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中，列宁形成了极为丰富的革命策略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策略理论。具体表现为：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从关键环节入手；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把争取大多数作为制胜的重要条件；掌握和运用一切社会活动形式。
〔关键词〕列宁；策略思想；方法论
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马克思“在从事理论写作的同时，毕生都十分注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1〕443。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革命和建设的许多领域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内容。无产阶级策略，作为一门“科学”要有深厚的理论为基础，作为一门“艺术”要有一定的“诀窍”。列宁策略思想以革命辩证法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为它鲜明的理论基础，在长期实践中，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方法论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四个伟大”深入推进的历史背景下，进一步研究列宁策略思想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单因素分析结果 MDRO感染51例(观察组)和非MDRO感染170例(对照组)两组比较显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3种)、VAS评分(高)、Lund-Kennedy评分(高)、病程(>5年)、出现急性感染期频次(≥3次/年)、急性感染期持续时间(>7 d)、反复上呼吸道感染(>3次/年)、慢性中耳炎、吸烟史、变态反应性鼻炎、引流不畅、抗菌药物使用频次(≥3次/年)、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年龄(≥60岁)、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等15个变量是慢性鼻窦炎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危险因素(P均<0.05)(表1)。
一、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为无产阶级制定过许多斗争策略，这些策略思想和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如果教条地对待这些思想和经验，就将犯下愚蠢的错误。“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的传统……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1〕750。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和制定行动的策略，要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根据，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2〕。在时间、地点和条件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必须根据这种变化作相应的转变，或者是为旧策略注入新内容，或者是采取新策略取代旧策略。总之，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而非凝固于某些不变的策略原则。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客观上要求无产阶级政党采取不同的行动方式。所谓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就是在制定策略时，要以具体的时代、国情和无产阶级政党所具备的斗争条件作为基本的前提，使无产阶级政党行动的策略与此相适应，既不落后于这些前提所产生的历史机遇，又不超越这些前提所能够给予的活动空间。列宁在为布尔什维克制定策略的过程中，首先以对整个历史时代的科学判断为前提。列宁认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3〕。“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1〕375。其次，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要求在充分研究各国、各民族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与这些具体情况相适应的策略。列宁指出，马克思总是“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4〕，来为工人阶级制定策略。《共产党宣言》要求针对不同国家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来决定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把它作为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斗争策略的典范。对于各个国家、民族的共产主义运动，列宁认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要根据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而非对过去的或别国的经验照抄照搬。他告诫各国共产党人，“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5〕200。最后，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据自身所具备的条件来确定行动的策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无产阶级自身规模、政治觉悟和组织状况，以及政治、文化、传统等客观情况所赋予无产阶级的行动条件等等因素，特别是这个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即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状况，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或决定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因此，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要同自身所具备的行动条件相适应，如果要求无产阶级采取超出这种条件的行动，就只能导致失败，甚至会葬送无产阶级的事业。
列宁能够突破第二国际长期以来所持的“多国同时胜利”的策略理论的束缚，提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一国首先胜利”的策略理论，是基于他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科学研究；列宁能够不顾第二国际以及国内孟什维克的反对，于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毅然在一个欧洲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也正是基于他对俄国具体国情以及阶级力量对比所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机遇的准确把握。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策略，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5〕213在马克思主义策略科学上的具体运用。
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从关键环节入手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或过程都存在着矛盾，诸如社会这样的复杂事物，都是一个完整的矛盾体系，各种矛盾彼此处于一定的结构联系之中，其中必有一种矛盾居于支配地位，这种矛盾就是主要矛盾。唯物辩证法的这一原理表明，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从事物和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入手，是效率最高并且能够统摄全局的做法。
实际上，马克思很早就告诫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8〕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共产党人不应排除和任何人达成妥协的可能，关键在于达成的这种妥协一方面要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独立性，另一方面要以保证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为前提。问题不在于是否拒绝利用形势实行妥协，问题在于“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在各种形势下通过曲折道路和妥协来追求这些目的”〔1〕735。
列宁激烈批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拒绝在反动工会里开展工作的错误做法。列宁指出，各种工会是资本主义给社会主义留下的一个遗产，如果试图不经过艰苦的工作就能让它适应于革命或建设的要求，完全是一种空想。害怕它的“反动性”，企图避开在这种工会里开展工作以争取工人，是愚蠢的行为。共产党人同“工人贵族”作斗争，同机会主义等错误倾向作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5〕162，忘记了这一点，就是不可宽恕的错误。因而，共产党人必须做到，“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10〕。
列宁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机动灵活的策略的深刻原因，他指出，由于无产阶级总是被半无产者、小农以及小手工业者和一般的小业主等许多形形色色的中间阶层所包围，而且无产阶级内部也往往分为多个阶层，还存在着地域、职业以及宗教等等的差别，因此，“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制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5〕183。另外，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由于每个时期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由于客观形势的极端复杂性，由于力量对比的一定状况，甚至也不能排除同资产阶级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可以同资本家妥协或达成协议的。一切都要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达成的”〔7〕319。
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
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原则问题不动摇、不妥协，决不损害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但是，社会生活如此复杂多变，无产阶级的事业不可能在一条径直的大道上发展。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远大目标，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要有策略的灵活性，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机动灵活地运用和变换各种策略方式，实行一切可能的变通，以便切合实际，有效地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推进无产阶级事业的稳步发展。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敢于斗争，毫不妥协，还要“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5〕569。
在相当大程度上，列宁能够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展开革命并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他准确地判断俄国乃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矛盾最为集中、危机最为深重的环节，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得这些原已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大大激化了，这就导致了一种列宁所说的情形：在这样的地方开始革命比较容易，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12】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见《牡丹亭记题词》，见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3页。
在正确处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一问题上，列宁将妥协作为一种典型策略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在实践中多次创造性成功运用妥协策略。列宁认为，为了同别的国家、阶级、阶层、政党等社会政治力量达成协议而在某些要求上让步或放弃自己要求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叫做妥协。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同它对妥协的态度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妥协是无产阶级事业曲折发展过程中在无产阶级政党策略方面的表现形式。原则的坚定性同妥协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如果共产党人不能掌握这个矛盾，就是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列宁十分重视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列宁指出：“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的环节，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1〕441人类的社会活动是极其复杂的事物，它的任何方面或过程都是由许多相互关联的事物构成的，而这些相互关联着的事物中的每一个，便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从矛盾学说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环节，也是构成这些复杂事物或过程的诸多矛盾的具体载体或外在表现。因此，每一个环节对于事物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有的环节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列宁所说的“找到并且牢牢抓住那个当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环节”，就是要求在制定无产阶级政党行动策略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从关键环节入手。
四、争取大多数是制胜的重要条件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指胃及十二指肠功能紊乱的一组综合征，主要表现有上腹部不舒、早饱、餐后饱胀、嗳气、不思饮食、胃部灼热[1] 。本病的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如胃动力障碍等，其特点是发病率高、复发率高等，而近年来的发病率呈升高趋势，西医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效果欠理想，且副作用较大[2] ，而中医治疗本病优势明显。近年来笔者采用沙参麦冬汤加味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效果显著，现报告如下。
列宁将争取大多数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由于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种种差别，同时也由于在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形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派别，这就使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以凝聚整个阶级的力量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关注的问题。恩格斯在1873年6月20日致倍倍尔的信中就很明确地提到：“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二者联合起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只占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9〕列宁更是把争取工人中的大多数提高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基础的地位，他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不渝地、逐步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使之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力量的真正基础，只有这样，不论发生什么变化，都能够为革命或建设事业的胜利提供保证。
要抓住主要矛盾，从关键环节入手，需要对一定时期的整个形势作全面的分析。在实践中，列宁总是在对整个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从中找出当时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决定无产阶级的当前任务和策略路线。二月革命后十月革命前，经过对当时俄国总体形势的科学分析，列宁得出了1917年整个俄国的关键是摆脱战争的结论。长期的战争使俄国本就脆弱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包括军队都陷入厌战的情绪之中（当然这里还有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所产生的影响），人民期盼国家从帝国主义大战中摆脱出来，以便解决国内的严重危机。但是，二月革命后上台的临时政府却不顾人民的这种呼声，决定继续参与帝国主义战争，这便成为激起所有矛盾的导火线。基于这种判断，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和“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制定了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从而决定性地影响到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列宁后来所回顾的那样，“政治事态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6〕。1917年的关键是摆脱战争，这是全体人民的要求，因此这压倒了一切，1919年和1920年的关键是武装抵抗，1921年的关键则是有秩序地退却。而列宁正是因为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些关键，才能依此为据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赢得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第二种情况是争取中间阶层或争取中间地带的力量。列宁认为，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中间阶层和中间力量，由于这些中间阶层或中间力量在整个社会结构或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它们常常表现出动摇性，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两种力量之间摇摆不定，因此，争取这个中间阶层或中间力量也是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大多数的重要内容。关于争取这些中间势力的具体方法，列宁指出，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是利用这些中间势力的动摇，正是因为有动摇，才存在争取的可能。那么，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就要对他们中倾向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分子实行让步，至于让步的程度，则要看他们倾向的程度；与此同时，同这些中间势力中倾向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分子作斗争。列宁在分析俄国的社会阶级结构时，认为“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只有当它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事业……获得胜利”〔11〕。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列宁认为，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必须把党的策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即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唯有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的胜利得到保证。在世界大战时期，为了共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列宁主张对中间势力采取联合的策略。列宁认为，那些带有和平主义色彩的社会党人，可以成为反对沙文主义者的同路人。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帝国主义凭借武装干涉不能消灭苏维埃政权，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形成了暂时的、不稳定的均势，而在这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着两个中间力量：一个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资产阶级小国，一个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列宁认为应该将它们作为争取的对象，以改变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对资本主义小国通过和平共处的方法予以争取，对东方被压迫民族则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
杜威认为：“教学过程中，学生要有一个真实的经验情境，在这个情境内部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作为思维的刺激物。”在情境的设置上，可以结合课文内容设计相关问题进行提问或者辩论，启发学生思维；也可以借助图片、音乐、视频等视听资源辅助设计，营造一种与课文内容相契合的环境；还可以采用表演的形式，通过语言、动作、神态表现“再现”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其目的在于能让学生在一种直观的现实情境中感知到课本内容描述的画面，拉近学生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实现两者之间的对话，唤起学生的内心情感，让他们在感悟生命的过程中获得成长的启迪。
在列宁看来，争取群众的真正多数，是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所在，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合理的策略的基础。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就是群众的事业，更是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参与才能够取得根本的胜利。因此，能不能争得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基础。列宁深刻地指出：“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5〕201
最后，列宁把孤立、分化和瓦解敌人作为争取大多数的一个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在1920年的一次讲话中，列宁总结道：“我们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能够做到团结一致，是因为我们能够从敌人阵营中争取同盟者。而我们极其强大的敌人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团结一致。”〔7〕180显而易见，努力使敌人不能够争取同盟者或破坏其同盟，是增强自己在敌我力量对比中的优势地位的重要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争取大多数的原则在反方向上的运用。列宁认为，要战胜国际资产阶级这个强大的敌人，一方面固然要争取大多数，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另一方面，还要巧妙而不失时机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对他们实行分化瓦解，以达到孤立和削弱最顽固的敌人的目的。
列宁认为，策略的灵活性表现在很多方面，最根本的就是要根据现实生活的发展采用最有效、最合适、最能够维护和发展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斗争手段和行动方式。列宁认为，在斗争中，“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5〕179，完全是一种幼稚和愚蠢的表现，这种做法只会使无产阶级的事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五、掌握和运用一切社会活动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就对无产阶级采用各种必要的行动方法给予重视。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指出，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使用一切方法，甚至使用恶魔的方法”〔12〕。列宁则把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掌握和运用各种必要的社会活动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上升到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原则的高度。他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5〕203
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特定的时期，社会生活在客观上总是需要新的活动方式，事实上这种客观需要也不断创造着新的活动方式，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它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13〕。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承认和掌握一切社会活动的方式，既不能执著于旧有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而看不到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也不能醉心于新的活动方式而鄙弃工人运动的旧形式。与此相对应，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在策略上往往有很高的水平，他们会经常变换手法、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去掌握敌人已经拥有和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方法和手段，那是十分愚蠢的甚至是犯罪行为，当形势发生变化需要无产阶级政党采取某种新的斗争形式时，就会因为缺乏准备而遭致挫折和失败。相反，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各种方法和手段，就能够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和活动空间，就能够对敌人的一切行动给予迎头痛击。
在实践中，列宁掌握和十分娴熟地运用社会活动的一切方式。在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学会和坚持通过各种方式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教育和组织工作，积蓄力量为未来的革命高潮做好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并且在现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14〕。为此，应该充分利用工会、议会等社会活动方式，采取合法斗争与不合法斗争、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议会内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等相结合的策略，来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目标。在革命阶段，列宁认为，由于形势发展的急剧变化，充满着比所能想象的更为丰富、更为生动的斗争内容和形式。俄国1905年革命创造出了政治总罢工、武装起义和苏维埃等三种重要的斗争形式。在1917年革命中，列宁更进一步发挥了这些丰富多样的斗争形式的作用，使俄国革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受城乡地区间经济发展区别的影响，城市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多、品种丰富，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较低、种类匮乏。一方面集中表现为供给产品地区结构差异，不同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明显的对比，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较落后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则比较单调、匮乏。另一方面则集中表现为供给总量难以满足需求。由于城市财政支持丰厚，能够提供数量充足、种类完备的公共产品，而基层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大多停留在以满足基本生活、农业生产等基础生产生活需求水平阶段，这与当前新农村建设下农民希望实现农村发展繁荣、村民生活富裕的迫切需求是完全矛盾的。
列宁认为，掌握和运用一切社会活动形式，还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在适当的时机巧妙地变换策略，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客观条件和社会形势是不断变化的，敌人的手法也是不断变换的，相应地，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也应该随之不断调整，有时是多种形式相结合，有时是由一种形式迅速而突然地转变为另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15〕。
2.2.2 液料比对综合评分的影响 在60%乙醇为提取溶剂、提取时间为2 h、提取2次的条件下，分别设置液料比为5∶1、10∶1、15∶1、20∶1、30∶1（V/m，mL/g）。取处方配比药材样品（均粉碎，过4号筛）适量，分别进行加热回流提取，按“2.1.6”项下方法进行各指标成分含量测定并计算综合评分，结果见图2B。由图2B可知，综合评分随液料比的增大而先增加后降低最后趋于平缓，当液料比为15∶1（mL/g）时综合评分最高，故最终选择15∶1（mL/g）为液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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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9）01-0035-05
〔收稿日期〕2019-0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7JDSZK050）。
〔作者简介〕吴建伟（1973-），男，河南舞钢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 周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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