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征中长汀籍军医——共和国将军傅连暲、涂通今、叶青山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因陋就简、救死扶伤，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发挥中医药优势，探索中西医结合，培养红军医疗队伍；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方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体现了可贵的长征精神、红医精神。
关键词：长汀籍军医；长征 ；红医精神
一、长征中走出的长汀籍（军医）将军
1955—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后，长汀籍将军有13位：杨成武、傅连暲、何廷一、刘昌、林接标、罗洪标、彭胜标、涂通今、涂则生、吴岱、叶青山、钟池、张日清，其中军医出身的将军有3位，他们是傅连暲、叶青山、涂通今。傅连暲，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人民解放军中军衔最高的军医；叶青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涂通今，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傅连暲、涂通今、叶青山3位将军都是在毛泽东的教导和影响下参加革命队伍的，是红军早期卫生事业的开创者。傅连暲和叶青山都曾在汀州福音医院工作过，有扎实的西医基础，是红军队伍中难得的医疗专家；涂通今是红军自己培养的军医，也是红医中的骨干力量。
3位将军都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经受住长征考验，成为宝贵的“长征干部”。他们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毕生奉献给祖国卫生事业，一生医学成就非凡。
傅连暲，早期同情革命，在北伐军、南昌起义军过汀州时，就利用汀州福音医院的教会医院身份做掩护，积极帮助北伐军、南昌起义军救治伤病员。红四军首次入闽后，傅连暲领导的福音医院事实上已经成为红军医院了。1933年初，傅连暲将汀州福音医院全部设备与药品搬到江西瑞金，并捐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创立中央红色医院。至此，苏维埃政府开始有了自己正规的医院，傅连暲也从此正式加入红军。1934年10月，中央红色医院改编成中央红军直属卫生所，他跟随中央纵队长征，担负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红军指战员的医疗保健工作。1938年9月7日，经过长征考验的傅连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基督徒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历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后改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职务，撰写了《我所热爱的医生职业》等著作，成为人民军队和共和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
叶青山，早年在汀州福音医院协助傅连暲参与救治南昌起义部队伤病员工作。1929年3月参加红军，担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卫生队医生、卫生队队长兼政治委员。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担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院长，1935年至1936年担任红一军团卫生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央卫生部长助理兼中央保健局局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傅连暲、叶青山、涂通今在长征中身为随军医生，不仅是优秀的医生、红军战士，身经百战，历尽枪林弹雨和生死考验，还成功领导着一个卫生所或是一所医院。长征中他们秉着红医精神，救死护伤、尽职尽责，大爱大勇，培养带领红军卫生医疗队伍，医德医风感人至深，为长征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
1.医术精湛，尽职尽责。医生服务好病人，需要精湛的医术，高度的责任心，这是优秀医生的必备条件。涂通今所在的红九军团是“战略骑兵”，长征中经常担负着掩护红军进攻部队侧翼安全或是断后任务，不畏牺牲，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拼搏。长征初期，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红九军团与敌人进行了乌径圩、青龙圩两次战斗。身为红九军团兵站医院主治医生的涂通今，平均每天要“救治100多名伤员”[2]，工作强度大，疲累不堪，但始终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傅连暲精湛的医术曾经赢得毛泽东的赞叹。长征前夕，主力红军准备“战略大转移”时，傅连暲接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的通知，到于都救治身患重病、高烧不退的毛泽东。傅连暲日夜奔波180里，见到了连续3天高烧达41℃的毛泽东。他来不及休息，立即认真细致地查看病情，确诊毛泽东是恶性疟疾复发，便悉心照顾，对症治疗。经过3天的精心救治，毛泽东体温逐渐恢复正常，身体慢慢康复起来。毛泽东因此更加信任傅连暲，对身边工作人员感慨道，傅连暲医生就是我们的“红色华佗”[3]。从此，“红色华佗”成为傅连暲的最高荣誉。傅连暲的“救命”之举，使毛泽东摆脱了死神的威胁，为毛泽东后续能够顺利走上长征路，立下奇功。
二、长汀籍军医为长征作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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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医精神，救死扶伤
涂通今，1932年参加红军，分配在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后进入红军卫生学校学习，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9月，涂通今从红九军团八团卫生所调任军团兵站医院当主治医生。长征中先后担任红九军团司令部卫生所所长、红32军96师卫生部医务主任等职。1938年底进入八路军卫生学校特训班学习，开始了“文化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1951年进入苏联医学科学院神经外科研究所学习，1955年获神经外科副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苏联军事医学科学院特别系进修。1956年回国后，历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1]。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长征中，傅连暲是红军指挥员的保健医生，为邵式平、王树声等人治好了伤寒，为贺子珍、陈琮英等安全接生。在漫长的长征征途中，傅连暲以精湛的医术保障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健康安全，帮助中央红军高级指挥员度过艰苦的长征岁月，为保存党和红军的领导力量方面作出了贡献。
2.因陋就简，艰苦创新。军队医疗救护需要一定的条件保障。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可以为军队保存更多的有生力量。长征中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极其恶劣，以至于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当年的医疗救治工作情况。涂通今将军回忆长征中的医疗经历时曾说，那时“药品和医疗器械是无价之宝”[4]。给红军伤员包扎时，没有绷带就只好用撕成条的被单代替，没有药棉就动员干部交出棉被，拆出棉花蒸煮后使用。医生做手术时，有时没有手术刀就用民用剪刀代替；手术台若是能够找到一块门板搭一个就很不错了；照明设备是昏暗的油灯或者蜡烛，还得有人站在旁边高举着。因此，长征中只能做一些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简单的处理和小手术，大的手术没法做。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医疗环境下，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因陋就简，尽力创造医疗条件，挽救了无数战友的生命。
涂通今回忆：长征中中医中药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用盐水代替碳酸水洗伤口，用芒硝治痢疾，用苍术、荆芥治伤风感冒，用柴胡治疟疾，用猪油熬硫磺软膏，用拔火罐治腰酸腿痛[6]。这些虽是无奈之举，但功效不错。傅连暲等长汀籍军医成功应用中医在长征军队中防疫治病，不仅克服了因国民党对红军严密的医药封锁带来的医疗困境，还促使我军医疗卫生体系日益重视中西医结合，对后来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长足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3.生死度外，大爱大勇。傅连暲，长征出发时，因身体长期劳累并不十分健康，但是他还是主动要求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他的胃病和痔疮又复发，曾经几次昏迷。其中最惊险的一次，他连人带马跌进了河里，险些丧命。涂通今，在一次行军中，一脚踏空掉下悬崖，幸好被一棵树挂住，才幸免于难。长征中的军医既要“对抗敌人、保存自己，更要照料伤员”[5]。他们日宿夜行，每到一地，都要抓紧时间救治伤病员，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行军，常常是最后一个躺下休息的人。傅连暲他们不顾生死危险，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伤病员恢复健康，从不叫苦。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医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充分体现了信念坚定、艰苦奋斗的伟大的长征精神，特别是大爱大勇的红医精神。这样的表率作用，激励了一大批医护人员无畏地走完万里长征，更加热情地对待伤病员，做好红军后勤卫生保障工作。
（二）中西结合，预防为主
“部队发病率少”是长征中模范卫生单位的衡量标准之一，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举措。做到发病率少就要想方设法让指战员减少生病。俗话说“治病不如防病”，做好红军防疫防病工作十分重要。早在苏区时，疟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就是红军队伍中的4种常见病。长征时增加了战伤、肺炎、肠炎、伤寒等，过雪山草地时，甚至要面临中毒、缺氧等致命威胁。为了预防和减少疾病，长征中医护人员不仅要做好救护工作，还肩负着向部队传授卫生、防病知识的任务，并要检查、督促部队做好卫生防病工作。队伍行军前都要进行“卫生教育和卫生宣传”[1]，行军中注意饮食卫生安全。每到一地，医护人员要调查宿营地饮用水是否干净无毒，摸清当地的流行病情，找出应对疫情的方法，并向指战员交代预防注意事项，监督卫生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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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连暲针对长征中缺医少药的现实，主张预防为主，在部队中再三强调要注意饮食卫生，不许喝生水，不许吃不干净的食物。过雪山时，他建议红军将士吃一点辣椒，以对付天寒地冻的恶劣气候。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在藏族地区受到伤寒的严重威胁。傅连暲判断可能与饮水不洁有关，于是，他建议“在大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箱”[2]，增加火力，使水持续煮沸以杀菌灭毒，有效地遏制了伤寒病等疫情蔓延。他又采用中医的医治方法，治好了不少伤寒症患者，尽最大努力挽救红军指战员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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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容安置，全力救治
长征中没有真正意义的后方，卫生所与前线往往只有一山之隔，如果山头在打仗，卫生所就设在山脚。前线红军伤病员受轻伤的能走的自己走到卫生所，受重伤的走不了的，医生就要到前线抢救，并把他们转移到卫生所。
1934年11月，涂通今所在的红九军团突破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占领了广东仁化以北的城口镇，随后转向湖南。在湖南汝城西南的延寿圩遇到了长征途中的第一个恶战。部队拥挤在一个狭窄的谷道里，前有湘军堵截，后有粤军追击。在这场恶战中，为了迅速甩掉敌人避免更大的损失，只好留下伤员让主力部队突出重围前行。涂通今留下照料伤员，他遵照“不丢掉一个伤病员”的宗旨，在前赶不上部队，后有敌人追兵（已经能听到尾追敌人的枪声了），又无通讯工具联络的情况下，他把10多个伤病员组织起来，沿着红九军团前进的路线拼命追赶部队，并最终和主力部队会合。
王宗槐将军回忆，1935年5月间，红军向四川雅安进军时，他突然生病发高烧，步履艰难，越走越慢，于是掉队了。当时叶青山担负着收容任务，发现了他的病情，便对其救治。打针喂药后，王宗槐高烧很快就退了，及时跟上了部队[6]。长征中急行军强行军，因伤病、体弱或迷路而掉队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做好部队的收容、安置工作必不可少。为了“不丢掉一个伤病员”，“一般兵站医院是在最后的，看看有没有掉队的，掉队的里面有没有伤病员，能治的赶紧治。收容队里有医生、有护士、有担架队”，伤病员要是走不动，就或背着、或抬着也不能丢下。这样常常需要动员沿途的群众帮忙抬担架，人手不够时医护人员就自己背伤病员，抬担架，还要背着医用器材和被褥等，一路追赶部队，十分艰苦。
“不丢掉一个伤病员”是长征中评选模范卫生单位的重要标准。依照“不丢掉一个伤病员”和“部队发病率少”标准，涂通今及所在的单位在贵州湄泽时，被红九军团卫生部评为先进，受到表彰。
我们一般采用中英两本教材进行教学，中文版本的教材偏重专业知识点的讲解，很适合学生的预习和课后的知识巩固。英文版本的教材一般比较容易，偏重于口语化，里面的专业内容比较简单。学生可以通过本教材加强英语的学习。
关于此画的具体内容，至今说法不一。 大略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来自王元化先生随笔《青松红杏图》： 画面是一株红杏，一棵青松，松树下坐着一位虬髯和尚，正在参禅； 第二种出自刘叶秋先生《刘叶秋讲北京》记录： 绘有青松一株，红杏一丛，老僧凭松对溪流而冥思； 第三种来自《燕都丛考》记载： 一老僧凭松而立，苍枝蚪亘，红杏夹之，一沙弥手执一芝立其下。 这三种说法，不同之处在于老僧姿态以及是否存在沙弥这样的人物形像。
长汀籍军医对待伤病员安置、收容工作的尽心尽力，使得大量的伤病员得到分层分级的妥善处置，很好地保障了指战员们的生命健康，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同时他们与伤病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温暖着战友的心，激发伤病员坚定战胜病痛的信心、坚定革命战争必胜的信心。
（四）言传身教，培养队伍
长征艰苦的环境和恶劣的卫生工作条件，向红军医护人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拥有一支人员充足、经验丰富的红军医疗卫生队伍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有力保障。规范的富有技术和经验的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就十分紧迫。长征开始时，由于红军医护人员缺乏，中央卫生学校尚未毕业的军医班（6、7期）和预科班 （8期）200多名学员，“一律军事化，包含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教育队和休养所”[7]，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每个学生带着许多的书籍”，教员和学生克服长征的种种困难，“日间行军在途中上课，夜间行军在室中或森林中上课”。“到贵州时，因急行军，遂将学生分配到各军团医院实习”[8]。这样指导、培训医护人员（包括实习学生）的任务就成了傅连暲、叶青山、涂通今等人的经常性工作。
叶青山自从在红四军担任卫生队长开始，“每到一个新建或扩建的单位担任新的卫生领导工作时，他都是……克服重重困难，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一个个卫生机构，制定出一套套工作制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卫生人员，创造性地开展卫生工作”[6]。
第二步，打开翻浆冒泥病害区域底界坐标控制点数据文件，编辑离散的翻浆冒泥病害区域底界控制点的坐标值C(X，Y，Z)，如下表1所示。其中：Z为控制点的深度值，轨顶值为0，值不变；X为控制点在某测线的里程值，值不变；Y为垂直X方向(即铁路线路横向)的坐标值，一般定义铁路线路方向最左或最右的测线的Y坐标为0，按测线间距编辑设置每条测线的Y值。
傅连暲更是一向“很注意培养医生。他带出来的医护人员，大多成为人民军队的医疗卫生骨干”。傅连暲在中央苏区创办了中央红色护士学校和红军第一所训练培养军医的医务学校——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为我军训练了第一批医务人员，在革命战争中，这些同志和部队一起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有的为革命献出生命，有的成为我军卫生工作的领导骨干”[2]。在左路军担任朱德的卫生保健工作期间，时间上有了一些弹性，他深知部队急需大量医护人员，于是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办起了医务训练班，培养红军医务人才。他既当领导又当教员，白天带领他们行军，晚上还要给他们上课，讲解药物知识，教学员如何治疗和护理。长征结束时，这个医务培训班也宣告结业，学员们很快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红军中的医务人员[9]，为部队输送了急需的医务卫生人才。
（五）宣传政策，争取支持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传队”，每个红军战士都是党和红军宗旨的宣传员。傅连暲、叶青山、涂通今就是很好的长征宣传员。长征路上他们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救死扶伤的精神，为红军服务，更为沿途的穷苦群众服务，有时还要为国民党军俘虏治疗，这就给了他们很多机会接触各阶层人士。他们充分抓住这些机会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政策，鼓励群众投身红军，支持革命。
傅连暲虽曾是个基督教徒，在长征队伍中身份“特殊”，但他一参加革命队伍，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服务红军。缺医少药，是红军长征中面临的一大难题。他除了倾尽所学，尽量用中草药和民间偏方进行治疗外，还利用其基督徒的特殊身份，在沿途寻找药材，多次缓解了红军用药的燃眉之急。在湘西一个小镇，傅连暲听说这里有个教堂，里面有个姓金的修女时常行医看病，手头有西药，他便前去求药。受到歪曲共产党思想宣传影响的金修女不理解傅连暲当红军的做法，更以为党和红军反对宗教，流露出不满情绪。傅连暲耐心解释自己在红军中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不违背“主”的旨意，是把基督教“慈善”的教义和医生的职业精神结合在一起，更好地拯救人类。并且表明共产党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不会破坏教堂和伤害教职人员。傅连暲不仅得到了急需的西药，还成功地宣传了共产党的救国救民思想和宗教政策，澄清和批驳了国民党的不实宣传和污蔑之词，争取宗教界人士同情和支持红军，为长征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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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ibutions of Changting military doctors to the Long March
WANG Yong-mei
(Longyan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CPC,Longyan,Fujian,364000,China)
Abstract: Changting military doctors such as Fu Lianzhang, Tu Tongjin, and Ye Qingshan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They healed the wounded and rescued the dying in simple and crude condition and preserved the forces of the Red Army;they ga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plored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and trained the medical team;they actively publicized the polici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Party and the Red Army,strove hard and never gave up,reflecting the valuable spirit.
Key words:Changting military doctors;Long March;red medical spirit
中图分类号：K8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823(2019)01－0010-05
doi：10.3969/j.issn.1673-4823.2019.01.003
[收稿日期]2018-10-08
[作者简介]王咏梅（1966— ），女，福建长汀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闽西地方史和党员干部素质研究。
责任编辑：林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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