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灵星祭祀是中国古代农业祭祀之一，其主要祈愿在于求雨，乃西汉以降一直延续至明代的农神祭祀。它源自周朝的郊祀祖先之礼，汉高祖八年，令郡国县设立灵星祠，并以后稷配享祭祀。该种祭祀主要通过呈献血祭、表演舞蹈来愉悦神灵，以达到祈农报功之目的。两汉时期的灵星祠祀十分兴盛，表现为分布范围广、祭祀规格高；及至南北朝以降则渐趋式微，呈现为祭祀规格不断降低且不被重视；至明代洪武三年最终被废止，存续时间约十六个世纪。灵星祭祀在西汉初年的兴起与昌盛，反映出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风调雨顺的祈盼。而灵星祭祀的衰微则与被同类祭祀活动替代有关，至明清时期，先农、社稷、雩礼等成为主流的农事祭祀。
关键词：祠祀；灵星；农业；农神；后稷
灵星祭祀是日月星辰等自然神灵信仰的一种，乃西汉以来与先农、社稷等并列的农业祭祀之一，在以“农为政首，食为民天”的古代社会、特别是两汉时代备受尊崇，并作为一种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官方祀典长期延续①。关于灵星祭祀的研究，仅有数篇专题性论文曾作过探讨，主要是对灵星祭祀与雩礼、先农祭祀之间的关系、先秦两汉时期灵星祭祀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等层面的讨论②。此类研讨和探索为我们廓清了研究脉络、推进了研究深度。遗憾的是，现有灵星祭祀研究尚存欠缺。譬如灵星祭祀在后世的演变历程、汉代以来人们关于灵星祭祀的认识及其在唐宋以降的衰微等问题未有详尽之论述。尽管对灵星祭祀在秦汉以后的发展变迁有所着墨，但也仅是简略和粗线条的。故此，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从农业发展演进的角度探讨灵星祭祀的兴衰演替，以纵向的视角缕析灵星祭祀从兴至衰的嬗变脉络，以期从一个切面来审视中国古代农业祭祀文化兴衰的历程。
一、灵星祭祀之含义与仪式
秦人将“先农”视为其农神而进行祭祀③。秦亡汉兴，秦代确立的“先农”祭祀逐渐与籍田礼相结合，成为国家祭祀的一部分［1]（P66）。为区别于秦的祭祀系统以及接续周人祭祀祖先余绪，汉高祖八年（前199），皇帝令郡国县另立新祀。《史记》载有其事：“其后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2]（卷28《封禅书第六》，P1380）灵星祠祀印证了农业在中国古代生活、生产中的核心地位，反映了人们向农神祈求风调雨顺、保障农业生产的朴素祭祀观念。
灵星之祭最初起源于周朝郊祀之礼。据王利器先生考证：“毛诗《丝衣序》：‘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说者谓高子与孟子同时，即所谓‘固哉高叟’者，则灵星之祭，自周已然。汉因周祭后稷而立灵星之祀者，周、汉皆祀天田，以后稷配之也。古之祀典，尤重农事，故稷与先农，不嫌重复，何独疑于灵星之重祀后稷哉？”［3]（卷8《祀典》，P360）其中的“尸”是先秦祭祀特有的风俗，指由人扮演被祭祀的鬼神。据此可知，灵星祭祀在周代即是一种祖先祭祀活动，汉代则将其升格为一种官方祀典。《逸周书》又曰：“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4]（P256-257）“日月星辰”四字，本作“农星”二字。灵星，即《周书》中所谓农星，后人不知而改为日月星辰。此处的灵星即属于郊祀仪式的祭祀对象。又因为与后稷并列配食，故而成为后稷的代称。
灵星祠为何以“农神”后稷配享呢？其中渊源值得深究。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对二者之关系有所论述：“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农，无为灵星，复祀后稷也。左中郎将贾逵说，以为龙第三有天田星，灵者神也，故祀以报功。辰之神为灵星，故以壬辰日祀灵星于东南，金胜木为土相。”［3]（卷8《祀典》，P359）依应劭之见，既然祭祀了先农和稷神，则没必要祭祀灵星和后稷了。上文的“龙第三有天田星”，是指苍龙星座的第三颗星，也即灵星。然而，灵星乃星神，故“祀以报功”的说法仍不能解释祭祀灵星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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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星，即农星，又被称作天田星，在神话中被认为是主谷之神，专管天下稼穑耕田之事。《续汉书·志第九》对“后稷配食星”有补充说明：“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旧说，星谓天田星也。一曰，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祀用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5]（《志第九》，P3204）再佐以《史记正义》：“灵星即龙星也。张晏云：‘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见而祭之。’”［2]（卷12《孝武本纪第十二》，P480）此处认为灵星即龙星，灵星之祭，其实就是祭龙星，意在祈祷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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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二十八星宿的划分来讲，灵星原为二十八宿中苍龙座的角宿、亢宿。天田共有二星，乃角属。王利器先生引清代学者刘宝楠《愈愚录》曰：“灵星，即龙星角、亢也，故又曰角星；龙属为大火，故又曰火星；辰为农祥，故又曰农祥；又曰天田星；星色赤，又曰赤星；灵通作零，又曰零星。”［3]（卷8《祀典》，P359）由此可知，天田星乃主谷之神，因此享受主祭的待遇。后稷（弃）乃周人先祖，是在古邰城（今陕西杨凌一带）“教民稼穑，树艺五谷”的农神，因而受到后世族人的祭祀。在中国古代祭祀仪典中有把历史人物配享于自然神的惯例，而后稷作为农业社会的英雄人物和周人先祖，并不能享受单独祭祀，因而获得配享食星的待遇［6]（P12）。
灵星祠祀的时间、地点及规格皆有定制。其时间一般在立秋后辰日，为唐、宋、明历代所沿袭。灵星祠一般都是根据星相设于城东偏南的方位，后世多设于城之东南。至于灵星祠祀的规格，西汉时有明确规定:“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5]（《志第九》，P3204）但《续汉书》引《汉旧仪》复言：“古时岁再祠灵星，春秋用少牢礼也。”［5]（《志第九》，P3204）由此表明，相较于春秋时代，西汉时期灵星祭祀的规格有所提高④。但因不同朝代统治者的重视程度不同，灵星之祭的规格也时有变化。从其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其祭祀规格是逐渐降低的。
此外，还可以从当时祭祀灵星的祭品来看其祭祀规格。《北齐书》载：“农社先蚕，酒肉而已；雩、禖、风、雨、司民、司禄、灵星、杂祀，果饼酒脯。唯当务尽诚敬，义同如在。”［15]（卷4《帝纪第四》，P64）此处先蚕以肉为祀品，而灵星祭祀仅为果饼酒脯而已，这或与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反对杀生导致素食祭祀风气盛行有关，但也表明灵星之祭的规格低于先蚕祭祀。
图1 东汉播种画像砖（四川德阳出土）
图片来源：刘文杰，余德章《祭祀灵星舞的画象砖质疑》，《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第126页。
灵星舞是灵星祭祀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作为舞蹈一直流传至后世。明代学者朱载堉所著的《乐律全书》中，尚存有“灵星小舞譜”。灵星祭祀舞的文化艺术价值受到各界学者的特别关注，对此有翔实而多元的研究⑥。
二、灵星祭祀之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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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年间（713～741），灵星祭祀仍祀于南郊属于小祀。而至“唐开元中，特置寿星坛，常以千秋节日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请用祀灵星小祠礼，其坛亦如灵星坛制，筑于南郊，以秋分日祭之”［19]（卷130《礼六》，P2515）。到天宝四载（745），灵星祭祀却被升为中祠。依《通典》记载：“大唐开元礼：立秋之后，祀灵星于国城东南，天宝四载，敕升为中祠。”［20]（卷44《礼四·沿革四》，P1241）于此可知，灵星祭祀之地位似乎在这一时期有所提升。“安史之乱”的战火扰乱了国家的正常祭祀活动，灵星等诸多祭祀遭遇中断，战乱平息后遂恢复正常。唐徳宗贞元六年（790），“二月甲申，复祀元中、司命、司人、司录及灵星”［21]（卷34《帝王部·崇祭祀第三》）。
北魏时期，灵星、先农等虽由太常祠官祭祀，但为独立的祠坛，牺牲用少牢之礼。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三年（418），“六宗、灵星、风伯、雨师、司民、司禄、先农之坛，皆有别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12]（卷181《礼志一》，P2737）。 祭祀时间在立秋时分。单从祭祀规格而论，该时期的灵星祭祀相较于汉代受重视程度明显下降。北魏宣武帝（500～515）时，大臣刘芳任太常卿（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他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12]（卷55《列传第四十三·刘芳》，P1221）。继而，针对地方性神祇灵星祠、周公与夷齐入祀于太常所司的郊庙神祇，向皇帝上疏提出“若遽尔妄营，则不免淫祀”［12]（卷55《列传第四十三·刘芳》，P1225）的谏言。南朝梁（502～557）的灵星祠制则是：“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国县祠社稷、先农，县又兼祀灵星、风伯、雨师之属。”［14]（卷7《礼仪二》，P141）此处灵星祭祀仍具有地方神性质，符合汉代与《晋祠令》中郡国祠灵星的旧制。
西汉时灵星祠以京师长安 （今陕西西安）为中心，广泛散布于全国各地方郡县。《后汉书》引《三辅故事》曰：“长安城东十里有灵星祠。”［5]（《志第九》，P3204）汉武帝即位之初，“尤敬鬼神之祀”，元封三年（前108年）因天旱而下诏天下尊祠灵星。诏曰：“天旱，意干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2]（卷12《孝武本纪第十二》，P479）元和三年（86年），东汉章帝又“为郡国立（社）稷，及祠（社）灵星礼（器）”［5]（《志第九》，P3204）。又《太平御览》引《益部耆旧传》曰：“赵瑶为阆中令，遭旱，请雨于灵星，应时大雨。”［8]（卷11《天部十一·祈雨》，P56）蜀汉时的阆中（今四川阆中）亦有祠灵星的风俗。以上诸例表明，当时灵星祭祀的主要祈愿为求雨，此时已从周秦以来的郊祀成为国家层面的官方祀典。
汉武帝以后，随着内地文化的输出和传播，远在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也出现灵星祭祀的风俗，各类史籍皆有记载。《后汉书》曰：“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其俗淫……好祠鬼神、社稷、零（灵）星……”［9]（卷85《东夷列传第七十五·高句骊》，P2813）至三国时期，此地习俗与内地相近，依然盛行灵星之祀。史曰：“其俗节食，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灵星、社稷。”［10]（卷30《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第三十》，P843）甚至，在有关唐代以降的历史文献中仍可看到这一地区祭祀灵星的现象。《旧唐书》载：“高丽者，岀自扶余之别种也……种田养蚕，略同中国……其俗多淫祀，事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11]（卷199《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上·东夷》，P5319-5320）高句丽地区长期存在灵星祭祀现象，也说明灵星祭祀在西汉以来的影响至广至远。
灵星祭祀也曾出现于三国时期太湖流域的丹阳郡（治今江苏镇江）。《三国志·魏书·陶谦传》引《吴书》曰：“谦性刚直，有大节，少察孝廉，拜尚书郎，除舒令……谦在官清白，无以纠举，祠灵星，有赢钱五百，欲以臧之。谦委官而去。”［10]（卷8，P248）陶谦（132～194），丹阳人，作为郡县郡守有祭祀灵星之责。远在太湖流域的丹阳郡仍然存在郡守祭祀灵星活动，亦表明这一时期灵星祭祀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时至西晋，国家祠令中仍规定郡县祭祀灵星。《魏书》载：“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稷、社、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12]（卷55《列传第四十三·刘芳》，P1224）以上表明，西晋时的灵星祭祀属于郡县祠祀的层级。
古代祭天仪式一般都设于都城南郊，设有圆丘作为祭场，故而南郊或圆丘也成为祭天的一种代称。晋朝南渡后，灵星祭祀“不复特置”而成为“配飨南郊”的祭天之礼。史曰：“（西晋惠帝）元康时，洛阳犹有高禖坛，百姓祠其旁，或谓之落星。是后诸祀无闻。江左以来，不立七祀，灵星则配飨南郊，不复特置焉。”［13]（卷19《礼上》，P597）由此可知，东晋元帝（317～323）以来，灵星祭祀不另设祭坛而是配飨南郊，则表明灵星祭祀从地方祀典上升为中央祭典。故而，王健先生以“配飨南郊，不复特置”祭坛作为魏晋以降灵星仪式衰微的证据［6]（P17）的论述似有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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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星之祭祀仪式主要是通过呈献祭品、表演舞蹈来愉悦神灵，以达到祈农报功之目的。祭品有猪牛羊等血祭，后世也有“果饼酒脯”等杂祭。祭祀所表演的舞蹈（即灵星舞）与农业的关系颇为密切，表现为舞蹈反映出了古代农耕生产的基本流程。西汉时，举行灵星祭祀时伴有灵星舞，具体而言则是：“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目的在于“象其功也”［5]（《志第九》，P3204）。主要模仿春耕、夏锄、秋收等农业生产环节。及至明代，汉制不存，灵星祭祀被废止，灵星舞始以古风为蓝本，重新制谱、配乐，遂成灵星小舞谱，民间将其称之为“耕田舞”。据学者考证⑤，图1的汉代画象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灵星祭祀舞蹈的基本风貌，再现了汉代农业劳作过程。
灵星祭祀的兴起并非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根源。在古代中国“民以食为天”的生存诉求下，农业成为国之根本，水旱不从人，农业之丰歉关乎黎民众生之存亡；再加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7]（《成公十三年》，P861）的传统，农事祭祀成为国家祀典中的重中之重。西汉之初，高祖便设灵星祠以后稷享祀，并以太牢之礼祭之，期望农神保佑五谷丰登，足见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续汉书》载：“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5]（《志第九》，P3204）
隋代的灵星祭祀系传承自北魏的礼制，其祭祀规格仍属于少牢之礼，但已经呈下降趋势。《隋书》云：“开皇初，社稷并列于含光门内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焉。牲色用黑……又于国城东南七里延兴门外，为灵星坛，立秋后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14]（卷7《礼仪二》，P143）而另一处记载则表明，该时期灵星祭祀规格有所降低，仅属于众星之位。史曰：“圆丘则以苍璧束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五精之帝，从祀于其中丘。面皆内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师、雨师、灵星于下丘，为众星之位，迁于内壝之中。”［14]（卷6《礼仪一》，P114）从献祭官员之官阶也可看出灵星祭祀在隋代祀典中的地位，“司徒献五帝，司空献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已下荐众星。”［14]（卷6《礼仪一》，P114）灵星原本是民间信仰的神祇，自汉高祖立祀之后，发展至隋代已成为官方祠礼中的一环，这是统治者对农事祠祀的重视以及农本思想的反映，也是民间祠祀影响官方祠祀的典型事例。
唐代承袭隋代祭祀规格，灵星之祭亦用少牢之礼。《唐六典》云：“宗庙、社稷、岳、镇、海、渎、先农、先蚕、前代帝王、孔宣父、齐太公庙等皆以太牢，风师、雨师、灵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及五龙祠、司冰、诸太子庙皆以少牢，其余则以特牲。”［16]（卷14《太常寺》，P414）此外，唐代礼制明确规定了灵星祭祀的时间、地点和规格，即“立秋后辰日，祀灵星于国城东南……已上四祀，旧不用乐，笾、豆各八，簋、俎等各一也”［17]（卷80《郊社考十三》，P728）。《新唐书》明确记载：“小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伯、雨师、灵星、山林、川泽、司寒、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州县之社稷、释奠。”［18]（卷11《礼乐一》，P310）其中，灵星祭祀属于小祀⑦。
1.坚持“本地化”发展理念，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与社区共发展同进步。国企在东道国的发展过程中，要放弃采用“飞进飞出”的劳工组织模式，实现员工本地化，实施当地员工雇佣和培训计划，条件允许时尽量采用本地采购，优先选择本地供应商，鼓励和协助配套企业本地化等。
概而言之，灵星之祭之所以在汉代最为兴盛、影响广远，得益于在经济政策上主张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统治者期望藉精神力量的感召，调动人们劳作积极性。具体到实践，即统治者“修复周冢旧祠”“祈农报功”，在全国范围设置灵星祠。此外，汉代国家祭祀体系的完善和统治阶级对祭祀礼乐制度的高度重视，也是灵星祭祀被推崇的重要因素。
宋亡元兴，游牧民族统治华夏农耕之地，诸如灵星等汉族祭祀活动不见于史乘。元明鼎革，传统的灵星祭祀重新恢复。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太常司上奏：“汉高帝命郡国立灵星祠。唐制，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立冬后亥日遣官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以少牢。宋祀如唐，而于秋分日祀寿星。今拟如唐制，分日而祀，为坛于城南。”［22]（卷49《礼三》，P1282）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奏议，并于该年十二月祀灵星诸星。
洪武二年又采纳礼部尚书崔亮奏议，“每岁圣寿日祭寿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禄，示与民同受其福也。八月望日祀灵星。皆遣官行礼。”［22]（卷49《礼三》，P1282）此外，朱元璋还因个人之喜好将灵星祭坛改为殿屋。起因在于“帝虑郊社诸祭，坛而不屋，或骤雨沾服”。崔亮援引宋祥符九年南郊遇雨，在太尉厅望祭，以及元代《经世大典》中的坛垣内外建屋避风雨的旧例，得到皇帝批准。于是，明帝下诏“建殿于坛南，遇雨则望祭。而灵星诸祠亦皆因亮言建坛屋焉”［22]（卷136《列传第二十四》，P3931）。然而，“三年，罢寿星等祀”［22]（卷49《礼三》，P1282）。灵星之祀，随同诸祀于洪武三年被废止。而前代一直盛行的灵星舞在明代也衍变为灵星小舞，与灵星祭祀的主旨相去渐远。至此，延续十余个世纪的灵星祭祀同其他祭祀一样从官方祀典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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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Infantile malignant osteopetrosis: a case report
三、灵星祭祀兴衰之原因探析
汉代是灵星祠祀最为兴盛的时期。而自然崇拜、祭祀传统及“农本主义”思想，是以祈雨、消灾为主要目的灵星祭祀能够兴起与发展繁盛的主因。在古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落后局限下，水旱不从人，自然崇拜风气盛行，人们唯一能够指望的便是通过天神、地祇等诸种神灵来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故而被视为“农祥”的灵星格外受人们重视。灵星祭祀自然也备受尊崇，成为官方祀礼中重要的一环。加之，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政首,食为民天”，且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长期以来延续着“祭祖颂德、祈年求丰”的祭祀传统。故而，农业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尤重农事祭祀。
前文已述，灵星祭祀是日月星辰祭祀的一种，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故而能够成为汉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主要内容。《后汉书》引《前书音义》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辰日祠以牛，号曰零星。风俗通义曰：辰之神为灵星，故以辰日祀于东南也。”［9]（卷85《东夷列传第七十五》，P2814）灵星成为了农业生产丰收的代称，其最初之功能是为天旱而祈雨。汉武帝就因为天旱而“令天下尊祠灵星”。时至北魏，灵星祭祀的祈愿仍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魏书》云：“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恒隶郡县。”［12]（卷55《列传第四十三·刘芳》，P1224）
及至宋代，灵星祭祀制度因袭唐制，在朝廷祀典中属于小祀。《文献通考》记载：“宋制：二仲祀九宫贵神为大祀。立春后丑日祀风师，立夏后申日祀雨师，为中祀。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秋分享寿星，立冬后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为小祀。”［17]（卷80 《郊社考十三·祭星辰》，P731）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以立秋后辰日祀灵星， 其坛东西丈三尺，南北丈二尺，寿星坛方丈八尺。皇祐定如唐制，二坛皆周八步四尺”［19]（卷130《礼六》，P2516）。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又建阳德观以祀荧惑。……太常博士罗畸请宜仿太一宫，遣官荐献，或立坛于南郊， 如祀灵星、 寿星之仪”［19]（卷130《礼六》，P2514）。而宋朝南迁之后，“灵星、寿星、风师、雨师、雷师及七祀、司寒、马祖”［19]（卷130《礼六》，P2516）之祭，沿袭旧制。以上可说明，宋代的灵星祭祀仍在南郊设坛进行，祭祀时间一如隋唐。
自南北朝以降，灵星祭祀已出现衰微之势，表现为祭祀规格的不断降低。到了明初，甚至被废止。明太祖在洪武三年（1370）下令裁去山川诸神封号时说：“今宜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祀神之意。”［23]（卷53《太祖洪武三年六月六日》)。明初，朱元璋以前所未有之皇权断然下令禁止灵星等祭祀，显然是灵星祭祀被废止的直接原因，但并非是根本原因。
以祈雨为祈愿的灵星祭祀的式微，并不意味着统治者不重视农事祭祀了。事实上，灵星祭祀并非是西汉以来历朝历代唯一的农业神祭祀，诸如先农、社稷都受到平等的祭祀，并一直延续至后世。东汉时期，祀先农形成了皇帝亲耕祭祀的传统，因此，先农祭祀愈发受到重视。自魏晋以降，灵星的核心祭祀地位逐渐让位于先农、社稷祭祀。后世皇朝祭祀农神的仪式重心逐渐转移到祭祀先农和社稷上，皇帝定期在社稷坛、先农坛举行祈农仪式，该种祭祀一直持续到清代［6]（P17）。以祈雨为目的灵星祭祀在明代被废止，但以祈雨为主要祈愿的祭祀活动一直存在。换言之，灵星祠祭祀已经被其他类似祭祀活动为而取代。
综上所述，灵星祭祀属于日月星辰祭祀的一种，源自周朝的郊祀之礼，其主要祈愿在于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岁岁丰穰等。汉高祖八年时正式设立灵星祠，以后稷配享祭祀，可谓后世灵星祠祀之滥觞。灵星之祭，在自然崇拜盛行、悠久的祭祀传统及“农本主义”思想的作用下，自西汉的兴起后便迅速成为全国性的官方祀典，全国郡县广设灵星祠，且祭祀规格较高；至南北朝以降则渐呈式微之势，主要表现为祭祀规格的降低以及不被重视；至明代洪武三年终被废止，存续时间约十六个世纪。灵星祭祀在西汉的兴起以及在后代的沿袭不废，反映出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风调雨顺的祈盼。而灵星祭祀的衰微则与被先农、社稷、雩礼等同类祭祀活动替代不无关系。迨至清代，先农、社稷、雩礼等成为主流的农事祭祀，灵星祭祀则退出国家祀典舞台。
注释：
①与农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农业祀典有多种，如郊祀、社稷、大雩、籍田、先农、先蚕等，其中灵星是其中一种。参见李锦山《考古资料反映的农业气象及雷雨诸神崇拜——兼论古代的析雨巫术》，《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李锦山《中国古代农业礼仪、节日及习俗简述》，《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②灵星祭祀研究主要论著：黄留珠《秦汉祭祀综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王柏中《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王健《汉代祈农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王健《祠灵星与两汉农事祀典的几个问题》，《中国农史》2008年第4期；田天《先农与灵星:秦汉地方农神祭祀丛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8期；于洪涛《秦汉时期的“灵星”祭祀研究》，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84；原昊《商周秦汉神祇的农业神性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甄尽忠《汉代星神祭祀及其社会功能考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8期等。
③关于“先农”，《周家台秦简》的整理者释为“古代传说中始教先民耕种的农神”。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解读，如魏永康 《报本开新:战国秦汉时期的先农信仰研究》（《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认为：“先农即神农、田畯、田祖”；李国强《周家台“祠先农”简的释、译与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认为：“先农的原型是先秦时代田间除虫的小神田祖，秦代演变为‘先农’，成为地位较高的农事神。”
④《礼记·王制》中载：“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明确区分了帝王与诸侯祭祀之区别。而所谓“太牢”指牛、羊、豕三牲全备，羊、豕各一者，称作“少牢”。少牢在祭品的规格中低于“太牢”。其中牛的等级最高，羊次之，猪最低。
⑤参见于豪亮 《祭祀灵星的舞蹈的画象砖的说明》，《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刘文杰，余德章《祭祀灵星舞的画象砖质疑》，《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⑥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李石根《叙朱载堉灵星小舞谱》，《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赵逵夫《我国古代一个以农业生产为题材的大型舞蹈——汉代〈灵星舞〉考述》，《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杜鹃《汉代祭祀乐舞体现的“顺阴阳”思想》，《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周仪《汉代〈灵星舞〉初探》，《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刘晓静《关于朱载堉 〈灵星小舞谱〉的俗乐性质研究》，《艺术百家》2013年第3期等。
⑦《大唐开元礼》卷一载：“凡国有大祀、中祀、小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庙皆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并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并为小祀，州县社稷释奠及诸神祀并同为小祀。”祭祀的不同规格也反映该祭祀活动的受重视程度。
2016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1]由此，“工匠精神”首次被政府提出，同时上升到国家发展层面，迅速成为舆论和社会争相关注的热点，并作为各行业严谨精确、锲而不舍的代名词。
［参考文献]
［1]田天.先农与灵星:秦汉地方农神祭祀丛考［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8）.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汉）应劭.风俗通义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4]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5]（晋）司马彪.续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王健.祠灵星与两汉农事祀典的几个问题［J].中国农史，2008，（4）.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宋）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晋）陈寿.（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5]（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6]（唐）李林甫，等.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1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0]（唐）杜佑.通典［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21]（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2]（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3]台湾“中央”研究院.明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8.
Lingxing Sacrifices Offering:A Study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al Sacrifice Culture
Zhang Heng,Li Ronghua
Abstract：As one of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al sacrifices,Lingxing sacrifices offering was mainly aimed to pray for rain,which lasted from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It originated from the worship of ancestors in the Zhou Dynasty.During the eighth year of Emperor Gaozu's reign of the Han Dynasty(199BC),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were ordered to establish Lingxing ancestral temple and made Houji(the god of grains worshipped by ancient emperors)enjoy the sacrifice.This kind of sacrifice pleased deity by blood sacrifices and dance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pray for excellent harvest and report achievements.Lingxing sacrifices offering extremely flourished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with wide range and high standard.Till the North and South Dynasties,the level of Lingxing sacrifice declined and people didn't take them seriously,and it was abolished by the third year of Hongwu's reign of Ming Dynasty(1370AD).It lasted for sixteen centuries,whose rise and prosperity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reflected that the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production and prayed for good weather for the crops.However,the decline of Lingxing sacrifices offering was related to replacement by other similar sacrificial activities.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Xiannong,Sheji,and Yuli were major agricultural sacrifices.
Key words：sacrifices;Lingxing;agriculture;god of agriculture;Houji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9）04-0247-07
张恒，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农业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通讯作者）李荣华，男，历史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农业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责任编辑：陈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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