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理想追求和变革社会的实践精神，但其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过于关注宏大的社会政治革命，而较少涉及有关日常生活改造的论述。基于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继承并发挥了异化理论，使其进入到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之中。曾经以统治、束缚为特征的异化机制从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中逐渐转焕为更为隐蔽的方式，使得技术理性、意识形态、性格心理、大众文化乃至整个生存方式都对人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操纵。
[关键词]日常生活革命；日常生活本体论；日常生活辩证性批判
马克思主义始终致力于社会的革命和改造，以建立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日常生活场域由于其平庸、琐碎、俗常的特性始终被摒弃在哲学思考与文艺思潮之外，然而，当人们开始关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之时，却惊讶地发现，马克思曾揭露、剖析的社会异化现象非但没有被扬弃，反而在与人们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场域中呈现出更为深化、更为加剧的趋势。
一、日常生活的社会本体论
格奥尔格·卢卡奇，是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在《审美特性》一书中，他对日常生活理论进行了阐发，并初次从哲学研究的意义上指出了日常生活所具备的本体论地位。
在卢卡奇看来，日常生活场域具有着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是人类活动的起点与终点，科学、宗教、艺术以及人们的审美活动与审美意识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发源、分流而来的；日常生活是第一性的，并具有首当其冲的重要性。“人们的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1]前言1尽管生活本身有着很多杂乱琐碎的特性，但这些看似恼人的特性却并不能够成为日常生活本身发挥自身潜能的障碍所在。“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1]前言1在卢卡奇看来，一切文学艺术活动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生发而来的，文学、艺术相比于日常生活来说，是更高一层的感受形式，也是日常生活的再现形式。这表明了卢卡奇对于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之间关系的辩证观点，即日常生活场域生发出文学艺术的同时，文学艺术也在反作用于日常生活，给人们注入新的精神食粮，从而促使日常生活的世界变得更为丰富。而这种互动关系，最终将会促使文学艺术不断地提高、进步与发展。“通过它们对人们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而重新注入日常生活的长河。这条长河不断地用人类精神的最高成果丰富着，并使这些成果适应于人的日常实际需要，再由这种需要出发作为问题和要求形成了更高的对象化形式的新分枝。”[1]前言2除此之外，卢卡奇还意识到，人的社会性也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尽管日常生活几乎总显得特别纷乱和毫无方向，但体现在实践和意识形态之中的社会性，却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逐渐成熟起来。”[2]643这给予了原本琐碎的“日常”十分重要的肯定与阐发，他从社会实践的角度上充分肯定、并注意到了日常生活内部所具有的复杂性及其力量，换言之，是生活带来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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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定了日常生活本体论意义的基础上，卢卡奇又进一步挖掘了日常生活的内涵，他认为日常生活具有三个主要的特性：惯常性、直接性与功用性。日常生活的惯常性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周而复始的生命活动。人们每天都必须要面对生活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并逐渐形成一套自身的生活习惯与生活体系，这种惯常性同时也是生命力量得以延续的根本性基础。人的日常思维便是在惯常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卢卡奇认为，日常思维的过程与日常生活的过程是统一的，思维的特性就反应了生活的特性。人的日常思维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人自身在生活过程中所获得的积累，其二是从前人的生活习性中继承下来的经验，他们都帮助着人们熟悉与适应生活的步调，最后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状态。然而，当生活成为一种惯常的所在，人的思维方式也必然会跟随它进入一个循环的过程，这却容易使人在日常思维中渐渐失去创造性。当现实的生活变成人的压力所在时，人或许会由于思维定式，而失去了重建自身日常生活的动力。日常生活的直接性主要是指日常生活所具有的直接的、现实的特性。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思考与实践几乎是统一的，不分离的；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理论与实践的差异也显得非常小，他们甚至会融为一体，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任何一种具有复杂特性的事物一旦被放置到日常生活当中，它的复杂性随即也会被消解，而成为直接作用于人的事物。比如广告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当一件产品以广告的形式呈现于人们眼前时，不管它是电视广告、平面展示，还是文字表述，人们首先会对它产生直观的感性认知，如果被其吸引，则会迅速地发生购买行为。在这其中，人们对广告几乎没有一个长时间的理性甄别过程。再者，如大众时尚风潮的传播，人们往往还没有辨别出当下的流行风潮是否适合自己，便已经被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流行物品所冲击，产生购买欲望，进而掀起消费热潮。日常生活场域的直接性特征使其中的事物对人可以产生直接、迅速的影响，这种影响比任何一种哲学思考都来得快，来得深入与直观。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接收到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要远远大于书本与哲学思考所带来的影响。除上述两点之外，卢卡奇还提出日常生活具有着实际功用的特点。这种功用的特点是站在人在日常生活中具有自发性的特点基础上的，卢卡奇认为，由于人有建立、维护自身日常生活的需要，所以人会自发地适应、改善周围的环境，自发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生产方式，并且自发地按照对象所需要的方式，即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人的行为方式来经营生活。这就是说，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注重现实与实用性的，然而，这种自发地努力营造日常生活环境而产生的思维方式其实对人也产生了禁锢。如果人没有按照对象所需要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实践，那么人的日常生活就有可能被破坏，是生存的基本需要要求了人们对待实践对象的方式，这种循环会导致人们越来越难以打破日常生活的惯常性与直接性，人们在实用性日常思维的影响下，会越来越失去对生活、对世界、乃至对自身的创造力特征。
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集中探讨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异化是由物化发展而来的，简单来说是物反过来控制了人类，给人类造成了生存的危机。卢卡奇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物化的因素，变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一个原本完整的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被细分为各种不同的部分，并被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这种分工形式直接影响了工人们的心理，致使他们的人格也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而被分割开来，成为不完整的人格。除此之外，分工的不断细化、专业化以及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工人们不再是劳动活动的主人，他们原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被机器所取代了，人需要按照机器生产的要求工作，而不是按照人对生产活动的认知来工作。从表面上看，人的双手与劳力被大幅度地解放了出来，然而事实上，他们却成为了产品与机器的中介者，失去了人的主体性，并在这一过程中被物化。
进一步明确日常生活的特性内涵之后，再重新来看待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会发现由于日常生活的直接性特征，使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所接收到的审美活动更为直接，即日常生活场域直接与文学艺术发展的结果产生了关联，它以最为直接、直观的方式全然接纳了文艺实践的成果。这种特征其实说明了：一直被哲学思考所排斥在外的日常生活场域事实上一直存在于精英主义的文学艺术当中，并且以其直接性、功用性的特性，不会因为文学艺术的发展而被掩盖或消失。即使有着被短暂遮蔽的现象，日常生活场域作为文学艺术生发的腹地，终会以独立存在的本体形式重新显现，并终将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分化和独立化并没有破坏和削弱它们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而是相反地加强了这种关系。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由日常实践产生的需要向科学提出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通过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对日常实践的反作用。”[1]155这实质上是又一次肯定了日常生活作为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领域的腹地具有着重要的本体论意义，它是人一切活动的场所与母体；然而，卢卡奇同时也看到，正是在这个领域中人的异化也开始加剧。他认为人的异化首先是从日常生活的异化开始的，而抵制异化的力量也来自于日常生活本身，“异化和反异化的斗争恰恰只能主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2]805，日常生活由此被赋予了将全人类从异化中拯救出来的使命。
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全面异化现象的揭示与批判，相比于前人对日常生活及异化理论的研究而言，有着很大的突破。他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整体的革命性力量发动起来，使人们意识到，原来社会的变革距离自己并不遥远，人们可以从日常的琐碎事务中便开始启动一场抵制异化的行动。列斐伏尔成功地全面阐释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的重要意义，这种成功得益于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内涵发掘了出来，他将“日常”一词界定为生活走向现代性的标志。“让我们简单地说就是，每天生活是从来就存在着的，但充满着价值与神秘。而日常一词则表示这种每天的生活已经走向了现代性：日常作为一种规划当中的对象物，是通过一种等价交换的体制，一种市场化与广告，即市场而展现出来的。”[3]39-40站在对现代性的日常生活进行认知的基础上，列斐伏尔进一步发现了工具理性的发展、商品拜物教的流行以及现代化生产方式都在肢解着日常生活，使其成为遭受现代性压迫最为深重的场域，而资本主义的异化也是从日常生活中开始，延伸至整个社会空间的方方面面之中。
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主要从两个突出的方面展开，一是日常生活个性风格的消失，二是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列斐伏尔认为，在以往的社会中，每个个体以及物品都有着自身的个性与风格，这造就了社会的丰富性。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个性与风格却消失了，不仅人作为个体的个性被打磨，甚至连文学、艺术中原本的诗性光辉也不再显现。造成风格消失的原因在于大众传媒对人生活的控制，以及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人与人的分离。在列斐伏尔看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告与传媒使得人们的消费对象变得虚幻，它不再是真实存在的物，而变成了人们在大众传媒中所看到的幻象。消费行为不再指向真实，而是对广告宣传的符号化意象进行了消费。这是一种主体幻象，当人们在消费行为中获得满足时，他以为自己掌握了对消费的自主权，而事实上，人是被物以及物的幻象所操控着的。对于大众传媒所表现出的引导性来说，人在消费行为中已经转变成完完全全的客体，而不再是主体。除此之外，社会分工也使得人受制于机器，成为了被机器所奴役的群体。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在此，列斐伏尔不同于以往探讨异化问题的思想家，他认为异化本身并非是一个使人完全悲观的现象；相反，正是由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异化的现象，人们对异化的抵制恰恰会带来社会变革与社会进步。由此，列斐伏尔认为，异化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永恒的现象。这有如人对于物质需求的欲望，一种欲望被满足，同时意味着另一种欲望被唤起。在列斐伏尔看来，异化现象也许会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中得到改善与缓解，然而总会有新的异化形式出现。所以，列斐伏尔主张在日常生活的场域中展开革命，使人在普通的工作、家庭生活、娱乐等生活事件中，全面变革自身的生活，从而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他发出“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的呼声，让人们将视角放在日常生活内部的革命中。列斐伏尔已经看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的革命无法触及到被资本主义异化所深重覆盖的日常生活场域，然而，日常生活场域的异化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基于抵制异化为前提的社会变革也不可能真正成功。
二、日常生活的辩证性批判
亨利·列斐伏尔作为20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也将日常生活领域纳入到了哲学思考的范畴。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从根基上撼动了一直以来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惯常认识，打破了传统的日常思维模式，也将哲学研究带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之上。20世纪50至60年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进入了消费时代，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多种多样，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社会化生产的水平不断提高，科技也在日新月异地进步着。消费成为了异化统治最为主要的方式。这一现象表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形态对人的控制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领域，已经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以消费主义盛行的方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乃至心理结构之中；事实上，这给人带来了更为隐形、更为深化的控制。这种统治深入到人们的精神文化层面，使从前由外至内的统治方式变为直指内部，正是基于这一社会背景，列斐伏尔展开了对日常生活的批判研究，人们需要揭开掩盖在日常生活之上的面具，重新构建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在卢卡奇关于异化问题的分析阐释中逐渐凸显出来，他肯定了日常生活本体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意义，并且将反对物化与异化的任务放置在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卢卡奇并没有将全部的希望都放在日常生活的变革里，在他看来，人、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三者共同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基础，真正想要使异化的问题得到解决，卢卡奇仍然相信社会革命的力量，并将社会革命看作最后的、最可能成功的方式。但他已经看到了日常生活场域对于抵制人类异化的重要作用与意义，为此后的日常生活理论研究开辟了从日常生活本身特性予以关注的重要思路。
本文选取的评价对象是8m3的水压式沼气池，由进料口、出料口、水压间和发酵间组成。其构造简单，施工方便，造价较低，是中国农村普遍采用的一种人工制取沼气的厌氧发酵装置。沼气池为红砖混凝土结构，建设期为3天，使用寿命为15 年。发酵原料为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和人粪尿的混合原料，年产沼气400m3。本研究的功能单位为400m3沼气。
卢卡奇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存在于两个大的社会领域之中，一是社会经济领域，二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是异化最根本的来源，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健全的人格被割裂、破坏，人被物化了，并最终异化。异化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整体社会形态向前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异化现象的出现还伴随着人的主观目的性，是人作为主体对客体世界的需求导致了可能产生异化现象的社会行为的发生，反过来，却被客体的世界所控制了。然而，异化现象并非只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引发的，这中间，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使异化现象得以加剧。在社会结构中，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都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联有时是直接显现的，有时会以隐蔽的方式出现，但究其背后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意识形态的介入对异化现象的加剧产生了作用。“任何一种异化，无论其存在是何等坚实地取决于经济，但若没有意识形态的形式作为中介，它是永远都不能够得到相应的发展的”[2]811。意识形态的力量一旦被注入到社会生产生活中，它会以一种已经成为事实的存在呈现于人们面前，它具有给定性。人们会对它产生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接纳与认可，这中间，辨别思考与质疑的环节被直接略去。这有如前文曾提到的，当一件复杂事物被放置在日常生活之中，由于日常生活的直接性，大多数的人们会对它全盘接纳。卢卡奇发现，意识形态对人及整个社会的控制力若想要得以真正实现，就必须借助于日常生活场域，才能发挥出最有效的作用。日常生活场域成为了重要的枢纽，紧密地联结了意识形态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人与意识形态这三者的整体关联，集合了整个社会的思想状况与精神实质。人作为一般个体，只有在日常生活之中，直接或间接地接收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意识形态想要传达于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体，也必然要以渗透进日常生活之中得以实现。“日常生活本体论则规定了一种全面的直接中介，而这种中介乃是使大多数人得以同自己的时代的思想倾向发生具体联系的形式。”[2]681卢卡奇曾指出人类异化与反异化的斗争都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也正是基于发现了日常生活作为人与社会意识形态关联枢纽的重要作用。日常生活场域将直接地、自发地反映、折射所有的社会现象，同时会接纳与包容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在日常生活内部展开变革与斗争，人类才有可能抵抗异化的侵袭。
在人类悠然长久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设计都将会是这个时代的心态写照和情感表达。而不同的设计或是艺术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情感的表达，共同的诠释着这个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时代的审美意识和感情。在其中，每个人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气息，当我们处于这片时空中，这个空间里，当气息遇见了“器息”时，又会产生怎样的情感呢？
在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扩展的过程中，列斐伏尔发现，“空间”成为了现代化社会中最重要的统治工具；人们想要重新构建日常生活，就必须构建出新的差异性空间。在列斐伏尔后期的研究思想中，如何建立起一个适宜人生存的、充满着差异性的空间，用来抵抗抽象的权力空间对人的控制，成为了他的研究重点。“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4]47。他发现日常生活内部的革命想要得以顺利开展，对空间的重建成为了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只有生存空间的改变，才有可能使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得到改变。由此，他认为需要建立起日常化的私人性空间，从而打破权力空间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压制与束缚，人在新的私人化空间里能够保持着个体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最终使人之自由得以可能。“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变空间”[5]190，这是列斐伏尔为人们提供的，由空间变革实现日常生活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他后期日常生活批判思想的主要意图。
三、日常生活的革命性意义
阿格妮丝·赫勒是匈牙利的著名思想家，在20世纪70年代，她将主要的研究视角投放在日常生活理论上，并提出日常生活本身具有革命性意义，拓展深化了日常生活理论的研究维度。赫勒在《日常生活》中写到：“日常生活如何能在人道主义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得以改变是本书讨论的现实争端。该书提供的答案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在宏观尺度上得以实现，进而，人的态度的改变无论好坏都是所有改变的内在组成部分”[6]英文版序言3。人的态度实际上指代着人的思维、人的生活、人的文化，赫勒认为日常生活的革命性特征将最终体现的文化上，同时，要抑制日常生活中惯常的、重复的思维，使个体得到自由，才有可能实现日常生活的人道化、民主化道路。
上官星雨扑通一声，跳进黑暗的流水中，一点亮光随着她向不可测的深水中沉去，接下来是李离、吴耕，李离拉着吴耕的手，袁安托着吴耕的背，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后。
具体来看，赫勒对日常生活的阐释，始终与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她认为文化中凝结着由历史发展而来的人的存在方式，这种自在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日常生活。文化与日常生活有着同一性，基于这一点，在赫勒的思想中，她将日常生活场域等同为一种文化场域。在赫勒看来，日常生活场域是人生存的基础性场域，人们固有的经验、习俗都是在这里集结，最终成为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经验沿袭的，是日常生活这一基础性场域为人类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基础性的领域永远都是人类条件的领域。没有这一领域就没有人类，但是没有‘中间的领域’，人类仍然能存在。……‘自为对象化’的领域不能被完全制度化，因为如果这样，那么它就不能为基础性的领域提供意义。而且它也不能够吸收作为两种人类先验未完成衔接的结果而涌入这一领域的文化剩余。不用说，制度性的领域对其他的两个领域有影响却不能同化它们。”[7]52-53在此，赫勒所指的基础性领域就是日常生活，而中间的领域即制度性领域，指代制度、法规、社会道德等，在书中她还提到另外一个领域，即科学、艺术、宗教等，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形而上的领域。在她看来，若是缺少了制度性的领域，人类仍然能够存在。因为日常生活领域不会被完全制度化，所以缺少了制度的规范，日常生活作为人生存的基础性领域依然能够按照自身的节奏持续存在。相反，制度性领域事实上是寄生在形而上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之中的，所以想通过政治的手段来改变形而上的思想观念或者日常生活是没有明显成效的，制度性领域只能影响它们，却无法同化它们。赫勒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力量对制度性领域及形而上领域都会产生影响力，因为在基础性生活中，人能够受到来自生活场域最为直接的影响。
由此，赫勒认为，日常生活的变革最终需要以文化的变革来得到真正实现。日常生活对于人来说，是最微观、最具体的，人们需要从衣食住行的每件小事开始，改变自身的生活习惯。在赫勒看来，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人的生存方式的体现，同时就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人们或许可以不参与到政治制度的建设之中，也可以对科学艺术的发展不予以关注，然而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自己的日常生活。基于此，赫勒认为日常生活场域是最具有革命性力量的区域，人们需要批判并反思日常思维、日常经验，从日常生活内部中开始一场文化的革命。“尽管制度侵占了日常生活，尽管科学话语对我们美好生活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生活世界(也就是，共享文化和规范类型的总和)变得多元化且冗长，日常生活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脱颖而出。在这一领域发生的冲突属于我们基本生活经验，并且它们可能在我们身上发展出我们即将要求的需要。”[8]38无疑，由日常生活所发动的革命会是一场涉及面广阔，走向大众化的革命。它并没有硝烟与炮火，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具备着强大的能力与影响力。日常生活的革命将普及到每一个生存在世间的人们，以改变和打破人们以往生活经验、思维定式的方式，引领着人们走入一种新的生活样态与文化样态之中。在赫勒看来，尽管科学艺术与政治制度不断地对处在基础性位置的日常生活予以影响，然而日常生活还是能够以其独立的文化特性显现出来。“日常生活革命”这一命题的提出，就是要使人开始重视自身的日常生活，并注重对人的主体自觉性的培养，通过日常知识的积累，来改变日常交往模式与日常思维方式，从而真正改变日常生活受到压制的状态，也使人在自身的生活中真正得到自由。“人们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以规范的原则来判断自己，有意识地社会化自己的影响，形成自己的道德个性：这就是文化的意义。”[9]64赫勒对这一场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持以乐观的态度，她相信人们发动主体性力量可以实现对日常生活的人道化改造，而日常生活这一基础性领域也能够成为抵制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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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19)02-0048-06
DOI:10.13977/j.cnki.lnxk.2019.02.008
本文系由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常生活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现象研究》(编号：17CZW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武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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