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文化研究·
摘 要：人生观问题既是每一哲学派别最终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又是每一哲学家的人生宣言。在任何一派哲学理论中，不论或隐或显，人生观问题都是核心且根本的问题。论及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老子创立的道家与孔子创立的儒家最为突出，可以说，这两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框架。两者思想的差别以及内在相通达之处，在其各自的人生观思想中也有不同体现，通过人生观这一角度的比较，可以更好地把握两者的思想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道家；儒家；人生观；中国传统文化
苏格拉底曾言，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哲学在古希腊被定义为“爱智”之学。作为一种以好奇的人类天性探寻一切事物真相的生活态度，其核心的意义在于启迪人生，让人觉思自己的人生该如何度过，在命运的路口该何去何从。因此，谈及哲学对人最深刻的影响，就在于或通过对宇宙万物的思考，或对于人的知识进行探究，或对人的社会历史进行考察，终归要规划和塑造出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生格局。反言之，人生观问题既是每一哲学派别最终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又是每一派哲学家的人生宣言。在任何一派哲学理论中，或隐或显，人生观问题都是核心且根本的问题。
一、人生观问题在哲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不论一开始哲学研究所“好奇”的问题是什么，从根本上讲，真正激起哲学思考冲动的原因一定是现实的人生境遇。不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其最终落脚点都在于人的现实生活(即便是主张玄思的古希腊哲学家，其所进行的“神性的”理论玄思活动也代表了当时一种现实的生活方式)。人的现实生活必然基于人生观的指导。人生观作为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各派别思想相互区别的重要特征。不同的哲学塑造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人生观导引出差异性的人生。正如傅佩荣先生所指出的，哲学是“化隐为显”的工作，把隐含在生活秩序中的信念，以清晰的概念展现出来。
“二连浩特”，“浩特”在蒙古语中意为“城市”；“二连”一名，来源于今二连浩特市区东北9公里处的二连盐池。二连盐池，蒙古语称“额仁达布散淖尔”，“额仁”有“海市蜃楼”之意，“达布散淖尔”意为盐湖。“二连”系蒙古语“额仁”的讹音转写，[注]参考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网站——历史人文，网址http://www.elht.gov.cn/mlel/dlqh/，2018/6/7，9:51分阅读。这种以蒙古语对当地的称呼并进而发展成正式地名的现象在我国北部与西北疆域十分常见。
在西方，苏格拉底将哲学的目光转向“人自身”之前，人的自我意识还处于幼年蒙昧状态，古希腊宇宙论时代的哲学家们孜孜探求的宏观世界的始基或本源问题看似与人无关，但实际上，他们所要认识的并非仅仅是身外的世界，而是一种混沌中的秩序，他们认为，认识了这种秩序，就可以依照其安排自己的微观人生、具体的家庭和城邦生活，达到“顺其自然”的和谐，因此，自然观的哲学家们并非脱离现实人生进行无谓的玄思，而是追求现实具体人生对于宇宙乐章的和谐共鸣。后苏格拉底时代的西方哲学更是将目光直接转向人生本身以及人的现实生活。宗教时代的经院哲学家解读圣经、聆听神音最终也是要落实到指导人的尘世生活中来。近代认识论更是期望以稳固的真理知识的实际效用使现实社会中的人摆脱必然束缚，走向自由之境。后来的存在主义更是将人的存在问题、人生选择问题直接作为探讨的焦点。因此可以说，西方哲学的传统中，无论如何思考，最终都要落实到对人生的看法上来。人生观问题始终是一个现实具体的内在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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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体论层面看，道是先于天地万物的，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中认为万物始于一，而道生一，由此而天地始。道是永恒的，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它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最初根源，为“天下之母”。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52道超越于人的感官之外，是一种超验的实在，由于它不生不灭，不可限定，所以能成万物之始基，其最根本特性是自然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52天地万物的最根本、最真实的存在状态就是其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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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立足于宇宙、自然，认为人生应该是顺其自然的，老子在人生态度上提倡“自然无为”“致虚守静”“柔弱不争”。老子对当时社会所认为的善的伦理道德范，一概否定，他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1]40他提倡“无为”，摒弃“有为”，认为“无为而无不为”[1]115，号召无为而治，反对“有为”之政，主张 “致虚极，守静笃”[1]115。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道家在封建统治的大环境之下，能够保持着一种难得可贵的清醒态度，老子睿智地基于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宣扬“柔弱不争”，认为“柔弱胜刚强”[1]75，当然，“不争”并非是让人不求上进，无所事事，而是强调人要“为而不争”[1]214，“不争”的前提是“为”。可见其内在层面也隐含着倡导一种刚健进取的人生态度，只是这种进取精神的志向不在于追求外在的世俗功名，而是按自己的本性去尽量扩充自己的能力，顺其自然地服务于社会。道家表现出绝妙清高的人生智慧，洞悉社会发展规律，为人们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个性提出了宝贵建议。道家思想对于统治秩序的态度表现为否定和批判。这一点，从庄子宁可自比淤泥中小猪而拒绝为官可见一斑。所以，在老子与庄子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庄子似乎更加遁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老子创立的道家同孔子创立的儒家两学派最为突出，并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两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气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脉络框架。不论孔子还是老子，在人生的问题上都展现了中国哲学“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实现生命价值的人生态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道德伦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提倡自然无为。儒家关注社会，道家关注自然，儒家的“仁”更关注群体，而道家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更关注个体的修养，儒家求稳，道家求变。两者相辅相成，相对相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主要筋脉。两者思想的差别，在其各自的人生观思想中也有不同体现，通过这一角度的比较，可以更好地把握两者的思想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二、道家、儒家人生观思想之比较
(一)理论核心范畴的差异：道与仁
“道”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最高范畴,也是其立论基础。原意为规律、规则。“道”的具体含义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理解：本体论、生成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人生观意义。
在古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大异其趣。西方哲学一开始将重点放在对自然宇宙的关注上，进而随着理性的成长，目光转向人自身，哲学的触角逐渐推及人生，如果说以此严格地作为哲学思考的标准程序来考察中国哲学，很容易得出西方学界宣称的“中国无哲学”的结论。但是，实际上，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比较，显示出其高度的成熟性与领先性，中国文化中所孕育的中国哲学思想饱含着丰富的思想成分与完整构架，足以让中国古人安身立命，中国哲学中所显示的高度的礼乐教化和浓厚的人文精神是西方文明所难以比拟和理解的。中国哲学在开端处，就已经将人生问题直接作为思考的核心。
从生成论层面看，道化生万物，道虽然本身无形无象，但必须通过有形象的万物展示自身，道生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96《老子》开章便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具有不可言说性，老子承认自己不知道它的称谓，只能“强为之名”称“道”，实际上，应为“无”或“无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90在道家思想家的视野中，万物皆具自身之“道”，因而才能在世间存在、在有无之间流变，而在这种流变不居之中，却始终存在不变的、内在的、作为最初根源的“道”，它使天地万物得以生生不息。
儒家主张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厚德载物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儒家学说中，“仁”是人生最高境界,也是处理他我关系、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基本原则。孔子从社会现实出发，将“仁”的最基本内涵界定为“爱人”。“爱人”首先要由内而外，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然后由近及远，由爱家人达至广泛爱护大众。孔子强调“爱人”要遵循尊卑、贵贱、亲疏的顺序，这无疑是他出于推行学说、适应当时社会统治的需要。他竭力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为统治者进行辩护。孔子的人生态度积极有为。应该说，儒家学者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提倡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他们在将社会秩序看作既定结构的前提下，希望人们都能努力提高个人修养，严格按照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言行，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一个适当位置，从而巩固社会秩序的稳定。对自身而言，孔子的政治宏伟夙愿在于“修己以安百姓”[3]222。孔子为了实现自己济世、救民的志向，虽屡遭挫折，仍奋斗不已，充分体现了这种内外一致的刚健有为的积极入世态度。
在辩证法意义上，老子指出“反”是道运行的基本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90基于此，老子表达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成，高下相较。”[1]4
3.人生境界上的圣人与君子之分
儒家强调仁。仁，是孔子提出的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仁有两大内涵：亲亲，爱人。孔子不言怪力乱神，对当时人们提出的鬼神、祖灵崇拜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并对人类最基本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将“孝”“德”的观念加以发挥，孔子认为生养之恩不可忘，孝悌是源于血缘关系自然而生的亲情，因而在孔子看来具有基础意义。在家庭关系中，处理与父母长辈之间关系的规范谓之“孝”，父慈则子孝；处理兄弟之间关系的规范谓之“悌”，兄友而弟恭。 孔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2孔子把这种源自血缘关系的自然之爱视为仁的起点。儒家所强调的道德生命，以此为前提、以此为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并不是绝对的亲社会而远自然。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说过这样两句话：“刚、毅、木、讷近仁”[3]198，“巧言令色，鲜矣仁”[3]2，这表明孔子认为仁的基础是人的真性情而非口头标榜。孔子认为，“仁”虽发端于情感，却又不仅仅局限于情感层次，它始自孝悌,逐级向外，层层推广，升格为臣对君之忠，朋友之信，最后达到“泛爱众”。至此，自然血缘之爱上升为普遍的人类之爱，孔子将其总结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3]181孔子认为，所谓仁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立身修德，也要让别人立身修德。自己想要通达事理，也要让别人通达事理。这正是“仁者爱人”的具体表现。“仁”本质上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人生态度上的遁世与入世
(二)道家与儒家人生观之差异
1.出发点的差异
儒家人生观的阐释始自于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现实的把握和理解，孔子的人生思想的立足点主要扎根于具体的社会现实，极力主张从道德领域解决人生及社会的一切问题。孔子以“仁”为核心，提出了如孝悌、忠信、仁义等一系列道德规范，并把学习和实践看作是做人的根本。因此，孔子的人生思想无一处不是和社会紧密相联的。
相对于城市同龄人，虽然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在提升，但是相对于城市同龄人，其受教育程度还是不太高，他们进入城市以后开始学习、模仿城市的消费观念、消费形式和手段，这些城市的消费意愿和观念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深刻的影响，健身、看书报、唱歌、去博物馆等样样都有参与，这些娱乐和消遣都已经成为这个群体闲暇时间主要的消费、娱乐方式，他们与城市同龄人一样储蓄意识比较淡薄，因此月光族也越来越多。
道家从对“道”的理解出发，阐发自己的人生观问题。正因为老子对道的理解更强调自然，所以在人生观方面，道家立足于个人的修为，强调淡泊名利的心境。老子强调“清静无为”，主张从自然状态出发，从宇宙中去开启人生的智慧。在这一层面上，道家另一代表人物庄子提出自己对道的另一种理解，即“自由”。庄子对道的理解的出发点始自“乐逍遥”和“齐万物”的思想，他指出当时社会通行的各种礼法规范和善恶评判标准只不过是人们主观偏见和利益计较的产物，这些利益隐身其后的规范遮蔽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因此应该加以批判。由于利益的介入，这些规范产生了畸形的控制力量，扭曲和扼杀了人的自然本性，使得世间众人的生命远离了真正自由的逍遥之境，人们无奈地成为仁义道德和礼法规范牺牲品，更严重的是，不知不觉地沦为了那些强权者实现私利的工具。有趣的是，现代西方哲学家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与抗拒、对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异化统治的反思与庄子的这一思想存在着深层的一致性呼应。“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2]190庄子强调 “自然的”存在，批判人为的制造。在这一意义上，道家指出“圣人”们以所谓的仁义礼法来规范这个世界，使得世界自然不再，天下的人相互猜疑忌恨、相互疏离。所以，他把世界混乱的根源归结为仁义的产生。在庄子看来，仁义礼法不仅泯灭了事物的自然之性,瓦解了人的自由，而且是作为当权者欺压、残害天下百姓的工具而存在的。从这一点看，批判的矛头恰恰直指儒家所提倡的“仁义”。
从以上对道家与儒家思想核心范畴的分析可以看出，道家更注重外在的自然，而儒家更注重人类社会的伦理。由此，也产生了两者在人生观上的分歧。
在回学校的路上，阿孜姑老师悄悄告诉我：“张老师，真的谢谢你！这名学生前天哭着找我，说想请假回家看病，但我们这里比较落后、保守，她家里更是经济困难，我担心她一个孩子回家也解决不了，怕再出什么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没办法，只好来找你帮忙。没想到你能带我们去找援疆医生帮她看病，又买药给她，又买水果给她，还安慰她，减轻了她生病的心理压力。你对我们这么好，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我笑着说：“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你们尽管说，我会很高兴的。”回到学校，这位一路沉默不语的女生竟也主动开口，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谢谢老师！我先把东西拿回宿舍，老师再见。”
傅佩荣先生赞同方东美先生的观点，认为在儒家和道家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一套永恒哲学和一套变化哲学。在中国哲学的起源处，不论是《尚书洪范》中的永恒哲学(从帝国朝代的兴衰与更迭，探索天命的基本要求)，或是《周易》中的变化哲学(观察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探究人类趋吉避凶的法则以安排人的言行)，还是《诗经》展现的古人对正义与仁爱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都是紧紧围绕着人的现实人生与社会生活。在其后的发展中，儒家与道家脱颖而出，逐渐演变为中国古代两大学派，并基本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基本心态，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传统的人生观念。
从认识论层面看，与道的化生万物相对应，人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2]21
在美国，教学大纲是指一门课程教学的提纲和概要，通常包括有关本门课程的详细信息，如授课教师的联系方式、课程目标、评分要求、阅读材料、授课提纲、作业政策、考核标准等。而教学大纲在我国一般被认为是一门学科的教学指导性文件，它规定了本学科的教学目的、要求、任务、内容、进度和对教学法的基本要求。它是监督、检查和评估教学质量的依据，对于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道家和儒家两者都谈到了个人的修养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但相比儒家更重视向外的现实作为，道家则更强调个人内在的修养。孔子周游列国的入世态度与老子青牛出关的超然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人生观意义上，我们把对道家“道”的理解，放在与儒家人生观比较中作专门探讨。
资料显示，西王集团起步于滨州市邹平县西王村，30多年的发展中，从村办工坊成长为一家总资产500亿元、500强民企中，位居第152位的企业。
不论是老子还是庄子，道家正因为主张无为，所以尤其注重个人内在的人生境界修养，圣人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道是人和天地万物所必须效法的根本原则，而唯有圣人才可以行自然无为之道，德是道的体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1]125。守道使圣人达到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淡泊恬静、无知无欲，以此为基础而治国则无不治。老子强调无为而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52，从自然本性出发，只需回到小国寡民状态，社会就会自然实现有序。而对于社会不公正状况的解决，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1]204。所谓有道者，即圣人。“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1]7在此处，道家虽然强调自然无为、自由逍遥，但实际上，使民无知，使智者不敢为，客观上仍起到了为统治者辩护的目的。与儒家“民可以始由之，不可以使知之”的有意识愚民论调殊途同归。
儒家追求“内圣外王”的君子型理想人格。“仁”是君子所具备的首要人格，亲亲，爱众，重义轻利。君子以“礼”为行为准则。“中庸”是君子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君子言行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理想状态。“内圣外王”是对君子理想人格的概括，君子以天下乐为己乐,以天下苦为己苦，心怀众生。
道家的“圣人”无知无欲，淡泊宁静，率性发展，是一个充满智慧的顺应自然发展的人；儒家的“君子”则是内在“仁”和外在“礼”相统一的道德上的完美之人，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以改善社会安抚百姓为己任的道德高尚的社会的人。自由也是儒家追求的一种最高人生境界，虽然其不同于道家理想中的自由境界。儒家认为人生的真正自由就是实现“与天地参”的生命理想，其前提在于人应该担负起“赞天地之化育”的重任，儒家所提倡的这种人生自由的实质其实是实现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状态。在这一层次上，儒家“君子”又达到了与道家“圣人”之间的通达。
与儒家比较而言，道家的“圣人”从人性自然出发，立足于宇宙，绝尘出世，剖悉人生规律，人生态度多表达为充满辨证的人生智慧。而儒家的“君子”从社会现实出发，立足现存社会秩序，积极作为，注重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和秩序，人生态度刚健有为，同时赋予社会个体以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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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道家与儒家人生观差别的分析可以发现，道家和儒家分别在自然与社会、遁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圣人与君子之间择其一极，而实际上双方只是理论着眼点有所不同，因为个体与群体、自然与社会、君子与圣人是不可分离的，在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之间，并非截然对立，两者存在着内在的共鸣。后世将儒家的孔孟称为圣人，而认为老庄颇具超然君子之风，这恰恰成为两者通达的一个现实佐证。
在传统社会中，儒家的入世思想与道家的超然智慧相结合，可以让人从容应对各种人生境遇。将儒家和道家的人生修养功夫相互配合，结合实际，择其重点作为自己人生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式。
参考文献：
[1] 《老子》，河上公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2] 《庄子》，陈业新评析，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版。
[3] 邹憬：《论语通解》，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9)04-0043-05
基金项目：黑龙江工程学院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科研团队专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黑龙江工程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国外帝国主义论研究”(2015BJ16)；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基于MOOC的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改革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GBB1217106)
作者简介：温丽娟，1978年生，黑龙江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讲师；齐勇，1977年生，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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