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这一论述，将协商民主与党的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明确了协商民主的特殊地位和历史使命，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对我党历史上统战工作经验的凝练和总结。继续发展协商民主，既源于历史经验，又源于现实的制度优势。
关键词：协商民主；党的领导；历史担当；制度优势
协商民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虽然为国外学者最早提出，但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就已经得到成功实践。进入改革开放、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协商民主得到进一步丰富，并朝着广泛性、多层次性、制度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从政党到基层的相对完善的协商民主体系。
对于协商民主的政治定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十九大报告重申了上述观点，并强调“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这一研判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明确了协商民主的特殊地位和历史使命，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对我党历史上统战工作经验的凝练和总结。继续发展协商民主，既源于历史经验，又源于现实的制度优势。
一、协商民主的历史担当
近代以来，民族独立的迫切要求与异常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民主发展紧密地与中国民主革命而非和平的经济社会建设联系在一起。民主也“只能在革命阵营和进步阶级内部，或是面临外敌入侵的特殊情况下在抵抗力量内部，以协商民主的形式体现出来”。协商民主因此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呼吸、共脉搏。在形式上，协商民主远不及当前丰富多样，主要表现为政党协商与阶层协商。
（一）萌芽阶段：阶层协商得以确立，政党协商地位凸显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参与、继而领导的协商民主之路。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主张“科学”与“民主”，坚持实现多数人的民主。在当时，民主具有目标和手段的双重价值。一方面，民主是要争取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民主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翻北洋军阀专制统治。这一时期，出于民主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革命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组织最广泛的革命联盟，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再次明确了“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并把民族资产阶级定为“革命的力量之一”，这在实际上确立了各阶层广泛参与的阶层协商的统战方式，拉开了协商民主的序幕。
液体冷却介质对不同温度下玉米种子发芽率有较大影响。在6种温度下，利用液体冷却介质处理玉米种子3 d，X1，F6，S10和H4的4 d平均发芽率较未处理的对照组发芽率分别有所下降，H1和K17的4d平均发芽率均高于对照组，除-25℃处理外，其余温度处理的S10发芽率均低于对照组发芽率（见图1）。S23，H1及K16经6种温度液体冷却介质处理后的7 d平均发芽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F6号和S23在-10℃液体冷却介质处理后发芽率最高，其余则是在-20～-30℃经液体冷却介质处理后达到最高（见图2）。
1922年起，出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孙中山经过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俄政府代表越飞会谈，下决心改组国民党，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响应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政党协商在实践中得到初步尝试。同时，国民党一大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基本政策，使协商民主体系进一步扩展，政党协商、阶层协商并存的局面初步形成。
在历史经验之外，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建设，还在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现实制度优势。协商民主作为学术概念被国外学者提出时，是出于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中国国情下，协商民主与共产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因此，讨论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不是抽象地比较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而是具体地分析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制度优势。
政党协商既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形式，也为后期政党协商走向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政党协商一经形成，就显示了其重大价值。经过国共两党的努力和合作，特别是来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帮助，国民党很快成为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国共两党通过政党协商，以统一的立场、组织和行动，推动大革命走向高潮，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组织意识。同时，大革命的失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吸取沉痛教训，一方面推动中国革命另寻出路，另一方面也积累了政党合作、政党协商的宝贵经验与教训。
（二）初步探索阶段：协商民主逐步面向国内所有先进团体和个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力求通过谈判与协商建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林伯渠语）。为此，各党派、无党派人士于1946年参加了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商议和平建国。但组建联合政府的建议最终因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而落空，和平建国无望，中国共产党被迫发动了解放战争。尽管如此，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协商民主的有效组织架构被予以广泛认可。
共产党方面，不仅思想上高度重视政治协商，更主要的是政治合作经验日益丰富，既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得到全面贯彻。同时，具体实践有创新，并收到了切实效果。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对于“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从而将政治协商的积极态度摆在国人面前。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了部分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并接着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而非一党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查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首先要看其是否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局面。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失去稳定的政治局面，也就失去了发展所必须的最基础条件。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四分五裂和千疮百孔；在西式“民主化”裹挟下陷入政局动荡、经济困境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从反面印证了政局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三）基本形成阶段：协商民主由民主主义转向人民民主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举行了历时7个月的谈判，最终达成第二次两党合作的共识。这种以谈判为基础的政党协商，既是协商民主思想的体现，也有利于扩大协商民主的覆盖面。为团结社会各抗日力量，国民政府方面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并邀请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共商国是，由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多边协商框架初步形成，在形式上推动了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进程。但受到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制约，国民参政会发挥的影响极为有限。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其他民主力量的积极响应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宣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以及民主建政的最终胜利，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这一新型民主形式基本形成。“事先协商”“有效协商”是新中国协商民主的显著特征，也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改变了过去只有到开会时才把意见拿出来供大家讨论的做法。新中国协商民主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妥协性协商”，即“除非是最原则的问题争论不会妥协外，凡是有极大可能采纳的问题，最终可以取得妥协”。协商民主以其新的运行特点在社会改革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民政协制度受到破坏，协商民主建设遭遇挫折。伴随改革开放，协商民主建设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整体上朝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这一方向，既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开展。
（四）丰富和完善阶段：协商民主日趋制度化、规范化
头部取穴取百会、四神聪、凤池，上肢不遂加患侧八邪、养老、曲池穴和健侧的手三里，下肢不遂加患侧承山、足三里和健侧的绝骨穴，治疗组于针柄上插入1.5 cm纯艾条，待艾条燃尽后取针。采用平补平泻手法，留针30 min，治疗5 d休息2 d，4周为一疗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巩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的战略部署。十九大报告继续强调：“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上述重大决策以及相关部署，均体现了当前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的前进方向。
198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中共十三大报告。1992年，“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写入党章，1993年又被写入宪法，成为国家的意志。1997年，被中共十五大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2005年，新的建设意见明确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将协商民主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之一。
通过对于玉米的科学施肥能够有效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在施肥的过程中，要根据当地的实际土壤条件，释放氮磷钾以及微量元素的复合肥。在第一次初夜期间，应该追施尿素50-75kg在第二次喇叭口期间应该追施尿素100-150kg，为了能够避免玉米早衰必须要加强二次追肥的管理，由于种植密度的增加，所以必须要选择紧凑型的品种，保证各个时期的玉米生长能够得到有效肥料补充。
③寒武系高台组（Є3g）：灰色—深灰色厚—巨厚层不规则条带状（姜状）泥质白云岩、薄层状泥质白云岩。厚度0～63.61 m。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承载着协商民主的发展进程；而协商民主的发展又促进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这也是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的历史缘由。
二、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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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汇聚各阶层、团体和进步分子的“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在边区得到推广，提高了边区各阶层精英、农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在“三三制”的实践过程中，“先协商后决议”“先协商后票决”“个别谈心”“小型座谈会”等民主实践形式，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
工作区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入渗补给和地表水侧向补给。岩溶裂隙、孔隙是地下水的主要径流通道，地下水总体径流方向与地表水径流方向基本一致，即由北西向南东径流。地下水排泄形式以泉、潜流及井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也出现了几次挫折。对此，邓小平认为，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民主，不但最终无法实现民主，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邓小平指出：“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实践证明，在重大历史关头，正是由于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才实现和有效维护了国内政局稳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序推进才有了基本前提，社会生产力水平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才具备了基本条件。所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次，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体现在能够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最大限度扩大共识，防止“赢者通吃”。伴随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事务日益繁多、利益格局愈加复杂。在此背景下，如何满足多元利益诉求、防止忽视少数人利益，如何协调多元利益诉求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当前民主政治发展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加上我国人口和民族众多，地域宽广且差距较大，使得利益协调更加困难。协商民主则通过相关主体间的平等讨论与协商，共同参与公共事物的决策，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成最大共识。由此，既让民众对决策结果满意，又让民众在协商的过程中强化民主精神、锻炼民主素质、熟练民主实践；既能满足多数人的利益，又能照顾到少数人的诉求。这一特点使得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与西方的竞争民主相区别。在竞争民主的制度安排下，多个政党通过竞选方式获得政治权力，继而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分配。在竞选过程中，为争夺选票必然采取某些政治行动，往往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造成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与群体间的隔阂。不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一选就乱”，缘于照搬西式民主，缺乏有效的民主协商。
再次，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还体现在以更多元的形式汇聚更广泛群体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与改革开放相伴随的，还有愈加复杂的社会分工和愈加多元的社会阶层，更加健全的协商民主体系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已开展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多种形式，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新的协商形式正处于探索之中。已形成民主座谈会、恳谈会、听证会以及利益协调会等多种协商机制，协商程序的细化、协商公开机制和协商评估机制的建设正处于进一步完善之中。在协商类别方面，政党、人大、政协、基层、社会组织协商等正有序开展，涵盖了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改变了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精英型协商局面，为社会各界人士和各阶层群体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更广泛、更便利的渠道。
最后，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还体现在其开放性、包容性。协商民主具有高度开放性，倡导各阶层、各群体有序参与，尊重各方的多元利益诉求，特别是注重吸引和团结新兴社会阶层，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推动民主政治可持续发展。伴随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和行业不断涌现，新兴社会阶层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将新兴社会阶层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主体，使其在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中，既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也能督促他们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和谐社会凝聚共建共治的强大合力。
总之，作为一种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调节机制，协商民主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和进步。为增进制度认同、坚定制度自信、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支撑。伴随协商民主实践的日臻成熟与协商民主制度的日益完善，人民群众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监督公共权力方面将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对制度将拥有更强烈的归属感，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将获得更高程度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李小青.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性和路径研究［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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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岁科.当代民族协商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7.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ANG Lan-hui
（Marxism Teaching Department，Tianjin Business Vocational College，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achieve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This statement closely links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ith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embodies the fundamental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and clarifies the special status and historical mission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Consultative democracy corresponds to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t is also a concise and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Continuing to develop consultative democracy stems both from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from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reality.
Key Words：consultative democracy；party leadership；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078（2019）02-0066-04
DOI：10.3969/j.issn.1674-5078.2019.02.019
收稿日期：2019－01－01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大学生基督教信仰状况调查与应对措施研究》（项目编号：晋规办字〔2017〕2号）；山西省教改课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作者简介：王兰惠（1961-），女，天津人，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标签：民主论文; 制度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政党论文; 发芽率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党的领导论文;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大学生基督教信仰状况调查与应对措施研究》(项目编号:晋规办字〔2017〕2号) 山西省教改课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论文;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马列教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