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分析法所揭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方法论的灵魂，是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总开关，是理解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科学依据。掌握和运用好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分析法，精准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事关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的元命题，是应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根本立足点。
关键词：方法论；社会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人类社会的更替是在矛盾推动中不断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低级社会形态走向高级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矛盾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的方法论具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勘破了隐藏在社会发展复杂表现后面深层矛盾，即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提出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两个必然”等等理论，本质上都是遵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路径，依赖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方法论。掌握好这一方法论，对认清社会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本质关系，对中国道路选择、制度安排、治理结构、历史方位把控、全球地位摆放等都具有全局性意义。
一、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分析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灵魂
（一）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更替的内发展规律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 之间的矛盾。”［1］长期以来，社会变迁、冲突与革命的原因何在，在纷繁复杂的表现背后，经典作家最终找到了这个原因，“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2］矛盾运动是一切事物遵行的规律，人类社会由于加入了具有自主性的人的关系的原因，比一般事物间的单纯的矛盾运动更复杂，也更难以把握，而科学的方法是洞悉事物发展本质规律的总开关，由这个正确的起点出发才可能抵达科学的结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3］经典作家正是正确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才深刻捕捉到人类社会发展复杂表现背后的本质力量。恩格斯在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时指出：“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结构中，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已经尖锐到可不调和，便埋下了可以预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果：“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5］必然要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引爆。这个基本矛盾，也始终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伴相随，并规定着社会形态的更替逻辑。
深刻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掌握好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论，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的前提，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协调推进“五大发展理念”的逻辑起点，更是打通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所处历史阶段和国际地位的关联性辩证体系的钥匙。
（二）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规律中，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本质上都是矛盾规律的细化，矛盾双方之间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按照辩证法办事，说到底，就是按照对立统一规律处理事务和确立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所有没有达到临界点的量变，都是企图打破短暂平衡而向对立面转化的“质变”的前身，而否定之否定，恰恰是对立面的二次转化，所不同的是带有螺旋式上升的转化。所有事物发展归根结底是基于其多元矛盾要素之间的相互统一、斗争的不间断较量而推动自身不断走向运动和变化的。而其中的关键要素和关键力量大致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走向，社会基本矛盾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路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则规定着中国社会发展转化的进程。
（三）不容怀疑和否定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断
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没有明确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否定基本矛盾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在论及资本主义社会时，把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关联考察的。工业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框架内得出的结论，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的总根源，是产生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从文献资料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并没有在贯通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意义上，明确地使用“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同样，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经济危机时指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6］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明确社会基本矛盾是贯通一切社会的分析方法，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科学辨析出资本主义终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并且廓清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社会基本矛盾的迷雾，明确指出了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逻辑，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逻辑始终规定着这个更替过程。
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导引，是经典作家研究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基本方法，也是揭示人类社会有序更替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同样被毛泽东深刻掌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7］这种方法论之所以说不容怀疑，恰恰在于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每个阶段的证明性，以及今天依然有效的确定性。德国政治学家、著名评论家托马斯·迈尔托如此说道：“尽管我们并不认识马克思本人，但根据其理论和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看，可以认为马克思直到今天还是我们时代的‘诊断家’。”［8］
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理解“两个必然”的总开关
先抓住社会基本矛盾，这是马克思的方法论。马克思和毛泽东对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这两个重要哲学范畴做出了权威的解释。社会基本矛盾是在社会发展全过程起支配作用、规定着社会发展全过程的本质力量；社会主要矛盾是指在一个社会发展过程，在某一发展阶段的诸多复杂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决定作用、统领其他矛盾的矛盾，它规定着某一社会一个时段的社会矛盾本质，并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发展。就二者关系而言：
（一）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什么？那就是生产力。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9］这一判断深刻揭示出生产力、社会关系、观念体系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所有变化的本质力量，还在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即“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0］“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1］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人类社会一切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社会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观念形态、上层建筑演化转变的根源，“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2］
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建设为固定资产投资、建筑业发展释放新的动力、激发新的活力，工程造价咨询业新的创新点、增长极、增长带正在不断形成，工程造价事业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只有凭借技术力量树立起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认可度，才能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列宁也明确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13］生产力的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14］“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15］在人类发展进程的资本主义阶段，正是因为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它所创造的财富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资产阶级的比较优势得益于对旧的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甚至全部社会关系的革命性消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延续的不是中世纪“人力的野蛮使用”，不是“金字塔”与“哥特式”建筑的体力的叠加，而是机械化的跃进，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也不会被无情替代。
（二）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必然走向否定之否定
在特定时段，从派生意义上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大致等同于社会基本矛盾。如经典作家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有时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有时又理解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具体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视为基本矛盾，但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概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也未见有人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原因在于经典作家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进行合并考察，从源与流的关系上，依然是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源”，来理解派生性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的“流”。
突然静秋顿住动作。甚至，楚墨闻不到她的呼吸。她仍然垂着眼，只是楚墨从她的眸子里，看到一朵稍纵即逝的浪花。少顷，静秋抬起头，四目相对，静秋的嘴角，轻轻抽动一下。
（三）基本矛盾激化的临界点就是“两个必然”兑现之时
“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旦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9］劳动的利他性与资本利己性，工人劳动的无偿部分与资本吸血的贪婪对抗，越是娴熟掌握机械化生产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受制于资本的控制越强。矛盾在酝酿和积累之时，往往是暴风雨的前夜。在生产力积累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对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力量仅仅是处于量的积累阶段，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方式，就必然配备什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的一切基础性支撑的托底之物，必然规定着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哲学、宗教、道德与艺术等精神生活。
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张力扩大的直接表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受到资本盘剥的产业工人，他们的理想“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4］而资本主义本身，也正在创造着适合未来形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化为社会所有制。”［25］
但是，任何矛盾都有积累的过程，手工业对奴隶社会的变革、手推磨对封建社会的变革，大工业化生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都是如此。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讲的那样：“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0］那个曾经在变革封建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工业化生产，也在生产着能够容纳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决定着人们相互之间所结成的生产关系、伦理价值、艺术审美、财产关系和法的关系等上层建筑的框架。一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推动资本主义灭亡的力量与呼唤社会主义到来的力量便合二为一，使社会跃进到生产力与新的生产关系的和谐之中。
（四）基本矛盾辩证运动是理解“两个必然”的总开关
无产阶级的孕育、产生、发展、壮大及其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以及这种矛盾的化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逻辑出发点，也是探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逻辑起点。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当它无法承载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时，内爆就不可避免。
老式B-29、B-59型轰炸机夜以继日地将多达百万吨的炸弹扔在北越的公路上，第二天早晨你就会发现越南人又在上面通过了……尽管美国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但实际上从未有效切断过越南的全部交通线，航空兵皮特·希拉里把轰炸效果描述为“将垃圾从路北边挪到了路南边。第二天，我们再把这点垃圾从路南边挪到路北边”。
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是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措施之一。实践教学是中医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针对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建设现状，结合中医类专业教育特点，不断改进和完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是不断提升实践教学质量、促进中医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
基本矛盾揭露两个必然，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制度依靠大工业发展起来，也必然因为大工业发展而为自己的落后的社会制度培养着慢慢成长起来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1］因为优越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必须配得上最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是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同时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公有制生产关系的进步价值。不发展生产力，不仅是死路一条，也是对先进生产关系的背离。
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平衡发展，既体现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也体现为生产主体——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自然也是先进生产方式的创造者和先进生产关系的创造者，更是生产方式变革的推动者，人类每一次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表面是少数人的发明，但这些表象背后是劳动者群体、手工业者、生产大军和产业工人的伟大创制。
与教育方面密切相关，19世纪初以来，首先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教会组织。但从1887年起，由西方人创立的正式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政治、科技、史地、宗教、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后者成为维新派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在洋务运动中成立的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出版的科技译著，以及19世纪末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促进了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既然以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是一种实体，那么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传统文化就是以意识形态存在的[4]。比如说川剧当中的变脸、戏剧等，这些艺术形式是更加需要传承与发扬的，非物质形式的存在也加剧了它们的脆弱性，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它们的存在变得越来越艰难，人们渐渐开始忽略这种形式的传统文化，对于它们的继承更是鲜少有人在做，这也是令我们所痛心的地方。
（五）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张力越大，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就越明显
资产阶级是伴随着资本的血腥和贪婪成长起来的，资本本身就是直接具有清晰的剥削身份的社会关系，资本家正是得益于这种私人所有制。就其本性而言，资本家是不可能向自己创建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乃至全部的社会关系开战的，随着生产的不断变革，内在矛盾积累的不安定的因素就越来越多。
跨越国界的资本，表面上看是在稀释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基本矛盾，实质上，也仅仅是“资本积累的主体和对象”发生变化而已，只是换个场所，更加隐蔽地干着扩大资本的规模和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继续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2］无产者、产业工人渴望为自己生产，企图打破横亘在自己的劳动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具有资本剥削属性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不仅仅是因为资本导致自身生活状况的恶化，更主要的原因是资本的内在必然性驱动的，“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23］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继续驾驭这种社会化的生产力，而社会化生产本身也具有自我扩张的潜能，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强，消解这种有阻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力量也就越发壮大，摆脱受制于资本捆绑的渴望也就越发强烈。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人居环境出现较大变化，人们对原生态的旅游环境表现出较大的兴趣。保护乡村原生态旅游环境，能够为我国人民提供更加舒适和优美的旅游环境，进一步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使乡村旅游的市场竞争力得到有效提高。同时，对乡村原生态旅游环境进行保护，能够减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改善当地的人居环境，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提升。然而，乡村原生态旅游环境保护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及长期性，要想保证乡村原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的整体效果，使乡村原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的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必须深入了解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现状，进而采取有效策略进行环境保护，为乡村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支持。
三、深刻理解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辩证法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告诉我们：“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26］社会基本矛盾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关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指导中国道路选择、制度安排、体制设计的方法论问题，更是新时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否把握准确，直接影响到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历史证明，一旦理论上认识不清楚或者存在理论的混乱，这种混乱与困惑就可能导致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基本路线、政策安排、制度选择的失误。
（一）立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理解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认清两个“必然”，必须深入洞察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基本矛盾在整体上制约着主要矛盾，基本矛盾是在抽象和一般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定性，主要矛盾则在一般基础上，突出了一个社会或者某一个时段的社会特殊矛盾。
资产阶级依靠工业化来推翻封建制度，这个他们锻造的生产力利器，最终因为“私人占有制”的贪婪，而变成对准资产阶级自身的武器。同时，社会工业化大生产，也孕育了正确使用这种武器的资产阶级掘墓人——现代的工人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17］当前，资本家已经被无情的竞争和资本的本性所俘虏，资本的雪球只能越滚越大，资本家才能暂时地相安无事，暂时远离危机带来的灭顶之灾，而资本的聚集，必然加剧产业工人的竞争，因为“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尽管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18］这种矛盾积攒决定变革与突破黑暗的必然性，而光明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基本矛盾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托底支撑物、社会发展的矛盾之父，是支配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的规定力量，它统领一切社会体系中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延伸矛盾，与基本矛盾相比，具有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但与其他社会矛盾相比，则又是内容，规定着其他矛盾的形式。
社会基本矛盾具有稳定性，而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阶段性、时代性特征。鉴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从贯通所有社会形态的意义上使用“社会基本矛盾”概念这一事实，从理论上看，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以雇佣的联合劳动为主要特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被以自主的联合劳动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也逐渐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生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一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27］这一创新性研究尝试，与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断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很佩服那些微小说的创作者，因为他们敢于“戴着镣铐跳舞”，不仅能在千字左右的有限篇幅里，刻画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常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能创造性地运用一些新颖的表现形式与贴切的表达技巧来吸引读者、感动读者。如下面的微小说《等》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原文如下：
因敌我矛盾的突发性，必然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具有瞬间切换的必要性。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全民族的主要矛盾，而与国内的封建资本主义的矛盾，则表现为次要矛盾，发展经济、民族工业让位于确保人民所选择的民族独立的需要。
（二）把握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寻求方法论依据
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矛盾。既有封建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结构存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方式必须是对抗性革命手段，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实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则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这是通过抗日战争来解决的。在内战时期，在民族道路的选择上，听从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召唤，向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和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开战，这个主要矛盾最终通过内战胜利来解决。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本质上就是改造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最终通过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简单地说，“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生产力。”［28］1957年初，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29］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0］在党的八大决议中，则把主要矛盾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957年4月和10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和八届三中全会上则公开表示不认同党的八大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在党的八大上以及之后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困惑，导致全党认识不一致，在主要矛盾上发生了反复和变换，引发了对抗性矛盾扩大化，这种不确定恰恰是没有科学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结果。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31］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在谁决定谁的问题上，虽然有前提预设，但依然没有摆正生产关系的位置，恰恰因为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才忽视生产力而追求纯粹的生产关系。为了维护生产关系的纯粹性，主要矛盾的界定就转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32］从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的纯粹性，这是对于社会基本矛盾把握不准而走过的历史弯路。
（三）准确把握两个文献表述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4］如何理解两个表述之间的关系：第一，二者都讲的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工作中心一致，都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发展时段的矛盾演化形式。第二，二者表述时代不同，对应的国情也不同。这两个表述相差20年时间。这20年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变化最深刻的黄金时段。1997年，中国生产总值是7.97万亿元，2017年是82.71万亿元。前者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走向“富起来”，后者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即将实现“全面小康”，并走在“强起来”的路上。第三，后者本质上是前者在新时代的内容扩展与细化，新的表述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纳入进来，不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化需求。第四，意味着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因素发生转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突出。第五，中央用“转化”而不是“变化”一词，体现了两个阶段基本矛盾的本质统一性。“转化”，既是量的增加，也是质的局部升级。但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中来审视，依旧从属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总体判断，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依旧贯穿于社会主义整个初级阶段。第六，务必牢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没有变。这两个“不变”决定了“主要矛盾”变化的相对性和与党的十七大文献表述的连续性、继承性。
（四）谨防淡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引发的消极后果
关于修订或淡化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在：有人主张应把基本矛盾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35］“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逻辑上可归结为‘需求－供给’的矛盾”；［36］“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人和人之间的矛盾”。［37］最后这个主张的作者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不首先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总是先于经济基础而产生？为什么战后西德、韩国比社会主义的东德、朝鲜经济发展得快？”［38］其实，作者对社会主义可以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的主张表达怀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39］阶级斗争“扩大化”或“89动乱”时期“淡化”的教训告诉我们，精准理解和把握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事关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的元命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能认识和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会在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茫无头绪，束手无策，就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分不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就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40］而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理解，则容易遮蔽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从市场体制和有计划的政治体制来理解，本质还是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而“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人和人之间的矛盾”观，更是剥离了社会属性，更多地把生产关系性质还原为自然属性。从理论和实践上必须明确：“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41］掌握和运用好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对中国的全局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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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19）01-0031-06
收稿日期：2018-09-21
作者简介：刘须宽（1973-），男，江苏泗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本文系中央马工程重大委托项目《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暨当代国际形势研究》（18@ZH013）；中央马工程重大委托项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2015MZD027）；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研究》（2017YCXZD0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万泳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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