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科录，通俗地说，就是科举制度中殿试文件的汇编，谁参与了考试，负责考试的官员是谁，谁最终入围，都被囊括进册子中。
登科录流传绝稀，以明代保存得最为完整，即使是现存的400余种也都已成海内孤本。现存明代进士登科录主要存在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从登科录上可以看出，参加考试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
唐朝状元驸马奉命编纂首部登科录
我国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然而，隋朝考试不固定，方法无定式。
唐朝开始对考试科目和内容等进行规范。唐朝科举主要分为贡举和制举两大类。贡举是逐年举行的常科，其两个主要科目为取文学之士的进士科和取经术之士的明经科，而以进士科尤为重要。制举是依皇帝诏令不定期举行的特科。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科状元孙伏伽为唐朝第一科状元。此前，孙伏伽曾是隋朝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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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300余年举行过118榜科举考试，文武两科登科约11万人。此前的唐、五代登科1万多人，此后的明朝2.4万人，清朝2.6万人。
柴达木盆地及周缘土壤主要为干旱土类，即漠钙土、灰钙土、黄土等；植被稀疏，主要分布在低洼处、大河床等地下水出露较浅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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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科录一般由皇帝赐钱制作。宋神宗熙宁九年，北宋王朝四面临敌，宰相王安石变法失败，复相不久又于本年十月向神宗提交辞职书。在此内忧外患之时，宋神宗仍赐钱700贯印刷登科录。
唐武宗会昌二年壬戌科状元郑颢，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状元驸马。后来深受唐宣宗信任，先后出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等，多次主持科举考试，并奉宣宗之命编写《登科录》。这是最早的官方科举记录。自此开始，唐朝建立了由官方编纂登科录的制度。
本区位于永平—寻乌NNE向断裂带、鹰潭—安远NNE向大断裂带、沙地—石城东西向大断裂三者的交汇部位，以NNE向、EW向、NE向断裂构造发育为特征，断裂具多期活动特征。
《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进士科主要考诗赋，相比于范围较为固定的明经科，进士科及第较难，所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其结果的公布也就得到了更多关注。进士科发榜的时候，榜文会张贴在礼部南院上，这张榜由四张竖着的黄纸写成，因此称为“金榜”。唐代以后，各朝代基本延续了张贴“金榜”的发榜方式，这也是“金榜题名”这一成语的来源。唐人黄滔曾作《放榜日》一诗赞曰：“吾唐取士最堪夸，仙榜标名出曙霞。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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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唐朝登科录，我们可以看到，王维、张九龄、李昂、柳公权等一批文化名人都曾高中过状元。
两宋仪式制度化进士自印同年小录
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每年二月，在京城长安或东都洛阳进行全国会考。其考生来源，一是国子监所属各学馆生徒，二是全国各州县举荐的贡生。这些贡生一般为每年秋季乡试产生，故称“秋闱”，全国考生数在一千多人。考取进士后，要经过吏部考察其真才实学后，才予分配官职。在唐朝289年中，共录取进士8000余名。每年从一千多名考生中录取几十名进士，能上榜确实不易。
宋朝开始出现皇帝临轩唱名赐第制度，称为“临轩唱名”。《宋会要辑稿》记载，雍熙二年共得进士二十五名，宋太宗按名次逐一呼出每位登第者的姓名，这一举措突显了皇帝对科举选才的重视。自此以后，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其仪式也逐渐制度化。后来录取进士人数增加，再由皇帝一一唱名不太现实，就改成了皇帝象征性地呼出前三名的进士，即状元、榜眼和探花，其余的由官员代为传唤，称为“传胪”或“胪传”。宋代赵升《朝野类要》记载：“唱名，谓之胪传，圣上御殿宣唱，第一人第二人第三人为一班。其余逐甲，各为一班。”
直到唐朝第十六位皇帝唐宣宗李忱时，才有了第一部官方登科录。
周必大家藏有北宋时期的同年小录，封面上还粘了一份榜帖，也就是朝廷印发的录取通知书。周必大将朝廷的录取通知和进士同年的同学录一起寄给家人，珍重收藏起来，以期世代相传，以此激励子孙。
除了朝廷印制的登科录，宋朝的新科进士在公布榜单和临轩唱名后，会着手刻印同年小录，他们称之为“登科小录”。登科小录印着新科进士的名字、名次、年龄和籍贯。目前，我国保存的同年小录有《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两榜。南宋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就提到家藏这种登科小录。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周必大在《题盛京登科小录》中说“初，景伯丞相作《本朝登科记》，自庆历后始有小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丞相洪适授命编纂官方登科录，到宋仁宗赵祯庆历年间，开始有了同年小录。
由于现行政府体制的现实，造成公共服务提供的大包大揽，政府垄断，这往往形成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出现运行和监督机制的僵化，导致难以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服务，在我国政府提供的残缺的公共服务中，基本上是政府或国有经济垄断，消费者没有选择服务供给者的权利，政府提供怎样的服务，公众就接受怎样的服务，政府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提供服务都与公众无关，与需求不能吻合，公众自然不会满意。[7]与此同时所缺失的监督机制又加重了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僵化度。
两宋重视科举，涌现了一批依靠科举、文学而长盛不衰的世家大族，如眉山苏氏、南丰曾氏、濠州晏氏、江阴葛氏等。
明朝科举国外考生也来考
《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记载了明代首次进士科考（也就是殿试）的详细过程。这次廷试是明朝的第一次全国性抡才大典，地点在奉天殿，由朱元璋亲自出考题，共录取了吴伯宗等一百二十人。
这本登科录开本宏阔，纸墨俱佳，古朴雍容。由礼部刊印，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玉音、荣恩次第、皇帝制文、登科录文。皇帝之言，即金口玉言，登科录中的玉音，也就是皇帝的诏书，记录了总提调官、读卷官、监试官、掌卷官、受卷官、弥封官、对读官、搜检官、监门官、巡绰官、提调官的官衔和姓名，这次廷试的总提调官，也就是总负责人，是宰相胡惟庸。
洪武四年的这次廷试录取了第一甲进士及第三名，第二甲十七名赐进士出身，第三甲一百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的三名便是我们所熟知的状元、榜眼和探花。在这本登科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江西人吴伯宗就是这场明代首试的头名状元。明朝科考中学校培养、三级考试、八股取士、南北分榜、政治选官等系统化制度，都可以从《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中窥得端倪。
明朝科举考试对考生身份审查严格，所以，历届登科录上都有“进士家状”，对进士本人包括其籍贯、出身、年龄、学历及其祖宗三代妻室等家庭状况有详细描述，这也是《进士登科录》的核心部分，在研究明代进士出身的人物生平上具有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价值。除此之外，《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相比于其他登科录还多了所授官职，这是由于当时社会百废待兴，正值用人之际，故中进士者直接授予官职。这在明朝时历届科举考试中也是一大特例。
从这本登科录上，我们可以看到，参加考试的举人除了中国人外，还有高丽、安南、占城等国的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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