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经历数次变革，在经历“荒野描写”向“毒物描写”的转变、“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之后，美国生态批评发展呈现出“后现代生态伦理观”(Postmodernism Ecology)的新趋势，其理论核心为“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生态整体主义”要求生态批评作家在评价生态作品的时候，需要用理性、复杂、缜密的视角来审视，无论关注人与自然，还是关注人与人，都要注意结合考虑问题的全面性与复杂性，把人类的福祉与生态的整体融为一体进行考虑、批判，使批评理念更符合“后现代”原则。
[关键词]生态批评；后现代；生态整体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期始于美国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一种新兴的、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思潮，是从文学、文化、艺术等批评角度进入生态问题的新兴理论方式，是以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为研究目标的文学研究流派。生态批评的领军人物、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内华达大学英语文学与环境教授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指出：“生态批评意指两方面的研究：既可以用任何一种学术的方法研究自然书写，也可以细致研究任何文学文本的生态含义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使那些文本初看起来似乎描写的是非人类的世界。这种新的研究论点反映出当代社会对非人类世界的重要性和脆弱性不断增长的意识。”[1](P60)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生态批评重要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劳伦斯·布伊尔(Laurence Buell)指出，生态批评是“在献身环境运动实践的精神指引下的对文学和环境关系的研究”[2](P430)。简言之，生态批评就是研究文学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文学批评，其核心思想在于唤醒人们的生态责任感。
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 W.Meeker)在其专著《生存的喜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the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中最早使用“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术语，标志着生态批评理论的萌芽。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发表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明确了生态批评的概念，首次提出可以将生态学融入文学中进行结合研究的观点。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SLE)在美国成立。1996年，格罗特菲尔帝(Cheryll Glotfelty)与弗洛姆(Harold Fromm)出版了美国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生态文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inLiteraryEcology)。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讨论了生态学、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等理论，成为生态批评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批评进入深入、蓬勃发展的时期。
由于生态批评是生态主义(Ecologism)、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绿色政治学(Green Politics)感召下的一种文学批评活动，所以生态批评是一种文学与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乃至文艺学、美学、神学、女性主义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多学科、互融性的特征，为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生态批评研究具有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全球性的前景，兼具的社会性、政治性、修正性特点，使得我们在进行生态批评研究的同时，要有跨国界、跨学科的视角和全球化的眼光，使生态批评研究具有社会价值和意义，具有强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最早“自然写作”中的“荒野描写”(Wilderness Writing)，到工业革命时期“后自然写作”[3](P201) 的“毒物描写”(Toxic Discourse)[4]，到现阶段“后现代生态理论”“生态整体主义”构想。生态批评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在经历“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之后，已经朝着“后现代生态理论”的构想前进，构建“生态整体主义”的理想是生态批评发展的必然趋势。
调查结果表明，湿式诱捕器投放间距10、15、20 m处理诱捕茶尺蠖成虫总量分别为52、316和100头，平均每台为13、79和25头，可见间距15 m处理诱捕量最多，并与其他2个处理均达到显著差异，较好地控制了茶园茶尺蠖。因此，湿式诱捕器在茶园的设置密度以间距15 m较好。
一、荒野描写(Wilderness Writing)
“荒野”源自安格鲁撒克逊语“wilddeorwn”，指代原生自然，即人类未涉足的原始大自然。在美国文学中，“荒野”只是相对于欧洲而言的一种表述，更多地指美洲新大陆这片广袤、富饶却陌生、未知、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荒野描写”(Wilderness Writing)是美国自然写作的最重要命题，是整个美国文学发展的主要母题之一，最具美国性，形成美国文学的传统。17世纪，第一批抵达美洲大陆的欧洲移民，对美洲寄予“乌托邦”式的愿望。他们力求挣脱枷锁，希望能自由开垦，缔造文明，过上富足、休闲、自由、和谐的生活。早期的生态批评作家所面对的是荒凉，但他们却选择在自然的陪伴下颂扬荒野。早期的荒野描写大多出自清教徒之手，清教思想与自然结合，呈现出新大陆的独特性、地域性、归属感。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荒野描写，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化氛围。人类期望在生态中寻找情感的栖息地，寻求心灵的归宿地。“艾默生认为，‘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仰’；梭罗说，‘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穆尔也曾说过，‘在上帝的荒野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希望’”[5](P54)。荒野成为人与自然寄托情感的地方，同时，荒野让初到新大陆的欧洲人得到内心的滋润和平静。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化学物品的使用破坏了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存也形成威胁，毒物描写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写作形态，是一种对生态的焦虑和恐惧的书写。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毒物污染给人类造成深重灾难和危机，有强烈责任意识的生态作家停止了之前那种无病呻吟的写作方式，决心用文字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环境正义，使生态批评担负起介入环境问题的使命。写作方式从之前纯写实的方式，发展为后来的以弘扬环境正义、倡导生态伦理、倡导社会责任感为理论指导的新型写作方式。
1962年，美国环境文学作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年)出版了生态批评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寂静的春天》(TheSilentSpring)，揭露了化学药品污染自然环境和危害人类健康的大量客观事实，标志着美国毒物描写的正式开始。《寂静的春天》在美国知识界产生巨大反响与轰动，是文学跨学科进入其他领域的一个典型，实现了文学跨学科的共融性。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生态批评作家有斯洛维克和劳伦斯。1979年，生态批评领军人物、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创立了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并长期担任会长，斯洛维克教授还主编生态批评权威期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ISLE)。这时，生态批评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即美国的生态文学复兴时期。2001年，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生态批评重要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劳伦斯·布伊尔(Laurence Buell)发表《为一个濒临世界写作》(WrittingforanEndangeredWorld,2001)，他在第一章的毒物描写(Toxic Discourse)中写道：“尽管人们对毒物的威胁早有感知，这种认识不仅从工业革命开始，且始于更久远，但近年来人们的感受由于一些事件而得到空前扩展。这些现代咒语既列出了真实事实，也展现了后工业想象中与真实事件相似的历史，显示由广岛、长崎事件引发的环境大灾难远比冷战持续的时间更长久”[7](P32)，迫使人们从单纯的田园理想中觉醒出来，修正对待生态环境的错误做法。其作品《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更是注入生态精神，成为生态批评的另一著作。这一阶段比较出名的生态批评作品还有《白噪音》《兔子安息》《避难所：家庭和地方的非自然历史》《避风港》《一千英亩》《最后一个》等。在形式上，生态批评作品也已经延伸到电影形式。1986年，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面世，更是成为生态批评的典范。
（2）烟气流速变化，仅对锅炉内对流放热系数产生影响，辐射放热系数不受影响。烟气流速比改变，对辐射式、半辐射式受热面传热系数影响较小，对尾部烟道的对流受热面影响较大。
二、毒物描写(Toxic Discourse)
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形式较为自由，涵盖小说、散文、诗歌、随笔、论著，日记、游记、札记、戏剧等形式。文学批判的宗旨主要在于回归荒野、歌颂自然，倡导崇尚生命、天人合一的中心思想，以梭罗和艾默生为代表的作家也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生态意识。1815年，“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年)出版了《见闻札记》，着重于荒野意识和荒野描写，其中的短篇《睡谷传奇》《瑞普·凡·温克尔》开创了美国文学的传统，其自然文学的写作形式对后来的生态批评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睡谷传奇》中，作者先是通过故事向我们呈现一幅远离喧嚣的画面：“一条小溪流过山谷，潺潺的水声催人入梦，偶尔有一声鹌鹑的啭鸣，或啄木鸟的笃笃敲击声，几乎就是突然打破这万籁俱寂的气氛的唯一声响了。”[6](P397)这种对“寂静”的描写旨在呈现一种远离尘嚣的原生态氛围。接着在提到打鸟故事时，“当时整个大自然特别安静，而我自己的枪声又令我大吃一惊，因为它打破了四周的如安息日般的寂静，并且由于愤怒的回声而久久不停、震荡不已”[6](P397)。“愤怒的回声”似乎又想说出大自然对人类侵犯的抗议，提醒人们正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1823年至1841年间，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年)完成系列边疆荒野传奇《皮袜子故事集》。1854年，作家、“美国环保主义先驱”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年)发表《瓦尔登湖》，成为美国环境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先驱之作，瓦尔登湖也成为梭罗众多追随者向往的圣地。1936年，“美国文明之父”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年)出版处女作《论自然》，超验主义兴起。作为超验主义的领军人物，艾默生和梭罗在各自作品中诠释了“走向自然、表现自然”，以及表达了想要摆脱欧洲腐朽文化对美国文学文化的影响和羁绊的理想。在荒野写作领域里，有两位名为“约翰”的自然文学作家尤为出名。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年)发表了《醒来的森林》《冬日的阳光》《诗人和鸟》等25部作品，成为早期自然写作的典范，被称为 “鸟之王国的约翰”。另一位约翰·穆尔(John Muir,1838—1914年)出版了《加利福尼亚的山脉》(TheMountainsofCalifornia,1894)、《我们的国家公园》(OurNationalPark,1901)、《夏日走过山间》(MyFirstSummerintheSierra,1911)、《约塞米蒂山》(TheYosemite,1912)等作品，被称为 “山之王国的约翰”。女性自然写作作家以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年)为代表，其作品的主题侧重于沙漠荒野，代表作有散文《少雨的土地》(ALandofLittleRain)，她以女性柔和的笔调，为枯燥抽象的荒原增添了魅力。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年)被称为“土地伦理”代表作家，在其代表作《沙乡年鉴》(ASandCountyAlmanac)中，他因为对土地和人的关系的深层思考而提出“土地伦理”(Land Ethic)。在众多荒野描写作家中，还有一位著名的、典型的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年)，他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在1942年发表的作品《去吧，摩西》(GoDown,Moses)，体现艾克“荒野情节”，表达了只有弘扬环境正义，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共存的超前生态保护意识和生态诉求。在这一阶段，荒野作品还包括诗歌创作，美国生态诗人加里·斯奈德就在诗歌中频频表现出荒野意向，对荒野充满了敬畏，成为现当代美国文学中践行荒野描写的一个典范。当代著名生态诗人默温(William Stanley Merwin,1927—2019年)也在诗歌创作中处处流露出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其诗作《最后一个》(TheLastOne)和《为了来临的奇迹》(ForaComingExtinction)描写了一种启示录式的、物种濒临灭绝的危机。
荒野是美国文学中的一个典型意象。荒野是精神殿堂，荒野是心灵家园。当时的作家在对荒野的赞美之中饱含深情，蕴含对自然之美的欣赏的领悟。因为在浪漫主义时期，工业革命刚刚拉开序幕，生态批评家虽然觉察到工业革命对生态的过度开发，也注意到工业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囿于自身的能力，还是没将这种意识上升到哲学、伦理学、美学的高度去审视。作品的局限性体现在其都是以正面的、写实的方式描述人们对自然的体验，在规范人类对待自然方面就显得势单力薄。
到了这个阶段，生态批评已经上升到伦理观范畴，“生态批评需要明辨自身，首先基于道德立场考虑，将自然世界的承诺看作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专题研究对象”[4]。“生态批评最重要的使命是探究人类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的行为，并对之进行文化批评，挖掘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8]。
三、构建“生态整体主义”的新趋势
从“荒野描写”到“毒物描写”，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批评在基于前期研究并超越前期理论的背景下，呈现出“后现代生态批评”的新趋势。“后现代生态批评”的基本观点是“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因为生态批评包含“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自然价值论”等，“生态整体主义”相比于之前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理论而言，在界定和辨析生态批评趋势上显得更为全面和完善。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旨在构建一个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协同发展的新型学科。“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维持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这一观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强调彼此之间的“共生”和“双赢”。这一趋势“超越人与自然对立的‘非此即彼’(either/or)的生态伦理观，发展成后现代主义的‘亦此亦彼’(both/and)的生态伦理观”[9](P10)，这就是“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观点。“生态整体主义”形成于20世纪，以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为代表人物。“利奥波德提出‘和谐、稳定和美丽’这几个原则，罗尔斯顿系统论证了整个生态整体主义，并补充了‘完整’和‘动态平衡’的原则，生态学代表人物奈斯也补充了‘生态的可持续性原则’”[8]。“生态整体主义” 基于又超越 “生态中心主义”，是更全面、科学、切合实际的理论，其观点所要达到的目的即“环境正义”，得到许多生态批评专家的认同。《后现代精神》指出：“后现代观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精神，它把对人的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10](P23)。后现代生态批评将更多地从审美标准、生活态度、价值观体系等方面，倡导一种从伦理角度对待自然的态度，避免过度开采自然、掠夺自然。生态批评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因以理性复杂但缜密的视角审视文学作品，在关注人与自然的同时，只有全面性与复杂性的批评，才符合“后现代”原则。
综上所述，美国作家对荒野的讴歌，表达了回归自然的生态诉求，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毒物描写是对环境问题的正视和对环境正义的深层思考，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具现实直涉性。从自然文学的“荒野”主题到后自然文学的“毒物”主题，从“生态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 的转变，都是一种继承与创新、延续与拓展的关系。生态作家和生态批评家正努力践行其社会责任，努力彰显生态批评融合社会性、政治性、公正性为一体的跨学科发展趋势，但是考虑到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体，大自然对人类的危害若是符合自然规律，则不可逆。“生态整体主义”并不否定人类的生存权，也并不完全否定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生态整体主义强调的是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经济的增长、对自然的改造和扰乱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所承受、吸收、降解和恢复的范围内”[8]。人类切勿盲目夸大生态理论和实践的效用，任何不科学、不可取的过激言行都会使人类陷入非理性的泥潭。
通过将松动风室（即流化风）与返料风室隔离开，分别设置风量计和调节阀，与主风室风门调节阀相互配合，维持返料与主风室风量平衡（见图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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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9)04-0143-04
[收稿日期]2019-04-20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2013C061)
[作者简介]赵靓，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 薄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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