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工业化发展之路可谓是艰难曲折、波澜壮阔。在新时代的发展阶段，我国工业化面临转型。苦难和挫折对国家来说是宝贵的财富，前六十多年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战略指导和转型启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及未来战略传承应坚持党的领导，总结战略成果；推进深化改革，提升治理能力；决胜脱贫攻坚，调节收入结构；促进“一带一路”，发展工业能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化；历史传承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化的成果概述
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历史任务[1]。纵观历史，在一穷二白的国内经济、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孤立封锁的国际形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出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建设成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到现在，中国已经跃居为世界最大的产业国家。全球范围内的战后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唯一成功实现了向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国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四个自信”，是对中国实际发展经验的充分证明。
贯通培养项目致力于培养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一定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相比于普通高中的学生，贯通培养项目高中阶段的学生摆脱了应试教育的藩篱，教师可以更多地关注如何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因此他们的学习内容要更加突出实用性和实践性。同时，贯通培养项目的学生经过两年的高中阶段学习后将升入大专，比普通高中的学生更早面临专业和职业的选择。因此，贯通培养项目高中阶段的英语视听说选修课的教材编写和课程设计必须兼顾专业性和职业性。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化的历史梳理
1.赶超战略下的工业化起步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面临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高通胀、大失业，恢复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首当其冲就实行了土地改革。让中国88%人口比例的农民回归了乡土社会，与现代城市经济隔断联系[2]。全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回归了传统小农经济，耕者有其田、自给自足。于是，中央政府可以腾出手来，利用有限的资源解决剩下12%城市人口的生产就业[3]。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能逐渐恢复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土地改革使乡土社会在中国得到回归，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强壁垒自此建立。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国内市场是完全没有资本(资本趋近于零)的，这个历史阶段又必须再次启动工业化[4]、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所以，必定需要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因为土地改革把所有农民变成小农，要使小农缴纳剩余来原始积累需要极高的制度成本。所以只能从城市的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开始。但是民国留下的高通胀使大量资金转向投机，而不是投资于实体的工商业经济。市场上投机泛滥，囤积居奇、美元投机、贵金属投机等现象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城市的军管会，直接出动军队把所有证券交易所、投机行关停，打垮投资集团，关押投机分子，逐渐遏制了这股投机风。1953年的私人资本原始积累达到必要程度，便进入了“三大改造”阶段。
紧接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的国际政治地缘格局为中国带来的工业战需，使原来已经凋敝的城市工业又可以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由此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同时，中国被朝战拉进了苏联的阵营才促使苏联大规模向中国境内投入军事工业设备，给予中国工业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2.中苏破裂后的工业化维系阶段
1960年的GDP增长、经济支出还有财政盈余都下降到了零值线以下，造成了几千万的失业。于是中央第一次动员几千万城市青年去农村插队，将大规模有限的劳动力用“人民公社”组织起来。再加上准军事化管理，只有这样的大规模劳动力集中投入才能替代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入[5]。
3)根据普通光缆运行工作特点，在事故易发地地点和路段增设警示识别标志和加固保护装置。加大日常巡检力度，把握光缆线路沿线工程进度，对施工单位做好电力设施保护和安全知识宣传，告知其在作业时，必须与电力通信光缆设施保持的一定的安全距离。对已威胁光缆安全的施工作业，借助发挥警企联动机制，对其立即予以叫停。
康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以电视技术和消费产品进入了中国市场。自此，康宁深耕中国市场近四十载，见证并推动了国内光通信、显示科技、生命科学器皿、汽车和移动消费电子产品五大市场的迅猛发展。康宁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及产业升级的时代契机，在中国大陆地区投资已超过40亿美元，建立了18个业务运营公司和工厂，以及一座康宁中国研发中心，拥有近5000名员工。凭借行业领先的技术和产品，以及在研发上的不断投入，康宁始终与时俱进，满足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开发出改变人类生活的创新产品。
农村改革后，分户经营使几千万的城市青年要回归城市。为解决巨大的劳动力过剩，高考制度被恢复，政府还直接要求所有国有经济打开大门，将剩余劳动力引进厂内从事生产。同时，行政机关敞开大门办三产，引发“官倒”。物价越倒越高，整个经济秩序严重混乱。
3.美国解禁后的工业化调整阶段
战后的西方在工业化后又迅速进入了再次生产过剩，各国都想把产业转移出来。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不得不调整整个产业结构的严峻形势。要调整产业结构，就迫切需要引进资本。当时苏联和中国关系已经恶化，便只能引进西方的资本。如果美国不解除对中国的封锁，其他西方国家不可能率先和中国改善关系。而当时正好尼克松上台，需要中国给越南施加压力，让美军尽早从越战当中全身而退。中美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积极的变化。
1969年珍宝岛战争，苏联准备用核武器制裁中国，美国认为得到拉拢中国的绝佳机会，便对苏联发出反对其用核武器的申明。中国紧接着实行“乒乓球外交”，传递出请尼克松到中国来谈判的意愿，美国趁此解除了对中国的封锁。
利用美国解禁的条件，和西方想转移产业的需求，国家开始推行引进西方设备来改造国内的偏重工业、偏军工业的计划。于是1971年，国务院制定了“四三方案”：用43亿美元，引进大量西方设备来改造工业结构。但每一套西方设备进入中国，都立刻转化为外债，外债间接转为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导致没有扩大再生产。紧接着，1977年又引进了82亿美元。各部门、各地方急于建功立业，2年就把10年计划的引进量都达成了。这就造成更没有扩大再生产，更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赤字。中国到了不得不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关键时间点。
4.改革开放中的工业化改革阶段
面对这种巨大赤字，改革进一步推进，三大改革在1994年应运而生。第一大改革是外汇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为了解决出口低迷，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用于刺激出口。流入的美元多了，才能解决外汇赤字。第二大改革就是国企改革，强调的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第三大改革是分税制改革。税改后就有了国税局和地税局，中央和地方开始分税。中央国库充盈之后，便开展各种外交活动，与拉非等国建立伙伴关系。扩大国际影响力，提高中国的软实力[9]。
页岩油气革命之后，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快速增长，目前美国已超越俄罗斯和沙特成为第一大产油国，美国、俄罗斯、沙特三国的原油产量占世界产量的比重超过40%，沙特与俄罗斯等国组成的OPEC+更是在主动调控产量的合作上日益紧密。展望未来，供给侧的因素仍将长期主导原油的商品属性。
在这个情况下，顶层设计必须要进行深化改革，所以出现了1988年的“价格闯关”。物价改革引发了全国性大抢购，为了防止挤兑，国家大规模提高银行存款利率来加强调控，想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让老百姓把存款留住。但是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严重失衡，银行业亏损严重，赤字高达500亿元。
同时，60年代初期，整个西方除了对中国进行封锁之外，还准备给中国实施核武器打击。在周边地缘关系愈来愈紧张的压力之下，中国开始了西部建设、三线投资，把沿海工业往内地转移[6]，维持住苏联留下的工业化基础。但由于三线城市各种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和本地文化跟不上建设步伐，原材料和市场环境出现问题导致经营非常困难，相当于是负效益的投资，所以国家财政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赤字危机。
1989年，国家开始调整利率平衡，按照存款利率来调高贷款利率。但是，后果就变成全社会连锁负债，国内经济又一次萧条，此时美国再度封锁中国，导致外资全停。迫不得已，中央全面放开地方，让地方设法对外开放，自主引入海外投资。因此，90年代的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因为投资大幅上升，国内资金供应又极其紧张，所以引发了大规模外汇赤字[8]。
面对巨大赤字，政府财政急剧下降不能应对开支，改革迫在眉睫。当时的财政已经无法承担三农支出，国家便进行了政策让步[7]，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
5.三大改革后的工业化外向阶段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是内需拉动为主，因为西方的封锁，中国市场和世界大部分地区是隔绝的。三大改革以来，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农民开始征收各种各样的税赋，用来弥补地方财政被中央拿走的部分。于是农民负担加重，购买能力骤降，没有那么多资金来购买城市生产的产品。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导致几千万的国企职工下岗，收入骤降，这部分人也失去了原先的购买能力。城乡都失去了原先的内需，就无法进行生产内循环消化。可是国内的生产能力却在不断增长，产品的生产效率在不断提高，生产能力越来越过剩。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国内卖不出去，就只能依靠出口转向外需，所以必须加入全球化。
隧道成洞开挖时，岩体的原有平衡被打破，在地应力的作用下，围岩质点将向一定方向移动，即沿最短距离向消除阻力的自由表面，这就造成了围岩内应力重分布，形成“二次应力场”[15]。可以采用地应力自动释放法和反转应力释放法对这种应力重分布进行模拟[16]。地应力自动释理论认为：隧道开挖会导致开挖围岩的应力分布不平衡，为获得新的应力平衡，在应力场的作用下，岩体会产生相应的形变，应力平衡后的应力场与开挖前相比后产生较大的变化。从工程实际应用的经验来看，这种理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应力的发展过程更合理，此外，在模型受力分析时，这种方法不用输入释放载荷，其实现过程更为方便[17]。
因此，内需慢慢转向了外需，中国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外需拉动：建立在之前外交和国际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可以依靠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拉动经济增长。但恰恰在90年代对外依存度最高的时候，中国突然遭遇到东亚金融风暴，外需大幅度下降，导致国内生产过剩。
6.基建政策下的工业化发展阶段
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经济带来了两个主要结果：第一，国债投资投给国企，促使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兴起。家电、修路、机场、高铁、轻轨等产业蓬勃发展。第二，城镇化的发展。2005年，新农村建设投资，到2009年为止，让超过95%的农村实现了“五通”。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出口下降，出口型企业纷纷倒闭。中央果断刺激内需，把原来补贴出口型企业13%的退税让利给农民，补贴他们的消费。鼓励农民购买家电、汽车等，把过剩产品消化掉，所以那段时期国内农村的消费大幅度增长。
(1)家庭问题。主要包括:婚姻不幸、夫妻感情不和、经济困难等。此类问题通常引起患者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而在长期此类状态下生活,心理问题逐渐严重,最终出现服毒自杀行为;
面对内需和外需都起不了作用的局面，为了进一步缓解生产过剩，国务院开始大规模启动国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10]。平均每两年就出台一个国家大战略，向那些根本不会有短期回报的地方投资建设。1999年，西部大开发；2001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003年，中部崛起战略；2005年，新农村建设；2008年，抗震救灾；2009年，40 000亿救市。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化的战略传承
虽然在大量基础建设中拉动了整个工业前进，但随之而来又带来了新一阶段的生产过剩。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等都是在西方历史上以战争方式来转嫁国内矛盾之外，用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方式消化工业生产剩余。中国的工业化转型之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新时代。十九大报告中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六十多年以来工业化发展成果的几大重要战略传承，分别是：
1.坚持党的领导，总结战略成果
中国的工业化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一直是几代中国人都在坚持奋斗的目标。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历经磨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世纪中取得了工业化的伟大成果。对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早期做法，当初不乏外界的批评。比如，在资本为零，难以维系工业化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以成规模的大量劳动力投入来替代资本，才能使中国工业化得以维系。又比如，在农村建设的投资初期，很多专家批评说这些基础建设是不可能有短期经济效益，可是历史经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远见[11]。这一步步坚实的成长足迹是坚持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见证。
2.推进深化改革，提升治理能力
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化发展的不变思路。无论是建国初期的土地革命和“三大改造”，还是维系工业化时期的“人民公社”，再到改革开放的农村改革和90年代的“三大改革”，改革一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阶段，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愈发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就需要在新的改革中培育经济发展新引擎、新支撑、新动能。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提升。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和国家发展的步伐相匹配，经济基础才能和上层建筑形成系统性的联动作用，也才能铸就伟大的“中国奇迹”。
3.决胜脱贫攻坚，调节收入结构
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在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城乡收入之间的差别和贫富分化之间的差距。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内需形成的基础靠的是人民平均收入的整体提高，在如今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外需和国际投资所起的作用已经捉襟见肘。所以，必须要降低自己的对外依存度，形成独立自主的经济内循环来度过全球经济下行期。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启动内需引擎。 “全面实现脱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承诺，这个目标也将在2020年进入决胜期。
4.促进“一带一路”，发展工业能力
在大规模国债投资时代之后，中国的剩余生产能力进入全球化发展时期。其中，最具有战略眼光的互通互联计划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高铁、中国制造从此迈向更广阔的世界。据统计，中国高铁荣登中国“新四大发明”之首，并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年最想带回本国生产发展的工业产品。依靠六十多年积累的工业化经验，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帮助亚非拉伙伴国家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生产线和重要的基建工程。再加上“亚投行”的建立，无疑为“一带一路”的长期合作发展注入了中国承诺和共建信心。
富氧侧吹煤粉熔融还原炉墙为二层结构形式，从内到外为耐火砖、铜水套。耐火材料起隔热作用，减少炉子的热损失；铜水套和内衬砖的结构有利于冷却和挂渣，大大延长了炉子寿命。
四、结语
立足当下，继往开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仍任重道远。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全球经济下行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工业化之路将面临更多未知的转型挑战。但是，在总结六十多年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继承了“中国奇迹”战略成果的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时代开创出新的工业化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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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Strategic Inherita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n Jiaoyang Wang Jing
( Graduate School,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 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road to industrial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n be considered to be difficult, tortuous and magnificent.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new era,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is facing transformation. The sufferings and setbacks are viewed as valuable treasures for the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previous sixty years has provided us with valuable strategic guidance and transformational enlightenment.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future strategic inherit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ould tak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dhering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summing up the strategic achievements; promoting deepening reforms and improving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winning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income structure, promoting 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developing industrial capabilities.
Key words: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dustrialization; historical heritage
中图分类号：F4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499(2019)08-0200-03
doi：10.3969/j.issn.1674-9499.2019.08.075
收稿日期：2019-06-24
作者简介：孙骄阳(1993—)，女，吉林白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社会学研究；王静(1971—)，女，陕西咸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法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师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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