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精神与红色文化研究（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八一精神研究中心主办）
摘 要：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把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组织整顿与民主管理、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原则，开启了红军初创时期从严治党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央苏区的开创奠定了思想、组织和制度基础，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回顾总结红军初创时期从严治党的历史，对新时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井冈山时期；党的建设；从严治党；历史经验；启示
邓小平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1]44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了思想建党原则，强化了党员的思想教育，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把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结合起来，在战争异常频繁的情况下，开启了红军初创时期从严治党的探索和实践，成功地把一支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为一支比较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背景下，分析总结井冈山斗争时期从严治党的经验，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家长不了解学生在校的心理情况，学校通常在学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意外情况，如学生突发心理危机事件、严重人际冲突、学籍异动、严重违反校规校纪乃至触犯法律等，为了解决危机，事后才通知家长[2]。家长的参与具有被动性和临时性。
一、井冈山从严治党的历史背景
（一）特殊的战争环境，党组织采取了大发展策略，致使许多投机分子趁机混入党内
虽然建党初期，中央就对党员的入党条件进行了比较严格和详细的规定，提出了壮大党组织既要“扩大党的数量”，更要“巩固党的纪律”。但由于处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之下，在党组织的壮大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
图6 是粒径为 200 μm、掺量 0.8%的微胶囊自修复试样预压损伤后在不同温度下强度修复率发展情况。由图6可以看出，40 ℃ 养护5 d 的强度修复率和20 ℃养护7 d 的强度修复率一样，20～60 ℃内强度修复率逐渐增加，增长率却不明显，40 ℃时修复效果最明显。由此推断，温度越高修复剂固化速度越快，超过 40 ℃后大量愈合剂已经固化，强度修复率趋于平缓；养护温度对于相似试件裂隙的自修复效果影响较小。
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井冈山根据地开辟前，边界各县党的基层力量十分薄弱，一些地方“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2]731927年毛泽东率部队来到井冈山后，为了迅速恢复和壮大党的组织，以适应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展需要，当时在发展党员过程中，采取了粗放式发展策略，简化了组织程序，甚至连入党仪式都没有。1928年朱毛部队会师之后，迎来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随之党组织也公开化并进入“大发展时期”。在招收党员过程中，一些地方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招收党团员，边界各县党员数量骤增。后来湘赣边界党的“二大”对此进行了深入反思，指出了过去的错误，即“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3]187
若采用尿沉渣分析仪和尿干化学分析仪联合方法,对尿液红细胞进行检测时,结果均提示为阴性,则提示光学显微镜镜检结果是正常;若前一检测仪结果为阴性而后一检测仪结果呈阳性时,究其原因,可能是尿液中含有肌红蛋白、某些不耐热的酶等,如果红细胞处于PH环境中或不同渗透压而造成的溶血;若前一检测仪结果为阳性而后一检测仪结果呈阴性时,那么可能是由于晶体汇集、类酵母菌和细菌的干扰,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结晶干扰。
（二）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组织，天然地把家族意识、地方主义、主观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
井冈山根据地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封建思想盛行。无论是根据地初创时期，还是根据地大发展时期，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都是以农民为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组织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烙印，影响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战斗力。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2]72为此，毛泽东深深地感慨到“‘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2]74
一是家族思想严重。井冈山根据地“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2]69，各县的“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2]74。
严重的家族思想，影响了根据地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如在政策制订过程中，许多党员干部往往从本家族利益出发，过多地考虑所制定的政策与“三亲六戚”利益的关联情况，从而失去应有的客观公正；在分田运动中，出现“大姓分好田，小姓分坏田，强房分好田，弱房分弱田”的“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现象；在组织建设上，甚至出现“家族支部委、亲戚党委”的问题，如，井冈山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宁冈县就曾经出现“裾带县委”问题：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都是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姐夫[4]。
二是地方主义思想严重。边界“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2]74因为这种地方主义思想的存在，导致各地的工作互不配合，只顾自己地区、家族的局部利益。其中“地方主义在永新特别严重”，“永新县要脱离特委而独立,其他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浪漫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3]274。其他地方，如宁冈、莲花县委的地方主义思想也很严重，缺乏组织观念，遇事不向特委报告。
“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77并“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2]85鉴于边界党员的思想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建党”原则，强调要“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3]193。为把思想建党原则付诸于党的建设实践之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利用战争的空隙，通过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党员加强了“政治训练”，如举办党团训练班、集中整训、召开会议、集合讲话、话剧表演、歌谣传唱、标语认字、谈心活动、互相讨论等。
三是主观主义“深厚”。一些党员和党组织由于受家族主义、地方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上文化知识和马列主义的缺乏，思想保守，阶级觉悟不高，对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理解不透，在工作开展中除了缺乏大局观念外，还经常受利益、感情因素的干扰，做事缺乏理性分析，常以简单的想法分析复杂的环境，常以“一时的勇敢”与敌人“一拼了之”来对付残酷的斗争。毛泽东曾尖锐指出：“主观主义……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2]91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2]63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军民不仅要面对残酷的战斗，而且由于敌人的封锁，生活苦到了极至，粮食、药品等物资严重匮乏。毛泽东曾这样描述当时生活的：“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2]65陈毅安在给妻子李志强的信中写到：“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3]46经济上的困境，难免会使部分党员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对所信念的主义产生动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之所以迅速在根据地军民中流传，从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极度艰苦的生活和频繁的战争动摇了部分党员的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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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从严治党的主要举措
为树立党的良好形象，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领导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毛泽东等领导人从边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组织整顿与民主管理、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结合起来，开启了红军初创时期从严治党的探索和实践。
（一）严格党内教育培训，夯实思想建党基础
土客籍矛盾是地方主义的集中表现。土客籍矛盾是一种历史积怨和历史遗留问题，在井冈山根据地的许多地方都存在，其中以宁冈最为严重。土客籍矛盾“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2]76“宁冈县委，因为土客籍关系，天天内部在暗斗明争……扯来扯去，简直闹不清楚。”[3]270如，客籍人占多数的宁冈县农民协会因多捉拿几个在逃的土籍土豪，竟引起了土籍党员的强烈不满；土籍人举办的巽峰书院，客籍代表人袁文才竟以书院是土豪劣绅的大本营为由将之烧焚；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推举暴动队长文根宗（土籍）担任政府主席，但客籍的党员却提出要“轮流坐庄”，强行将他换掉，并在茅坪被客籍群众杀害；在土地分配上，也因土客籍矛盾，导致宁冈县分了三次田，也未能解决利益纠纷。
为提高教育效果，毛泽东、彭德怀、陈毅等领导人亲自到党团训练班讲课，他们从教育对象的特点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党员和红军官兵讲授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政治时事，让党员和红军官兵懂得了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党是为谁服务的、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党员要遵守哪些纪律、以及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如何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在纸张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湘赣边界特委还编写了教材《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2]64
（二）注重制度建设，强调“铁的纪律”
3.设立党代表制度。1928年上半年，红四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党代表工作大纲》。《大纲》要求担任党代表的同志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是党员模范；其主要任务是做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发展党团组织，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党代表必须坚持调查研究方法，一切工作“应该随时报告”，一切言论和行动“均需站在党的观点上。”[5]208
1.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和制度。1927年9月底，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即将原来团以上支部，改为班排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整个部队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原则和制度，不仅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是红军思想政治教育正规化的开始，为政治建军奠定了思想基础。“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2]65-66
2.建立民主监督制度。根据地初创时期，由于组织不健全，一些党组织无法实现集体领导，不能体现民主精神，容易出现“个人专政，书记独裁”的现象。为了让“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弱”，湘赣边界党的“二大”完善了巡视员制度，强调“特委县委都需四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作”，同时要求“各级党的机关，必须组织健全，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党应该扩大民主化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办法产生”[3]188-189。
“‘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地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3]189-190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原则，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党代表等制度，颁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红军党代表后来改称为政治委员，一直沿用至今。《党代表工作大纲》的制订，标志了红军党的建设的进一步制度化，在制度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毛泽东曾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比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2]64。
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根据地初创时期，由于条件极为艰苦，部队不够吃不够穿。由于饥饿，一些战士忍不住偷挖了老表的红薯吃，为了严肃部队纪律，树立党和工农红军的良好形象，赢得老百姓的支持。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在荆竹山第一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即“行动听指挥，打土豪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后来毛泽东又针对战士离开驻地时，没有及时归还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以及乱没收小商小贩货物的问题，又向工农革命军提出了六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扶，不打人骂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言简意赅，内涵政治纪律、群众纪律、经济纪律，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为使“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得到落实，部队还经常派人检查督促，确保群众的利益秋毫无犯。
由于战争的特殊性，“大发展时”致使一些投机分子趁机混入党内，造成了党组织的不纯。这些投机分子无理想信念、无坚强意志、无斗争决心、无吃苦精神、无牺牲精神、无群众威信，常常以“打埋伏”的名义逃避战斗躲入深山老林之中。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里写到：“只有数量的好看，而不能斗争。”[3]274
（三）加强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关系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部队上井冈山时，“每到一处，老百姓往往是十室九空，除留有少数老年人以外，很难见到青壮年人”[6]197。为迅速改变这一情况，尽快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拥护，不断壮大革命队伍，毛泽东等领导人，一方面通过标语、布告、歌谣等途径宣传党的性质、宗旨、主张，让群众了解共产党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一方面强化作风建设，加强调查研究，亲近群众、了解群众、为了群众、依靠群众，树立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
成年人平均每天需要8个小时的睡眠，而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每天则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睡眠。但是由于繁重的课业负担，很多青少年的睡眠时间根本达不到要求，这会严重影响其身心的健康发展。
“4G全网建设技术”大赛的比赛内容更新及时，引领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例如：2015年比的是4G全网的组建、网络规划、设备配置、数据配置、业务调试及故障排除等。2016年有理论考试、4G网络配置与优化、4G网络故障排除3部分。其中，4G网络配置与优化部分考核了无线接入网、核心网及承载网等知识点，要求参赛学生基于要求对网络数据进行容量计算、设备部署、数据配置完善及网络性能优化，最终实现4G业务的开通[2]。职业技能大赛赛项大规模纳入通信行业最新技术，导致职业院校通信专业必须对教学内容不断调整，以紧跟通信技术的发展步伐。
针对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党组织了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兴修水利，帮助解决劳动力缺乏的困难。毛泽东还要求“党员与群众一个样、军长与伙夫一个样”共过“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平等生活。
针对边界一些党组织脱离群众的不良现象，毛泽东曾进行过严肃批评,“过去工作，上级与下级隔开，上级对下级也没有很好的巡视和指导。党只重机关工作,犯了与群众隔离的错误”[3]188，为此，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干部以后要坚决防止两种倾向，确保“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2]50：一是命令主义，即不从群众实际出发、主观武断、强迫群众执行；二是尾巴主义,即不引导群众、带领群众，反而与落后群众一起对党政策评头论足、冷嘲热讽。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分析，离散变量应用百分比描述，连续变量应用中位数描述，计量资料应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四）厉行“九月洗党”，进行组织整顿
鉴于党组织“大发展”期带来的问题，特别是1928年8月“八月失败”后党内一些投机分子纷纷“反水”问题，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党组织进行清洗和整顿。
为深入了解井冈山边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在战争之余，毛泽东先后在茅坪的坝上、洋桥湖、马沅及永新的秋溪乡一带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这些调查，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制订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重要帮助。
宁冈、永新两县是“洗党”的重点区域。因为这两个县是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党员数量虽多，但家族思想、地方主义、土客籍矛盾等问题十分突出。“洗党”的对象主要是：不能发挥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遵守纪律、革命不勇敢不坚决者；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尚未弄清楚者；出身不好、革命不积极、怕吃苦者。“洗党”的重点是把投敌叛变分子清除。“洗党”的主要措施是：将“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新的党员名册先由各支部送区政府、再由区政府汇总报县委。被清洗者，不宣布也不通知，也不分配新的工作。对犯错误的党员，根据所犯错误的程度，给予党内处分教育。
“洗党”之后，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以便更好地保全、发展力量，更有成效地开展对敌斗争。此次“洗党”，边界被清洗的党员约4000人[5]271。“虽然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通过这次“洗党”，清除了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纯洁了党组织，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湘赣边第三次反“会剿”中，许多党员在党组织不健全的情况下，坚持秘密活动，转入深山老林，饮冰卧雪40余天，即使冻掉了手指脚趾，也没退缩革命、叛变革命，信念十分坚定[5]272。
（6）收益转让：支付期内，无论发明人、创建人或作者、参与者是否在慕尼黑工业大学任职，相关费用都由慕尼黑工业大学支付。相关人员如果离开慕尼黑工业大学，不能带走其收益部分，而是要转给所在部门。如果调入慕尼黑工业大学另一所属机构，其收益可随之转入。
三、历史的启示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党的建设特别是从严治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央苏区的开创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总结红军初创时期从严治党的历史，对新时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严格党员队伍管理，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组织基础
实践证明，党组织的力量与党员数量没有内在的必然关系，但与党员的质量密切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来完成。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复对入党条件进行了强调，如“党员成分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须严格限制。”“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质量”[3]189。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新时代要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首先必须严把党员入口关，坚决把那些动机不纯、标准不符的人挡在党外。其次要畅通党员出口渠道，把那些蜕化变质分子及时清除出党，这样才能把从严管理党员干部落到实处，为从严治党奠定基础。
中国教育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至于孩子们是否真实，是否善良，是否健康，是否快乐，没人去想。最需要“以人为本”的领域，却最不拿人当人。
（二）提高思想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基础
严格的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党历来重视对自己成员的教育培训。井冈山斗争时期，条件异常艰苦、环境异常险恶，但毛泽东等领导人仍利用战争的空余，强化党员的思想教育，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坚定大家的理想信念，提高大家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继承和弘扬思想建设从严这个优良传统，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只有夯实了思想建设这个基础，才能使每个党员自觉地践行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遵守党的纪律、积极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
（三）完善制度建设，强化从严治党保障机制
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根本性及强烈的规范性、约束性、导向性特点。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把思想教育与制度管理结合起来，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严格制度建设，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党代表工作制、巡视员工作制、士兵委员会制等制度，提出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用好制度建设这一锐利武器，坚持制度建设从严的原则，进一步织密制度的“笼子”，既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又要用制度来教育、激励、约束、监督党员，充分发挥制度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保障作用。
（四）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擦亮从严治党的“常规武器”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九月洗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次成功和卓有成效的整党活动，这次洗党活动本着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组织不纯的问题，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建设实践证明，整党整风是集中解决党内突出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而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整党整风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我们应借鉴历史经验，擦亮批评与自我批评则这一“常规武器”，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腐化变质分子严惩不贷，自觉打扫身上的“灰尘”，防微杜渐，以整风的精神严格党内生活，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落实于党的建设实践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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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Historical Review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Strict Party Governance in Jinggangshan Struggle Period
Xiao Xiaohua
（Jinggangshan Cadre College,Jiangxi 343600,P.R.China）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Jinggangshan struggle,MAO Zedong and other leaders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Party building principle in ideology by combining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with the system building,organizational consolidation with democratic management,and Party’s moral education with regulation education.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laid the foundation of ideology,organization and system and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history of strict party governing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d arm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lemen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comprehensive strict Party governing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Jinggangshan period;the Party building;governing the party strictly;historical experience;revelation
中图分类号：K2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558（2019）03-0010-06
收稿日期：2019-05-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整理与时代价值研究（”编号17BDJ0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肖小华（1967-），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规划处处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尹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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