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cal pieces
井冈山时期的油灯
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革命力量的壮大，对敌人构成了极大威胁，国民党对井冈山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并多次发起“进剿”和“会剿”。当时，井冈山的生活越来越困难，部队所用的粮米油盐、服装弹药日渐短缺。平时煮菜、点灯都少不了油，而油又被敌人控制着，于是，油一下子成了宝贝。最困难的时候，几乎见不到油。为此，毛泽东专门做了一条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直至营团机关）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3根灯芯，不办公时，应立即熄灭。连部要留一盏一根灯芯的灯，以作查哨用。从此，全军都严格执行规定：每到夜晚，熄灯号一响，就只剩连部的一盏灯亮着。
在井冈山的油灯下，毛泽东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夺取革命胜利的计划，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文章。井冈山的油灯成了革命胜利的象征，它像茫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指引着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推翻腐朽的旧制度，建立新中国。（摘自《党史文汇》，杨海峰/文）
上饶集中营内的两次越狱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其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江西上饶附近的李村、七峰岩、周田村、茅家岭等地设置了监狱，总称上饶集中营。被囚禁其中的新四军干部积极筹建秘密党组织，团结被俘官兵和抗日爱国人士开展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两次越狱暴动。
可第二天，等老板娘养的鸡一叫，李高明就被叫醒去干活——挖沿路和山上的沟渠、平土。一把锄头挖一天，手上都是泡。夜里睡觉也难受，一张被子两个人盖，整夜整夜你拉我拽；工棚质量不过硬，一阵风吹来，脑袋能露出半个来，立马被风狠狠吹醒。
1938年2月，新四军二支队奉命北上抗日，路过涂坊时将涂凤初接回，让他继续负责军需工作。常年与钱财打交道，他却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之便捞好处、占便宜。他经常讲一句话：“我们要发扬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党交给我们的财物越多，就越要把它保管好。”上级领导表扬他是“模范供给干部”，战士们则称他是“部队的红管家”。
第二次暴动发生在茅家岭暴动的20天后。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金华，逼近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匆忙向闽北逃窜，集中营也随之转移。转移前夜，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决定伺机发起暴动，暴动的领导核心由陈念棣、赵天野、阮世炯和王东平组成。1942年6月17日下午，集中营各队在重兵押送下抵达赤石镇崇溪，准备分批渡河。河边丘陵起伏，林木葱郁，黄昏时分，趁着国民党宪兵班的木船尚未靠岸，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果断发起暴动。在第二分队渡船至河中央时，王东平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霎时间，80多位勇士如出笼的猛虎，快速越过稻田，奔向山顶的森林。除了11人牺牲，部分人员失散之外，其余的同志都逃了出来。之后，他们与闽北游击队组成了“抗日游击队”，1942年9月，再次回到新四军的怀抱。（摘自《人民政协报》，贾晓明/文）
罗荣桓的斗争艺术
之后的日子里，谢招娣时不时地给红军战士送一些花生、鞋垫等食品和生活用品，帮他们洗衣服和被褥。项英的妻子张亮和红军战士也经常帮助谢招娣犁田、砍柴，长期的相处使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都把对方看作自己的亲人。
土地革命期间，罗荣桓在毛泽东群众工作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群众工作七步曲”。这七步包括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领导群众、训练群众、建立农工民主政权，环环相扣，前后呼应，是革命时期做群众政治工作的有效方法。
（二）学校氛围缺乏。在我国开始提倡“素质教育”至今，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很大程度上，学校教育依然难以越出“应试教育”的藩篱。“德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并未体现出它的核心意义与重要地位。在“重分数、轻德育”的大背景下，作为德育载体的传统文化不受重视几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学校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阵地，高中生传统文化素养的缺失与学校大环境不无关系。巨大的升学压力使得学生不仅要在学校面对书山题海，在课余时间还要继续面临种种补课补习，一些学校也会通过缩减体育、音乐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高中理科班文史课程不受重视，也是学校对传统文化素养培育造成的掣肘。
涂凤初，1900年生于福建省长汀县涂坊乡。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23日，他带领农会会员参加涂坊暴动，成立涂坊游击队，随后担任涂坊区苏维埃政府财政科科长、区委书记。
本文使用电流型运放与缓冲芯片构成了一型电流型前置放大器，通过实验验证了该前放使用NaI探测器耦合CR160光电倍增管测试的前放的输出脉宽可以小到570.19 ns，输入电离室信号时信噪比可以达到45.68 dB。本文中所设计的高速电流型前置放大器相对于传统的电荷型前置放大器有更低的脉冲堆积率与更高的带宽，配合配套开发的电流型数字多道系统可以在更高剂量率的工况下进行精细谱线识别等探测工作。
“部队的红管家”涂凤初
解放战争时期，有些伤员居功自傲，目无法纪，看电影不买票，下馆子不给钱，甚至还打骂医务人员。一般而言，对这些闹事的伤病员要进行批评处分，但罗荣桓认为批评处分解决不了问题。他主张从正面教育入手，改变这些人的思想观念。于是，他提议召开了“荣誉军事代表大会”，邀请带头闹事的代表参会。原本那些闹事的人憋着一肚子气，正打算在会上大闹一场。然而，在现场听到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讲红军的光荣传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们深受感动，纷纷开始检讨自己的错误。回去之后，他们不仅带头遵守纪律，还积极地做起了其他人的思想工作。（摘自《北京日报》，尹同君/文）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开始长征，以项英和陈毅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分局转移到了黄麟乡井塘村，项英等领导被安排住在村民谢招娣家。听说红军要在家里落脚，谢招娣十分高兴，一边打扫房间卫生，一边帮红军搬东西，但她并不知道，项英是红军的高级领导。
第一次是茅家岭暴动。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监狱的新四军推选李胜、王传馥、宿文浩、吴越、陈子谷5人组成暴动委员会，李胜为总指挥。做了近一个月的周密计划与准备，5月25日下午，监狱的部分看守外出，他们当机立断，发起越狱暴动。他们夺取了敌人的武器，呼喊着冲出囚室，砸开封死的西侧门。最后，除了两位同志被杀害之外，20多位同志都冲出了牢笼。后来几经辗转，他们在1942年10月到达了苏南新四军茅山根据地。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涂凤初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供给部副部长。他经常化装成老百姓，昼伏夜出，走家串户，发动群众，想尽一切办法保证部队供给。一次，有位供给员将缴获的一双皮鞋送给他，他恳切地说：“上级有规定，一切缴获物品都要归公，归私就违反了纪律。”有位干部想向公家借钱，涂凤初便把自己的钱给他，说：“公家的钱不能随便借，这是我的节余津贴，你拿去用吧，不用还。”
1943年5月，涂凤初带队外出筹粮，不幸被反动政府抓捕。敌人用剪刀戳穿他的肩胛，穿入烧红的铁丝。涂凤初怒斥：“你们这些出卖国家的败类，要杀快点杀，不要丧尽天良！”第二天晚上，涂凤初等6人被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铁丝串在一起，活埋在白沙村毛狗洼坑内。涂凤初殉难时，年仅43岁。（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陈高祥 张羽 李政/文）
一床珍贵的被单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涂凤初坚持游击战争，为游击队筹粮运粮。1936年，部队转战连城鸡公山，涂凤初不幸被捕。一天夜里，徐凤初趁机逃走，国民党紧追不舍，他纵身跳入河中才得以脱险，之后便“隐蔽”在涂坊。
思想政治工作离不开说服教育。被誉为我党“政工巨匠”的罗荣桓元帅，非常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政治工作中突出刚性与柔性相耦合，注重自发与自觉相整合，坚守言传与身教相契合，重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他的政治工作方法和斗争艺术对我们做好党的政治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35年春节，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清剿”，红军被迫转移。为了表达对谢招娣一家人的感激，张亮把随身携带多年的一床绸缎被单送给了谢招娣。谢招娣一直舍不得用这床被单，她把被单收藏起来，决定等红军回来后再交还给红军。
不久后，国民党来井塘村搜查，要求大家把收留的红军伤病员和物品统统交出来，否则，一旦发现就格杀勿论。乡亲们一声不吭，国民党只能挨家挨户地搜查。乡亲们事先就把红军伤员和物品都藏到了深山的岩洞里，所以敌人在村里翻了个“底朝天”，还是一无所获。
“说这床被单‘珍贵’，说的就是它代表着当时苏区干部与群众的鱼水深情，以及苏区百姓拥红护红军的赤诚之心。”谢招娣一直珍藏着这床绸缎被单，去世前，她把被单交给家属钟正予，并叮嘱他一定要保管好。2004年，于都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进行文物普查工作，钟正予主动把它捐献给了博物馆。（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钟小明肖星/文）
2007年大水后，按照国务院领导要求，淮河流域各地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先后完成了《进一步治理淮河规划》《淮河流域防洪规划》《淮河干流行蓄洪区调整规划》《淮河流域行蓄洪区及淮干滩区移民迁建实施方案》《淮河流域蓄滞洪区建设与管理规划》《省际重点水事矛盾敏感地区水利规划》等；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平原洼地涝灾和行蓄洪区问题进行调研，对淮河重大问题进行对策研究，完成了治淮19项骨干工程的全面评估，为进一步治理淮河，合理建设防洪工程，实施有效洪水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因为IMF的总部在美国，业务遍及全球，所以拉加德常年过着空中飞人的生活，她的一周像是普通人的一年，在欧洲见客户，去纽约开会，到芝加哥吃晚餐……连倒时差的时间都没有，但无时无刻她还能保持着清醒，还能兼顾打扮自己。拉加德说：“我总是自己化妆，但我每周会让一个理发师帮我打理一次头发，好让我保持形象。我一般选择不太容易起皱的裙和织物类服装，样式要简洁大方，要和我的职位相配。我身高有1米8，穿42号的鞋，所以我需要注意服装的平衡感。我喜欢赶时髦。我父亲曾是出色的服装设计师，在我童年时代，我见过他缝制出很棒的裙子，这些记忆让我知道怎么用不多的钱去塑造高贵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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