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589年，“笃信”法兰西王国出现第一位新教国王亨利四世，他于4年后改信天主教。对于饱受数十年宗教战争之苦的法国而言，其改宗关系到王位继承与王国统一稳定，改宗原因亦为学术界所关注。16世纪是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萌芽期，王权与民族意识是这一时代的主题词，亨利四世改宗因此亦与以下三个主客观因素密切相关：天主教与法兰西王权的关系、亨利四世树立自身威信的努力以及法兰西民族意识的发展，其改宗既有客观的必要性，亦具备因主观努力而赢得的主动权，同时促进并得益于法兰西民族意识的发展。其改宗之路可视为追求权威与臣民认同之路，促进并顺应法兰西民族国家早期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亨利四世 改宗 主客观因素 王权 民族意识
1589年，法兰西王国内有宗教战争，外有强权干涉，深陷分裂危机。瓦卢瓦王朝最后一位国王亨利三世遇刺身亡，该王朝在战火与不被信任中走向终结。第一王族亲王(Premier prince du sang)亨利·德·纳瓦尔(父系为波旁家族，与前王朝同是法王路易九世后人)依据法兰西王位继承法继位称王，成为亨利四世(Henri IV，开启波旁王朝的统治)。亨利四世出生于纳瓦尔王国领地贝亚恩地区(纳瓦尔当时是附属于法兰西王国的独立王国)，继位前有多重身份，不仅是法兰西第一王族亲王，还是新教徒，被法国新教派视为保护人，同时因继承母系遗产获得纳瓦尔国王封号。受内战、法国独尊天主教的传统等因素影响，亨利四世在继位之初即遭到诸多抵制与不信任，法兰西王国命运堪忧。
亨利四世的新教徒身份是法兰西天主教同盟(La Ligue catholique)①等反对派的主要借口，虽然他在继位后不久曾宣布会考虑接受天主教教化，但此声明长期没有兑现。在与拒不承认他是法王的反对派对峙4年后，1593年7月他公开放弃新教，皈依了天主教。对其改宗原因，②学术界已有一定探讨与概括，其中改信天主教的真诚性曾是争论焦点，但目前尚无定论③；政治考量与外在因素亦被认为是其改宗的重要原因：如法国亨利四世研究专家巴伯隆(Jean-Pierre Babelon)认为，和平统一在亨利四世心中是第一重要的，宗教则排在其后；④法国当代政治家贝鲁(François Bayrou)强调，天主教是绝大多数法兰西人信奉的宗教，该宗教对于君主制具有重要传统意义；⑤学者洛夫(Ronald S. Love)指出，亨利四世内心更加倾向于新教，但后来一系列困境迫使他选择改宗，即军事进攻未取得决定性胜利，沮丧的保王天主教派⑥人士有背离之心，天主教同盟召开三级会议准备另选法王等；⑦法国历史教授科尔内特(Jo⊇l Cornette)指出，亨利四世身边人士的劝谏也起到很大作用，如新教大臣苏利(Sully)、天主教教士迪佩龙(Jacques Davy du Perron)等；⑧我国历史学者刘文立强调，法兰西臣民厌战与民族情绪高涨亦在其中产生了重要作用；⑨等等。
从亨利四世所处时代来看，绝对君主制发展与民族国家萌生是西欧主要王国的主流发展趋势，王权是民族国家早期形成阶段的权威力量，⑩民族意识是推动民族国家形成的内在动力，亨利四世改宗离不开王权与民族意识发展的大环境。在当时，改信天主教并不等于能够被认可，因为宗教战争的背后还有封建割据势力的军事与政治利益，亨利四世在继位之初缺乏军事优势与民众基础，同时，当时宗教信仰呈现狂热情绪，教派间屠杀不断，且亨利四世继位前还有多次改宗的经历，因此若臣民缺乏对于国王权威重要性的认识，缺乏对于王国命运的关切，其国王身份还是难以获得普遍认可。亨利四世需要的不是徒有虚名的天主教国王身份，其改宗不仅是宗教信仰问题，更涉及王权强化与臣民认同。从西欧民族国家早期形成的角度分析其改宗原因是必要的。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亨利四世改宗原因仅有少量概述，缺乏专题研究论文，国外研究亦缺乏从民族国家早期形成角度对其改宗主客观因素的系统论述，因此基于这一角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与相关史料，通过考察亨利四世继位后声明愿意接受天主教教化到正式改信天主教这段历史，本文认为，天主教与法兰西王权的传统关系至关重要，亨利四世有必要也有意愿皈依天主教以强化王权，而树立自身威信的努力与法兰西民族意识的发展，也令其看到有效改宗的可能，即有利于王权强化与臣民认同，以上主客观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促使他最终选择改宗。
天主教与法兰西王权的关系
王权在近代西欧民族国家早期形成中曾发挥了关键作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普遍予以肯定。自英法百年战争末期起法国逐渐进入绝对君主制发展时期，然而16世纪中期开始的内战让这个曾经与西班牙争夺欧陆霸权的王国陷入屠杀混乱之中，民族意识与王权强化发展之路中断，封建割据严重，王室在宗教宽容与独尊天主教两种政策间举棋不定。前法王亨利三世因派人刺杀天主教同盟首领吉斯公爵而被视为保护异端，并被教皇逐出教会，未能夺回政治中心巴黎就遇刺身亡，吉斯公爵之弟马延公爵(le duc de Mayenne)成为巴黎的实际掌权者。亨利四世继承的就是这种缺乏信任与敬畏的王权，而其新教身份与反复改宗的经历更是加剧了王权危机。
尽管新教在法国西南部有重要影响，但教徒人数仅占很少比例。法国当代政治家贝鲁指出：亨利四世的信仰与当时“约占95%”的法兰西臣民的宗教信仰相背离，“这不仅仅是占多数的问题，更涉及合法性与尊重传统的问题。正如加冕礼这一传统仪式所阐明的，笃信王是敷过圣油之人。只有通过天主教会的圣礼，他才能够获得完整的君主制尊严。”“笃信王”(le roi très chrétien)这一荣誉称号，早在8世纪中叶就由罗马教廷授予法王，法兰西王国也逐渐成为“笃信国”，历经数世纪的演变，这一称号成为法国在基督教世界中享有特殊地位的象征，1469年，教皇保罗二世“明确认定‘笃信王’属于法国国王专有的世袭称号”。在宗教内战时期，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而言，笃信基督教就是笃信传统的天主教。
他们还一致认为，“数据分析的试点阶段”已经结束，他们有个两年开放计划，让企业具备分析能力：旨在将之前由一小批数据科学家和商业分析师才能接触到的“数据分析”，推广到企业范围。
我国历史学者陈文海教授指出，“笃信”这一称号给法国带去不少实质利益，其中即有从理论上保证法兰西王国的优越性。从这一角度而言，非天主教国王与王权传统相背离，法兰西王权、臣民与王国也将失去长期以来获得的在西欧宗教政治方面的优越性。正如法国政治家贝鲁所言：“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非天主教国王登上法兰西王位，就动摇了神化政治权力与社会的根基。”
在反对亨利四世的天主教同盟看来，他是被教皇逐出教会的反复改宗的异端，配不上“笃信王”这一神圣称号，最多可被称为纳瓦尔国王或贝亚恩人，所有新教徒都不是“笃信”的法兰西人。宣称“笃信”的天主教重要城市巴黎与鲁昂，宁可深受军事围困之苦，也坚决不接受新教徒当法王。1593年1月，天主教同盟还自行召集三级会议，准备另选法王。
王军阵营也从未忽视天主教的传统权威，其内部兼有两派教徒。亨利四世本人始终声称会维持天主教在王国的权利与地位，宽恕归顺的天主教徒，多次声明愿意接受天主教教化，强调团结内部的天主教人士。后者特别是保王天主教派不断敦促他改信天主教。因不满其迟迟不肯接受教化，王军内部还分化出“第三派”(Tiers Parti)，暗中支持亨利四世的堂弟新任波旁红衣主教(Cardinal Charles II de Bourbon)做法王。
在与外部天主教势力联系方面。不仅天主教同盟重视与罗马教皇的联系，亨利四世同样重视恢复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这也是天主教同盟承认他的条件之一，法兰西国王不能是被逐出教会的异端，他承诺并决心派代表去罗马教皇那里开启和解之路。1592年10月他致信罗马教皇克莱芒八世(Clément VIII)，言辞谦卑，表示希望全面遵循“笃信”先王的各种传统，会“如子女般虔敬地维护”法兰西与罗马教廷间“不可或缺的和睦关系”。与罗马教廷传统的密切关系，曾给法国在欧洲政治外交等方面带去重要利益与荣誉，如今这一优势地位已经被西班牙方面所超越，作为王国的统治阶层，无论是天主教同盟还是亨利四世阵营，都不甘心失去这一传统优势。
法兰西王权与天主教之间已有逾千年的长久联系，对于法兰西王权而言，天主教意味着正统、权威与诸多政治外交利益。非“笃信王”亨利四世在占人口多数的天主教徒眼中既不正统也不值得信赖，与传统背离的宗教身份直接影响到多数臣民对其国王身份与权威的认同，而缺乏这种认同，效忠也就无从谈起，宗教战争以来王权缺乏信任与敬畏的危机也难以化解。因此，新教身份此时成为他追求统一的法兰西王国道路的重要障碍。要获得多数臣民的认同，他必须皈依天主教，恢复“笃信王”的美誉与威望，恢复法兰西王国与臣民在天主教世界的优势。尽管再度改信天主教具有诸多风险，但若能获得臣民接受认同即可强化王权、巩固统治。
⑧Jo⊇l Cornette, Henri IV à Saint-Denis. De l’abjuration à la profanation, Paris: Belin, 2010, pp.51-52.
亨利四世树立自身威信的努力
法国宗教战争既与宗教矛盾有关，也包含着封建势力争权夺势的斗争。“1589年，亨利四世的权力范围仅占王国约六分之一的领土，其中多数支持来自西南部新教诸城及贵族，仅有少数保王天主教派城市接受他为国王。”亨利四世了解改宗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但此举绝非易事：愿意接受天主教教化的声明会令其新教追随者不安，同时，即便立即改宗，其权威也不会被反对派所承认。
1590年5月，索邦大学神学院以大学全体决议为名表达了天主教同盟排斥亨利四世的态度，声称他是反复改宗的异端，已被教皇逐出教会，即使日后求得赦罪，也很可能虚假不忠，“笃信”法兰西人不会与之和解。同时，新教大臣苏利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揭露天主教同盟在1592年左右提出的条件：他们可以接受改宗的亨利四世当法王，但后者与新教派将处于天主教同盟权威之下，各地分而治之，新教徒无权担任任何职位，等等。因此，被动或不被承认的改宗没有任何意义，亨利四世将仅是名义法王，不会因此获得真正的国王权威，甚至新教派也会离他而去。故在亨利四世下决心改宗的过程中，他树立自身威信、争取改宗主动权的主观因素值得分析。
他是依据法兰西王国基本法之一萨利克法令(la loi salique，又译萨利克法典等)登上王位的，此法禁止女性继承王位，若推翻此法令，那么有望成为法王的还有西班牙公主伊莎贝尔(Isabelle d’Espagne)与萨伏依公爵，他们的母亲分别是法兰西王国的两位公主。此外，王位觊觎者还有波旁红衣主教叔侄二人与苏瓦松伯爵，他们是信奉天主教的法兰西王族亲王。洛林家族则自视查理曼大帝后裔，尽管在反对者眼中他们不是纯正法兰西人，但该家族在法兰西与天主教同盟的领地与势力庞大，其中小吉斯公爵(le duc de Guise)、内穆尔公爵、马延公爵及其儿子等均有各自支持者。
面对众多反对势力，亨利四世需要一次能够获得承认的改宗，他不希望处于被动改宗的劣势之中，其多封书信反映出这一点：在1585年10月致索邦神学院的信件中，他指出改宗需要的是友善教化而非威逼胁迫，在1589年3月致法国三个等级人士的信中，他指出自己不是执拗之人，不拒绝教化；1590年末，在给一位法兰西元帅的书信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理解天主教顾问们的改宗建议，“没有人比自己更重视国家的利益与自己权威的树立”，“改宗的确有用，但不可能很快如大家所愿而实现”，促使他改宗的原因只有“理性、出于自我救赎及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时自己要有时间考虑教化问题，但如今大敌当前，自己无暇顾及；等等。由此可见，亨利四世自继位前对改宗已有心理准备，他明白天主教对于增强自身权威与王国和平的意义，但需要改宗的主动权与时机，改宗要能够切实增强其王威，让他获得更多臣民的支持。在多次声明愿意接受天主教教化的同时，他也在军事、宗教、政治与外交等多方面做出努力，力图告诉臣民自己是神佑的、勇敢强大且能够保护臣民的国王，从而加速臣民对其统治的认同。
其四，小组沟通与合作分析。在学习小组研究、分析以及合作交流过程中，可更好地对函数动点问题深层次信息进行发掘，在题干给予的各种已知条件推导出相应结论，在条件与问题间建立联系。
亨利四世在继位前因支援前法王而率军在巴黎附近准备攻城战，继位后他没有退路，与天主教同盟的军事对峙持续进行。他亲自参加并指挥了数次重要战役，如1589年阿尔克(Arques)战役、1590年伊夫里(Ivry)战役以及1591-1592年鲁昂(Rouen)攻城战等，并积极从英国女王、德意志诸侯、瑞士雇佣兵与荷兰北部合众省等多处争取外援。军事进攻的胜利有力震慑并分化了天主教同盟，严重削弱其军事首领马延公爵的威信，附属组织巴黎十六区委员会因此逐渐背弃前者，暗中联系西班牙与教皇等外部势力。尽管王军最终未能占领鲁昂城，但沉重打击了天主教同盟外援帕尔姆公爵(Duc de Parme，西属荷兰总督)及其军队，该公爵因此次战役受伤并于1592年底病亡，亨利四世间接消除了最具威胁的对手。
Sully, Mémoires des sages et royales oeconomies d’Estat, domestiques, politiques et militaires de Henry le Grand, livre 1: 1570-1605, éds. Joseph-François Michaud et Jean-Joseph-François Poujoulat, Paris: Ed. du commentaire analytique du Code civil, 1837, pp. 100, 113-114, p. 88, pp.100-110, pp.112-115.
同时，鉴于教派对立严重，亨利四世不断声明愿意接受天主教教化。继位前他就在自己领地与队伍内招揽两派宗教优秀人士，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因此这一表态不仅有为王位与王国利益考虑的因素，也与他一贯以来赞同宗教宽容共存的立场一脉相承。对于愿意归顺追随的城市，他公开承诺会善待市民，保证其城市特权与天主教信仰；对于顽强抵抗的天主教城市，他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重视谈判与劝降，同情普通百姓，如围困巴黎期间，他曾给女性、孩童及学生等发放通行证；1591年7月他还颁布敕令宣布恢复以往的宗教和平敕令。“我希望成为善待孩子的父亲”，1591年末亨利四世给鲁昂市政长官信中的这句话，表达了他自视为所有臣民保护人的态度。宽容爱民的做法自然与其政治视野、宗教理解、军费紧张等因素有关，但其重要的影响在于促使越来越多的天主教臣民相信他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暴君，消除他们担心教派报复的顾虑，增强他们与之谈判和解的意愿。
对于担心他改宗的新教派，亨利四世既向他们指出自己面临的危险处境，强调自己捍卫王权的决心，也重视沟通以表明自己始终善待他们的决心。王军内部新教大臣主要有迪普莱西-莫尔奈(Philippe Duplessis-Mornay，又名Philippe de Mornay)、苏利与布永(Bouillon)等，其中迪普莱西-莫尔奈与苏利是其智囊团主要成员，十分忠诚。对于不赞成他改宗的迪普莱西-莫尔奈，他给予其主管的新教城市多项奖励政策，以示对其重视，并与之保持通信联系。对于重视王国复兴的大臣苏利，亨利四世到后期越发信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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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国内两派教徒的同时，亨利四世与英国女王、德意志诸侯、荷兰北部合众省以及有意摆脱西班牙霸权的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公爵等国外势力保持友好联系与通信往来。这一联盟不仅使他获得大量军事财力援助，也有助于抗衡以西班牙为首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
因此，1589-1593年间，尽管表面看来他与天主教同盟两相对峙，反对他的声音依然存在，觊觎王位者众多，但改宗前亨利四世通过各种努力已经一定程度树立了自身威信，扩大了统治基础。
法兰西民族意识的发展
正如美国历史学者洛夫(Ronald S. Love)指出的，鲁昂战役中未能取得对抗帕尔姆公爵的绝对胜利，这是亨利四世逐渐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随后天主教同盟三级会议召开，王军内部保王天主教派人士以背弃相威胁要求他尽快改宗。但值得指出的是，天主教派也同样面临困境，即没有真正可与亨利四世相抗衡的法王人选。1593年，西班牙方面建议(或说要求)西班牙公主当法王，或者选一位法兰西亲王(包括洛林家族人士)与之结婚，共同执政。在当时，最有可能被选举为法王的是波旁红衣主教与小吉斯公爵，前者受到王军内部“第三派”的支持，后者因其父亲的威望在天主教教士与巴黎十六区委员会中呼声最高。但相对于其堂兄亨利四世，波旁红衣主教缺乏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且已被亨利四世严格监视与提防，后者曾嘲笑“第三派”“无钱、无城市、无上尉也无外国联盟”；而小吉斯公爵刚刚20出头，一直在其叔父马延公爵的管控之下，就连天主教同盟内部都有反对声音，说他“既无强权财力，也无国王之貌”。在巴黎实际掌权的马延公爵已婚，不符合西班牙政治婚姻的要求，其军事失利也让他难以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占法兰西民族多数的天主教臣民于是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接受亨利四世，他有意改信天主教，王权与威信在不断提升，由此，法兰西王国有希望恢复统一、和平与强大；另一个则是接受西班牙公主与某位不具实力的亲王联合执政，这意味着西班牙国王将公开干涉法国政权，与亨利四世正面交锋，法兰西王国与民族走向分裂。最终，从保王天主教派到天主教同盟，整个法兰西天主教世界赞成接受亨利四世改宗的声音占了上风。梳理这时期的主要史料，可以发现在亨利四世改宗前法兰西天主教臣民态度的渐变，以及不同群体支持他改宗当国王的声音。
在鲁昂战役(1591年11月-1592年4月末)之前，巴黎一度处于清洗异端及嫌疑人的恐怖气氛中，不坚决反对亨利四世者都被斥责为异端或政治派(les politiques)，要求两派和解之声微弱。随着王军初期的军事胜利与西班牙的利诱，1591年天主教同盟内部分化加剧，虔诚派巴黎十六区委员会日渐背离马延公爵，暗中联系西班牙方面商议法王人选，更以审判异端嫌疑人量刑过轻为由，私自抓捕杀害巴黎高等法院院长等法官界重要人士(1591年末)。在外作战的马延公爵及时返城处置部分主谋，这一组织逐渐失去号召力，而呼吁和解的政治派由此获得发展机会，该派兴起于1574年，主要是法学人士，强调社会秩序与绝对王权，具有主张法国教会自主、爱国主义、区分国家与宗教等特征。
至鲁昂战役，西班牙方面加紧催促马延公爵答应让西班牙公主当法王，并以不再考虑提供军事援助相威胁，1592年3月马延公爵通过谈判者转达了若亨利四世改宗将考虑承认他的想法。亨利四世及时抓住这一表态，积极寻求与罗马教皇和解。马延公爵表态的真诚性并不可靠，他同时与西班牙国王和亨利四世进行谈判，这可视为他反对西班牙施压的策略之一，不过此事件在当时大大激励了巴黎的政治派等人士。据皮埃尔·德·莱图瓦勒记载，1592年8月至10月，民众舆论快速向有利于亨利四世的方向发展，巴黎的政治派(参会人员中还有部分十六区委员会成员及教士)、各区天主教同盟代表与王宫财务司(chambre des comptes)分别召开多次会议，表示鉴于巴黎被围且王国深陷战争灾难，决定呼吁和解和平，可以承认纳瓦尔国王亨利为法王，但他应尽快求得教皇赦罪，各区天主教同盟代表会议还强调，马延公爵的同意是承认亨利的前提，同时若亨利拒绝改宗就选出一位天主教国王，但必须是“天然法兰西人(un roy catholique naturel françois)”；11月，巴黎高等法院在登记教皇授予其特使参加法王选举的新权力时，附加一条款强调“教皇教谕不得损害法国教会自由与王权”。
2009年，程立生刚走马上任琼台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吴某甲便找上门来，要求承接该学校工程项目，并许诺给予好处费。
图2包括LNG低温储罐、增压器、空温式气化器、备用水浴式气化器、BOG处理器以及加温器和排空塔等。为了不影响计算结果，对设备与管道的连接处特意添加固定端板约束。对悬空管道添加竖直方向的约束和径向约束，防止管道由于悬空而导致变形和位移。
随后召开的三级会议明确反对西班牙公主当法王，也拒绝她与奥地利大公欧内斯特(l’archiduc Ernest)结婚联合执政的建议，表示可以接受公主与选举出的法王(必须是法兰西亲王，包括洛林家族人士)结婚。而顶着西班牙大使与教皇特使反对压力召开的两派天主教人士协商会议，更让亨利四世看到获得承认的可能，他于1593年5月给堂弟孔蒂亲王(信奉天主教，但自亨利四世继位之初就支持他)写信，说明通过此会了解到三级会议多数代表不愿受到西班牙的控制及厌战情绪，只要能够改宗，他们就愿意与自己妥协，于是打算召集一些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到自己身边帮助完成教化，并对该亲王发出邀请。在维护已发展成为“民族情感的象征物”的萨利克法令方面，巴黎高等法院态度更加坚决，他们不仅反对西班牙公主作法王，而且认为法王应从波旁家族中选择，在1593年6月还下达一份引发众议的判决，主要内容有：高等法院旨在维护天主教；王国需要一位“笃信王”，必须是“天主教徒、法兰西人”；“任何条约不得将王位传于外国王族”。
因此，当西班牙国王企图将法兰西王位及领土收入囊中时，天主教同盟选举法王一事到后期更有对秩序与强权的呼吁，越来越多天主教人士对亨利四世改宗的态度由拒绝与不屑转变为静观和期待，对于“国王是否改宗过”这一条件不再明确提及。同时，之前他们只承认笃信天主教徒才是法兰西人，如今倾向接受愿意改宗的新教徒亨利四世，说明他们眼中“法兰西人”的概念也有了变化，由原来针对新教徒而强调其宗教内涵，转变为针对西班牙而强调其民族内涵。
民族意识的复苏也同样体现在法兰西新教群体。亨利四世始终强调自己是所有臣民的保护人，不断抨击揭露西班牙方面的野心，谴责他们干涉内政、阻挠和平、威胁王权与法律，斥责向西班牙靠拢者是“新型西班牙法兰西人(les nouveaux François-Espagnols)”。顽强发展的新教派曾希望建立一个新教国家，担心国王改宗，但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大臣苏利更是表示理解并提供建议。1592年鲁昂战役后，苏利不仅站在国王一边，为之提供建议，表示自己不反对他改宗，指出只要国王能够一直善待新教徒，个别持反对意见者将缺乏支持者。还亲自劝说与波旁红衣主教关系密切的天主教教会人士迪佩龙(Jaques Davy du Perron)等人，希望他们说服波旁红衣主教放弃分裂念头，强调从王国和平安宁着想，应支持亨利四世这位有勇有德的国王，在其皈依天主教后就应立即支持他。
尽管新教派中存在反对亨利四世改宗的声音，但面对国内外的分裂阴谋，面对亨利四世做出的将一如既往保护新教徒的承诺，新教派在亨利四世决定改宗时，一部分选择理解与支持，一部分将精力转入思考如何在两派共存的情况下维护新教利益方面，在王国面临分裂的危急关头，他们多数选择信任而非背离国王。
⑩钱乘旦、刘成、刘金源：《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5页。
结 语
在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英国与西班牙纷纷建立绝对君主制国家，走上统一争霸强国之路，在此关键历史时期，法兰西王国对于秩序与强大王权的需要促使亨利四世改宗，其改宗之路也是追求权威与臣民认同之路，实现有效改宗是他为法兰西民族国家早期形成做出的重要贡献。综合前文所述，一方面，天主教与法兰西王权自古以来相辅相成，为法兰西王权增添权威色彩与外交优势，“笃信王”更具正统性；另一方面，亨利四世是“笃信王”路易九世的后人，是依王国基本法继位的合法国王，经过4年努力成为国内最具实力与影响力的法王人选；与此同时，内忧外患的法兰西王国期待一位能够承接法兰西文明与历史、为臣民带来和平与保护的强大的天主教国王，相对于其笃信的经历，优先强调其法兰西人的身份。以上三个主客观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促使亨利四世确信改宗将获得多数臣民承认，会更有利于强化王权与王国统一，因而下决心接受天主教教化并弃绝新教。历史也表明，改宗不到一年的亨利四世在“国王万岁”的欢呼声中进入政治中心巴黎，这位新任“笃信王”逐渐带领法兰西王国走出内战分裂，迈向统一与复兴。
目前各高校开展与专业认知教育相关的活动有新生入学教育，其主要内容包括校史校情、校规校纪、学风、心理健康教育等；职业规划教育，即通过开展相关课程向学生传授职业生涯知识、就业技巧知识、创业知识，主要以理论课程的讲授为主；人文教育，即通过开展诚信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网络安全与道德教育等形式，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公民素质，符合社会发展的素质要求。本文提出构建渐进式专业认知教育体系的科学理论支撑，进而探究渐进式专业认知教育的主要特点，据此提出其有效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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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一军事政治组织以洛林家族为首，反对新教，要求恢复天主教一统地位，控制着巴黎等广大天主教地区，该同盟内部有一个附属集团，即巴黎十六区委员会(Seize)，是平民性质的组织，在宗教信仰方面强调虔诚，拒绝妥协，成员有商人、律师等。详见Lucien Bély, La France moderne 1498-1789, 5e é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9, p.192, p.201, p.208.
②自继位以后，亨利四世对于自己有意接受天主教教化做过一些解释，其中既有政治的考虑，如王国的利益等，也有宗教的考虑，如自我救赎等，不过，在当时复杂的宗教内战背景下，他最终迈出改宗的一步，还需要从主客观因素综合分析。
③Keith P. Luria, “RONALD S. LOVE, Blood and Religion: The Conscience of Henri IV, 1553-1593”, 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 No.4, Vol.108 (2003), pp.1223-1224.
1.培训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培训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即评价的主体并不局限于培训学员，实际可行的做法是由承训机构、受训单位、学员和教师组成评价小组，或分别进行评价，或进行背靠背测评，以保障测评的真实有效。
④Jean-Pierre Babelon, Henri IV, nouv. éd., Paris: Fayard, 2009, pp. 221, 555, pp.218-239.
⑤François Bayrou, Henri IV. Le roi libre, Paris: Flammarion, 1998, p.253, p.253, p.278.
S. Annette Finley-Croswhite, Henry IV and the towns. The pursuit of legitimacy in French urban society, 1589-1610,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8.
⑦Ronald S. Love, Blood and religion. The conscience of Henri IV, 1553-1593, Montreal & Kingston. London. Ithaca: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74, p.219, p.221; pp.224-225; p.221.
本文对规则提取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具有较高置信度且具有较强覆盖能力的规则上面。设(U,A∪D)是一个覆盖决策系统,U={x1,x2,…,xn}, U/D={k=1,2,…,l},对B⊆A, {1,2,…,n},记
与既往工作有所不同，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进行过程中，还必须对自身的栽培体系不断完善，这样才能在各项工作的部署和处置过程中，不断的取得更好的成绩。例如，适当的对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开展营养液支持，可以促使栽培效果得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由于我国部分区域的自然资源耗费严重，再加上灾害的破坏程度不断提升，营养液的应用几乎成为了必然情况。营养液的提取和加工，也是纯天然的技术手段来完成，因此不会对林下套种中草药的栽培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在栽培体系完善过程中，依然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出发，这样才能在问题规避上，不断取得更好的效果。
⑨张芝联主编：《法国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1593年5、6月间，亨利四世陆续致信国内外多方重要人士，表示“为了王国的安宁以及满足所有天主教臣民”,为阻止西班牙觊觎法兰西的野心，自己会尽快接受教化，改宗，并与罗马方面联系。
陈文海：《法国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
Arlette Jouanna, LaFranceduXVIesiècle1483-1598,2eé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pp.596-599; pp.528-529, pp.612-613.
亨利四世的父母分属于不同教派，他自幼被迫数次改变宗教信仰，继位前(1576年)他曾主动放弃天主教皈依新教。
陈文海：《君主制时代法兰西国王及其国家的“宗教身份”问题》，《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le roi très chrétien”意指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国王，该文将其译作“笃信王”，本文也借用“笃信”这一译法。
Pierre de L’Estoile, “Registre-Journal de Henri IV et de Louis XIII”, in Jacques-Joseph Champollion-Figeac et Aimé Champollion-Figeac, (éds.), Nouvelle Collection des 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e XIIIe Siècle jusqu’à la Fin du XVIIIe, série 2, t. 1, part. 2, Paris: Ed. du commentaire analytique du Code civil, 1837, p.5, pp. 17-18, pp. 44, 46, pp. 50, 99, 125, 148, p. 29, p. 59, p. 78, pp. 134, 147, p. 164, p. 158, pp. 17, 19-20, 45, pp. 62-66, 72-73, pp. 80, 84, pp. 93-96, 98, 103, pp. 141, 142, 147, pp. 136-137, 148, 154, pp. 26, 78-79.
Henri IV, Recueil des lettres missives de Henri IV, t. 3, 1589-1593, éd. Berger de Xivrey,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46, pp. 674-675, pp. 315-319, pp.18-19, 75, 172-173, pp. 782-783, 805-807, 813, pp. 768-771, pp. 779-780, pp. 779-780, pp. 767-768, 771-772, 782-783, 788-792.
综上所述，随着医疗资源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在医疗卫生体系中份量逐年加大，国家行政部门必须加强财经监管，尽快出台财务监管办法，保障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健康有序发展。
⑥王军内部的天主教徒包括一直跟随亨利四世的温和天主教派、改信天主教者，也包括在亨利四世继位后加入的原效忠于前法王亨利三世的部分人士，即“保王天主教派(les catholiques royalistes)”，后者重视维护法兰西王权与基本法，因军事政治利益等与新教派大臣存在矛盾分歧。
16世纪依旧是敬畏上帝的时代。在阿尔克与伊夫里战役中，王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结果却击败天主教同盟军队，以少胜多的军事胜利为亨利四世增添了神助色彩，使他越发自信并宣传自己是上帝授权与庇护的合法国王。由于天主教同盟无法有效击退王军，巴黎市民的悲观情绪滋长，对于咒骂亨利四世的布道逐渐失去兴趣。“他将合法性寄予血统，也寄予军事上的胜利”，法国著名学者德尼·克鲁泽(Denis Crouzet)肯定亨利四世胜利者形象在促进“翻新的顺从理论”出现过程中的作用。
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27页。
徐河来了气，拽着儿子，推搡着要将儿子赶走。徐云天杀机陡起，冷冷地说道：“爸，你别逼我。否则，今晚可能要出些事情。”徐河轻蔑地哼一声，挥手给了儿子两个耳光：“就凭你？我非宰了你不可！”
波旁红衣主教叔侄二人指被天主教同盟认可为法王查理十世的老波旁红衣主教(1590年5月病逝)与新任波旁红衣主教，他们分别是亨利四世的叔叔与堂弟，苏瓦松伯爵是亨利四世的另一位堂弟。
（1）引进国外先进的成本控制的方法，对公司落后的成本控制方案积极进行改进，只有先进的成本控制方案才能使公司稳定地发展，使公司不断地进步。成本控制要根据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状况制定不同的成本控制方案，使得成本控制更加符合项目工程的需要，通过不断变更成本控制的方案使利益最大化。
被亨利三世派人刺杀的原天主教同盟军事首领吉斯公爵的长子，即马延公爵的侄子。本文为区分父子两代吉斯公爵，将此人称为小吉斯公爵。
马延公爵同母异父的弟弟。
Henri IV, Recueil des lettres missives de Henri IV, t. 2, 1585-1589, éd. Berger de Xivrey,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43, pp.138-142, pp.443-458.
德尼·克鲁泽：《法国宗教战争时期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上帝观》，胡譞译，《珞珈史苑》2015年4月(年刊)。
天主教派曾于1572年制造了针对新教徒的圣巴特罗缪系列大屠杀，巴黎是始发地，当时还是纳瓦尔国王的亨利四世曾亲历这场屠杀，眼见自己教派人士死去，天主教徒担心新教国王亨利四世会复仇。
Charlotte Duplessis-Mornay, Mémoires de Madame de Mornay, t.1, éd. Henriette de Witt, Paris: Ve Jules Renouard, 1868, p.257, p.264.
指1593年4月起召开的叙雷讷协商会议(La conférence de Suresnes)，天主教同盟三级会议与王军内部保王天主教派分别派出代表，讨论法王选举与国内和平问题。
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吕一民、沈坚、黄艳红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41页。
亨利四世后来被称为“法兰西与纳瓦尔笃信王”(Très-chrestien roy de France et de Navarre)。
作者简介：郭冬梅，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gdm@sdyu.edu.cn。山东济南，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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