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勐海县打洛镇景来村是一个典型的傣族聚居村落，也是当地重点发展的边境特色旅游村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傣族在适应外来资本介入的过程中，生计方式从传统的以稻作农耕为主的混合生计方式向新型的多元化生计方式转变。当地傣族能动性地选择不同的生计方式，反映出在新的社会背景条件下，其文化观念与经济体系的互动，同时也呈现出傣族社会新一轮的文化再适应。
关键词：生计变迁；傣族文化；再适应
生计(livelihood)是指维持生活的方式或手段，而“生计策略(livelihoods strategies)则指人们为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 追求能带来效益的生计产出, 采用的一种资产利用配置和经营活动组合的选择”[1]。生计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民族学的基础性研究方向，正如伯德·大卫所说：“我们应该将地方性生计模式的分析，作为一种具有启发性的手段。”[2]本文力图梳理打洛景来村傣族村民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生计的变迁，以此看待当地的傣族村民在变化中的适应策略。按照这样的理解，位于中缅边境的打洛景来村的生计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文化能动适应环境变迁的禀赋。
一、田野调查点概况
本文选取了一个位于中缅边境线上的打洛镇景来村作为田野点，该村傣族的生计选择过程，有助于揭示社会结构、价值观如何与经济变迁相互关联，并最终表现为文化新一轮的再适应。
但也有人更喜欢短篇。相比之下，他们的理由就要简单得多：“忙，没时间，太长了不想看”、“费脑子，看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还得回头再看，累”……
景来村距离打洛镇镇政府4公里，距离打洛口岸5公里，国土面积2.7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391亩，人均耕地面积0.73亩；林地面积3 237.17亩。海拔635米，年平均气温22℃左右，雨季集中于5月至10月。截止至2016年，全村有113户人家，共计540余人。
景来村有上百年的历史，“约在1933年(傣历1295年)，景莱属勐混，由勐混议事庭派召火怀为波郎管辖。后来又属勐板，由勐板议事庭派叭刚火为波郎管辖，解放后又归勐景洛”[3]148(即西双版纳勐海打洛，傣胞当年通称“勐景洛”)。现景来村隶属勐海县打洛镇打洛村委会，是打洛村委会管辖的13个村民小组之一。景来村为傣族村寨，因位于中缅交界地带，有中缅通婚的情况，主要由傣族和缅甸的掸族互动婚姻组建家庭。此外，还有少数招赘上门的汉族或其他民族。由于地处边境，两国居民之间的亲缘关门密切，以至于该村的缅甸掸族也称自己为傣族。
在这一阶段，除了边境旅游的兴起打破了景来村原有的平衡之外，橡胶才真正地映入他们的生活眼帘，在看到其他寨子或本寨子的少部分人割胶可以挣钱之后，到1997年景来村傣族才在当时村长的带领下，砍伐本村范围内的山地林木，再将从国营农场购买的橡胶苗种于山间。对于分林地的说法大致有两种，其一是村寨集体将橡胶苗种植之后，再按每户人头数分橡胶棵数；其二则是在种完橡胶苗之后，以山头的大概面积按每户人头数分配，两者皆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从操作的可行性上分析第二种说法更符合实际。另外还有离村寨较远的所属山地，可自行种植橡胶，但多数人因距离太远来回不方便而放弃。橡胶大致需要10年左右的成长期，2004年至2007年期间胶价涨至三四十元1公斤，每天的割胶量可挣一两千元，高则三四千元，这给景来村傣族带来了高额的家庭收益，且从当地可以割胶的时间上看，当时景来村的田地已租给外地老板种植香蕉，所以当地傣族均有充沛的时间起早贪黑地去割胶，将乳胶卖予当时打洛镇上的橡胶厂。橡胶自20世纪60年代在版纳地区的大面积种植在给当地各少数民族带来了巨大收益的同时，也让西双版纳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大多学者都认同橡胶的扩植对版纳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稳定性、水土资源、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并引发生态灾害、造成气候变化，同时橡胶加工业也带来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当然当地傣族也意识到橡胶种植带来的生态问题：
二、传统的生计与社会结构
在20世纪50年代，西双版纳地区得以解放并实行民主改革之前，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依旧是封建农奴制社会，但同时又保留着农村公社的残余。其实行封建领主制度，最高政治统治者是“召片领”，其社会由“召片领”及其宗室亲信“召勐”及家臣(包含议事庭长、卡真、各勐波郎等)，以村寨为行政单位的各地方基层中“叭”“鲊”“先”等各级头人构成封建领主集团,其社会政治统治权与土地所有权合为一体，实行劳役地租，具有严格的阶级等级结构[4]。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以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召片领为代表的封建领主阶级是西双版纳全部土地的所有者”[5]。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全部土地的所有制方式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召片领”与“召勐”等领主的直属领地，包括领主直接控制的私庄田，其中包含“召片领”的宣慰田和“召勐”的土司田；其家臣属官所占有的薪俸田，其中包含波郎田、头人田和陇达田等；少部分宗教用地[6]。其二是农户占有地，包括村寨集体占有的寨公田或称寨田、村社内家族占有的家族田以及少部分私田[7]。在封建领主制度下的傣族农户阶级共分为3个等级，分别是由从领主支裔繁衍分化而成的农民组成的“召庄”、由原农村公社的自由农民转化而成的农奴组成的“傣勐”、由奴隶或战俘等演变而来的农奴组成的“滚很召”，“所有各类土地都用不同方式由各等级农奴和农民耕种，由于各等级来源不同，和农奴主的关系疏密，他们占有和使用土地的情况也不相同”[8]243，如“召庄”占用私庄田、薪俸田及少量私田，“傣勐”主要占有寨田、家族田及少量私田，“滚很召”主要代耕的是领主土地中的私庄田、薪俸田以及为农奴主服专业劳役的支差田[8]244。解放后景来村隶属勐景洛(现今勐海县打洛镇)，勐景洛有寨田、私田、土司田、和少量的波郎田和头人田几种土地所有制方式，其中当时景来村的土地所有制主要是寨田[3]152。勐景洛在新户增加时都有权分到一份寨田，由于勐景洛荒地多，若有新户增加则常用集体帮助开荒的办法来满足其需求，但在20世纪50现代时很少再实行分配调整，在勐景洛单户占有土地数量方面，从全勐看其特点是“基本平衡，无田户少”，因当时景来村隶属勐景洛，所以勐景洛的土地分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景来村的状况[3]152。
在实行民主改革之前，西双版纳的全部土地都归“召片领”所有，各等级的农奴种田都必须为农奴主出负担，简而言之，就是种田服劳役，以各种形式的劳役地租为主，实物地租为辅[8]246。据历史调查记载，勐景洛每个村寨除了需出劳力进行犁田、插秧、割谷、打谷之外，还需不定期盖守田房和挖排灌水沟，此外还有非农业性的劳役如养马、养象、割马草等，同时每年每寨都需向土司和波郎缴纳财物，如柴、棉花、黄豆、芝麻、苦竹笋、菜油、橘子、小瓜、冬瓜等，除此之外还需每年每寨向土司提供蜂窜、牛肉、猪肉，猎虎要献虎皮和虎骨，猎熊要献熊胆，猎麂子、马鹿要献肉[3]150-151。从勐景洛上缴的物品与当地农户从事的劳役来看，景来村所在的地域范围在解放前从事着水稻种植、牲畜养殖、瓜果蔬菜作物种植、打猎等多种混合生计，在当时的情况，当地傣族所从事的生计获取的生存资本都需将其大部分缴纳给封建领主集团，且部分生计方式为被迫劳役所做，但亦可反映当地傣族的传统生计方式是以农作物种植为主的混合生计方式。除了在水田中种植水稻外，瓜果蔬菜等相关农作物都需在旱地种植，鱼虾类水生物的捕获需在水域中进行，牲畜养殖需在坝区、山地或森林中进行，而打猎也均在山地与森林中进行，由此可见当地傣族的生计方式所进行的区域涵盖水田、旱地、水域、山地和森林等不同的生产空间。
大约10%的肺脓肿患者需要行手术切除。手术指征分为急性和慢性。急性期手术指征为：咯血，持续的败血症发热，脓肿破溃到胸膜腔形成脓气胸或脓胸。慢性期手术指征为：抗生素治疗超过6周无效，怀疑肺癌或脓腔超过6cm。脓肿较大或者位置较深的需要做肺叶切除术。如果切除范围能够包含脓腔以及周围的坏死组织，非解剖型肺切除或肺段切除也是合适的手术选择[6]。
1956年，西双版纳地区开始实行土地改革，以自上而下的和平协商方式彻底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制度，同时也消除了农奴的各种土地负担和债务。接着也紧随国内形势进行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策运动，土地归国家集体所有，农户按劳分配。土地所有制的改变，不仅解放了当地傣族的生产力，也改变了其农奴的身份，也无需再负担财务缴纳，其生活状态有了质的改变。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家政府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将集体土地按户分配。打洛镇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同时为鼓励在山上居住的布朗族搬迁下山，当地政府也重新调整了各村寨土地范围，景来村在将部分耕地分给曼夕新寨①[注]①曼夕村是布朗族村寨，原位于山林深处，政府为鼓励布朗族下山，将坝区部分土地分予布朗族，曼夕村即为之一，现新寨址称为曼夕新寨，原寨址称为曼夕老寨。的基础上再进行分田到户，当时几十户人家，每户按人头算均分得7至8亩，多则10亩有余，少则3至4亩，1980年代初期与1990年代中期均有调整土地归属，之后再没有大的调整。当时的生计方式如当地一户人家所说：“以前没有什么收入，我们农民都是种田，没分地之前我们种的都是集体地，每天去干活，村长、组长就给我们记工分，后来还有科学田，专家下来指导研究种植稻米、瓜果蔬菜等作物。分地之后自家种自家的，同时也要交公粮，粮食都不够吃，有些村民的亲戚是“老缅”，就跑到缅甸去借或换粮食。”可见，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当地傣族的主要生计方式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仍旧以农作物种植为主，而解放前养马、养象等非农业性劳役在早年间已经式微至不复存在，猎麂子、马鹿等猎杀行为也由于受到政策限制而减少。在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当地傣族同样需要负担公粮，自给自足程度并不高，甚至出现缺粮、少粮的情况。
在与其余的村民交谈中也了解到，他们都认同橡胶林长成之后难以再在周边种植其他品种的作物，也意识到橡胶蚧壳虫、白粉病等虫害等可造成的损失，但对于橡胶林造成的更深层次的破坏如水土流失严重、农药施用造成的二次污染等状况的严重性意识不深，或因没有直面其带来的恶果而没有过多关注。但由于橡胶种植业负面生态后果的显现，相关政府已不允许再扩大橡胶种植面积，并着手“退胶还林”的生态补偿机制工作，当然在景来村还没有明确要求实施相关政策，但自2008年之后橡胶价格相较逐步降低，当地傣族对管理橡胶林和割胶的工作相对懈怠不少。
三、近年来的生计变迁
由于景来村地处中缅边境线上，20世纪80年代西双版纳勐海县打洛镇，重新打开对外贸易的通道，逐步恢复边民互市，1991年打洛口岸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为二类口岸。20 世纪 90 年代，打洛镇掀起边境旅游浪潮，景来村受到边境旅游的影响，村口旁的田地被投资商租用了 18 亩建起了塔林，打造成“神树白塔”景区，其曾红火一时，之后辗转搁置。直至 2003 年底云南 JKQ 旅游集团与政府、村委、村民等协商入资景来村，将景来村打造为傣族传统文化旅游村寨。同一时期，外地的投资商老板也将商业开发的目光投射到打洛镇，原本被稻田、池塘包围的景来村，正逐步发生改变，景来村周围的田地陆续被外地投资商租赁承包用于种植香蕉，景来村的傣族世代依靠生存的土地从直接获取生存来源转换成了间接获取生存成本，而这一转换的过程，也逐步改变了景来村傣族的生计方式与生态环境。水稻逐步被香蕉、火龙果等经济作物替代，当地傣族的生计方式也不再以传统的水田稻种植为主，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其他可以依赖生存的途径，从而逐步转变生计方式。大致来看，景来村的傣族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计方式的变迁可分为3个阶段，其生计方式的选择因人而异，当然就整个村寨来说，在一定程度上生计方式既有趋于同一性的表征，也有出现差异性的现象。
(一)第一产业生产的生计选择
1982年至1993年景来村当地还属于农业生产时期，在1982年国家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景来村的耕地属于集体地，当地傣族以合作社形式参与集体劳动，按工时记工分，按劳分配。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分田到户，由集体经济转制为家庭联产经济，当地傣族除了将生产的粮食供己使用，还需承担公粮的交付，但同时用公粮换取少量资金。在这一时期，景来村傣族的生计方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仍旧是以农作物种植为主的混合生计方式，据一位自小生长在景来村的傣族回忆：“以前就是种田，同时也有鱼塘可以养鱼。我们这边一年就种一次稻子，收完稻子你想种什么都可以再种，如黄瓜、辣子、蔬菜、西瓜等，我们家种的是黄瓜。种出来的稻子有一部分要交公粮，每家有多少亩的地就相应交多少公粮，比如我家田有3.2亩，每年要交将近800斤稻谷，交了公粮剩下的稻谷就自家吃，有些自己家都不够吃，所以都不会拿去卖。收入的话，种地交公粮后可以换一些钱，我也不做其他生意，没什么其他收入。”可见在延续传统生计方式的同时，当地傣族依旧面临着粮食不足、产量不高的困境，因景来村水稻种植是一年一季，这样的困境在景来村是具有普遍性的。当然在农闲季节当地傣族会选择种植相应的瓜果蔬菜，如黄瓜、小瓜、西瓜等，以补足日常生活需求，其农作物的生产和消费都在本区域内完成。由于种植水稻的缘故，景来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殖两三头水牛用以劳作，后期也有的家庭养殖十余头水牛或黄牛用于买卖交易。同时当地傣族通过养殖猪以售卖补贴家用或供己食用，还有多户人家也会养殖鸡鸭，这些牲畜的饲料成本并不高，多是使用谷糠，既环保又省钱，当地傣族的现金收入虽然不多，但生活保障成本相对低，几乎不用承担难以抗拒的风险。
傣族的传统饮食风味多样，食物来源多样化，这与傣族善于利用不同生产空间的资源相关。除去从水田和旱地中以劳力耕种收获的农作物外，还会从水域、山地和森林等不同的生产空间中获取食物，如从水域中捕抓鱼虾、水蜈蚣等，在山地和森林中搜寻竹节虫、菌子等，或通过猎杀获取野味如麂子、马鹿、野猪等。但随着政府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管制的加强，当地随意猎杀野生动物的行为受到牵制，一位年近花甲的傣族回忆道：“我们那会儿男人几乎都有枪，都会上山打猎，直到1996年公安局的来把我们的枪都收走了，也规定不让私自打猎。”除了政策的限制之外，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也对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造成影响，如今的景来村周边除了小面积的竜林存在，周围的山地几乎都被成片橡胶林、香蕉树、茶树占据，单一的树种替代了原先多生态林种，当地傣族口中的野猪、麂子等野生动物几乎无法再看到踪影。景来村的傣族现在若是想吃野味，通常都会选择到缅甸的勐拉地区的市场购买。
在这一阶段，景来村经历了土地所有制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阶段，从合作社的集体劳动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个体劳动。在分田到户的同时，当地傣族也逐步自行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这些荒地通常属于旱地，或者位于山间，如现任村长所言：“以前就差不多400亩水田，我们村现在的田地①[注]①该报道人所说的田地指的是可用于耕种水稻和瓜果蔬菜的地，通常包含水田和旱地，与官方提供的391亩的耕地面积概念有差别。差不多1 000亩左右。”这也就合理解释了为何官方数据上显示景来村拥有391亩田地，但实际上现100多户家庭每家均有七八亩甚至十几亩田地的情况。从以上田野资料梳理可知，景来村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生计方式与1980年代之前相比并未出现质的变化，当地傣族仍旧依靠土地直接获取生存来源，通过种植水稻、瓜果蔬菜等农作物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同时养殖牲畜以形成与其稻作农耕生产方式的资源相互利用模式，即利用牲畜的粪便堆肥，同时水牛可进行犁田等劳役性工作，农作物长成后中的一小部分又可作为牲畜的饲料，以此让其生产资源得以循环和相互利用。西双版纳地区在解放之前还被称为瘴疠之地，当地傣族也在长时间的生活中形成了从水域、森林等不同生产空间获取维持生计所需之物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一时期，政府既没有明令禁止打猎，景来村周边也还没有进行橡胶的规模种植，如现任村长回忆道：“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寨子的人都还不相信种植橡胶可以挣钱，只有很少部分人去种了，直到1990年代我们看到别的寨子的人割胶后有钱了，大家才开始一起去种橡胶。”所以在该阶段当地傣族依旧高频率地利用其祖辈相传的生活经验与常年累积的地方性知识，从森林中获取猎物、柴木、虫类、野菜等各种可利用或食用之物。当地傣族以农作物种植为主的混合生计方式，是对当地生存环境的适应与充分利用，并形成了与当地环境适应的资源管理技术，且当地傣族的生态观念也嵌入其社会生活之中，有与之契合的仪式活动，如农忙时节与关门节在时间上几乎一致，生计与社会生活两者之间融为一体。
(二)向非农业经济过渡的生计策略
姨母本来是很近的亲属，就是母亲的姊妹。但是我这个姨，她不是我的亲姨，她是我的继母的继母的女儿。那么她可算与我的继母有点血统的关系了，其实也是没有的。因为我这个外祖母已经做了寡妇之后才来到的外祖父家，翠姨就是这个外祖母的原来在另外的一家所生的女儿。
2003年可以说是景来村的一个转折点，2003年年末云南JKQ旅游集团经与政府、村寨协商后入资景来村，成立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有限公司负责景区的管理和经营，欲将景来村重点打造成傣族传统文化旅游村寨，并谓之“中缅第一寨——勐景来”的旗号。景来村由此变成了一个供游客旅游观光的景区，该景区以景来村傣族传统的干栏式建筑为基调，打造傣族民居参观项目，借用景来村依傍打洛江的优势，在村寨旁的江心岛建起了傣族特色餐厅，并利用打洛江增设漂流这一自费项目，同时为了突出当地傣族特色文化，在村寨内建设以“榨糖工艺-染布工艺-竹编工艺-制陶工艺-酿酒工艺-打铁工艺-造纸工艺-高升工艺-织锦工艺”为主题的导览线路。“勐景来”景区①[注]①勐景来景区与景来村寨实属同一区域，在行政方面，景来村隶属打洛村委会，称之为景来或景莱；于当地人而言，从前称为景来，在景区开发建设后，当地人也会称其村寨为勐景来；于旅游公司和游客而言，都称其为勐景来。本文通篇以景来村表述，而在提及景区方面会采用勐景来景区的表述方式。的主要消费者是报团游览中缅边境这一路线的团队游客及少数自由行游客。在该景区成立初期游人如鲫、异常火爆，但随着2004年打击博彩业的“利剑行动”的开展和封关政策的实施，整个“勐景来”景区甚至打洛地区的旅游业开始走向低潮。但随着外来资本的介入，景来村的傣族已逐步适应依靠服务业谋生的生计方式，在景区成立后，也有大量本村村民到景区公司工作，从事绿化、水电工、保安、门卫、表演、工艺展览、导游等工作。从2005年伊始景来村有了第一家当地人自己营业的傣家乐餐厅，到了2009年在政府和景区公司的支持下整个景来村有了9家在营业的傣家乐餐厅，并且接受了有关部门关于餐饮业的培训。相对稳定的收入是当地傣族选择改变生计方式的初衷，虽然他们从事的是服务行业，但是工作的内容却无法与他们原本的生活脱离，如傣家乐餐厅经营的菜肴都是傣味，表演者所展演的是傣族的乐器和舞蹈，各工艺主题的手艺人所制作的是傣族传统的工艺品，这是他们擅长并且熟悉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们从业方式的改变是对当下社会生活文化的适应，而非是传统文化的颠覆。
个案2：YK是名在景来村土生土长的90后，现远嫁云南保山，当然她一年当中的一半时间会待在景来村，说起十几年前她到勐拉的那段时间，她总说：“在那边其实很好玩，除了上班时间，休息的时候睡够了就可以和朋友到街上吃烧烤，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小勐拉的赌场也很多，分为很多个厅，晚上跟白天一样都是亮堂堂的，做牌手有时候会有小费，挣的钱也多。也有的人会选择帮外地老板做电话投注的工作，即老板在电话那头指挥，那些人就在赌场帮老板下注，这也可以挣很多钱。”
1994年至2003年景来村傣族的生计方式属于从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过渡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缅边境逐步恢复边民互市，直至1991年，打洛口岸被正式批为省级口岸，1994年打洛镇上建起了中缅一条街，街市上有KTV、珠宝首饰店、博彩店等等。整个90年代，除了边境贸易的复兴，边境旅游也开始逐步兴起，旅游业的兴起也给景来村寨带来改变。1993年，昆明XSGH到景来村投资，租用了位于景来村口的18亩集体公用地，建起了塔林景区，打造“神树白塔”观光带。后于1995年将该景区转给一位湖南老板承包，湖南老板在景区内经营餐馆，供到中缅边境旅游的跟团游客消费，最终这位湖南老板私自将该集体公用地抵押至当地农村信用社后携款离开，“神树白塔”景区的服务随即搁置。随着边境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它们悄然改变了景来村傣族的生活，景来村的傣族虽然还没有自主做生意的意识，但已经逐渐不仅仅是依靠传统的农耕稻为生，有的景来村傣族开始在“神树白塔”景区卖门票赚钱，也有的年轻人选择到当时的打洛国门或中缅街上从事服务行业，如做餐厅服务员、赌场的牌手或监台、以及穿着傣族服装与游客合影等等。20世纪90年代末，缅甸的勐拉地区也因发展赌场而逐步繁荣，一部分的年轻人也从打洛辗转到勐拉地区去打工挣钱，多数是在赌场、饭店和酒店工作。
景来村的傣族青年靠服务业谋生的生计选择，并非个体化的现象，当地的80后、90后新生代青年傣族大部分都有到缅甸勐拉地区工作的经历，多数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这与国家政策及勐拉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一时期，中国境内打洛镇上的博彩业开始遭到打击，而同时缅甸勐拉地区却依靠博彩业拉动经济，同时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就业需求量大、待遇高，综合比较之下，景来村的大部分年轻傣族都选择结伴到勐拉地区工作，他们以服务业为谋生途径的生计选择，也因此被提升到了显著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受到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当地的傣族改变了传统的以农作物种植为主的混合生计方式，他们不再仅仅是依靠土地直接获取生存来源，而是向多元化和专业化的生计方式转变。在逐步变迁的过程中，景来村的傣族也积极改变和采取了多种生计适应策略，并呈现出一系列与传统农耕生计不同的生计选择。
个案3：YGK是景来村的一名85后傣族，直到现在她家依旧会在可割胶的季节时上山割胶，在问及橡胶的生态影响相关问题时，她也表示：“橡胶还没长大的时候在它周边还是可以种瓜果蔬菜，但长大了就不行，橡胶的根都占据了整片山头，就种不活其他的瓜果树，而且橡胶成片地种、长得又高，也遮住阳光，没有光照其他作物也长不好。种橡胶也很辛苦，要定期去除杂草，杂草长得很快，还有橡胶长虫的话还要去砍掉那部分，现在就是用农药，喷了农药就不长草也不长虫了。”
依据淋巴结有无转移进行亚组分析发现，PCa盆腔淋巴结转移与PSA水平、Gleason评分、PI-RADS评分、临床分期、胞膜、精囊侵犯和PLAGL2 表达水平有关联(表2)。表3示，PLAGL2表达水平和Gleason评分是PCa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
同一时期景来村也开始开荒拓林以种植橡胶，这源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海南和西双版纳等地开办国营农场种植橡胶，20世纪60年代，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哈尼族等当地群众在国营农场的指导下也开始小规模地种植橡胶[9]。1980年代初期景来村傣族才开始小面积地种植橡胶，直至199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大规模扩植，整个村寨在村长等人的带领下到山地中开垦荒林，将从国营农场购买到的橡胶苗种于山间，并按人头分配橡胶树，每户人家几百棵到上千棵不等，据当地傣族回忆当年集体分林地种植橡胶时大部分家庭是有林权证的，同时有的家庭相对勤劳自行开荒更广的林地以种植橡胶。20世纪初期景来村周围的山林已长成密密麻麻的笔直的橡胶林，当地傣族曾依靠割胶并将其倒卖获得少量收入，而后橡胶价格上涨也曾给当地傣族带来可观的收益。但近几年橡胶价格逐步下滑，加上景来村傣族村民的生计方式愈加多元化与专业化，割胶的工作也基本搁置，正如一户当地傣族人家说道：“开始割胶是可以有一点钱，但是也不多，以前5角钱1斤的胶我都起早贪黑去割，现在十几块1斤我也不想去割了。”
一是严格执行预算。规范预算调整、调剂程序，预算调整原则上每年只集中办理一次，调剂金额超过一定比例的分档报省领导审批；完善存量资金盘活机制，年中定期清理收回，强化预算执行问责追责。
郭家骥曾提出橡胶种植业的大规模发展使坝区傣族传统多样化的生计方式丧失了生存空间，使其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加大生存发展的风险性[10]。但景来村的生计方式的发展模式有其特殊性，其传统生计方式确实和版纳地区的其他坝区傣族一样是以稻作农耕为主，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发展渔业、家庭养殖业为辅的混合生计方式，当然景来村的傣族也有发展采集狩猎的辅助生计。但景来村种植橡胶的时期较晚，且由于其地处于中缅边境上，在其橡胶产业发展时期，当地的跨境旅游业也同步发展，后期也引入香蕉、火龙果等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所以在景来村当地并未完全依赖橡胶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风险。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橡胶、香蕉、火龙果等经济作物种植产业，还是旅游业，都具有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均是依赖市场经济走向的产物。景来村在生计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也是从一个相对稳定的生产空间向风险的社会空间转化的过程。
(三)文化对多元生计并存的再适应
个案1：YYJ是景来村一户傣家乐的老板娘，据她回忆：“我是1983年出生的，初中毕业的时候就跟同学一起出了国门跟游客拍照，也在中缅街的赌场做过牌手，后来中国的赌场封了，我们就都跟着去小勐拉的赌场，反正都是中国人在那边开的，在那边赌场大家都是做牌手或者监台。2004年封关之后我还没有立马回来，是到了2006年我回来经人介绍认识我丈夫之后，没多久就结婚了，后来就没再去小勐拉打工。”
9月15日，2018京津冀汽修行业环保形势及污染防治政策技术研讨会暨“汽环联环保管家”汽修行业治理服务供需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来自行业内的科研院所权威专家、环保公司相关领导等作为嘉宾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他们一起在会上充分探讨京津冀范围内汽车维修业的环保政策、法规、现状及发展趋势，交流和总结与VOCs排放相关的环保问题及控制技术需求。活动主办方也希望通过此次会议能够帮助汽修行业宣传VOCs政策，推动行业标准的建立，推动建立汽修行业全方位一站式解决方案，推动汽修行业绿色发展，让汽修企业专心经营生产，杜绝环保“红线”，进一步提升汽修行业绿色发展和环保治理水平。
同时在2003年也有外来投资商将打洛的大部分田地均以5年一个租赁周期的方式租用于种植香蕉。景来村的大部分村民均选择将田地租赁出去，这也是他们有充沛的时间到景区公司工作的原因。关于选择将田地租赁给外地老板的原因，当地傣族说法不一，有的说：“以前每年都种大米，种大米太累了，宁愿租给别人，因为收成不是特别多，一亩大概能收十来袋。别的寨子也是一样，我们这边地质也就是这样，一年种一次，种一次也就够自己吃，人少的话还可以卖一点，人多的话就够自己吃。”也有的考虑到：“当时别人租了一片地种香蕉，把你的地都围起来，挡阳光，人家种了香蕉之后你的地营养也不好，种香蕉他们会用很多化学肥料，香蕉的肥料流到自己的地上对种的稻米也不好。所以我们家在景来的地都租给了外地老板。”从当地傣族的话语中可知当地生态环境对水稻种植来说并不具有有利优势，一年一季的收成，且水稻产量不高，在20世纪80年代仍面对着粮食不足的困境。对于这一点，打洛镇政府工作人员AY也证实了“打洛镇水资源匮乏、稻田管理方式不足”的说法，水稻收成形式不佳，水稻的耕种给景来村的村民带来的收益并不大，将田地租赁用以种植香蕉，不但可以轻松、直接获取收入来源，也可利用闲暇时间谋取其他生计方式，所以放弃传统的稻作农耕生计方式也是景来村的傣族在当时形势下做出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行为。也有的傣族村民高瞻远瞩，看到其中的收益，也投入到香蕉种植业的投资中，如AWJ一家看到香蕉种植获得的收益后决定与亲戚合伙投资，后期还在缅甸租赁了900亩山地进行香蕉种植业的跨境种植。
景来村的傣族在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同时，当地的田地和山地都被橡胶、香蕉等单一性的经济作物占据，且该种经济作物易生虫害，加上大量使用化肥产品，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恶化的生态性破坏。面对这样的情形，当地政府也做出了举措，实行“香蕉上山”策略，并引进新农作物产业如青椒、茄子、火龙果等。景来村采取了用火龙果种植替代橡胶种植的措施，2014年当地政府通过资助的方式带动景来村将村寨旁的140亩集体地里的橡胶树砍伐之后种植火龙果树苗。当地傣族之所以会选择以火龙果替代橡胶，是因为听闻“火龙果种一次就可以使用30年，种下去2年便可以开始结果，且比橡胶和香蕉好，不会破坏土壤”的说法，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可从中知晓景来村的傣族也对橡胶和香蕉带来的生态危害感到担忧。
日灼病是因为阳光太强、温度过高导致植株叶肉细胞灼伤失去活性，从而减弱苗木整体生长势的一种生理病害[3-4]。由表4可知，圃地内设置的对照组大棚没有覆盖，通过一个夏秋季，苗木日灼现象严重。可见，低海拔地区香榧育苗和栽培时没有遮荫措施是不行的，遮荫措施可以有效把直射光转成散射光或漫射光线，极大减轻了苗木日灼病发生。
随着外来资本的介入，景来村的傣族在生计的选择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但使村寨内部出现多样化生计的并存，而且家庭内部的经济收入来源也呈现出多元化。这区别于其传统的多样化生计方式，当地傣族传统的多样化主要是指以传统的稻作农耕为主业，渔业、家庭养殖业、采集狩猎为辅业，且整个村寨在生计选择上呈现出高度的同质性。通过前文梳理可知，景来村传统的稻作农耕生计方式逐渐式微，当地傣族已不从事稻作农耕十余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生计选择的重心逐步向经济作物种植业和旅游服务业靠拢，当然渔业和家庭养殖业仍然存在，却只占他们生计生活中的小部分。据不完全统计，现可将景来村的生计方式归纳为以下几类：(1)家门前摆摊售卖衣物及食品；(2)经营傣家乐；(3)从事景区手工艺展示工作；(4)在景区公司谋职；(5)投资做生意；(6)外出打工；(7)割胶。其中选择在家门前摊牌售卖商品的有五六十户人家，占到村寨总家庭户数的一半以上；明确挂出招牌经营傣家乐的共有11家，这些傣家乐可供人数众多的团队消费餐饮，但实际上大部分家庭都可提供少量的住宿和餐食消费；从事手工艺人工作的即在公司建设的导览线路点上进行竹编、制陶、打铁、造纸、织布等工艺展示并售卖其制作的工艺商品，公司给予少量补贴，且售得商品的收入自留；选择在景区公司上班的本村人相当多，司机、保安、门卫、导游、绿化等景区内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景来村人；景来村选择投资做生意的不在少数，如投资葡萄、西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香蕉的跨境种植，开木料厂等等，投资的资金在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所以通常选择合伙投资的形式；外出打工的相对较少，通常都是外出几年后又回到家乡；在前几年橡胶价格持续走低且旅游业回温的时候，景来村的橡胶树大都荒置，最近游客数量又有回落趋势，所以当地傣族又开始割胶的工作。以上提到的不同的从业方式，每个家庭都有交替重叠地从事这些行业，所以现在生计方式的多元化，不仅是从业内容的多样化上不同于过去，家庭内部也呈现出生计选择的差异性分化。但这些生计方式的变迁，并不意味着当地傣族文化的彻底变革或瓦解，因为旅游业之所以在景来村有生存空间，是因为旅游业是以当地的傣族传统文化为依托，当地傣族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做出的文化适应实质上是其生计选择的专业化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四、结语
当地傣族从传统的以稻作农耕为主的混合生计方式向新型的多元化生计方式转变的过程，其生计变迁的实质表现在经营主业的分化上，无论是种植作物的选择还是从业内容的分化都表现其中。景来村的傣族从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为生向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生计策略的转变，不仅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情境有关，也与其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有关。景来村的水稻素来产量小，辛勤劳作而收成少，选择用经济作物替代水稻，并非是摒弃传统的稻作文化，而是他们在利益的衡量中做出的理性选择。在景来村，虽然不再种植水稻，但与稻作相关的仪式礼俗如关门节、开门节、献新米仪式等却依旧被延续。
虽然当地傣族在景区公司从事着不同职业，但景区公司经营的主体是依托傣族传统文化的，所以即便是他们从业方式的不同，但其生活重心依旧围绕着傣族文化，同时景区公司在发展旅游的同时也注意保持其传统文化，收到的成效也不错，这更说明紧靠传统文化可以做得更好。文化本身具有弹性调控的禀赋，它能够经受得住外来的冲击，从而能够从容地做出文化再适应。当地傣族在旅游资本介入时做到与时俱进，本身就是主观能动性指导下的文化再适应。而他们所从事的服务业等生计活动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在当下社会愈加趋于专业化和更具稳定性。总体而言，当地傣族生计策略的变迁并非导致传统的傣族文化发生实质性的变革，而展现的是其文化的再适应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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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ofDai’sLivelihoodStrategyandCulturalReadjustmentinJinglaiVillageofDaluoTown,MenghaiCounty
HUANG Qiao1,SHI Hong2
(1.GuangzhouBusinessCollege,Guangzhou,Guangdong,510850,China; 2.Kunm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Kunming,Yunnan, 650504, China)
Abstract: Jinglai Village, Daluo Town, Menghai County, is a typical Dai community village, which is also a border tourism villag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1980s,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the intervention of foreign capital, the livelihood mode of the local Dai people has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mixed livelihood mode dominated by rice farming to a new diversified livelihood mode. Local Dai people actively choose different ways of livelihood, reflec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ir cultural concepts and economic system under the new social background, and also showing a new round of cultural readjustment in Dai society.
Keywords: livelihood change; Dai culture; Jinglai village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1-0019-08
收稿日期：2018-11-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双版纳傣族住居文化跨境比较研究”(基金编号：51368022)；云南省级人培项目“西双版纳住居建筑人类学研究”(KKSY20130607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巧(1991-)，女，广西贺州人，广州工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生态学方向；施红(1967-)，女，云南昆明人，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讲师，民族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建筑人类学。
[责任编辑：罗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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