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辩证法是关于否定、批判、革命的真理学说，它所批判的对象不是任意与偶然的，而是对思想前提进行批判。也正是这种对某些既定合理的价值观等内容进行反思批判，才会有真正的哲学观意义上的思维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运用辩证法对当时资本主义下的经济事实进行彻底地批判。并且在具体的批判过程中自觉地流露出运用直觉的艺术。我们说辩证法是关于运用直觉的艺术，并不是要把辩证法置于神秘主义之中，相反我们正是要指出辩证法是把体现思维能动性的直觉过程理性化与逻辑化，使它成为具有确定逻辑内容的思维规律的科学体系。而对于如何提高这种关于直觉的洞察力和敏感度，辩证思维方式与我们中国传统智慧所强调的修养论不谋而合，都强调通过内化为自身的直觉能力对事物和概念进行循序渐进的认识和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的直觉艺术、现象学界的本质直观、中国传统哲学的格物致知，都是强调这种知识训练和学以成人的体验过程。
〔关键词〕辩证法；辩证思维方式；直觉艺术
一、辩证思维方式在《资本论》中的自觉应用
马克思关于对辩证法的理解有着清晰的表述，他在《资本论》中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辩证法的批判是一种对前提进行批判的批判。何为前提批判？在哲学文本中，康德对“前提”概念的把握是特别经典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清晰地指出对那些自明性东西的拷问，正是哲学的追求与事业。康德的三大批判被世人所熟知，所以康德哲学也被称之为“批判哲学”。康德说：“我们的时代是真正的批判时代，一切都必须经受批判。通常，宗教凭借其神圣性，而立法凭借其权威，想要逃脱批判。但这样一来，它们就激起了对自身的正当的怀疑，并无法要求别人不加伪饰的敬重，理性只会把这种敬重给予那经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开的检验的事物”〔2〕。这也是康德所代表的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标志，无论是宗教还是法律都需要批判。而至于为什么要批判，康德认为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自觉地认为有些东西是具有自明性的，这些不证自明的、不加怀疑的前提需要经过批判才能获得真正的证明。在这样的意义上，鲁迅把“前提性批判”说的更为清楚和易于理解。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也就是说，从来如此的并不代表一定就是对的。而这种“从来都这样，大家都这样”，则就是康德所指的那些具有“自明性”的东西。这些已经不被人们所怀疑的“从来都如此”的东西和那些不证自明的公理性的常识，恰恰是哲学以及辩证法所要批判的对象。而且，也正是对这些具有自明性意义的前提事物进行批判，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这些前提性的东西具体指的是什么，用高清海先生的说法就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所理解的思维方式是指在长时间的思考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思想框架，并且人们对这种既定的思想框架已经不再进行质疑或者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认为前提批判事实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真实内涵。辩证思维逻辑也是区别于知性思维逻辑的一种具有内在批判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正是几百年资本主义历史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的前提，甚至也可以说是某些价值观念的前提。关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富兰克林有着一句经典的概括。富兰克林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就是“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而到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种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更加深入人心并且构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前提。马克思正是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在《资本论》中通过辩证法对这个历史前提进行了质疑、反思与批判。由于辩证法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3〕，对一切既定事物都包含着其必然消失、灭亡的理解，所以马克思也把这些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前提与价值观念看作一种过程性的，并且即将消失的东西。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具有批判精神的辩证思维方式可以说是马克思时代辩证法理论批判的具体历史内涵。它不是空洞、抽象、偶然的批判，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对在这个情境下所体现出的既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等内容的批判。在此意义上，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性，无论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思维方式、概念方式，还是说某些价值态度、价值观念和体验结构，都是一种历史性的、前提性的存在。哲学只有对这些前提进行反思与批判，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我们可以说，推动原则、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就是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革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是要在具体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考查人类劳动的辩证本质，从而对人的自由和解放作出理论的说明。这样的工作，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商品的两重性开始进入到劳动的两重性，劳动一方面是具体的、私人的劳动，另一方面劳动又是抽象的、社会化的。而私人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要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劳动，就决定了它的具体劳动必须成为普遍的劳动，从而成为可交换的普遍价值。从商品的两重性到劳动的两重性到价值，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在《资本论》中实际就是从物与物的关系中看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表面上是对商品中凝含的劳动的分析，同时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关系的分析。以上就是我们从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看到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评价，我们大致可以在这些评价中，勾画出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理论雏形，即肯定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批评黑格尔只懂得抽象的精神劳动，而没有看到劳动的否定方面。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的看法是主观辩证法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按照这样的理论，似乎可以最恰当地实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思维的规律与思维的辩证法，只不过是客观世界辩证法在思想中的反映。但问题在于这种反映何以可能？即便我们假定整个客观世界都是辩证运动的，那么这种辩证运动的客观世界是如何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的？我们都知道，辩证法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我们的意识、思想、思维能动地反映世界。而这种能动的规则是什么？如果是单纯机械的、被动的反映，那么肯定是不会反映到头脑中来。原因是由于人的头脑只能反映感性对象，直接反映给我们的是一些感性对象，是感觉、知觉、表象这样的一些经验对象，而用赫拉克利特的说法是自然喜欢躲藏起来，即自然的规律、本质是深层次的，它不能直接在我们的头脑显现出来，想要得以显现就需要我们能动的反映。过去我们教科书批判机械的、直观的、照镜子式的、被动的反映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传统教科书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只抽象地肯定了能动的反映、革命的反映，而对什么是能动的反映、什么是革命的反映几乎没有相应的回答。孙利天教授把这种现象描述为“我们抽象地承认了意识的能动性，而不对意识能动性本身进行分析和规定，而这恰恰把意识能动性变成了神秘的东西。没有规定性，我们却又知道它存在，这恰恰不就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吗？”两千年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类思想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揭示了意识能动性的机制、规律和原理。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实质，甚至可以说就是思维能动性的规律。可以回想一下康德是如何研究意识的能动性的，从感性开始，先验的时空论，先验的感性论等等。我们有时间、空间的先验图式，才能把感性的杂多，综合在这样一个先验的时空结构中。
第三，为养老机构融资开辟渠道，培育市场力量。首先，在美国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养老机构能够利用以达金融市场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来发展养老事业。为增加老年人的支付能力，推出了“以房养老”等金融产品。其次，老龄企业发展迅速。目前美国之所以在养老产品的服务质量和供给效率等方面提升较快，主要原因在于涌现出了很多具有优秀的管理和运营技术经营良好的老龄企业集团，从而使得市场化运营的效率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再次，咨询服务的不断完善起着“专业谋士”作用，为美国养老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服务支持。
二、辩证思维方式是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式
相比于充满了形式逻辑等知识的知性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作为更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式有着它特定的哲学目标与旨趣。同样，辩证法作为惟一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无限性的思维。它破除掉主客体外在区分的常识态度，超越有限功利目的的限制，追求的是诸如上文所提及的一切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原理是什么等问题，这就必然使辩证法成为一种包含着某些直觉内容的学说。因为作为认识前提的东西是人类在无意识的直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在这其中包括很多都是目前无法被形式逻辑等既定知识推导与证明的。如果对人类认识的前提进行更为深入地探究，那么人类认识得以可能的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其思维中所固有的能动性。而思维能动性实现的诸多环节也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人不能自知的直觉过程，所以对思维能动性的直觉过程进行反思，进而把这种作为思维规律的内容用理性化和逻辑化的形式精准地揭示出来，成为对认识前提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核心内容，辩证法也就成为一种对直觉理性化和逻辑化的学说。从解释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解释都同时是一种应用。“应用并非从本文中寻求感受并在现实世界中付诸行动”，即不是像自然科学或经验知识所指导的那样实际操作，而是“阐释者将本文现实化或显现化的过程”〔4〕。这也正是辩证法的含义以及把它内化为我们自身思维方式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与掌握辩证法是关于人的世界观的转变，同时也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提升，这就是辩证法在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功能的体现与应用。辩证法作为具体普遍的真理，它的具体性也应包含丰富的感性具体，因而辩证法必然是包含着直觉与直观，是直觉与逻辑的统一。
作为一门运用概念艺术的方法论，辩证法虽引出了本体论问题，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本体论的方法。因为在关于辩证法所要追寻的问题上仅仅依靠概念方法还是难以完全解决的。因为它不仅仅是理性的存在，非理性与直觉性也在辩证法内部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说辩证思维方式是关于直觉的艺术，辩证法是关于直觉的逻辑，在经过黑格尔的改造后辩证法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的理论形态，以一种强大的整体性并以更加符合理性逻辑的形态显示着自身。但是，理性负责建构辩证法的理论形式，直觉则赋予辩证法以内容，是真正使辩证法成为概念的辩证法。直觉能力与内容由于来自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真实实践，因此也具有真实的理解力和思维创造力，在这样的前提下不断加以理性的规范，对象化出来的就是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辩证法理论。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界内运用实践范畴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同时也终结了理性对辩证法的约束，从而创建了新的辩证法，使辩证法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之中。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也加以强调：“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6〕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思维方式作为更加符合哲学本性的思维方式、一种诗性的智慧，应与理性知识以及其他形式的逻辑思维方式区别开来。
〔1〕〔6〕〔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
辩证法是关于直觉的逻辑，也就是说辩证法所关注的对象是人类思维中的自发和自在的客观规律，这其实是一种先验的直觉过程，而它的理论形态却要求是理性与逻辑的。在理解辩证法上，我们只能从它充满逻辑的表现形式出发来感知其背后的先验形式，而这恰恰需要通过直觉的作用和直觉的能力，才能在理解中形成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作为哲学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一种与表象思维方式以及其他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等并列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作为一种人们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式原则，渗透和体现在个人生活的全部领域和过程之中。因此，辩证思维方式的应用也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就是用知性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推理；在处理日常生活问题上用的就是表象思维；而只有在研究形而上等哲学问题时才会用到所谓的辩证思维等等。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全部过程中，都充满着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我们虽然在日常的生活生产活动中不会时时刻刻地思考和追问，但如果一个人将哲学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作为建构其人生观基础的话，也必然使其在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精神意味。因此，掌握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的真实意义就在于要使人们自觉地唤醒其思维深处中的辩证法的理论意识，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将其外在地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工具化过程。如果我们真正地唤醒并掌握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那么它就会自觉地充满于我们的全部人生过程，眼睛里看到的，头脑中想到的皆有辩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相反，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并理解辩证法，那么它就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那么辩证法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不适用的，因此也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此一来，无论是在理解中运用辩证法，还是自觉地去应用辩证法，都必然有某种直觉的过程和直觉的艺术作用于其中。
三、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是包含直觉的概念艺术
知性思维与辩证思维在理解与把握概念上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作为一种有限的、强调形式的思维方式，知性思维认为概念是有限和隔绝的。它强调相互之间的外延不可融合，概念与概念之间有明确的界限。由于知性思维对概念的理解是僵死的、固定的，所以它并不能理解概念自身运动的辩证本性以及它所体现的思存统一性。列宁在评价黑格尔辩证法关于思维在概念中的纯粹运动和在对象的本质中发现本质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时一方面指出辩证法是发现、研究对象本质自身中矛盾的“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同时也指出摒除了唯心主义的神秘性质来理解就是：“人的概念并不是不动的，而是永恒运动的，互相转化的，往返流动的；否则它们就不能反映活生生的生活。对概念的分析、研究，运用概念的艺术，始终要求研究概念的运动、它们的联系、它们的相互转化。”〔7〕列宁所强调的“运用概念的艺术”，正是看到了概念的运动、联系和转化，也揭示了辩证法以及辩证思维方式对概念的理解与把握的一个基本原则。正是由于概念的本性和辩证思维方式对概念本性的理论自觉，所以作为运用与把握概念的辩证思维方式以及辩证法概念的本身就是一种包含直觉的艺术。
从根本上说，运用概念的艺术实则就是通过把握概念内在的矛盾本性来体现事物本质矛盾的艺术。恩格斯和列宁都善于运用这种矛盾分析方法来揭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高超的矛盾分析技巧及其方法论意义。恩格斯分析了马克思是如何把辩证法具体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之中，列宁则更为精准地研究和把握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法及其矛盾的、辩证的分析技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为我们揭示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中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8〕列宁认为：“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9〕
我们都知道，把辩证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在马克思之前，蒲鲁东就已经做了这样的尝试。但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简单地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从而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10〕。实际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蒲鲁东企图把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作为“应用的形而上学”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上，结果不仅颠倒了范畴和现实的关系，而且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降低到极其可怜的程度。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11〕，通过马克思对蒲鲁东经济学方法的批判，可以看到他对蒲鲁东式那种简单将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而失败的事实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并且，马克思所使用的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这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将辩证法运用到政治学实践上的，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将辩证法运用到其他所有经验科学的实质和意义。
通过马克思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还是唯物辩证法，都不能作为一种简单的公式直接套用在任何经验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具体知识中，其后果必然是将辩证法归结为一种非对即错的肤浅程度上，辩证法不能用经验科学或知性思维单纯的对与错来衡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应用以及对政治经济事实的矛盾分析也不是将辩证法范畴简单套用到政治经济事实上的知性思维方法。他在《资本论》中从商品的两重性开始进入到劳动的两重性，劳动一方面是具体的、私人的劳动，另一方面劳动又是抽象的、社会化的。而私人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要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劳动，就决定了它的具体劳动必须成为普遍的劳动，从而成为可交换的普遍价值。从商品的两重性到劳动的两重性到价值，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在《资本论》中实际就是从物与物的关系中看到是人与人的关系。表面上是对商品中凝含的劳动的分析，同时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事实与范畴的分析，以及通过其范畴内的内在矛盾进而全面把握资本主义现实的辩证逻辑方法，都不是外在于真实经济过程的分析与思考，也不是简单地将辩证法范畴套用在经济学范畴的概念投射。而是深入到具体的经济细节之中，从经济事实的内在矛盾中辩证地分析与判断。包括辩证思维方式在内的任何方法论思考，如果仅凭外在的分析与套用，都无法演绎出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马克思通过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掌握了使用概念的艺术和矛盾分析的方法，所以他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视界与事实的超越。
贺麟先生认为，“不论我们赞成直觉方法与否，我们不能不承认直觉可以被人采作方法，我们谓直觉方法与抽象的理智方法不同则可，谓直觉方法为无理性或反理性则不可。”〔12〕而且，直觉方法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全复制模仿的，它是一种由内在修养和思维等内容经由长时间地训练内化为自身的能力，非可以呆板模仿的死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思维方式与我们中国传统智慧所强调的修养论不谋而合，也都强调通过内化为自身的直觉能力对事物和概念进行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和把握。“主体在艰难困苦中的磨练和修养及人生境界的提升，由定而静，由静而慧，在对生命和生活情境的悟觉中无蔽的本质才会朗然显现。”〔13〕在这漫长的生命实践中体验、反思、学习、奠基，从而才能获得具体而微的实践智慧，也才能逐渐把握到普遍真理的明证性和坚定性。辩证法的直觉艺术、现象学界的本质直观、中国传统哲学的格物致知，都是强调这种知识训练和学以成人的体验过程。辩证法作为关于世界的一般真理和我们时代的最高思维方式，只有用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成果充实自己，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它，所谓的神秘性质也只是相对于表象思维与知性思维而言的。“我们强调辩证法是关于直觉的逻辑，强调理解和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是直觉的过程和艺术，并不是说辩证法就是直觉方法，也不是说理解和运用辩证思维方式的直觉过程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我们只是强调辩证法作为直觉的艺术是与抽象理智的方法对立的，强调不可以对辩证法和辩证思维方式做知性化、公式化和形式化的理解。”〔14〕辩证法与辩证思维方式包含着直觉的艺术，并不代表辩证法就是神秘的，也不是说只有天才式的人物才能掌握辩证法。事实证明，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辩证法，但把握和运用程度却是需要靠先天的智慧和后天的努力共同作用的。
马克思是如何做到将辩证法合理地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以及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事实分析中的，相比于蒲鲁东等人，马克思之所以获得成功还是因为他真正地做到了将辩证法内化成为辩证的思维方式，进而转化成为一种思维与直觉的能力，从而自然地从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出发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本质矛盾运动的理论，即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真理。这种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诚然是一般辩证法的具体化体现，但它并不仅是通过外在的知性逻辑演绎所得到，而是在具体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把辩证思维方式能动地应用于经济现实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辩证思维方式作为马克思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直觉能力既在《资本论》中自觉显现，同时这种思维过程也可以在《资本论》所使用的辩证法中被分析出来进而获得相应的逻辑形式。并且，马克思在日常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对政治经济等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通过逐渐积累感性材料与经验知识，最终直觉到商品与商品之间交换的内在矛盾及其作为包含资产阶级社会全部矛盾的基础和逻辑起点的意义，进而构成全部《资本论》的逻辑建构。综上，我们认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辩证法与辩证思维的运用真实地存在着直觉的过程与艺术。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经常把辩证法与辩证思维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客观知识来理解与研究，没有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方式的直觉艺术。而如果人们能够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去理解辩证法与辩证思维，即把它们当做一种内化为个体思维的自觉能力以及与自身修养等内容相关的知识来看待，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把握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否则仅仅是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一种用辩证法的工具加工改造思想对象，那么就必然走向把辩证法作为外在于思想对象的形式化、公式化的道路，即重蹈蒲鲁东式的覆辙。
〔5〕〔7〕〔8〕《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0-291、277、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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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是直觉体现出的艺术。包括黑格尔辩证法在内的西方哲学所强调的逻辑真理体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应的直觉和直观。比如就几何学知识来说，欧几里得几何学是一个公理体系，如果想让人们理解和把握这个体系，就需要在从公理到定理的每一个环节上提供几何学的直观。而这只有通过具体的题目例证和几何学证明的直观，才会被人们所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意味着即便是西方逻辑的真理，也需要相对应的直观的环境。黑格尔最大的问题则在于：为了与谢林等人区别开来，黑格尔并不提及直观的层面，而是单纯强调他所谓逻辑的整齐与单纯。但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范畴和进展中，这种逻辑的整齐与纯粹实际上都需要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中那样的经验性的直观，否则将无法被人们所理解。黑格尔从存在论到本质论到概念论中的每个环节，例如他提到生命这个范畴的时候，实际上必须依靠人们用生命的现象来理解这个范畴。胡塞尔也认为，推论的知识不是最高的，因为推论是有前提的。也就是在推论知识体系中，推论的前提又有前提，这将导致一种无穷的倒退，所以推论的知识不是最高的知识，而最高的知识只能是本质直观的知识。这里所指的直觉和直观区别于那些不使用概念和推理的直接启示，也不是指那种与逻辑思维直接对立的非理性过程。恰恰相反，运用辩证思维方式与运用知性逻辑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前者是一种“运用概念的艺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引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一段话：“关于知觉和经验的一切语言上的表达，也是如此；人只要一开口说话，在他的话中就包含着概念；概念是不可抑制的，在意识中再现的东西总是包含着普遍性和真理的薄层”。“非常正确而且重要——恩格斯用比较通俗的形式重复的正是这一点，他这样写道：自然科学家应该知道，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但巧妙地运用概念却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自然科学和哲学两千年发展的结果。”他又写道：“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转化的概念是狭隘的，他们对辩证法一点也不了解。”〔5〕在此，列宁和恩格斯强调的思想是在日常经验和自然科学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形成和使用概念，而自然科学家只是用知性思维的态度和朴素实在论以及经验论的态度看待和使用概念因而就不能发现概念中一般的、普遍的和真理性的东西，也就不能懂得概念的联系和转化，不能达到辩证思维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的自如境界。
〔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3页。
更重要的是，相关方面未能将人文素养科学合理地纳入人才选拔的标准中。这固然由于人文素养是一个不好量化的指标，但学校却不该因此而放弃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刚开始，我的心忐忑不安，手微微发抖，迟迟不肯下笔。我用笔沾了些墨汁，仔细分析了字帖上的一笔一画，才缓缓写下一个竖。只是一个“四”字，我就写了足足十分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终于在姥爷的指点下写完了这副对联，墨迹干了，一比较，哎，怎么有些字大，有些字小呢？“第一次嘛，还不错。”姥爷夸赞道。接着，姥爷将对联贴在大门的两边，望着自己的“佳作”，我心里的疲劳与不安一扫而空，高兴极了！
〔4〕〔德〕姚斯、〔美〕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4页。
注释：
博物馆本身就一个品牌，在场馆内具有各种丰富的珍藏品，这些珍藏品都具有非常深厚的珍贵性，不得不说，这些珍藏品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对于博物馆来说，其产品必定具有其独特性，并且还将以珍贵度为基础，形成博物馆本身独有的文化创意品牌文化，通过将创意和科技融入到博物馆的文化产品中，使珍藏品的珍贵性和浓厚的历史文化，通过文化产品发挥其升值的社会效益以及树立浓厚的品牌文化。另外，通过各种营销方式使文化产品形成独特鲜明的品牌，让人们对博物馆的文化品牌具有更深的认识，使博物馆在受众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猪后腿肉:武夷山菜市场；红曲红：广东科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辣椒红：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蛋黄粉：郑州安康食品化工有限公司；亚硝酸钠：郑州佳捷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山梨酸钾：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食用盐：福建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8页。
〔10〕〔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122页。
〔12〕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1页。
〔13〕孙利天：《在哲学根基处自由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序言。
〔14〕孙利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魏一定会把他的到来告诉于鹤轩，没准于鹤轩这会正在给主任打电话，主任肯定会说他迟恒是自行采访，情况他不了解。主任有两点让迟恒佩服，一是改标题，送到他那里的稿子，生硬老套的标题经他一改，立马变得生动、紧贴文意，其次就是装聋作哑，迟恒在外搞问题采访，说情电话打到他那里，对方未有实际表示之前，主任一慨“哼哼唧唧”没个准信，除非来头实在硬。
作者简介：赵天越，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哲学育人实效性研究”(编号：L18DSZ00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建构主义本质及局限”(编号：N18303007)的阶段性成果。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10.006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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