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开展，毛泽东十分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作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害怕民主人士，对民主人士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该乐于并且善于与民主人士打交道，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在这一方面，毛泽东身体力行，经常抽出时间与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谈话、聚餐，进行书信往来，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与黄炎培的交往，便是其中的一段佳话。
文化寻根与文化冲撞紧密结合，一个人在异域文化中试图寻找着与自身文化的相似点，包括历史、起源和文化特征，这也是自我寻找和自我反思的过程。
很早即与黄炎培结缘
毛泽东很早即与黄炎培结缘。1920年5月，江苏省教育会集会欢迎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访问上海，黄炎培主持会议，并发表演说。当时年仅27岁、正在上海逗留的毛泽东聆听了黄炎培的演说。后来，毛泽东两次向黄炎培提到当时的情景。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毛泽东欢迎他时说：“我们二十多年不见！”然后告诉黄炎培在欢迎杜威的会场中就已见过他。1949年8月1日，毛泽东邀黄炎培至中南海颐年堂，畅谈4个多小时，其间又问他：“知道我们第一次相见在哪里？”然后说：“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演说中国一百个中学毕业生，升学者只多少多少，失业者倒有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间有一个毛泽东。”可见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演说印象之深刻。
抗战时期，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之子、画家沈叔羊画了一幅画，上有一把茅台酒壶和几只杯子，请黄炎培题字。黄炎培想起红军长征时，有报纸称红军战士在茅台酒池中洗脚。针对这个传说，他在画上题了一首七绝进行调侃：“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以此讽喻了这个传说的荒诞无稽，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这幅画在重庆展出时，董必武把它买了下来带回延安，毛泽东看到之后非常喜欢，就把它挂在了会客室里。这无疑是对黄炎培的一种高度认可和肯定。
抗战时期，中共在全国各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影响与日俱增。毛泽东作为中共的领袖，得到了黄炎培仰慕和关注。黄炎培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接近中共以及毛泽东。1937年12月19日，黄炎培从武昌坐车前往长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车上读毛泽东自传及毛论中日战争，毛夫人贺子珍小传。”对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毛泽东自传》，黄炎培读过多遍，认为“应作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读”。后来，黄炎培作为社会贤达人士的代表进入国民参政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过从甚密，经常在一起聚餐，或者定期晤面长谈，对中共的方针政策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在争取宪政民主、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斗争中与中共密切合作，逐渐成为了中共的好朋友。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黄炎培进一步了解情况，4月29日又写了一封7000余字的长信送呈毛泽东，进一步反映了农村某些地方存在的灾情严重、超额征粮，城市存在的工商业税负过高和强迫购买公债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虽然从不同渠道已经有所了解和掌握，中国共产党也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他对这封信仍然非常重视，先后指示陈云、薄一波、陈丕显等人对这些情况进行调查，并将情况向黄炎培反馈。1950年5月9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就黄炎培所反映的华东公粮和上海税收任务过重及实行合理负担不够等问题作出说明。5月15日，毛泽东即将陈云的信件转给黄炎培，并写信说明：“粮税事，我告陈、薄后，已有复信，兹附上请阅。如有意见，请再告。”
1945年7月，毛泽东 （右一）等到机场迎接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 （右二）等一行六人
非同一般的礼遇和尊重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毛泽东所交往的民主人士中，黄炎培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和尊重。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到达北平。当晚毛泽东设宴招待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欢叙长谈。26日，毛泽东单独邀请黄炎培到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做客。黄炎培是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招待的第一位客人。当黄炎培到达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亲自到大门外迎接，并搀扶着他走下汽车。进入北平的第二天，毛泽东即在住处单独招待黄炎培，这是很高的礼遇了。在民主人士中，能获此礼遇者，仅黄炎培一人而已。
在当晚的谈话中，毛泽东表示，希望黄炎培利用其威望和影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说：“黄老，你是我老师的老师，请你帮我个忙好吗？我知道你长于教育，办了几十年学校，但希望你新中国成立后去搞工商业”；“请你做新中国民族工商界的牵头人，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族工商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他们传递共产党的声音”。他说，中国共产党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将不同于苏联，不会像斯大林那样“赶尽杀绝”，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新中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希望黄炎培利用自己的影响，迅速向外界传递这一精神，以安抚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彷徨不定的工商业者。黄炎培听了深受鼓舞，当即接受了毛泽东的重托。28日，黄炎培即按照与毛泽东商谈的结果，分别给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工商界朋友发出5份电报，向他们解释和传达中共的政策，同时敦请他们前往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
我国旅游经济竞争已进入区域合作竞争时代，而当下山西沿黄地区未能通过开展地区间旅游合作，形成一批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加速流动与合理配置，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各县（市）间与各县（市）内部旅游资源重复开发、盲目竞争现象严重，缺乏整体协作，山西沿黄一线旅游经济呈现：点强线弱的空间结构特征。
黄炎培为人直率真诚。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但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会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反映，为此他常常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毛泽东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对于黄炎培向他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他总是十分重视，采取欢迎和鼓励的态度。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主张继续干涉中国内政，认为“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将希望寄托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身上。白皮书发表后，中国的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对白皮书进行谴责。在黄炎培主持下，中国民主建国会经过集体讨论，起草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8月24日以民主建国会在北平发言人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企图在中国发展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实际是要将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作为它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工具”，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光明幸福的道路。毛泽东看到声明后非常高兴，马上函告秘书胡乔木，要求将其“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并于当天致信黄炎培，对声明给予很高评价：“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亲笔致函黄炎培。黄炎培接信后，既感激又兴奋，立即给毛泽东回信致谢，并表示“希望主席时时指教”。8月26日，毛泽东写了给黄炎培的第二封信，对其表示慰勉，信中说：“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
长三角一直是我国重大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地区。近年来，国家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密集在长三角地区率先部署（见图1）。2010年，江苏省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年，国务院同意上海张江建设第三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并将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上升到国家层面[4]。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从五大方面开展改革试点；同年，国务院批准在江苏苏南建设“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江苏省和安徽省成为全国仅有的两个创新型省份建设试点省。2014年，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国务院批复。“十二五”期间，国家战略在长三角的密集部署，就是希望长三角能够为新一轮创新驱动发展探路，为全国发展提供示范。
鼓励黄炎培反映情况和问题，监督各项工作
毛泽东不仅礼遇和尊重黄炎培，对其创建和领导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也格外关心和重视。由于民主建国会与上海的工商界有着密切联系，1949年4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专门邀请黄炎培及民主建国会同人聚餐谈话，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委负责人饶漱石、刘晓、刘少文等人陪同。聚餐和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黄炎培“十二时半归”，其间毛泽东“为解放上海嘱同人效力”。
该项目通过对会泽公司膏体充填系统的仪表及电气设备一系列自动化及智能化技术的升级改造，实现充填车间全部工艺流程参数、电气设备的远程监视和控制，便于对车间总体能耗的监管，提高皮带运输量，解决膏体充填需求量增加的问题；通过对车间工艺数据、实验室数据和生产管理数据的采集及整合，建立包括“现场智能设备- 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分析数据库-APP移动终端系统”的膏体充填一体化智能管控平台。该项目的实施，将在行业内首次实现充填制备完全无人值守、物料智能调节、一键式充填，并形成膏体自动化充填的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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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应该是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两人在延安窑洞中关于周期率的对话了。当时黄炎培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作风面貌与国民党完全不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充满了期待，就对毛泽东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办法吗？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更加拉近了黄炎培与他在思想上的距离。延安之行结束后，黄炎培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延安归来》，如实地向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念、作风和崭新的面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也进一步获得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他的好感。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与毛泽东常有书信来往。从毛泽东写给黄炎培的信，可以看出毛泽东与黄炎培既有浓浓的公谊，也有深厚的私交。毛泽东与黄炎培除了谈论国家大事，对他的生活也非常关心。黄炎培年事已高，每每身体有些不适，毛泽东都会殷切询问。此外，毛泽东和黄炎培都爱好写诗填词，两人的书法艺术也都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因此他们还会互赠诗词墨迹。黄炎培曾多次把自己的诗集，如《红桑集》等赠给毛泽东。毛泽东则在1956年12月4日的信中，把1954年和1956年6月填的两首词《浪淘沙·北戴河》 《水调歌头·游泳》抄赠给黄炎培。黄炎培得到这两首词的墨迹后，极为珍视，时以展示同好。
针对黄炎培在信中反映的苏南地区灾情及征粮过重等情况，毛泽东在1950年5月12日致电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要他转告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对黄炎培反映的情况和问题“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向中央作一较详细的报告，以便答复黄炎培。后来，毛泽东不仅将陈丕显的报告转交给黄炎培看，还写信建议他去找陈丕显，当面了解情况。信中说：“介绍陈丕显同志和先生一谈。他是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是苏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上次我给先生看的那份报告就是他写的。先生给我的意见书一个月前就寄给陈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但认为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详询之。”后来，陈丕显和黄炎培专门谈了三个半天，向黄炎培详细介绍和解释了其关心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对此，黄炎培十分感动。
在黄炎培向毛泽东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中，也有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相符或差距较大的。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则以各种方式让黄炎培了解真实情况，用事实来说服和教育黄炎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土改运动中，有一些工商业者兼地主向黄炎培写信告状，说新解放区的土改“斗争过火”，“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黄炎培陆续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并写信希望能够予以解决。对此，毛泽东一方面致信黄炎培，表示已将信件转寄有关负责同志，“并请他们予以调查，酌量处理”；另一方面，毛泽东不断将各种土改文件和报道寄给黄炎培阅看，让其了解土改政策和实际的土改情况。黄炎培看了这些土改材料后，主动要求去他所关心的苏南各地考察。毛泽东对此表示支持。他在1951年1月10日，专门致信饶漱石、陈丕显说：“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又在1月13日会见黄炎培，对他说：“你们去看看很好，可以选择好的、差的一二处考察，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地主富农三方面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实现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展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工作。到1950年4月前后，这两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国家的财政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与此同时，在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在城市，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负偏重，私营工商业发生了严重的资金困难，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失业增多，市场严重萧条。在农村，某些地方征粮超过定额，甚至在发生严重灾情的情况下还加重征粮，造成农民生产生活发生严重困难。黄炎培了解到这些情况，忧心如焚。1950年4月17日，他给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写了一封3000余字的长信，坦言直陈：“现实局势是相当严重的，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上海“陆续有人去香港，倒不是避缴公债，而是人心动摇，失人心可惜”。措辞非常尖锐，但毛泽东并不计较，而是给予高度重视。他不仅指示将这封信分送有关人员传阅，而且在4月26日约见黄炎培，当面听取黄炎培反映情况，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征求意见。
黄炎培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工商界特别是上海的工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注意通过黄炎培对工商界发挥积极的影响。
肥胖和体质量的增加是T2DM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而二甲双胍具有控制体质量的作用[29]。有研究指出，二甲双胍对于T2DM患者和非糖尿病人群均表现出稳定、持久且相对温和的减重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血液中胰岛素水平、控制食欲、抑制热量吸收、增加瘦素敏感性等相关[30]。研究证实，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单独服用二甲双胍至少6个月后，可使肥胖[BMI为（37.1±4.6）kg/m2]患者的体质量下降（1.2±1.4）kg[31]；同时，以二甲双胍为基础的联合用药还可减少格列酮类、磺脲类和胰岛素治疗所致的体质量增加[32]。
1957年，毛泽东与黄炎培 （左二）、陈叔通在一起
通过黄炎培对工商界发挥积极的影响
1951年1月19日，黄炎培一行离开北京赴苏南农村，通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对土地改革有了符合实际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他认为，苏南的一些地区虽然在短期内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但很快得到了纠正。因此，“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回到北京后，他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呈送给毛泽东与周恩来参阅。《报告》中，黄炎培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某些不依法办事的现象也提出了看法。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镇反工作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慎重的方针，一些“左”的现象得到了纠正。
1952年初，中共中央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1月13日，黄炎培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举行的大会上，号召工商界积极响应和配合，订立不行贿、不逃税、不欺诈、不送回扣的“四不公约”，作为整个工商界互相监督和必须遵守的纪律，并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前途。运动开展起来以后，部分工商业者对未来感到不安和悲观，担心产业被没收，不再努力经营生产，上海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对工商界有所指示，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3月15日，毛泽东约见黄炎培，就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以及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发表重要谈话。他说：“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我们要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注重学习。”关于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他说：“我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要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毛泽东还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炎培说：“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黄炎培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先后在1952年7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上和9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传达，使工商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解除了疑虑，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黄炎培后来说：“我把这些训示广泛传达，从此工商业者，也不止是工商业者，对党信服的念头大大提高了。”“他们思想上有了这些基础，从此由个别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虽然是1956年的事，根已深深地种下，所以一经号召，全国响应。”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私人工商业特别是中小工商业出现了一些经营上的困难。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专门约黄炎培了解情况，黄炎培也主动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1952年9月22日，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谈到上海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1952年1月至5月没有生意，但所得税照收，且在1月底应先缴1/3，因此上海工商界有一些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心理，需从税收和劳资两点入手。此外，黄炎培还多次将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所搜集到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及时提出要调整工商业政策。11月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怎么扶持呢？1953年1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关系；三、商业调整；四、资金短缺。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对于税收问题，毛泽东提出：“资本家应交的税要交，不应当要的我们不要，不要把人家搞光了。”“应依据有多少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征多少税的原则去做，而不应该做杀鸡取卵的事。”由于中共调整了政策，私人工商业渡过了暂时的难关，民族资产阶级提高了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从对落实基础知识调查的问卷调查数据发现，有24.78%的学生需要老师对基础知识讲的更详细，这部分学生基础知识落实较差，需要另外采取措施去落实和巩固，不然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的学生谈何提升能力，谈何培养学生的地理核心素养。针对学生反映的课前预习效果偏低的问题，可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共同解决。教师采取课堂检查和督促课后巩固相结合。
在工商业资本家眼中，黄炎培是中共的代言人。因此，毛泽东特别注意使黄炎培能够准确地传达和解释中共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精神。1952年9月初，黄炎培为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写好一篇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稿，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为“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如将资本家应“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将“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等。按照毛泽东修改后的讲稿，黄炎培于9月7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他们纷纷表示：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
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黄炎培积极响应中共的政策，号召和动员工商业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一方面要求民主建国会的成员发挥骨干和带头作用，团结工商业资本家，为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另一方面于1954年3月1日和6月23日，分别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朋友，认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走向社会主义的明天。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向黄炎培提出，希望民主建国会和工商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黄炎培主持民主建国会通过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议》，并在工商界内部动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工商业资本家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此，毛泽东多次致信黄炎培给予肯定和鼓励。
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956年10月和11月，先后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讨论了民主建国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民建工作的方针任务是协助人民政府团结工商业者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针对民建个别领导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的观点，会议展开了讨论和批评，明确指出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还需要继续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在1956年12月4日致信黄炎培，肯定和赞扬了民主建国会的进步。信中说：“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很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对黄炎培这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的敬重、关怀、宽容，也体现了毛泽东谦虚谨慎，平等待人，正确对待民主人士批评和监督的民主作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凯歌行进，社会面貌和经济面貌日新月异，全国人民精神振奋，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毛泽东谦虚谨慎、民主开明的作风应当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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