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炜
这是一个难以处理的矛盾：如果不屈从于春晚，改掉地方特色的语言和包袱，就无法踏入春晚大门；但如若抛弃“汉味”，即使打入春晚，失去地域精髓的小品除了脚本和演员是湖北产武汉造之外，还有什么“汉味”可言？
汉味小品2010年央视春晚送审的过程真算得上一波三折了。从《五十块钱》起初饱受好评到三审落榜，到四审《是我唦》替补上位主演受伤，再到《五十块钱》杀回五审。2009年年末到2010年年初，这部由湖北团队领衔的冲击春晚的大戏，跌宕起伏的过程甚至不亚于一部好莱坞悬疑大片。难怪有知情人士透露：“湖北团队的敬业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他们都在帮忙争取，这次通过的希望很大。”看来这次汉味小品的搏命演出已经赚足了同情分。
有人将春晚节目审查戏称为“进京赶考”，也有人自嘲说这是“过堂”，玩笑背后的艰辛不言而喻。但对于汉味小品来说，这不仅是艰辛，更是一个围城。
为什么哭着喊着非要上春晚？
武汉话剧院的演员郑志方是小品《是我唦》的主演，2010年1月8日，2010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进行第四次审查，从“第二梯队”递补的湖北小品《是我唦》第一个登台亮相，这个“热闹、湖北风味浓”的小品获得好评，但在表演过程中，一段意外从阳台上跌下的剧情让郑志方再度受伤。在前一天的排练当中，郑志方就曾从一条模拟阳台的长凳上跌下来，意外伤到左肩。这一次从两米多高的道具阳台上摔下，彻底宣告《是我唦》无缘2010年央视春晚，此前被淘汰的《五十块钱》因而重新获得参与审查的机会。《五十块钱》虽笑到最后，但这次湖北小品团队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了。
上春晚真的就这么重要？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从1983年央视春晚创办以来，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因春晚而一炮走红。
远的不说，单看2009年春晚，一个小沈阳，一个刘谦，大年三十之前几乎可以说是名不见经传，登上春晚舞台之后便迅速蹿红。小沈阳不但走穴走得不亦乐乎，而且还从二人转这种通俗甚至偏向低俗的舞台一跃走上大银幕，携手张艺谋出演了《三枪拍案惊奇》，身价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刘谦之前，魔术一直是央视春晚的边角配料，来自台湾的魔术师刘谦以偶像派的姿态华丽亮相，最终引发了全民魔术热。一夜之间，各家电视台都推出了魔术节目，连央视也未能免俗。刘谦则借春晚的东风，赚得盘满钵满。
这就是春晚的魔力。所以，每年央视春晚的节目审查都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什么人能上春晚，谁能从当年的春晚中得益，甚至比春晚本身更令人关注。由于春晚节目的筹备工作战线拉得很长，有时候会给观众这样的错觉——关于下一届年夜娱乐菜单的各类猜想从上一届春晚刚刚落幕就已经再度展开。
虽然人们对春晚的态度二十年多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人从等春晚盼春晚变成了等着挑春晚的刺、看春晚的笑话，有人以唱衰春晚为乐，说春晚节目一年不如一年；有人年年说再也不看了，其实还是年年在看。只要这种劲头不减，春晚依旧是让演艺界人士趋之若鹜的舞台。
除了演员本身期待从春晚的熠熠星光中脱颖而出外，语言类节目还有着另外一层意义。《五十块钱》主创之一、武汉话剧院演员李铁在接受采访时说，上春晚好处很大，可以让全国观众了解你这个城市的文化。
央视春晚因其超强的传播能力成为地域和城市宣传的窗口，带有地域特色的小品如果能够赢得观众的喜爱，则有可能连带提升这个城市的知名度和关注度。赵本山领衔的东北小品带着农民式的幽默，一连火了十来年，东北文化由此向东北范围外渗透。“忽悠”、“得瑟”、“老”、“整”这些极具东北特色的语言也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当中；各大中型城市都有二人转演出；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菇等东北特色菜也应运而红。虽然不能把功劳全部记在央视春晚的账上，但春晚在其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
近年来，武汉在全国媒体上的曝光率不高，如果能借小品上春晚之力火一把，自然是一笔再划算不过的买卖。正如李铁所言：“春晚平台是最大的平台，连赵本山老师年年都很看重，更何况是其他人。”
春晚路上乐与忧
李铁说过，武汉的小品创作在全国是一流的。《五十块钱》的另一位主创、武汉话剧院党委书记周锦堂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武汉就有一批人执着探索汉味小品。《自食其果》、《空地》等汉味小品用地道的武汉方言合情合理又出乎意料地‘抖包袱’，深受武汉市民的喜爱。”周锦堂和马启厚、朱乃文等同事为了把武汉做小品的人聚合起来，还创办了“天意喜剧社”，大家一起切磋，几乎每周都会创作出一部新作品，并产生了《搭白算数》、《你赫我》等一批精品。
“以至全国的小品赛事，汉味小品可以直接进入决赛，成了‘免检产品’。”周锦堂如是说。
然而，汉味小品冲击央视春晚的道路却坎坷不平，尽管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但仅有2006年的《招聘》成功登陆春晚舞台。
“刚开始，我们都没抱入围的希望。”《招聘》中“还珠格格”的扮演者，湖北艺术职业学院教师、国家一级演员尹北琛说：“因为春节晚会是北方小品的一统天下。哪想到两个星期后，他们打来电话说选中了《招聘》，而且是所有导演全票通过。”
汉味小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上春晚的经历，让周锦堂记忆深刻。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招聘》的4个主创吃掉了十几箱方便面，好好睡上一觉都变成了一种奢侈。周锦堂说上春晚压力很大，既担心观众无法接受，又怕演砸了，辜负了家乡父老的厚望。
不过辛苦的付出也得到了回报，《招聘》获得了2006年“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奖。这让周锦堂和他的伙伴们看到了希望——央视春晚的小品舞台不仅仅是为北方大腕准备的，上春晚也并非“难于上青天”，他们相信这是一种证明——汉味小品可以走向全国。
2006年年末，汉味小品再度向春晚发起冲击——《楼上楼下》内审“笑果”出色，但因选材上有争议而没能通过；《发财梦》因为是突击创作的，略嫌粗糙，也没有进入二审；在春晚导演组的安排下，周锦堂等人又创作了上海、西安、武汉三地组合大小品的命题构思，西安和武汉两地完成不错，但上海没能完成，所以这个创意也被否决和搁置；由《招聘》原班人马打造的反映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产生的人际关系变化的小品《钓鱼》杀入2007年央视春晚三审，但最终还是没能通过终审。
此后几年，汉味小品在上春晚方面没有什么作为，但周锦堂等武汉创作人却一直没有放弃对春晚的追逐。重回五审的《五十块钱》改编自上海小品《普通人家普通事》，讲述的是一个由五十元假钞引发的故事。成也假钞，败也假钞，《五十块钱》三审落马就因为涉及到了“假钞”这个敏感话题。
地方小品的春晚之困
《五十块钱》不讲“汉普”，这意味着虽《五十块钱》通过终审，具有武汉特色的“弯管子”普通话却无缘春晚，对于想在春晚上看到原汁原味的汉味小品的人来说，这个遗憾可不小。
方言问题是大多数地方小品冲击春晚首先要面对的一个困局。2008年央视春晚剧组导演陈临春就曾经对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2007年湖北送审的小品《钓鱼》就毁在了方言上，经过改编之后，湖北人听着不对味，其他省市的观众又听不懂。的确，以方言小品来说，许多笑料只有本地人才能心领神会，外地人听了往往会一头雾水。对此，周锦堂、尹北琛和李铁都深有体会。2009年央视小品大赛，原本被看好的他们听从部分评委的建议，开赛前40分钟临时决定用方言表演，结果，现场气氛“史无前例的冷”，一等奖也因而失之交臂。
这是一个难以处理的矛盾，如果不屈从于春晚，改掉地方特色的语言和包袱，就无法踏入春晚大门，但如若抛弃“汉味”，即使打入春晚，失去地域精髓的小品除了脚本和演员是湖北产武汉造之外，还有什么“汉味”可言？李铁所言的，让全国观众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又从何谈起？
如果抛开个人成名等因素，以承载城市宣传和营销的功能来说，小品也不是一个最佳的方式，这是由小品这种艺术形式本身所决定的。的确，小品是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但小品的表演往往通过夸张的形象和表演方式来取得逗乐观众的效果，所以小品的主角一般是滑稽的、市侩的，而小品的故事则常常是荒诞的、离奇的，这样的作品真的能给城市带来正面的形象吗？这是地方小品要面临的第二个困局。
2009年，小沈阳火了，可讨厌他的人差不多和喜欢他的一样多，争论的焦点无非是他的形象——娘娘腔、庸俗，诸如此类。无独有偶，成功在央视春晚舞台上演出的汉味小品《招聘》中也有这样一个女性化的角色。如果追溯得更远一些，我们会发现，关于上海人的小心眼和斤斤计较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也与小品不无关联。
央视春晚的确曾经一手捧红了诸多小品明星，但春晚是不是非上不可？相声演员郭德纲对此就不以为然，他曾经以一段《我要上春晚》对春晚大肆调侃，又语出惊人地说：“春晚没有艺术！春晚总导演的话语权排在第14位。”
有两段话可能更能说明郭德纲不想上春晚的真实原因：“我的相声在剧场里说，喜欢的人自然就来听了，我上了春晚，得注意品位、注意影响，本来我上春晚是为了让大伙高兴，结果让大伙骂我一年，我这十年算是白干了。”
“我的作品改完了是适合春晚了，可不适合我了！还有那六个审查八个考试我就受不了，我这个脾气认识我的都知道，受不得这个。他说你这段得改，我说我觉得挺好。还三审五审？我一审就得把桌子给掀了！”
其实恐怕有同样感受的不止郭德纲一个人，只是在利益轻重的权衡中，各自的取向不同罢了。
能够对春晚说不的人不多，梳着小分头的周立波算得上一号。在接到2010年春晚剧组的邀请后，周立波说，看档期吧，这是一种不算拒绝的拒绝。周立波随即表示“海派清口”离开了上海就无法读懂，读不懂，就会产生误解——一语道破地方小品尤其是南方小品在春晚中面临尴尬的原因，周立波说这倒不是上海话普通话的问题，而是文化背景的问题。
甭管这两位是不是真不想上春晚，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依旧活得风生水起，并网罗了全国各地的粉丝，这是事实，可见，语言类艺术想火并不是只有上春晚这“华山一条道”。
只是，北有郭德纲，南有周立波，那么武汉有谁？
其实武汉小品不乏创作人才，也不缺创作土壤。周锦堂说汉味小品的主角都是一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小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更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而其含蓄内敛的幽默风格，则令观众看着新鲜。同时湖北也有一批生活积淀深厚、创作力强的喜剧演员。
周锦堂创办的“天意喜剧社”就曾创作过许多令观众热捧的喜剧；李铁导演的《搭白算数》曾创下“一部剧一年演出过百场”的纪录，几万元的投资，回收了300多万元；2009年底，田克兢和陆鸣主演的方言喜剧《一碗都是我的》在湖北剧院上演，整场笑声不断。
一位网友在看完《一碗都是我的》后，发表了这样的留言：有人总以是否上春晚来评价艺术家的好坏，其实，春晚不是我们的，武汉说唱团的贺岁方言喜剧才是我们的。从《杠上开花》，到《搭白算数》，再到《活就活快活》，及至今年的《一碗都是我的》，武汉的方言剧越来越有看头。何不让每年武汉说唱团的方言贺岁剧变成我们的“春晚”？
一番感言可谓在情在理，可见，方言喜剧也好，小品也好，首先要得到本地观众的欢迎，只有先成为“我们”的，才可能进而成为“大家的”。也许武汉现在还没有郭德纲，没有周立波，但只要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加上一点营销推广的手段，总归是有希望的，而如若丢弃了汉味，则很有可能变成“四不像”或者“泯然众人矣”。
至于春晚，上了固然可喜，不上也没什么大不了，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就是：别迷恋春晚，春晚只是个传说。
（转载于《武汉都市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