创造企业价值和财富、赢得社会地位和荣誉，也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的事业追求和人生理想。但是创业者为了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承受了异于平常的风险和责任，甚至有些个体由于不堪重负牺牲自身健康和家庭幸福(Carree and Verheul，2012)。
实验组总清扫淋巴数量较对照组多，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Ⅰ～Ⅱ期清扫淋巴结数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Ⅲ期清扫淋巴结数、淋巴结阳性数量较对照组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我国处于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即一项重大发展战略。城市化发展的过程要求“促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形成通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重要的公共资源的教育，已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中资源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教育在促进城市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坚持以人为本，关键是“人”成为了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原则。因此，走“人性化”之路是新型城镇化的首选，教育应承担起“人性化”的责任。城乡教育一体化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确保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如何为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综合教育已成为重要举措。
遗憾的是目前关于创业者群体是否更为幸福的研究比较少，仅有的研究也多以定性描述为主，缺乏严谨的实证检验。而且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大多集中于关注创业者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例如，魏江和权予衡(2014)以145位“创二代”为样本，探索了创业动机导向、创业环境感知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了创业环境在创业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其研究发现，创业者机会导向动机对创业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盈利导向动机对创业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政府环境感知在机会导向动机影响创业幸福感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目前国内关于创业者群体幸福感的研究集中在影响因素、政府干预、中外比较等方面。朱敏和李永禄(2002)认为，改变企业家满意度的主要指标是工作充实度、成就感和工作与特长关联与否，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外企业家比中国企业家有着更高的工作满意度。普遍意义上，人们认为企业家的工作满意度更高，通过统计分析回归可以验证创业与满意度之间有着显著相关的关系，但并不是创业者一定可以获得高的工作满意度，研究发现，这与创业者的性格有极大关系，内控性格和乐观主义能够增进创业者工作满意度(韩德明、阳义，2005)。陆铭和李爽(2008)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发现，政府干涉加重了企业压力，企业家满意度降低，但是，如果企业压力减轻并没有对企业家满意度造成大幅影响。对于企业家这一特殊群体，其满意状况与其心理状态存在显著联系，主观满意度和心理状态相关指标存在着紧密联系(潘慧等，2007)。杜跃平和马晶晶(2016)关于影响创业因素方面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政府政策层面，认为政府公共政策的知晓度和政府服务的满意度能够正向促进社会创业的发展。创业的制度环境能够提升创业者的积极性，利于创业活动的发展，从而提高整个地区创业活动的积极性(李雪灵等，2013)。
由上可知，国内对于“创业群体是否更为幸福？”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少。鉴于此，考虑到社会群体的特殊性，本文对“创业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幸福感进行研究。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拓展研究：(1)本文围绕“创业者是否幸福？”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拓展了以往创业研究的范围，增进了对创业规律的认知，也为现有的创业理论拓展新的研究视角；(2)本文按照学历水平将样本分为高、低学历样本，分析了不同学历群体中创业者幸福感的差异；(3)本文将样本分为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样本，分析了不同户籍群体中创业者幸福感的差异；(4)本文从社会地位与工作自由度两个角度，分析了创业影响个体幸福感的机制。从理论角度来看，本文结合济学和心理学，将创业因素加入影响幸福感的众多因素中，从而丰富创业理论，加深人们对幸福感的理解。从现实角度来看，提升创业精神，发展创业型经济是我国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探索创业型经济的发展机理，寻找创业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极为紧迫和重要的。因此准确地评价创业者的幸福程度，认清提升创业精神的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分析与假设
注意，yi=1时，右式第二项为0，因为F(-∞-xniβni)=0，当yi=S时，右式第一项F(∞-xniβni)=1。
式(4)基于创业动机不同将创业者区分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从计量结果来看，“机会型创业”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机会型创业者的幸福感明显高于职工，这证实了本文的假设1b。“生存型创业”变量系数不显著，说明生存型创业者的幸福感与职工没有显著差异，推翻了本文的假设1c。
本文进一步把创业群体分为机会型创业与生存型创业，前者是指创业者自主积极的发现了创业机会，这些机会往往是别人所忽略掉的，或者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觉得风险过大。此时，机会型创业者敢于承担相应的风险，去追逐潜在的商业利润。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人生目标和自我价值也会得到体现。而生存性创业者的创业动机与机会型创业者相反，是被动而消极的。这类企业家往往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受生活所迫只能从事创业来解决生活困难。生存型创业者往往不得不面对创业失败的风险，而并非主动去承担。创业动机迥异，二者的幸福感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别。基于此，本文以职工的幸福感作为参照系，提出如下假设。
表3报告了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由表3可知，各个变量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均小于0.7，可以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克服个体间的异方差，本文的估计系数均经过了怀特(White)异方差修正。
假设1c：生存型创业者的幸福感低于职工。
也有部分学者关注了创业所带来的非货币负面影响，由于创业者一般工时较长而且承担更大的风险，从这个角度而言其创业所得要低于职工的平均水平(Hamilton,2000)。Andersson(2008)通过分析瑞典的个体微观数据，发现创业者尽管拥有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但由于其往往需要工作更长时间并且承担更多责任，因而有着更大的身心压力，也遭遇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Millán et al.(2013)将工作满意度的来源区分为源于职业类型和源于职业安全感两类，并利用欧洲15个国家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工资性工作，创业活动能够给个体带来的工作满意度更多是源自创业这一职业类型特征，而由职业安全感带来的工作满意度水平则相对较低。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而言，其管理水平较高，创业活动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较低，因此身心压力小于低学历创业者。而且，对于高学历机会型创业者而言，其职业选择更加多元化，即使创业失败也能够找到退路，因此其职业安全感更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对于不同学历的群体，机会型创业均能够提升其幸福感。
假设2b：机会型创业更能提升高学历创业者的幸福感。
根据CGSS的调查问卷，本文依据“户口是否为本县/市”划分人口流动性，将户口非本县/市的人口定义为流动人口，将户口为本县/市的人口划分为非流动人口。依据魏江和权予衡(2014)的分析，创业环境可以分为社会文化环境、政府制度环境和市场经营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在长期内趋于稳定，故政府和市场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1）PM2.5检测 PM2.5检测使用DSL-03激光数字式PM2.5传感器，内置激光器和光电接收组件，运用光的散射原理，激光在颗粒物上产生散射光，由光电接收器件转变为电信号，再通过特定算法计算出PM2.5质量浓度、PM10质量浓度、PM0.3～PM2.5粒子个数、PM2.5～PM10粒子个数。通过检测可判断该区域是否适合出行活动以及发出相应预警。该传感器具有体积小巧、安装方便、检测速度快、检测数值稳定准确、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
在企业创立初期，创业者需要充分联系当地相关企业、政府部门、学校等组织和个人，以期通过沟通和谈判获得资格审批和当地的资源，这对于新企业的创立至关重要，而非流动人口能够拥有更多的优势资源，这对新企业的创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创业者来说，本地创业比在外地打拼有更多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地人口创业可以利用当地的人脉优势，拓展关系网络，而且对本地市场更加了解，更容易打开市场，获得产品优势；(2)本地人口可以利用已有的房产优势，可以利用自有房屋或者获得租金优惠，节约创业成本；(3)本地创业可以获得政府相关的政策支持，在现有的创业大环境下，政府鼓励外来人口回乡创业，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户籍地进行创业的个体幸福感(杜跃平、马晶晶，2016)。考虑到人口流动性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相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本地人口创业者的幸福感更高。
3 计量模型的建立和数据说明
3.1 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Stata12.0作为计量工具，以幸福感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Ordered Probit多元有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幸福感为有序离散变量，其数值大小代表了一定的优劣排序，此时应该选择排序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即用到Stata中的Oprobit命令。
徐通理说：“你说得不错。但是，这其中的焦点你搞糊涂了。创业是为了多赚钱，而多赚钱并不是为了自身无端地去奢侈挥霍，是应当抱着为整个人类造福的愿望去立志、去创业。教育下一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对，但只可让孩子把为国为民的愿望放在首位，不可把当官发财的愿望放在首位。”说到此，他稍停顿了一下，“有关爱情婚姻方面，设法占有，当然也是求爱的一种方式，但最主要的还是要讲究奉献。要是男女相互间只考虑自己如何占有，不考虑奉献，就谈不上什么真情真爱了。既无真情真爱存在，各自私心一泛滥，日久天长，自然就走向尘缘未了这个局面了。”
本文使用的是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根据CGSS调查问卷的内容，本文构建了相应指标，主要变量的构建方式如表1所示。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对技术人才、硬件设备、项目费用及周转资金的需求会越来越高，在这方面会有较大的投资。
xn是n维自变量，ei是随机误差，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1的标准正态分布。令k1<k2<…<ks-1为分界点，定义为
y=1 如果y*<k1
y=2如果k1≤y*<k2
1983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3万多名建设大军和上百名外国专家汇聚潞城。历经4年多的艰苦会战，一座现代复肥城在古老的上党大地巍然耸起。中国第一代复合肥料硝酸磷肥诞生了！中国化肥工业至此进入了发展的新纪元。
在改革开放初期，传统思想比较浓重，教育革命尚未很好开展，提出这些主体思想要点是令人感到新锐的、有震撼力的。虽然这些思想符合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但当时也难免遭到质疑、异议和压力。不过，我们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并继续主体教育思想的学习和研究。
y=S如果ks-1≤y*
也就是说当y*位于分界点ks-1和ks之间时，个体回答的主观幸福感为y=s，假定k0=-∞，ks=∞从而
Pr(yi=s)=Φ(kis-xniβni)-Φ(ki(s-1)-xniβni)
(a)
fors=1 to S
……
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出发，创业者选择创业是出于理性的考虑。创业者的幸福感来源于独立的生活方式和“做自己的老板”的激励。Hundley(2001)认为，创业者对工作的满意度更高主要因为创业具有更高的自治性，另外还有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更高的技术利用率和更强的工作保障。相类似，调查发现雇员在大公司的工作满意度相较小公司更低(Idson,1990；Benz and Frey,2008)，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工作的“程序性”方面来解释(Benz and Frey,2008)。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将人生方向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交给别人，对自己世界的掌控可以减弱一些人的无助感。另外，人类欣赏经过努力拼搏得来的成功，即才能与回报之间存在合理联系。创业精神则将这两样东西直接联系起来。那些冒着风险发明创造或创建企业的个体知道，一旦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就能获得公平的回报；而那些在大型企业或机构中努力向上攀爬的人，则不得不应对难以捉摸的办公室政治。从这一角度来看，以职工为参照系，创业能够带来个体幸福感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将(a)式对应于本文的研究模型，下标i代表第i个研究样本，y代表主观幸福感，Pr(yi=s)表示第i个样本认为幸福感为s的概率，xni为改变幸福感的变量。具体地，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是否创业”、“是否为机会型创业”、“是否为生存型创业”，控制变量为“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户籍”、“政治面貌”、“流动状态”、“婚姻状况”、 “收入水平”等。在做计量分析之前，本文使用Stata软件中Brant命令进行了平行线检验，解释变量总体通过平行线假设。
表1 主要变量解释
变量名称变量描述幸福感总的来说,你现在觉得幸福吗?[非常幸福=5,幸福=4,一般=3,不幸福=2,非常不幸福=1]是否创业是=1,否=0机会型创业是=1,否=0(自己做老板为1,非创业者为0)生存型创业是=1,否=0(个体工商户为1,非创业者为0)年龄个体年龄性别女=1,男=0受教育年限根据每个阶段的受教育年限加总得到户籍城市户籍=1,农村户籍=0政治面貌中共党员=1,其他=0流动状态是=1,否=0婚姻状况已婚=1,其他=0收入水平月收入+1取对数管理规模管理人数+1取对数社会地位最底层为1,最高层为10,依次排序工作自由度完全自主=4,能在一定程度上自主=3,在很少程度上自主=2,完全不能自主=1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幸福感58843.85300.796915是否创业31860.20400.403001机会型创业31860.04490.207101生存型创业31860.15910.365901性别58840.49850.500001年龄588441.252610.75061860年龄的平方58841817.3290863.49463243600文化程度58849.84234.0234019户籍类型58830.34420.475201政治面貌58840.08400.277301是否流动58840.11880.323601婚姻状况58840.81050.391901收入水平58838.13131.3079013.6242管理规模7802.34231.4171011.5129社会地位58844.30301.6143110工作自由度31792.75560.959114 数据来源:2015年CGSS数据整体得到 说明:小数点后保留四位
3.2 数据来源和主要变量解释
根据陆铭等(2008)的研究，假设潜变量代表幸福感，由下式决定：
3.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本文剔除了年龄未满18岁样本、年龄低于55周岁的女性样本以及年龄高于60周岁的男性样本，同时剔除了在校学生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样本。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看出创业者群体占总体样本的比例还不到四分之一，并且机会型创业者更少，大约为创业者群体总量的三分之一；样本总体幸福感处于较高程度。
假设1b：机会型创业者的幸福感高于职工。
“日本子恶得很！村子里的姑娘都跑空了！年青的媳妇也是一样。我听说王家屯一个十三岁的小丫头叫日本子弄去了！半夜三更弄走的。”
4计量结果
4.1 整体回归结果
表4为基准回归计量结果，式(1)-式(3)的计量结果显示，创业对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创业对个体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创业者拥有较高的幸福感。模型(2)加入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流动状态、婚姻状况等更多的创业者自身的变量。其中，年龄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而年龄平方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年龄与幸福感呈正“U”型关系，随着年龄增长，个体幸福感先下降后上升，即中年人的幸福感最低，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幸福感最高，这可能是由于中年人的家庭负担普遍较重，因而其幸福感偏低；性别变量系数并不显著，说明性别和幸福感并无明显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变量显著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高学历者有更多专业、技术、管理方面的知识，在生活中的视野更加开阔，学习能力也比较强，幸福感更高；政治面貌变量为正，说明党员具有更高的幸福感，党员身份拓展了社会网络，从而缓解了创业约束，带来更高的幸福感(Yueh，2009)；“是否为流动人口”变量显著为负，说明户口为本县/市者，创业幸福感更强，对本地人来说，在当地有更广的人脉资源，对资产、环境的利用率也更高，能够更多得到周边人的支持，而且从心理上来说，在本地工作比在外地拼搏更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因而幸福感更强；婚姻状况变量显著为正，说明已婚群体的幸福感更高，单身者更不倾向创业，这是因为相比已婚者，单身者有更强的资金约束，抵抗风险的能力也更弱(潘春阳和王紫妍，2016)；收入显著的促进了人们的幸福感程度，虽然说金钱买不了幸福，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的基础上人们才会更加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式(3)加入了个体管理规模变量。管理规模对幸福感的影响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原因可能为管理规模一方面促进了个人价值的实现但同时也加强了个人的工作强度，综合效果导致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本文的假设1a得到了验证。
表3 各变量的spearman相关系数
是否创业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文化程度户籍类型政治面貌流动状态婚姻状况收入水平管理规模是否创业1性别-0.0491年龄-0.0264-0.09661年龄的平方-0.0264-0.096611文化程度-0.34350.0662-0.1936-0.19361户籍类型-0.17170.04750.10980.10980.40691政治面貌-0.2863-0.05740.13840.13840.32570.16031流动状态-0.02610.0127-0.2196-0.21960.0682-0.0684-0.0871婚姻状况0.11750.01480.32640.3264-0.1211-0.0550.0663-0.12081收入水平0.0190.0635-0.0555-0.05550.32510.1920.05410.07680.02051管理规模-0.3161-0.10360.14490.14490.17780.08290.1537-0.050.01890.12221 说明:小数点后保留四位。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1)(2)(3)(4)是否创业0.0854∗0.1292∗∗∗0.1692∗(1.8018)(2.5867)(1.7740)机会型创业0.3256∗∗(2.4853)生存型创业0.0578(0.5130)年龄-0.0805∗∗∗-0.0644∗-0.0659∗(-4.8960)(-1.7509)(-1.7898)年龄的平方0.0008∗∗∗0.00060.0006(4.1004)(1.3138)(1.3448)性别0.0095-0.0660-0.0620(0.2313)(-0.7424)(-0.6954)文化水平0.0256∗∗∗0.01650.0152(3.5075)(0.9594)(0.8870)户籍0.06740.04010.0431(1.4880)(0.4319)(0.4650)政治面貌0.0847-0.0627-0.0610(1.3118)(-0.5851)(-0.5691)流动状态-0.0916∗-0.1801∗-0.1791∗(-1.6805)(-1.6969)(-1.6905)婚姻状况0.4849∗∗∗0.4148∗∗∗0.4211∗∗∗(8.4011)(3.3934)(3.4389)收入水平0.1046∗∗∗0.03360.0279(4.6314)(0.8511)(0.7201)管理规模0.01860.0108(0.6170)(0.3494)常数项有有有有样本量3,1863,185780780r2_p0.00010.02980.01870.0206 说明:参数估计值上标∗∗∗、∗∗、∗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表示t值;小数点后保留四位。
假设1a：总体来看，创业者相比职工有着更高的幸福感。
4.2 分样本回归结果
本文将样本按照受教育程度分为高、低学历样本，以考察细分样本中创业者幸福感差异。具体地，本文将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下视为低学历，将大专及以上学历视为高学历。表5中式(1)-(2)的计量结果显示，机会型创业能够提升不同学历群体的幸福感，但是对比“机会型创业”的系数大小，可以发现机会型创业对高学历创业幸福感提升更大，这与本文的假设检验2相一致。
本文将样本按照户籍分为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以考察这两类群体的创业幸福感差异。本地人口的定义为个体户口在本县/市。表5中式(3)的计量结果显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说明流动人口中创业者并没有更多的幸福感。式(4)中的计量结果显示，只有机会型创业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地人口中只是单纯的追求生存而选择创业，这种创业形态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显著提升，而机会型创业者更为幸福。这与本文的假设3一致。
表5 分学历回归结果
(1)(2)(3)(4)大专以下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流动人口本地人口机会型创业0.2740∗0.3692∗0.15160.3178∗∗(1.6967)(1.7160)(0.6611)(2.0485)生存型创业0.1134-0.1790-0.12490.0987(0.8398)(-0.9476)(-0.5357)(0.7624)年龄-0.0935∗-0.05220.0355-0.0889∗∗(-1.8761)(-0.9251)(0.3366)(-2.1619)年龄的平方0.00090.0006-0.00050.0009∗(1.4153)(0.8488)(-0.3862)(1.7060)性别-0.15410.02720.3156∗-0.1578(-1.2905)(0.2003)(1.6703)(-1.5422)户籍0.05390.06920.00530.0158(0.4798)(0.4269)(0.1476)(0.8187)政治面貌-0.19980.0286-0.00710.0314(-1.2137)(0.2003)(-0.0348)(0.3001)流动状态-0.1446-0.2708∗0.0752-0.0722(-0.9727)(-1.7794)(0.2748)(-0.6095)婚姻状况0.6369∗∗∗0.15160.4798∗∗0.4262∗∗∗(3.8568)(0.8624)(2.1874)(2.9173)收入水平-0.00430.13150.02700.0316(-0.1030)(1.6405)(0.4863)(0.6418)管理规模0.0361-0.03050.04770.0053(0.8876)(-0.6385)(0.7062)(0.1545)常数项有有有有样本量454326153627r2_p0.03510.01870.02990.0251 说明:参数估计值上标∗∗∗、∗∗、∗分别代表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表示t值;小数点后保留四位。
4.3 创业影响个体幸福感的机制分析
那么创业活动是怎样影响个体幸福感的呢？文章从社会地位与工作自由度两个方面进行影响机制分析。首先，个体在创业活动中可以获得相应社会地位的提升与工作时间的便利性。相对于生存型创业者来说，机会型创业者往往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其在创业中对社会地位与工作自由度的要求更高，一般而言，机会型创业者相对于生存型者创业更易获得高社会地位与自由工作环境。其次，社会地位与工作情况的主观评价作为一种心理判断对幸福感的自我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因此将其作为创业活动对幸福感影响的中介变量来进行分析具有相应的现实意义。文章借鉴Iacobucci(2012)的方式引入这两个变量进行了计量分析(见表6)。对于社会地位机制，中介效应统计量(机会型创业ZMediation>1.96，生存型创业ZMediation<1.96)可以得出社会地位只中介了机会型创业对幸福感的影响，即机会型创业者通过创业活动提高了自我社会地位，进而促进了自身的幸福程度；对于工作自由度机制分析可得中介效应统计量(机会型创业ZMediation>1.96，生存型创业ZMediation>1.96)，即工作自由度同时中介了机会型、生存型创业者对幸福感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期。
表6 创业影响个体幸福感的机制分析
因变量(1)(2)(3)(4)社会地位幸福感工作自由度幸福感社会地位0.1532∗∗∗(0.0314)工作自由度0.2621∗∗∗(0.0702)机会型创业0.3837∗∗∗0.2550∗1.7091∗∗∗0.1209(0.1059)(0.1338)(0.1669)(0.1381)生存型创业0.15300.03021.7063∗∗∗-0.1492(0.1069)(0.1138)(0.1523)(0.1227)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常数项有有有有机会型创业ZMediation2.87023.4931生存型创业ZMediation1.34733.5395样本量780780780780r2_p0.04320.03730.2000.0302
5结论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背景下，创业行为不仅仅表现为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利用CGSS的相关数据，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和个体财产经营情况之后，对创业和个体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从而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创业对个体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区分创业动机的实证结果发现，机会型创业者幸福感更高，生存型创业对个体幸福感没有提升。(2)教育程度对创业者幸福感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总体来看低学历者拥有更高的创业幸福感，但对于机会型创业者来讲学历越高则其幸福感越高。(3)创业者人口流动性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流动人口创业者的幸福感较低。(4)社会地位中介了机会型创业对幸福感的影响，工作自由度同时中介了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对幸福感的影响。
应急调水期间，太浦河大流量下泄过程中部分水量经河道进入地势低洼的嘉北地区，对地区河网水位略有影响。浙江省有关部门通过工程控制运行、加强巡查等措施，有效减少了部分农田的受淹损失，杭嘉湖地区未受明显影响。
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从总体上来说创业行为可以促进创业者的幸福感的提升，特别是对机会性创业者而言，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下，蕴含着众多的创业机会，从而也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型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实现了幸福感的提升。但是根据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并没有成为提升生存型创业者幸福感的积极因素，高学历对机会型创业者幸福感没有正向调节的作用，这一结果值得深思。同时可以发现，是否为流动人口等个人背景对创业仍有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个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政策支持等方面对创业存在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四旋翼飞行系统作为一种欠输入系统，其在四个输入力的作用下可以产生垂直运动、俯仰运动、滚转运动、偏航运动、前后运动、侧向运动这六种输出状态[16]。其飞行动作皆可通过控制电机转速来实现，本文着重介绍垂直运动、俯仰运动、偏航运动。
第一，发展和完善创业教育，鼓励高学历者创业。由本文的回归结果可知，创业并没有提升高学历者的幸福感，教育还没有成为推动创业的积极因素，因而发展和完善创业教育，培养公民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是推动大众创业的重要举措。同时，鼓励高学历者创业，给予高学历者创业的政策和环境支持，激发高学历者创新创业的热情。
第二，增强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吸引。当地政府为了鼓励流动人口在本地创业，提高创业者的幸福感，就必须站在需求方的角度，从创业者的角度出发制定政策，提高匹配度，从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用地优惠、创业孵化等角度加大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吸引，增强可行性，将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第三，鼓励本地人口创业和外出人口回乡创业。本地人口和回乡人口本身就有社会关系、房屋等优势，在政策方面，应该探索多样化的支持政策和返乡创业政策以满足不同文化程度、年龄、家庭背景的创业者的创业需求。同时，加大创业政策供给，从创业园区、用地优惠、信贷支持、税收减免等方面满足返乡创业者。
第四，对于生存型创业者来讲，创业多是维持生活的无奈选项，如若创业失败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应该保障生存型创业者群体的基本权益，提升其幸福感，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多方面降低其创业风险，消除创业者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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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AreHappyorNot？——BasedontheCGSSSurveyData
LIU Peng-cheng1,LIU Yong-an2,MENG Xia3
(1SchoolofEconomics,QingdaoUniversity，Qingdao266061，China;2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Beij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Beijing100124,China;3QingdaoRegulatoryAuthorityofChinaBankingRegulatoryCommission，Qingdao266061,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s made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happiness by using 2015 CGSS data.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repreneurshi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happiness.In this study,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 have higher happiness while 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 cannot improve people’s happiness.According to the sub-sample studies,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enhances happiness of entrepreneurs with high and low education background,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former is even greater.However,the impact of 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 on happiness is not obvious.By distinguish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ample,the results find that the entrepreneur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ve lower happiness while the entrepreneur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have higher happiness.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status of identity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happiness of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and the work freedom has a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happiness of both opportunity and necessity entrepreneurship.Government should enhance the happiness of entrepreneu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by supporting the policy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Keywords:Entrepreneurs;Happiness;Status;Work Freedom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9)02-0108-09
收稿日期：2017-11-25；
修订日期：2018-10-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创业的影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71603142)；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以协同创新推动青岛市创客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QDSKL160106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特色劳资合作路径研究——基于劳资关系演化视角”(16YJC79011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劳动关系的演化路径研究”(16CZLJ05)。
作者简介：刘鹏程(1985—)，男，山东安丘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创业理论与政策等；刘永安(1987—)，男，山东济宁人，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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