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西安都市圈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西安,都市,空间,生态系统,乾县,双轮,支点。
西安都市圈论文文献综述
安东,宋瑞涛,孙念念[1](2019)在《基于多网融合的西安都市圈市域铁路布局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我国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建设,需要在都市圈层面构建一体化的轨道交通网络。从多模式轨道交通的技术特点和客流特征出发,明确不同制式轨道交通在服务范围和功能定位。结合西安都市圈空间结构、人口布局、出行特征和轨道交通建设情况,探索研究大西安都市圈市域铁路线网的布局方法和思路,结合交通模型的客流走廊识别结果,明确布局形式和线路方案。最终构建能够支撑大西安都市圈不同出行需求和不同空间尺度的多网融合轨道交通系统。(本文来源于《品质交通与协同共治——2019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期刊2019-10-16)
张毅[2](2019)在《大西安都市圈:构筑向西开放新支点》一文中研究指出大西安都市圈规划“多轴线、多组团、多中心”,将加速功能疏解和产业集聚,提升城市群内要素吸引力。西安扎实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任务,围绕“军民融合”与“统筹科技资源”两大改革重点,加快科技创新要素深度融合第四届丝博会“新型城镇化高端论(本文来源于《经济日报》期刊2019-06-10)
曹晓丽[3](2019)在《西安都市圈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和农村的推力及城市的拉力作用下,这些劳动力开始逐渐流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地区,这种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一方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找到出路并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但另一方面也制约着农村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并于2018年提到乡村振兴战略,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农村逐步实现新的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随之出现新的态势,因此从村域经济发展视角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读与梳理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研究,文章以西安都市圈周边53份行政村问卷及3646位农村劳动力的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从地域空间角度探讨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及影响因素。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评价研究区内各区县的经济竞争力并计算得分,将所有区县的因子得分分别代入城市断裂点理论公式,以西安都市圈中心市区重心为中心做37.36 km距离的缓冲区将研究区划分为内外两个圈层;其次根据已有文献与实际调研经验对影响研究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各变量进行具体的说明与赋值,并对这些变量及样本劳动力流动的目的地进行统计分析;再次基于“推-拉”理论,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农村劳动力的个人属性特征、家庭属性特征及环境属性特征这叁个方面对研究区不同圈层样本劳动力流动空间影响因素的构成及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研究结果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相关建议,以期为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及分布提供参考。文章得出如下结论:(1)从流动现状分布看,两圈层内农村劳动力流动空间分布占比由大到小均为:县内、县外市内、省外、市外省内,其中在县内和县外市内空间尺度上累积占比均为90%以上,空间分布相对集中,但第二圈层内农村劳动力在县内和省外空间尺度上的分布占比均较第一圈层大,而第一圈层中农村劳动力在县外市内空间尺度上的分布比第二圈层更大。(2)从实证研究结果看,内外圈层农村劳动力个人属性特征对其流动空间决策均有显着影响,第二圈层内来自家庭属性特征的影响更为明显;第一圈层内中心市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拉力较第二圈层大,第二圈层内村域与县域的引力开始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年龄越小、男性、未婚和受过更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越向县外流动。两圈层内家庭非农经营性收入的增加将鼓励农村劳动力留在县内,工资性收入的提高与家庭中前往西安市或咸阳市人数的增加则会刺激农村劳动力流向县外;而第二圈层内家庭人口规模的增加会阻碍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对0-6岁儿童与60岁以上老人的牵挂方面,同时家庭农业经营性收入较高及经济作物耕种面积较大会促使农村劳动力留在县内。两圈层内村庄中的第二或第叁产业会吸引部分农村劳动力留在该县,同时村庄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显着影响,但影响机制不同,在第一圈层内随着村庄人均耕地的增加,农村劳动力流向县外的概率增加,在第二圈层内则情况相反;第一圈层内村庄拥有公交站点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外流;第二圈层内村庄拥有合作社和农村居民户均收入较高会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一定的吸引力。第二圈层内县域第二叁产值占GDP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或第叁产业的增速较快均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具有吸引力。(3)从相应政策建议看,政府应大力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基础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以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积极加快村庄基础配套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以营造美好人居环境,精准识别与开发农村优势资源以发展特色非农产业,鼓励发展多种新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形式以增强农村发展能力,努力促进就地城镇化和异地城镇化并重发展以提高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科学提供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以促进县域产业的健康发展。(本文来源于《西北大学》期刊2019-06-01)
冯晓瑞[4](2019)在《“大西安都市圈研究联盟”成立》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报讯(记者 冯晓瑞)“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昨日,第四届丝博会“新型城镇化高端论坛”在西安举行,论坛吸引全球智慧,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为陕西城镇化建设、大西安都市圈发展出谋划策,推动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培育发展大西(本文来源于《西安日报》期刊2019-05-13)
马驰骋[5](2019)在《从建设大西安都市圈找定位 强化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报讯(记者 马驰骋) 4月16日,市长卫华带领市级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赴乾县、礼泉调研产业发展及重点项目情况。副市长韩宏琪一同调研。在乾县仿石PC环保再生石项目,卫华鼓励企业加快建设,积极开拓市场;在奶山羊育种示范场项目,要求促进企业与杨凌农林(本文来源于《咸阳日报》期刊2019-04-17)
任婷婷,周忠学[6](2019)在《农业结构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影响——以西安都市圈两种农业类型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研究城市化地区农业类型转变对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影响,对调控都市农业发展、维持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以及提升农户福祉等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安都市圈两个农业类型转变的村庄为案例,通过入户调查对村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人类福祉进行测算,分析农业转型下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1)农业结构转型过程中,以粮食耕种为主的马家村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2000年141.88×10~4元减少至2017年117.58×10~4元(降幅为17.13%);而以蔬菜种植为主的火箭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727.23×10~4元增长至1753.23×10~4元(增幅达141.08%),其变化主要源于农业劳动力、农户行为及农业类型的影响。(2)不同农业类型下人类福祉差异明显,以蔬菜种植为主的火箭村人类福祉比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马家村高出89%;表明由传统粮食种植转向现代都市农业可以提高人类福祉,在各福祉指标中农业纯收入对农户福祉影响最为显着。(3)不同农业类型下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相关程度不同,但都与农产品供给呈正相关,与农业纯收入呈负相关。以传统粮食种植为主的马家村村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较低,而转向蔬菜种植的火箭村对水质等生态环境的关注度开始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农户福祉的提升与农业类型显着相关,因此,可通过政府引导农户规划农业用地类型以优化景观格局,从而维持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来源于《生态学报》期刊2019年07期)
周在辉,马静[7](2018)在《西安都市圈城镇体系空间分形特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以西安都市圈城镇体系为研究对象,从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空间结构和空间集聚方面,借助分形理论定量化分析其分形特征。结果显示,各项分维数相关系数较高,西安都市圈城镇体系空间分形特征显着,具有等级规模分布不均、空间分布指向明显、空间关联性较弱、各城镇向中心集聚等基本特征与规律。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西安都市圈城镇体系发展的相关建议。(本文来源于《城市建筑》期刊2018年26期)
王兴[8](2018)在《资本下乡影响下的大都市地区“乡村性”消费空间生产:西安都市圈的案例实证》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大都市地区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正在并将持续推动其内部乡村地域功能的转型和空间的重构。乡村由此成为一个多主体、多功能、异质化、混杂性的空间,其作为农业生产空间和农村居民生活空间的属性日益减弱,作为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特征明显增强,呈现出转型为西方学界所称的“后生产性空间”、“消费乡村”的明显趋势。与此同时,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城市资本大量进入乡村地域,投资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第二住宅”等产业或项目,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空间的消费转向,推动了新的消费空间类型——“乡村性”消费空间的出现。其不同于以乡村居民为消费主体的传统的乡村消费空间,主要面向都市居民,提供自身内蕴或展演出的“乡村性”作为消费对象,以满足乡村旅游者、城市迁居群体等多主体对乡村景观、生活方式和乡土气息等要素的想象和期望为建构逻辑,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发展导向。本文以“乡村性”消费空间为研究对象,以资本下乡为研究视角和切入点,以典型的大都市地区——西安都市圈为研究样区,探讨资本下乡影响下的“乡村性”消费空间生产过程及效应。首先,根据空间生产主体及资本介入程度的不同,对西安都市圈的“乡村性”消费空间进行分类,将其划分为资本主导型、资本嵌入型与自生发展型3类,重点对有资本参与的前2类“乡村性”消费空间数量变化进行分析,对都市圈“乡村性”消费空间整体格局的变化进行探测,全面反映资本下乡在西安都市圈层面引发的空间效应。其次,分别选取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和上王村为资本主导型和资本嵌入型“乡村性”消费空间的典型个案,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其的形成和演变;综合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及各类分析图件,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2个方面刻画下乡资本在微观层面引发的空间效应。最后,分尺度、分类型提出应对大都市地区“乡村性”消费空间生产趋势的规划策略。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西安都市圈“乡村性”消费空间在2010年后快速增多,城市资本参与其生产和再生产的程度自2013年起明显加深。整体而言,其数量及结构的变化趋势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大,尤其与鼓励资本下乡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2)受下乡资本的影响,西安都市圈“乡村性”消费空间区位选择的自由度增加,对资源和交通干道的依赖性减弱;“乡村性”消费空间分布的集聚性增强、“北扩”趋势明显,并因此在北部黄土台塬地区形成了继秦岭北麓地区之后的第二个高密度分布区。(3)资本主导型“乡村性”消费空间的生产遵循刺激、诱发和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就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案例而言,其物质空间的生产,突出表现为对“线型”商业空间界面长度的追求,对景观及建筑细部的持续更新,以及在关中地域文化基础上对自身品牌文化的形塑;社会空间的生产,主要表现为生计方式变换下周边村民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本地化”,资本方对商户和打工者行为模式的规训,以及“霸道”管理制度和“游客至上”经营理念的严格遵守。(4)资本嵌入型“乡村性”消费空间的生产是多主体及其空间实践互动与混杂影响下的动态再生产过程,其建构逻辑复杂且目标多元。就上王村案例而言,其物质空间的生产,突出表现为资本介入后新空间功能和形态的出现,本土文化以外的徽派建筑文化等的植入和多元文化的混合及商品化,以及行政权力的强约束作用;社会空间的生产,主要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村落共同体解体加速,村规民约与企业管理制度的并存。(5)西安都市圈“乡村性”消费空间整体格局的优化应以“南控、中优、西进、东拓”为战略方向。资本主导型和资本嵌入型“乡村性”消费空间的发展既需要外来资本迅速明确自身定位并完善管理制度,也需要村集体或管理机构及时提升自身的空间治理能力,还需要不同空间生产主体加强互动和协同。(本文来源于《西北大学》期刊2018-06-30)
宋冰洁[9](2018)在《西安都市圈农业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对我国的传统农业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地区,受市场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传统农业逐渐向集约型、生态型现代都市农业转变。农业的转型使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变化,导致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产生了一系列变化,进而对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及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业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当前,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多集中于大中尺度,忽略了从微观尺度上探讨农业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本文选取何村、杜陵村和马家村分别代表“粮—菜”、“粮—果”和“粮—粮”叁种不同农业转型,以地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理论为指导,从农业结构变化、现代农业科技水平变化和农民行为叁个方面测度农业转型,并结合GIS技术以及数理统计方法,测度了上述研究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生产功能、固碳释氧、环境净化、气候调节和旅游休闲功能价值的变化,并讨论1985-2016年间叁种不同农业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本研究旨在从微观尺度揭示农业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影响规律,同时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主要结论:(1)在本区农业转变过程中,“粮—菜”转变区(何村)和“粮—果”转变区(杜陵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断增加,且“粮—菜”转变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涨幅大于“粮—果”转变区。“粮—粮”转变区(马家村),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主要是经济生产功能价值减少所致。从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上看,经济生产功能价值比重最大;环境净化、气候调节价值均呈现上升趋势;不同转变区的固碳释氧功能变化趋势不同,“粮—菜”转变区表现为增强,“粮—果”和“粮—粮”转变区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减弱;叁种转变区的旅游休闲功能价值均呈现了增长的趋势,且在所有单项功能中涨幅最大。(2)西安都市圈农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增加,尤其是经济生产功能。31年间,“粮—菜”转变区农业从传统种植业逐渐转变为现代设施农业,景观类型从以耕地为主转变为以菜地为主。土地整理增加了农用地面积,农用地面积的增加、土地利用的改变和农作物生产周期的变化导致了经济生产功能价值增加明显;“粮—果”转变区农业从传统粮食种植业逐渐转变为以果业生产为主,农村旅游为辅的产业结构,农业景观的主要类型从耕地改变为园地,由于政府征地的原因,农用地面积减少,加之水果单价较高,使得“粮—果”转变区经济生产功能价值增长明显;“粮—粮”转变区农业从传统粮食种植业逐渐转变为现代粮食种植业,其景观类型始终以耕地为主,虽然有部分土地转变为林地和撂荒地,但由于面积较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微弱,另外,通货膨胀导致粮食价格下降,经济生产功能随之减弱。(3)西安都市圈现代农业科技水平对生态系统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1985-2016年间,“粮—菜”转变区设施农业比重、农业机械使用率和有效灌溉率的不断增加促进了“粮—菜”转型,有效增强了经济生产功能;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的应用促进了环境净化、固碳释氧等生态功能,“粮—菜”转变区现代农业科技水平最高,且涨幅最大。“粮—果”转变区果树品种的不断增加、有效灌溉率和网络化销售比例的提升促进了经济生产功能,加盖薄膜等技术的使用也直接增强了环境净化等功能。同时,“粮—粮”转变区的农机使用率不断提高和测土配方等技术的使用直接增强了本区农业的经济生产功能和固碳释氧、气候调节等生态功能。(4)西安都市圈农户行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较为复杂,多数的农户行为目标以促进农业生产为主,对生态系统服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西安都市圈“粮—菜”转变区,劳动力回流、建设温室大棚、打井灌溉等行为加强了经济生产功能,生物农药的使用增强了环境净化等生态功能。“粮—果”转变区,农户更换作物品种、为葡萄套袋等行为促进了经济生产功能;果园间建篱笆增强了旅游休闲功能和经济生产功能,但焚烧落叶等行为在—定程度上削弱了固碳释氧等生态功能。“粮—粮”转变区农户的劳动力外流对经济生产功能起到了负面的影响,但种植苗木、回收垃圾等行为促进了环境净化、固碳释氧等生态功能。(5)西安都市圈不同农业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动力机制基本相同,是市场逻辑与国家干预相互耦合、相互影响。通过国家项目的扶持和引导,政府积极推动粗放型传统农业向集约型、生态型现代农业转型,促进了生态功能和经济生产功能。在项目实施的初期和中期,尽管会出现经济生产功能减弱的现象,但随着农户与政府的合作加深,农业转型得到进一步深化,经济生产和生态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另外无论从接受和应用新的农业科技上,还是采取的生产行为方式上,西安都市圈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知识水平不高,间接降低了整体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6)西安都市圈“粮—菜”型是最为成熟的农业转型,极大促进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生产功能、环境净化等各项功能,“粮—果”型作为次成熟的农业转型,剧烈增强了经济生产功能,但固碳释氧功能有较小幅度的减弱,“粮—粮”型农业转变还处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其经济生产功能较弱。现代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农业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经济生产功能。但是,如果无法保证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农业转型将受到阻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无法得到有效提升。(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8-05-01)
张妮[10](2018)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农业生态补偿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生态补偿作为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有效经济手段,通过重新建立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实现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担,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农业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生活贡献着巨大的生态服务价值,但仅有少部分农产品经济价值通过市场给予农户报酬,损害农户利益,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不利于生态保护。开展农业生态补偿研究是农业生态安全、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外就已开展对农业生态补偿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研究表明合理的农业生态补偿能够激励农户,弥补农户参与成本,农业生态补偿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我国对于农业生态补偿的研究较少,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完整、成熟的农业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开展农业生态补偿研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生态补偿体系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生态系统服务能够较完整反映出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与非市场价值。因此,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角度出发,构建农业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以为制定合理生态补偿标准提供参考。本文以西安都市圈农业生态系统为例,运用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通过问卷及访问调查,分析农业生态补偿现状及农户生态补偿意愿影响因素;构建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农业投入评价指标体系及测算模型,并基于30m×30m空间尺度测算分析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及农业投入成本价值及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西安都市圈农业生态补偿进行优先级划分,综合考虑农户基本生活保障、农业投入成本等测算不同优先级区域不同水平下农业生态补偿标准,尝试构建都市圈农业生态补偿基本框架,并根据农业生态补偿现状提出建议,为关中农业地区进行生态补偿提供借鉴,以更科学、高效的进行生态补偿工作,维护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2016年西安都市圈农业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338.08×108元,农业投入总价值为137.24×108元。在各景观类型中,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约占总价值的48.62%,贡献率最大,草地最小;耕地、园地占农业投入的95.64%,其中耕地最大,园地次之。其次为林地、水域和草地。经济产出功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其次为社会保障、环境净化,水源涵养及旅游休闲占比最小;人力资源投入在农业投入要素中占比最高,其次为化肥、水资源投入,占比最小为农药及种子苗木投入,约占10%。(2)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高值区位于研究区南部秦岭林区,低值区位于中北部的平原耕地、园地等地。研究区中北部的礼泉、临潼等地区为农业总投入的高值区,南部秦岭地区以及礼泉县北部的林地区域,垦殖率低,农业生产资料投入极少,为低值区。(3)农户的生态补偿认知基础薄弱,仅有少数农户表示了解生态补偿,约占受访农户的19.2%的。农户农业生态补偿意愿良好,且补偿方式多倾向于由政府通过直接经济补偿或服务补偿于农户,补偿标准多集中在300-600元/年/亩。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主要因素为受教育程度、人均年收入、环境影响、生态补偿及环境支付意愿。(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基础水平至提高水平,林地、园地、耕地、水域、草地的平均补偿标准分别为:Ⅰ级优先区:0.78×10~4元/ha、2.76×10~4 元/ha、3.08×10~4 元/ha、1.15×10~4 元/ha、0.74×10~4 元/ha。Ⅱ级优先区:0.79×10~4 元/ha、2.13×10~4 元/ha、1.84×10~4 元/ha、1.35×10~4 元/ha、0.57×10~4 元/ha。Ⅲ 区优先区:0.37×10~4元/ha、2.05×10~4元/ha、1.51×10~4元/ha、0.72×10~4元/ha、0.58×10~4元/ha。西安都市圈农业生态补偿标准基于样本农户生态补偿意愿的补偿标准为1759.55元/ha。(5)构建了西安都市圈农业生态补偿基本框架,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等生态补偿通过现金补贴、生态购买等技术指导、现金补贴、政策优惠等方式对农户、政府等生态保护者、管理者进行补偿。并基于研究农业生态补偿现状,从加大宣传,提高农户补偿认知水平、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产业融合,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建立完善的立法、监督体系规范法律关系等方面提出农业生态补偿建议,以促进农业生态补偿工作的实施。(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18-05-01)
西安都市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大西安都市圈规划“多轴线、多组团、多中心”,将加速功能疏解和产业集聚,提升城市群内要素吸引力。西安扎实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任务,围绕“军民融合”与“统筹科技资源”两大改革重点,加快科技创新要素深度融合第四届丝博会“新型城镇化高端论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西安都市圈论文参考文献
[1].安东,宋瑞涛,孙念念.基于多网融合的西安都市圈市域铁路布局研究[C].品质交通与协同共治——2019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2019
[2].张毅.大西安都市圈:构筑向西开放新支点[N].经济日报.2019
[3].曹晓丽.西安都市圈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D].西北大学.2019
[4].冯晓瑞.“大西安都市圈研究联盟”成立[N].西安日报.2019
[5].马驰骋.从建设大西安都市圈找定位强化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N].咸阳日报.2019
[6].任婷婷,周忠学.农业结构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影响——以西安都市圈两种农业类型为例[J].生态学报.2019
[7].周在辉,马静.西安都市圈城镇体系空间分形特征研究[J].城市建筑.2018
[8].王兴.资本下乡影响下的大都市地区“乡村性”消费空间生产:西安都市圈的案例实证[D].西北大学.2018
[9].宋冰洁.西安都市圈农业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D].陕西师范大学.2018
[10].张妮.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农业生态补偿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