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征过程路途遥远，军事斗争残酷，自然环境恶劣，民族情况复杂。为了取得长征的最终胜利，中央红军充分采用报纸、标语、戏剧、歌曲等宣传形式针对红军战士、沿途群众及白军官兵开展了大量的具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取得了鼓舞红军战士、争取沿途群众、瓦解白军官兵的良好效果。长征时期宣传工作的经验对如今我们党开展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央红军；长征；宣传工作；形式；效果；现实启示
1933年9月25日开始，蒋介石组织50万国民党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面对人数和武器都优于红军数倍的情况，当时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临时中央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左倾”路线，要求红军打阵地战、碉堡战，御敌于国门（苏区）之外，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使红军在战局上很快陷入被动，最终导致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败。随着中央苏区周边重镇黎川、广昌相继沦陷，红色首都瑞金暴露在敌人的尖刀之下，再加上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物资极为匮乏，无法继续养活数万军队。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与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包括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计八万六千余人组成战略转移野战军，陆续撤出瑞金，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
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开展宣传工作的背景分析
从1934年10月10日至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历时一年到达陕西吴起镇，沿途跨越多个省份，翻越多座大山，面对多股敌军，穿越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区，这都给红军的宣传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一是长征沿途自然环境恶劣。中央红军长征用走路的方式横跨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余个省，总行程达二万五千里。理论上每天要走70余里路，但实际上由于沿途还有军事战斗、构筑工事、休息调整、筹粮筹款、动员群众等工作，因此行军期间每日行走的路程要明显大于70里，这对红军战士的身体素质是巨大考验。长征共计跨越湘江、乌江、赤水河、金沙江、大渡河等24条河流，特别是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大渡河等河流，浪大水急、险滩密布，为渡江带来极大挑战。红军先后翻越18座大山，其中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鼓山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人迹罕至、鸟兽绝迹的常年积雪雪山，穿越纵长500余里，泥泞不堪，而且是遍布毒水、毒草和泥潭的大草地。这些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天然障碍使大多数来自亚热带地区的红军战士很难适应，不少战士在湍急的河流、寒冷的雪山、深厚的沼泽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也是红军长征减员的重要原因。如何使红军战士在心理上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障碍，掌握在不同环境下的行军注意事项，增强红军的行军信心，成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是长征期间军事斗争残酷。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就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重重障碍，先后突破信丰、汝城、宜章及湘江共计四道敌军封锁线，特别是湘江一战，红军遭受重大失利，跨过湘江后军队人数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至三万余人。整个长征沿途遭遇到王家烈所率的黔军、刘湘所率的川军、龙云所率的滇军等地方军阀势力以及薛岳所率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围追堵截。为尽快达到剿灭红军的目的，蒋介石更是亲自飞到贵阳、成都、昆明、重庆等城市进行督战。长征期间，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军人数是中央红军的数倍，并配备有蒋介石花重金从美国、德国买过来的飞机、坦克等先进武器。中央红军重型武器极度匮乏，战士基本上只有步枪和少数的子弹，甚至有些部队随着连续作战，就连步枪都不能保证人手一支，这又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行军途中，前有地方军阀的围堵，后有国民党中央军的追赶，上有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军事斗争异常残酷，无论是对红军力量还是战士心理都造成不小打击。面对这一形势，不少士兵提出质疑，军队究竟要去哪里？到底还要走多久？为进一步消除困惑，鼓舞红军的革命斗志，就必须充分开展好红军的宣传工作。
三是长征途中民族情况复杂。中央红军在371天的行军过程中，有125天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超过总行军时间的三分之一，通过了瑶、侗、壮、彝、布依、苗、纳西、藏、羌、回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闭塞落后，与外界沟通不便，群众对外缺乏了解，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偏低。红军与沿途居住的少数民族群众之间存在着语言沟通障碍、互相缺乏了解等困难。特别是由于历史上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使少数民族对汉族有很大的隔阂，对经过本地的红军有本能的排斥。国民党当局利用飞机向少数民族地区抛洒污蔑红军的传单，地方军阀也同样加强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负面宣传，对红军进行污蔑，把红军说成是“共产共妻”“普烧普杀”“消灭回教”“青面獠牙”“专吃娃娃”等。这使少数民族同胞对红军不信任，存在怀疑和恐惧心理，不少群众在红军到来之前纷纷逃入山林，甚至躲在暗处对经过的红军放冷枪。如何克服语言障碍，向少数民族群众揭穿国民党的阴谋，消除他们的误会，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他们对红军的理解和支持，成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歌曲相对于戏剧，无论是创作还是表演都更加便捷，演唱者往往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舞台，随时随地都可以演唱，因此歌曲成为红军长征期间重要的宣传形式。长征期间中央红军演唱的歌曲既有从中央苏区带过来的原有歌曲，也有沿途创作的新歌曲，大部分新歌的歌词就是红军所要宣传的内容。针对不同的场合，红军创作和演唱不同的歌曲，根据歌曲内容大致可分为：一是用于行军中鼓舞士气的，如《上前线去》《草地行军歌》《雪山行》等；二是作战时激发斗志的，如《杀敌歌》《直到最后一个人》《前方打火线》《打骑兵歌》《武装暴动歌》《再战遵义歌》等；三是进村时宣传党和红军的，如《十问十答》《红军歌》《红军任务歌》《红军纪律歌》《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建立苏维埃》等；四是征兵时鼓励参军的，如《新战士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来来来，当红军》《红军革命歌》《快去当红军》等；五是打仗时策反敌军的，如《瓦解敌军歌》《兵变歌》《致白军士兵歌》《唱给白军听》《穷人调》《士兵兄弟唱个歌》《白军妻儿歌》《当白兵苦的很》等。在歌曲的创作方面，有些是红军宣传人员根据沿途和行军情况编新曲、填新词，创作出全新的歌曲，还有些是采用旧曲填新词的办法，将所要宣传的内容套在已有歌曲曲调之中。比如《十问十答》就是将介绍中共的内容编成歌词套进《小放牛调》之中进行演唱的。在歌词的创作上，讲究好记易懂，如《渡金沙江胜利歌》歌词对仗，演唱起来朗朗上口；讲究贴近生活，如《白军妻儿歌》从白军家庭出发，描述他们的境遇；讲究抒发感情，不少歌词中使用少数民族土语，拉近了与少数民族的感情。
二、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开展宣传工作的主要形式
数学思想是内隐的,数学方法是数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和得以实现的手段．数学思想比数学方法更深刻、更抽象地反映了数学对象间的内在联系[3]．笔者认为,数学思想形成的前提是让学生经历应用的历练,而教师提供时间与空间是“方法”提升为“思想”的保证．为了促使学生更好地感悟数学的思想方法,提升数学的思维能力,教学中就需要教师进一步的引领和学生群体的互动．
中央红军长征历经二万五千里，行军过程中面临着军事斗争残酷、军需物资匮乏、大江大河阻隔、自然气候多变、衣食条件艰苦等多重困难，这对红军的意志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一些理想信念不坚定者往往容易产生悲观情绪，甚至对革命前景丧失信心，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后，部队中出现了不小质疑的声音。对大部队来说，军心动摇是比打败仗还要可怕的事情，因此必须要在广大红军将士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激发战士的斗志，增强取胜的信心。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应让每一位战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及危险所在”[2]。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的宣传人员总能有针对性地准备宣传内容，并通过喊口号、发传单、唱歌、表演等形式进行宣传，帮助红军将士应对接下来的挑战。比如爬雪山时宣传中途不要停下来休息，否则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过草地时宣传不要喝草地中的毒水，不吃毒草，不放弃一个战友；通过民族地区时宣传不得随便进入少数民族群众的家，严禁将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当土豪打等。这些宣传内容有效地帮助红军将士克服自然障碍，处理好民族关系。在整个行军途中，宣传人员广泛宣传各地胜利的捷报，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广泛宣传党的思想和理论，进一步坚定了将士的理想信念；广泛宣传给红军鼓劲打气的话，激励着红军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前进。正是这些宣传工作，帮助中央红军将士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种种困难，最后成功到达陕北，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一）报纸
戏剧是一种由不同演员扮演不同角色、展现特殊场景的一种舞台表演艺术，以剧为载体，可以增强对被宣传者的吸引力，使其在欣赏表演的同时接受表演者想要传达的宣传信息。因此，无论是对于红军战士还是沿途群众来说，戏剧表演都是难得的精神大餐，戏剧宣传也受到热烈欢迎。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各军团都有自己的文艺团队和宣传队，各军设有宣传剧社或俱乐部负责宣传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如隶属于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的战士剧社，红三军团的火线剧社，红五军团的猛进剧社等。一批知名的戏剧工作者随红军长征，如黄镇、胡底、李克农、钱壮飞等，他们组建小型剧团，沿途表演花灯剧、小话剧、街头剧等剧种宣传党的政策，鼓舞将士士气。在戏剧创作上，各红军戏剧工作者充分借助部队行军所到地区的军事斗争情况和特有民族矛盾，创作出一批具有针对性的戏剧内容，及时准确地将党的思想和要求宣传出去，深受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欢迎。比如中央红军过金沙江时期，红五军团宣传队长黄镇创作的话剧《破草鞋》，以讽刺的口吻描述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只是在金沙江对岸捡到了红军过江时丢下的几双破草鞋。红军戏剧工作者在长征途中创作出一大批优质的戏剧作品，如《打倒王家烈》《红军来了》《干人的心》《夫妻争当红军》《打倒国民党》《反对卖国投降》《红军办事处》《我当红军去》等，这些剧目在演出时往往场面火爆，每次演出后都能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极大地激发了红军的革命热情和斗争信心，受到了观看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本实验建立了大鼠血浆中ATV药物浓度的UPLC-MS/MS测定法，该方法简便，精密度、回收率高，稳定性较好，且不受内源性物质干扰，专属性好。筛选色谱条件时发现，在流动相中加入甲酸铵和甲酸后，可有效改善ATV的峰形及响应值。该检测方法定量下限低至0.25 ng/mL，可准确测定大鼠血浆中ATV的含量，灵敏度高。
（二）标语
刚刚入秋的时候，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专题研究部署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也召开管理层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确保油气储量产量。
（三）戏剧
报纸具有制作简单、便于传阅、内容丰富、可长期保存等优势，在瑞金时期，红军就创办了《红星》《战士》《健康报》《红炉》等报刊。长征期间，中央红军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是《红星》报及在长征途中创办的《前进》报。《红星》报1931年12月创办于江西瑞金，1935年8月停刊，是一种八开版，用毛边纸油印的报纸，由红军总政治部主办，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机关报，长征初期由邓小平担任主编，邓小平当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后，由陆定一担任主编。《红星》报前后共刊出28期长征专号，发表一系列社论和通讯，广泛宣传了党的各项政治主张，说明了长征期间的重要事件，鼓舞了广大红军官兵的斗争精神，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号召，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红色号角”。比如，遵义会议后，《红星》报发表了《在新环境下的政治工作》及《为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而奋斗》等社论，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指明方向；发表了《遵义新闻》《红军占领桐梓城》《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等通讯，及时报道了红军的战局和行军情况。《前进》报创刊于1935年6月10日，《红星》报停刊后，《前进》报成为了新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先后报道了党中央大量的方针和政策，同时也刊登了不少反映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文章，如张闻天的《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凯丰的《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等。可见，《红星》报和《前进》报是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发行的重要报纸，对宣传党的政策，指导红军行动，反对错误路线，统一党的思想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歌曲
四是长征时期日军侵华加剧。早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就逐步占领了中国东北；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日军又侵占了上海，势力逐步向长三角及江浙地区渗透。继《塘沽协定》后，1935年6月，国民党当局再次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悍然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将华北主权拱手出让给日本。随着日本军队对中国领土的不断侵占，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之间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面对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率先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日主张，并派出军队参与对日作战。国民党无视中共的抗战主张，仍然将共产党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一再妥协，继续集中军事力量全力围剿红军，试图彻底消灭红军、占领苏区，这引起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士的强烈不满。国统区抗战呼声高涨，国民党内部分裂更加明显，不少爱国将领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命令，转而开赴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因此，在长征期间反对日本侵略，揭露蒋介石卖国行径，号召人民群众参军报国，争取国民党军队一同北上抗日，都是长征期间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
标语是一种通过书写口号或短句的形式传播所要宣传的内容，因此标语具有容易制作、简短有力、语言通俗等优势。长征期间红军高度重视标语宣传工作，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的命令》，并号召各连队开展写标语竞赛。“长征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上三条标语”[1]。如今在长征沿途还留存不少当年红军留下的各类标语。从中央红军书写的标语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一是宣传中共和红军的性质及宗旨，如“中国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红军绝对保护工农利益”等；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社会主张，如“汉苗一家，汉苗平等”“保护喇嘛，信教自由”“红军保护清真寺”“工人有罢工自由”“坚决反对一夫多妻的腐朽制度”“坚决反对打骂妇女”等；三是宣传抗日反蒋主张，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白军兄弟和红军一起北上抗日去”“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消灭蒋介石救活全川西北穷人”等；四是号召群众参加革命建立政权，如“农民暴动起来武装起来，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欢迎夷家民族兄弟加入工农红军”“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赤化贵州全省”等。从中央红军书写的标语形式来看，红军充分利用身边材料，使用墨汁、木炭、粉笔、石灰、小刀、石块等可以用来书写刻画的材料，将标语书写在院墙、城墙、房梁、门柱、牌坊等地方，刻在树干、木板、竹片、岩石、石碑上，最大限度发挥宣传作用。
测试程序为：快速搅拌10 s（960 r/min）使样品充分分散，而后以160 r/min的速率进行粘度测定。样品在50 ℃保温1 min，然后在7.5 min内匀速加热到95 ℃，保温5 min，保温阶段结束后在7.5 min内匀速降温到50 ℃，最后50 ℃保温2 min。得到糊化温度、峰值粘度、最终粘度、崩解值和回生值。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并探索出多种行之有效的宣传形式。这些宣传形式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是文字形式，比如报纸、传单、告示、楹联、标语、诗词等；二是艺术形式，包括戏剧、舞蹈、快板、童谣、歌曲、漫画等；三是语言形式，包括喊话、口号、演说、座谈等。长征途中，中央红军运用多种宣传形式开展宣传工作。
三、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开展宣传工作的效果
长征期间中央红军主要宣传对象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广大红军将士，主要包括从瑞金出发的红军将士和途中招收的红军新兵；二是沿途人民群众，主要包括途中接触的汉族群众以及各少数民族群众；三是国民党官兵，主要包括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中央军官兵、各地方的白军官兵及向红军投降的白军俘虏。从这三大方面来看，中央红军的宣传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宣传工作极大鼓舞了红军士气，为取得长征胜利增加了信心
分析表明，冷却设备对管板淬火的影响主要在于两大方面：一是管板能否正常自由落入水槽，二是管板下部冷却能力差对性能的影响。
（二）宣传工作赢得了沿途群众的民心，各族群众纷纷支持中央红军
红军沿途的广泛宣传以及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的表现，揭穿了白军污蔑式宣传的谣言，打消了群众对中共和红军的误解和恐惧，让他们看到红军才是真正为百姓的军队。特别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自决、尊重少数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内容的宣传，有力地消除了民族隔阂，赢得了少数民族的理解和支持。于是中央红军经过的地方，当地群众大多被动员起来，纷纷向红军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积极参加红色革命。一是为中央红军提供必要的线索和物资等帮助。沿途群众积极帮助中央红军，为他们做向导、当翻译、送情报、筹集粮草和银元，并帮助收容因伤病而掉队的红军战士等。如彝族首领小叶丹给中央红军带路，并组织彝民护送红军顺利渡过彝族区。豫法县回民“为红军筹粮60000余斤，银元80000多块，毛皮大衣1000余套”[3]“红军在阿坝期间，根据地每天出动强劳力5万人次以上；支援红军粮食总量在2500万斤以上，各类牲畜（以牦牛为主）20多万头”[4]。二是积极建立自己的地方武装和红色政权。毛泽东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5]在红军的帮助下，长征沿途人民群众建立了不少自己的自卫队性质的武装力量，如“苗族武装自卫队”“侗族武装自卫队”“川滇边区游击纵队”等；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民族政权，如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政府，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等。三是积极参加红军扩充队伍。由于作战和疾病等原因，长征沿途中央红军减员严重，不得不压缩部队的建制。而被宣传动员起来的各族民众积极参加红军，及时补充了红军兵源，壮大了红军力量，对长征的胜利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打倒贵州军阀时，“群众就热烈拥护，积极参军，在短短的几天里，在遵义地区，就有五千多人参加红军”[6]。据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参加红军的，贵州有12500人，在四川有55000人，甘肃临潭有2000多人，云南扎西有3000多人，云南宣威、会泽有1300人[7]。
宣传工作瓦解了部分白军的军心，成功策反不少白军加入红军。中央红军将长征中和自己交战的白军作为重要的宣传对象，通过向他们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和卖国本质来说服白军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不要与红军作对，甚至鼓励他们弃暗投明，加入红军队伍。红军对白军的策反宣传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文字宣传，比如在白军经过的地方留下标语，给白军官兵邮寄宣传品或写信，在木头和竹片上刻宣传内容并将它们沿河漂到白军占领地区等；二是口头宣传，指在两军对峙的前线，红军用喊话、唱歌的方式描述白军所受的压迫，宣传加入红军的好处等，对白军进行策反宣传；三是教育宣传，通过优待、感化和教育的方式鼓励俘虏加入红军。此外，红军还制定了“愿当红军一律录用”“携带武器军用品投降或杀死卖国贼官长投降的重赏”等策反政策。事实证明，中央红军的对敌宣传起到了很好地瓦解白军军心甚至成功策反部分白军的效果。比如，中央红军在攻打包座时，红军用简易的扩音器，朝白军阵营高喊“穷人不打穷人，不要为富人卖命”“穷人不为狗地主保家守财”等口号，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持续喊话，白军100多名士兵主动走出碉堡向红军投降。红军一方面对俘虏的官兵开展宣传教育，动员俘虏参加红军；另一方面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身，帮助他们医治伤病，对想回家的俘虏发放路费遣送回家，对想留下的一律吸纳为红军。结果感化了不少白军士兵，使他们纷纷加入红军队伍。比如，1935年1月，遵义战役后，红军共俘虏白军3000多人，经过教育宣传，其中2400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这成为长征时期红军成功策反白军的一个经典案例。
四、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开展宣传工作的现实启示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实践，它不仅鼓励了广大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也宣传了党的思想和理论，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巩固了党的群众基础。长征时期宣传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和经验，对当今开展宣传工作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设计电压比较电路，供5V直流电，用于比较的电路电阻R34.5kΩ、R41kΩ，可变电阻 R5初值 0.5kΩ，25℃时热敏电阻R210kΩ，UA点电压2.5V，UB点电压约3.75V，电压比较器LM311正极电压低于负极，不通，无输出。温度升高到60℃时，热敏电阻R2降到3kΩ，电压约1.2V，UA点电压升到3.8V，高于UB点电压，电压比较器正极电压高于负极，接通，输出信号。可变电阻用于设置比较电压的阈值，可变电阻阻值越大，UB点电压越低，报警温度越低。
（一）宣传工作必须坚持党组织的坚强领导
宣传工作是一项内容复杂、范围广泛、长期持续的重要工作，也是一项凝聚人心、消除隔阂、统一思想的重要工作，为确保宣传工作取得预期效果，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组织进行统一领导。长征时期，党对宣传工作高度重视，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不仅建立了党的宣传组织，而且党的高级领导人亲自书写标语，号召全体红军战士开展宣传工作，形成人人争当宣传员的良好局面。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前一天，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整个长征过程中，总政治部始终坚持对宣传工作进行强有力的领导，规定宣传内容，部署宣传行动，鼓励并组织红军各部开展宣传工作的竞赛和检查。正是因为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和领导，才使长征期间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今，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形成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国家、共同追求梦想的强大合力，同样需要党对宣传工作的坚强领导。
（二）宣传工作必须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目标
说到底，宣传工作是为了说服宣传对象接受所宣传的内容，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与党的认识保持一致，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尊重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人民群众谋取更多更大的利益。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广泛宣传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党，党尊重各民族风俗，主张各民族自决，号召各族群众驱逐军阀，自己翻身当主人，这些宣传都是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在实际行动上，一方面，中央红军严格禁止红军将士骚扰沿途百姓，禁止侵犯百姓利益，要求红军吃百姓的东西必须拿钱购买，没见主人的也要留下钱财；另一方面，中央红军为贫困群众发放救济款，打开军阀的粮仓、盐仓分给群众，帮助躲入山林的群众养好牲口、种好庄稼。这些实际行动感化了沿途群众，使他们自愿接受红军所宣传的内容，积极为红军提供帮助，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如今我们开展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也要注意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三）宣传工作必须善于采用恰当的宣传形式
用于宣传的形式有很多种，各有各的特点，每种宣传形式都有其最适用的场合，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又会出现很多种新的宣传形式，这就需要在开展宣传工作时综合考虑内容、时效、成本等多种因素，选择效果较好的一种或几种宣传形式。长征期间中央红军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和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写标语、发布告、印报纸、演话剧、唱歌曲、打快板、喊口号、开大会等形式都被红军加以利用。很多时候为了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红军往往同时采用多种宣传形式向被宣传对象传送宣传内容，很多地方至今还保留有红军长征时留下的宣传遗迹。除了当初这些形式外，如今广播、电视也成为党和政府宣传工作的重要平台，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电脑和手机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重要工具，很多党政机关纷纷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作为部门宣传的窗口，深受广大网民的欢迎。新时代宣传工作应善于利用多种宣传形式，比如在围墙、户外广告牌上书写党的方针政策，在电视和网上发布党的决策部署等，开展立体化、多层次、全覆盖式的宣传，形成宣传的合力。
（三）宣传工作必须注重宣传对象和内容的针对性
“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同样适合在宣传领域，不同的宣传对象有不同的信息接收形式，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宣传内容，这都需要宣传工作者增强对宣传对象及党的现实任务的了解把握能力，能够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长征时期，中央红军根据不同对象设计了不同的宣传内容，如针对红军将士重点进行鼓舞士气、传授行军技能类的宣传，增强广大官兵对革命的信心；针对沿途群众重点进行党的性质和政策的宣传，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解和支持；针对白军士兵主要进行弃暗投明的策反宣传，鼓励他们投降并加入红军队伍。中央红军根据时局的不同也设计了不同的宣传内容，长征初期中央红军以反蒋为主要宣传内容，随着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央红军调整宣传内容，将抗日和反蒋一起作为重要宣传内容。这些都体现出党的宣传工作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如今我们国家不同地区有很大的不平衡性，不同民族仍有差异性，这要求我们要充分了解实际情况，提高宣传工作与当地实际的结合度。在不同时期也要及时更新宣传的内容，让广大人民群众及时了解中央的决策和部署，紧跟中央和时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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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9.02.017
［中图分类号］G219.29；K2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9）02－0096-07
收稿日期：2019-02-20
作者简介：刘超伟，男，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理论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现代化、党的建设。
责任编辑：陈振波
标签：红军论文; 宣传工作论文; 中央论文; 群众论文; 沿途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