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摘 要]在大力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张申府“辩证综合”的文化观思想为我们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建设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考路径。他的理论植根于罗素的逻辑分析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及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既不是全盘西化论的拥趸，也不是文化本位论的附庸。他既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活力，重新焕发生机；又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强调文化具有民族性，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坚持文化建设务须深耕中国之基本国情，这是甚为切实而又中肯的。张申府的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对文化民族主体意识的增强、健康文化心态的塑造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同时为当前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切入方向。
[关键词]张申府；文化观；辩证综合；价值
文化观是指人们对文化现象和文化行为的总的观点和看法。每个人的知识构成、文化修养及所占社会立场不同，自然也会导致他们的文化观不近相同。综观2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关于文化观的讨论可谓百家争鸣，然而主要无外乎全盘西化论和复古守旧论。在当时众多学者中，张申府提出的“辩证综合”的文化观独树一帜，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辩证综合是张申府文化观的根本观点，他从大处落墨，主张融“孔子、罗素、列宁”之思想为一炉，即将中、西、马结合，以“辩证综合”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创新中国现代新文化。诚如李宗桂先生所言：“张申府是一个力图超越传统而又被传统所束缚的文化重构者，是一个真诚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并努力将其融入民族文化之中、推动文化发展的文化开新者。”[1]张申府虽因当年一时冲动作出退党的错误举动，但这并没妨碍马克思主义成为他终生坚定的信仰，没妨碍他为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鼓与呼，没妨碍他在探寻传统文化真价值时呈现的求真、求实精神。他竭尽所能地为中国现代新型文化的建设提供探索范式，这既是知识分子血液中自来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尊心使然，亦是时代所赋予他的使命感使然。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张申府文化观进行解构剖析，以期深入发掘其当代价值，并为今日之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张申府文化观的理论根基
张申府文化观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他的哲学观基础之上的。张申府哲学的中心点就是具体相对论，并且阐释了历史渊源。“我这个见解，说它的渊源，它的最直接的渊源就是罗素的数理逻辑上的类型说……以及马克思主义里的辩证唯物论，也是我的见解的启发者。但是我这个见解也还有一个渊源，那就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的真传统与庄子的一些话。”[2]128-133由是可见，罗素的逻辑解析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以及中国哲学的传统思想等都是张申府文化观的理论来源。
(一)同罗素的逻辑解析法的渊源
张申府是中国最早向国人介绍罗素思想的人，按照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所述，“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三阶段除冯芝生先生外，就算张申府先生了。......先生是中国研究罗素最有成绩的人，可说是中国罗素哲学专家，《新青年》时代，发表许多关于罗素的论文，曾在北京大学教授罗素哲学，精于数学逻辑，曾在北大教授数年”[3]。这是目前可查到的较早对张申府哲学思想作出描述的著作，通过郭湛波的评价亦可见当时张申府对罗素哲学的研究造诣颇深。
按照舒衡哲女士在《张申府访谈录》中所述，罗素的《哲学问题》对张申府影响深远，进而使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不断增长。张申府发现哲学其实可以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罗素把哲学和数学合而为一，他的科学巨著《数学原理》(与怀德海合著)在《哲学问题》出版前两年见于坊间，而于一年后的1913年出版第三卷后全部完成。70年后张申府回忆《哲学问题》这本书怎样使他决心要步罗素的后尘做个哲学家时，认为在此书中，罗素认为作为哲学家不会囿于事物的表面具象，而是直达事物的本质，正是哲学的这一特质，才使人的智慧得以生长，从而有效地减少了人们“独断的自信”，这也正是哲学家与常人的区别。
罗素哲学影响张申府至深，以数理逻辑最为突出。这一点在张申府教授学生时体现得尤为明显，据舒衡哲女士记载，张申府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学生孙敦恒回忆他上课时的风格便是极为有力的佐证。“一般说来，逻辑学所讲的内容比较抽象、深奥、难懂。但张申府教授博学多闻，知多识广，再加上对课程内容的融会贯通，却把它讲得生动、通俗、易懂。”[4]他能把晦涩难懂的数理逻辑讲解得有声有色，并且给学生留下至深印象，足可见张申府受罗素哲学思想浸润之深，亦可见其对罗素哲学发自内心热爱之极。
(二)同唯物辩证法的渊源
张申府认为逻辑解析(logical analysis)是理性的极致，现代数理逻辑的作用就是对语言进行精当的分析，进而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传统哲学问题，这也是逻辑解析作为分析工具的意义所在。他认为哲学的入门要径就是逻辑解析，即“归宗明义：依据事实，厘字谊，清辞谓，分别类型，陈示可能，表见关联衍变，以构代推，责实核实，具体是归”[5]134。但是逻辑解析还有所欠缺，它往往执迷于细节，而忽略了事物个体同整体之间，以及事物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唯物辩证法恰恰满足了张申府这一至关重要的匡正需求。
喘振控制线是防喘振控制系统的基准线,一般设定在喘振线右侧5%～15%处。它将压缩机喘振线右侧的区域划分为左右两部分,即控制区域和安全区域。当压缩机运行在安全区域时,出口流量大于防喘振控制线设定值,控制器会自动关闭旁路阀BV。如果压缩机工况波动,工作点进入控制区域,控制器的输出将使旁路阀BV开大,增大压缩机回流量,将工作点拉回控制线上。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个漫长复杂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就需要当代文化建设者不能急功近利，要确保自己具备良好的治学心态，传承好历史所赋予的文化使命。
综上所述，张申府“辩证综合”文化观的提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当其时也，全盘西化派同民族本位主义势同水火，论战不休，张申府的“辩证综合”的文化观思想绝不是简单的中西结合或者折中主义，它是建立在逻辑解析、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等理论基础之上的，是他对罗素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研究与思考的成果，具有强烈的前瞻意识，虽然在他所处的时代没有被重视，但是不能掩盖其理论本身的学术价值，对于我们今天作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启蒙运动和文化革新的坐标已经百年，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对之进行反思。不容回避的是，张申府曾发表有《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一文，他在文中肯定了五四给当时社会带来的积极意义，但亦未曾避讳它受时代限制所具有的缺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于五四“意义应该认识，影响应该发扬，缺欠也应该补充”[9]155。作为那一时代的亲历者，张申府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经过深切反思的，所作出的的评价亦是比较全面的。
张申府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其自身独特文化亦应有一个作为文化精神代表的人物，他既是一面旗帜，更是一个文化符号。毋庸讳言，孔子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标志性人物，诚如张申府所言，“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8]161。“中国立国，所以立，可以立，或值得立，应就是仁，就是中，就是生。而这些，以及易与实，断然应以孔子为代表”[5]239。张申府始终强调要发掘孔子的真精神，而不应该误读孔子、误用孔子。张申府由孔子之真精神而展开论述，批判当时社会所盛行的一股崇洋媚外、妄自菲薄之风气，以唯物辩证的观点论述中国文化之独特性及对世界文化之贡献，进而彰显中国文化立国之合法性。除却对孔子真精神的阐述，张申府还从人生理想、行动准则、教学原则及美的标准等十个方面阐释了中国文化的优长之处。通过张申府的论述，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及其文化上的代表人物，就是本民族文化资养的源流，那么深入研读其中，对于增加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必将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部分是非运动适应性产热。这主要是指身体在日常活动中所消耗的能量，像坐立不安、烦躁、颤抖等身体表现，大约占据了20%的新陈代谢。
综上所述，张申府文化观的理论根基于逻辑解析、唯物辩证法及孔子的思想，孔子、罗素、列宁作为各自文化的代表人物在张申府这里得以会通融合。在此基础上，张申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辩证综合的文化观。
他认为孔子的仁是其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而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虽然对所代表的文化有过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当时所宣讲的孔子思想也并非孔子原初的思想，甚或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所代表文化的发展与革新。所以他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主张。张申府认为只有破除人们对孔子的盲目崇拜，剥离历朝历代那些强加于孔子的种种假面，将儒家孔教的教主扯下神坛，人们才可以去认知、去研究一个真正的孔子，去探究孔子带给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与文化价值。由是可见，张申府认为要想把孔子解救出来，真正地彰显孔子真精神，除此之道，别无他法。
时间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时跑得飞快，眨眨眼，一天过去了，再眨眨，一辈子就过去了。有时又走得很慢，如同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往前爬，你急也没用，它不会乱了脚步。
二、辩证综合的文化观
在张申府那里，唯物即是客观实在，辩证则是对立统一的灵活运用，更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张申府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立统一方法的灵活运用，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这才是辩证法的要义所在。翻开中国传统思想长卷，不难发现，辩证唯物思想深刻蕴涵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之中。老子《道德经》中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6]，更是这种辩证思想的明证。孔子的中庸思想也是合乎辩证法原理的，《乾·文言》：“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7]。孔子的“中”，指“利见大人之中”，是基于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之上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因此“中”要合乎于道；“庸”则表示实践方法，更是一种恰如其分、不偏不倚的状态。“庸”即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采取措施以应对，它彰显的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中认识论、方法论、实践相互结合的辩证和谐状态，即是“中”与“庸”的结合。张申府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中”与“易”亦符合辩证法，许多中国传统的思想本身就蕴涵着辩证唯物的元素。他认为最高理想的社会便是仁的社会，而中国传统思想既不在现象之外求本体，亦不在现世之外寻天堂，而且这也正是与辩证唯物论相同的地方。可见“仁”的思想也是唯物、辩证的。
张申府认为，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从深度、广度上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还应当发动一场针对五四运动的启蒙运动，亦即对五四运动的扬弃。“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运动叫做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9]155张申府在“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基础上对其观点进行了补充，提出“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的口号。显然，张申府认为要消除成见，就必须借助理性的光芒，摈弃武断盲从，积极认真地宣传并实践科学方法，充分运用辩证解析之方法利器，进而才能达到新启蒙运动力求开明思想、解放行动之目标理想。因此，客观辩证同逻辑解析的思想方法是新启蒙运动所必须提倡的。
有了上述思想作铺垫，张申府顺势提出了“辩证综合”地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观点。他认为这个新的文化运动不应该是一场含糊的、片面的、浅尝辄止的文化运动，而应当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彻底的文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它应是对五四缺欠的弥合与超越。他认为，即便新的文化运动也绝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放弃，一味对外来文化的迎合，它既不是对外来文化的拒斥，更不是对原有文化的固守；而是在扬弃现有文化基础之上的综合。他认为在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只要不同的文化思想发生交汇融合，就必然会促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或文化意涵的产生。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只有结合本地的文化土壤才能够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启蒙运动必然会带来新思想、新知识的冲击，但这场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绝不局限于大众的普及，更应该具备鲜明的民族性烙印。唯有如此，才能显扬这种新启蒙运动在今日世界之力量。张申府还提到自觉与自信是启蒙运动的关键要素。他认为今日之中国最切实需要的正是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正所谓“不可因为大同而忽略小康，也不可小康而忽略大同”[9]158。
张申府在此文中明确提出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放在今天，应当说这也是具有前瞻性的提法。可以说如果看不到文化的民族性，那么在如何接纳外来文化方面，以及如何对待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方面，都将无法提出完备的解决方案。张申府对古今中西文化做过精当的分析，他说“古之弊，贱今而贵古。今之弊，轻中而重西。西之弊，察天而忽群。中之弊，责人而遗物”[5]62。在张申府看来，西洋文明过分强调人的主体作用，认为人必定能够战胜自然，而中国文明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境界才是理想境界。但他并非认为东西文明水火不容，而是认为人与自然生生和谐才是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前提。纵观他的哲学思想，始终追求以“通”为其归宿，他在《具体相对论》一文中明确提出“哲学只要在天人体用，条贯疏通，因此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以通为旨，而以用为归”[2]133。在《所思》中，他对自己这一观点亦有所阐述，“我始终相信哲学最后的目的只是一个通字”[8]107。因而张申府力主融会各种文化之精髓，以辩证综合之方法贯通中西，并以此推陈出新，以期造就他理想中的中国之现代新文化。张申府明确提出必须在“辩证综合”各种现有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建设一种新文化。而实现此目标，就必须对现有文化作全面透彻的重新估价，采取的手段即是现代的科学法。亦即是用他所一贯提倡的辩证的、科学的、理性的方法，分析已有文化的内涵，做到瑕瑜互见、取长补短，这才是“辩证综合”的前提。通过张申府对“辩证综合”方法的论述，不难看出他认为中西思想方法各有所长，亦是可以互为补益的。
张申府相信，“仁”是东方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而“科学法”则是西方文化的最大贡献，而唯物辩证则是未来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纵向看来，最好的传统与未来的趋势都是不可或缺的，更应当合而为一。所以他提倡孔子、罗素、列宁三流合一。他甚是推崇三流合一的观点，“辩证的否定乃在于飞跃的发展。随解析随综合，由否定而发展，永远合成一个空前的进境。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5]128。他认为，三者融合不但可以使得中国哲学获得新生，对于世界而言，更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学统，近乎一个超前之境界。
为了进一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动全国文明单位的创建，一年来，机关组织干部职工参加了省直机关健步走、健身气功、篮球、足球、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比赛，举办了瑜伽、舞蹈练习班，组织了书画展、摄影比赛、迎新年座谈会、读书分享会、微电影拍摄，还与驻地曲水亭社区党委一起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端午节给社区老人送温暖等志愿服务活动，营造了生动活泼，宽松和谐，团结向上的良好氛围，增强了机关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由前所述，张申府既不支持全盘西化论，也不附和复古守旧论，“辩证综合”的思想贯穿于他文化观的始终。他认为孔子、罗素、列宁三流合一的新体系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途径和趋势，也只有将中国、西方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养分相资相辅，融合贯通，才能达到辩证综合地建设现代中国新文化之目标，并且在他的理论中具有鲜明的唯物辩证的思想。
糊报纸的是黄伟,傅正双手高举糨糊盒。他俩也是哈尔滨知青。他们与齐勇、魏明都是老高三,并且都是同学。而张靖严是和他们同校的老高三,在校时就入党了。
三、张申府文化观的当代价值
张申府提炼概括了有灵论的、机械论的、辨证论的三阶段说，以此来替代他认为法国19世纪哲学家孔德提出的早已过时的三段论。他认为辩证法同样贯穿了这三阶段的演进始终，“也正合了相反相成，否定之否定；由对立统一，矛盾斗争，互相关联着，量质相转，渐骤相因着，以运动变迁，进化发展；即由辩而证，由正而反而合的辩证法”[2]88。由落后的机械方法演进到先进的“辨证方法”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张申府认为现代唯物论最重要的是它实践的方法，它来源于实践，并且又有助于实践，就效果而言，它是行之有效的校验方法。张申府还强调，辩证唯物论在实践中，最精髓的体现就是物质与运动的关系，任何割裂这种联系的机械教条主义都是错误的，必须充分认识到正是事物内部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才是造就了事物的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论事做事一定要实事求是，尤其要重视事物的因果关联及发展态势，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与方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对不动产测绘要求的提升，给不动产测绘技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GPS技术作为新兴技术测绘手段，在不动产测绘工作中应用十分广泛，它可以实现对目标区域的精准定位，一方面提高了不动产测绘结果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也有效提高了测绘的整体效率，缩短了测绘工作的周期。同时，GPS技术在进行定位测量中，还可以根据目标区域的实际情况开展测量分析，确保测得的数据结果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另外，不同于其他测绘技术，GPS技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不会受到气候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可以实现全天候的测量，给不动产测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一)有益于增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民族主体意识
使传统的中国文化具有时代性，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出路。如何才能够使传统文化具有时代性？需要辩证地考虑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中国文化要想成为具有时代性的先进文化，就必须解放思想，兼收并蓄，就是要以改革开放的精神，深入发掘本民族文化本身的优秀成分，同时吸纳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现代性积极因素，从而建设民族性的现代文化。这才是中国文化昂首走向现代化，能够成为引领时代的先进文化的正确路径。
张申府的“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建立在传统之上又力图扬弃并超越传统，他深受以罗素哲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熏陶，并倾力将其融入于本民族文化中，以期有助于本民族文化的涤故更新。他还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坚持科学地发掘传统文化之真精神，在建构现代新文化过程中吸纳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进而夯实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张申府的文化观体现了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心，以及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他明确提出要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坚持走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文化建设道路，这既是时代精神的感召，更是中国绵延数千年悠久文化传统之传承，充分体现了中华文脉独立自强之风骨。“民族性体现的是文化之源，时代性反映的是文化之流；民族性是孕育文化的精神母体，时代性是文化创新的内驱动力；民族性凸显的是文化个性和独特魅力，时代性展示的是文化普遍的价值共识。”[10]43正如关健英在《旧邦新命与文化传统》一文中所阐释的那样，民族性不仅仅是文化之源与精神母体，民族性更是肩负着彰显文化的独特个性和魅力的应然属性。张申府的文化观反对全盘西化论，反对抛弃传统，认为那将会割断民族的精神血脉，必须保留民族性这一精神印记，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有益于当代文化建设者确立良好的文化心态
正是有了唯物辩证法的匡助，才使得张申府能够辩证和客观地看待罗素。张申府同唯物辩证法的渊源大致经历了从初步接触，到逐步接受，进而认同辩证法的价值这样三个阶段。他还对照当时的政治以及社会生活背景，循读西方哲学的历史，从中发现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那就是往往那种怀疑论观点盛行的某一时代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也正是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唯物论兴盛时代的到来。他认为人的意识是由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的，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在一个社会结构暴露了裂痕，秩序发生了动摇的时候，人的生活臬兀不宁，旧价值也失掉了维系的作用，人心里自然感着不安”[2]87。这种情况下，怀疑论必然应运而生。人作为开创新时代的主体，就必须依据实际情况，承认客观实在，正视客观事实，同时也应当勇于付诸实践，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自身的变革属性得以释放，这体现了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色彩。他认为怀疑论只会使人消极懈怠，而唯物论则对创造新时代大有裨益。张申府认为，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是人所兼具之属性，而人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人的理想，来自人的理论，理论的力量不容忽视，理论的力量完全可以等同甚或超越人的物质力量。在在张申府看来，唯物论既不迷于幻想，更不惑于空想，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远大高尚的理想。张申府认为，辩证唯物论的方法科学辩证地融合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而不是单纯地把二者对立起来。
张申府认为，中国的学人对于文化是有可尽与应尽的责任的，至少负有三项时代所赋予的责无旁贷的文化任务。首先就是以先进文化为标准，来反思、审视自己的文化理想，追根溯源，反求诸己，力求获得并传承文化真传统与真精神；其次是要系统深入地去了解、研究古今中外的文化成就，既要知其优长在哪里，更要对其局限性了然于心；最重要的是第三点，要站在考量世界文化的高度，把握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力争在综合的基础上创造一个代表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新文化，力求为西方近代文化之发展找到一可循出路，进而使中国失传的文化重获新生。张申府也意识到他提出的这三项任务，对于中国学人来说任重而道远，因此，他也给出了达此目标应有的治学态度：“但要作到这个，中国学人必须虚心而切实，‘致广大而尽精微’；必须既不妄自最大，也不妄自菲。”[5]216
张申府认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有其优长之处，在西洋文化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的情况下，焉知不是救治其病的苦口良药呢？张申府的文化观既不鼓吹全盘西化论，也不附和文化本位的保守主义，同时它超越了介于二者之间的各种折中主义，它绝不是折中调和，而是在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辩证分析的基础上的综合与创新，以期创造出一种新的引领时代的先进文化。尽管张申府这种辩证综合创新的主张尚不够完善，但瑕不掩瑜，如果将其放置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其文化思想站位已然远高于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遑论全盘西化论和文化本位论了。同时他对文化的建设者提出了虚心而切实的希望及如何保持一种正确的文化心态。诚如方克立在《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中所言：“这种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主张，在方法上不是折衷调和，而是在对古今中西文化进行科学分析、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进行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更好形态的新文化。”[11]随着时代的发展必将证明，这种超越了东、西方文化中心论之争的辩证综合的文化观，更加体现了中华民族健全、自信的文化心态。
夜色已经降临，万花谷里灯火繁盛，空气里满是初荷与金合欢花交会的清甜香气，小鲲金声玉振地长吟，载着四人往高高的摘星楼飞去，摘星楼之上，暮紫的回光里，灿灿长庚星领着群星正在冉冉浮现。
张申府寄语学人当有对传统文化血脉延续的责任之心，亦应保持文化融合创新之心，这种健全的文化心态的提出不仅适合于其同时代的学人作为参考，更加切合于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中的学人心态。处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建设领域更应秉持这种以我为主“辩证综合”的文化心态，取长补短，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信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可望的，亦是可期的。这对提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与自信力，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有益于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方法论
在当前提倡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进行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建设，张申府“辩证综合”的文化观为当代学者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考路径。他既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活力，重新焕发生机；又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强调文化具有民族性，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坚持文化建设必须深耕中国之基本国情，这是甚为切实而又中肯的。须知任何文化的改造与建设都应立足于本国具体的国情基础之上，结合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并与具体的社会实际和实践相结合。
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传统文化不会发展。传统不是历史上的某一个静止的点，而是对过去与未来的动态接续与延展。诚如关健英所言“传统不是凝滞的历史，而是活在今天的过去。……传统是日长的、新的、活的生命”[10]39-44。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当前社会而言，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同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枝散叶提供本土文化滋养及革故鼎新的内生动力，马克思主义则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文化血液与生机活力，并且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二者相资相融，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这一伟大实践产物，这也是无形中对张申府辩证综合的文化观的思想理路的契合与尝试。
诚然张申府的文化观尚不能说系统化、完善化，但他前瞻性的思想理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于当前文化建设的独特视角，对于探索当代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毋庸置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必将是镌刻时代烙印的历史伟业，更是一项兼具创造性与创新性的宏伟工程。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创新的源泉，我们的文化养分来自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数千年的精神积淀，来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昂扬向上的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当代学人应当自觉树立民族主体意识，学习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秉持全面的历史主义态度，以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要素，以辩证综合的理论方法，打造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基因，实现自身的文化使命，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思想资源，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生生不息，日新不已。
远远的他就看见权筝在大门口等着呢，权筝扶了扶眼镜跟何东招手：“这儿呢。”权筝虽然长相一般，但胖瘦适中，穿着得体，个子一米六五的样子，跟一米七六的何东站在一起还挺般配，又知书达礼，温文尔雅，且家里也是北京的，要不老何家一干人马怎么看怎么都认定长孙媳妇就是她了呢。
[参 考 文 献]
[1] 郭一曲.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探索[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李宗桂《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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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2015MZD014)
[作者简介]赵菲菲(1982-)，女， 黑龙江克山人，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7-0049-08
〔责任编辑：杜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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