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产生于女子教科书出版鼎盛时期的《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当时主流价值观的文本。从女性身体的角度考量，教材塑造了卫生健康的时代身体、行使保种强国功能的国家身体和承担贤妻良母角色的家庭身体。种种身体观既有补充又有冲突，不难感受到编辑“女子想像”的艰难和转型时代的迷乱：新旧杂陈、矛盾纠结，在新与旧之间，国与家之间，徘徊无定。也正如此，前行的女性身体背负家国期待、负累重重、艰难跋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才成为可能。
关键词：《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女性身体；保种强国
1907年清学部颁布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确立了女子可以入学的制度，《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出版于1914年，有关研究表明，这正是女子教科书出版的鼎盛时期，尔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男女同校的发展，女子教科书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当时出版业的巨鳄，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这一套教科书在女子教科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其编辑沈颐、范源廉等也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作为专给高等小学的女孩子使用的一套颇有分量的国文教科书，其间传递出怎样的性别意识，完成了怎样的性别想像，会对女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百年之后的我们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卫生健康：被重新建构的时代身体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的身体常常处于被男性统治者赏玩的状态：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是美；弱柳扶风、娇喘微微是美；露来玉指纤纤软，行处金莲步步娇也是美，总而言之，柔弱是美，娇俏是美，可以极大地满足男性的征服欲，都可以让男人欣赏把玩。然而，在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的焦虑之下，救亡图存是最紧迫的时代命题，男权不得不让位于国权，女性身体走出了狭隘的被赏玩的男性世界，在建设民族国家这个宏大主题之下而具有了全新的政治意义。人们急需为女性身体重新定义并将重新诠释的身体观念灌输给那二万万同胞，而走入千家万户的严肃、正统的教科书则无疑是最重要的载体。因为“教科书的知识是‘法定的知识’，教科书编写者、审定者和选用者是‘法定’代言人，教科书文本必然也必须反映主流价值观，教科书文本的选择势必在有意‘强化’和‘弱化’什么”。[1]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下，柔弱之美已然不合时宜，健康强壮才是应有之义。教科书对女性身体的叙述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然影响着莘莘学子的女性观。
表2总结了不同国家的研究者们对典型EDCs在传统污水处理厂中的进水和出水浓度情况，由表2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污水处理厂其进出水浓度显示出很大的时空差异，这可能由很多因素引起，如含内分泌干扰物产品生产和使用量、排泄速率、每人每天的水消耗量、污水处理厂的规模、处理工艺等.
符合传统审美观念的柔弱不堪、足不出户的身体不可能承担起时代的重任，人们对戕害女性身体的缠足之弊有了清醒的认识。女子学堂章程对缠足陋习彻底否定：“女子缠足最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力矫弊习”，这对触动缠足这块顽石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传递了这一主流思想，痛斥缠足之害：“世间残酷伤身之事，害及于全国，而流毒于子孙者，其旧时妇女之缠足乎！”“彼果何辜而罹此毒刑也！”(第五册第二十六课《缠足之害》)是对女性本位的身体权利的伸张，并以肺病为例指出了女性为何多患此病：一是因为“限于出门之禁，累于举步之艰，所受者惟庭院一隙之微光，所吸者惟室中方丈之浊气。”二是因为裹足之后大多只能在家庭之内劳作，而长期的家务劳动导致“俯首曲首，肺体受伤”。这是男性编者对女性身体之痛的理性审视，传递了一种关切与同情，推动了女性身体的解放。
女子小学堂的办学宗旨为“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2]女性应该如何强身健体？第一册第三课《运动》强调了运动的重要性，第一册第四课《习劳》中说：“女子体质较弱或疑烦，剧之事非所胜任，不知饱食终日，漠然无动，则思虑窒滞，耳目迟钝，筋肉懈弛，其为害多矣。”第一册第六课《早起》中指出“女子心脏薄弱，神经易遭激刺，安眠竟夕乍醒，即起则变迁遇骤，殊失其宜，必也向晨而觉，出以从容，迨神志已清，乃披衣而坐，徐徐结束……”早起运动这是良好的生活方式。
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养身之道：“人未有不爱其身者，爱身故乐生，古言养生，今言卫生，皆自此起”(第四册第十四课《爱身》)。具体到对牙齿的保护：“故保齿为养生之要务。晨起必刷，饭后必漱。使之洁净而坚固，受病尤当速治。毋使龋齿”(第一册第十九课《齿》)。对食物的重视：“一家之中体质各殊，嗜好亦异。若乃辨其宜忌，顺其好恶，调和配合，使得收养生之效。则主中馈者所宜究心也”(第一册第二十课《食物》)。对住处卫生的强调：“择居有道，先观室外，再观室内，一一审度，必无碍于卫生方可入居此室”(第一册第二十四课《居室》)。第六册第二十七课《居处之卫生》借一个小故事表明了居处选择的重要性，强调地气卑湿、风日罕通的居处不适宜居住。此外还有对疾病的预防：第四册第十六课《传染病之预防》。以上选文从健康卫生的身体观念出发，进行了日常生活行为习惯教育。
与此相关，传统的女性角色也在教科书中得到强化，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是教材给女学生们描绘的美好蓝图。如：第六册第三十六课《勤训》：“至若男服勤于外，女亦当服勤于内。”第三册第三十三课《家庭之幸福》：“男子主外，女子主内……一家庶务，处理攸宜，女子之责也。”女子在家做些什么呢？首先就是孝亲：如第一册第十课《孝亲》：“女子思虑周密，言动柔婉，侍老娱亲尤易尽职。为妇事舅姑当与事父母同，婉容愉色，谨言慎动，皆不可阙，尤宜将以诚意，使之视妇犹女，则旦夕奉侍，无不欢然相洽矣。”第六册第八课《舅姑》：“女子长成，无不为人妻者，即无不为人妇者，既为人妇，则其事舅姑也，当无异于子事父母。”这便是传统意义上的妇德。女子还需要做各种家务。如第一册第二十八课《慎微》：“吾辈居家，如门庭锁钥， 爨室刍薪，在在有利害切身之处，不可不慎也。”第六册第十五课《补衣》、第三册第五课《刺绣》、第五册第六课《女工》、第三册第二十三课《家计簿记》主妇之职也。这便是传统意义上的妇工。为母之道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教材第四册第八课《爱子》教育女性如何爱子：“故真能爱子者，宜谨其言行，杜其邪僻，消其放纵，启其知能。”第四册第三十一课《教子》则以孟母为例，凸显出良母的重要性。凡此种种，无不是在强调女子的家庭职能。
如果稍作考察便会发现，以上所列女性形象与秋瑾形象高度相似，她们智勇双全、仁侠好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具有阳刚之气、豪侠之气的巾帼英雄，而这正是内忧外患的民族国家所热切期待的女性气质。尽管教科书中指出：“女子体质，异于男子，不宜战阵，然其他责任，与男子无殊。”(第六册第一课《爱国》)事实上教材却频频出现参战的女性，实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具有阳刚之气、豪侠之气的巾帼英雄自然可以孕育强种，同时也能抛头颅洒热血征战四方、为国效力。她们与秋瑾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她们走向战场或是为夫，或是为父，只有秋瑾，她既不是为父也不是为夫，她就是为了自己——以女性主体的身份展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秋瑾是真正意义上的女国民，而选文中的女子，主体意识并没有觉醒，也即是说，教材并不主张像秋瑾那样以女国民的身份在社会闪亮登场来实现女性的社会价值。而这，也是教材对于女子想像的边界。
二、保种强国：理性抽象的国家身体
在该教材出版的1914年前后，政治形势风云变幻，袁世凯篡权复辟，教育领域出现复古逆流，当时关于女性是否应该接受教育、应该接受怎样的教育一直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教育总长汤化龙在民国三年指出：“余对于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4]贤妻良母的教育宗旨本质上还是将女性拘囿于家庭内部，虽然贤妻良母间接有助于国家的繁荣富强，但是毕竟都只是家庭角色，而缺乏女国民的独立人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虽然“大约从1903年起，‘女国民’作为教育宗旨就开始对‘贤妻良母论’形成冲击”[5]，然而十年之后的女子国文教材中女子也还没有真正成长为女国民，如前文所述即便为国杀敌也要有某种“合法的理由”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女性从属于家庭这一千百年来形成的认识依旧根深蒂固，女性的真正解放何其艰难！
此套教材的编者全为男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教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它是执掌话语权的男性世界对女子启蒙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他们是焦虑的，这种焦虑源自弱国子民的国族情怀，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女性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有话语权的男性言说，女子既被说成是国家衰弱的原因，又被再表现为民族落后的象征，男性提出妇女问题，是为了寻找一条救国的途径，妇女是载体\手段，强国是目标。”[7]他们将视线转向了一度羸弱的女性身体，焦虑地唤醒她们，鼓励卫生健康的身体，呼唤健壮聪慧的母体，让她们承担起救亡的重任，唯有如此国家才能强大。(有资料表明，相当多的女性果然“接招”，认为国家贫弱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另一方面，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仍然十分顽固，选文中处处可见“唤醒的边界”。选文中甚至不乏歧视女性的文字，如第六册第九课《婴儿之保育》中指出“故妇人虽愚鲁”、第五册第二十三课《闲谈》中认为“而吾国妇人，识见浅卑”，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女子进行评判，认为她们是愚蠢卑微的“第二性”。
如果说“国民之母”主要是通过生育“强种”间接参与民族国家建设的话，“女国民”则以某种社会身份出现，直接承担“强国”的重任。在此教材出版前的1907年7月5日秋瑾被斩首并引起轩然大波，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女性。作为近代历史上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女国民”，秋瑾钗环典质、抛夫别子，义无反顾直接参与革命，完美地诠释了一个“女国民”应该具有的精神气质，一时间也是街头巷尾的热议。然而《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中所涉及的古今中外的女性共有22篇，而其中13篇中的女性形象具有爱国、侠义及勇敢的特质，占到59%，却并没有关于秋瑾的课文。具体可参看表1：
表1
序号女性典型事例形象特征篇目1亚衣丹为父点灯明慧《亚衣丹》(第一册第十八课)2义姑姊弃己子、救兄子义《义姑姊》(第一册第二十二课)3罗兰夫人身殉救国勇《罗兰夫人》第二册第四十课4仁侠之母女救人仁侠《仁侠之母女》第四册第五课5李侃妻杨氏杨氏助夫守城大义大勇《李侃妻杨氏》第四册第二十五课6曹大家博学高才博学高才《曹大家》第五册第八课7沈云英为父作战勇、孝《沈云英》第五册第二十七课8立那点火把退敌勇、智《立那》第五册第二十八课9侠妇帮助朋友仁侠好义《侠妇》第五册第三十一课10秦良玉夫死奋勇杀敌忠勇《秦良玉》第六册第三课11盲女有志于学好学《盲女》第六册第十二十三课12木兰代父从军勇智《木兰诗》第六册第十六课13斯考夺协助战斗智勇《斯考夺》第六册第十七课
教材还体现了对女子身体审美标准的反思。一者，被戕害的身体之美已经被吹响丧钟，只有“野蛮之族，以天生之形体为不美”(《缠足之害》)，女子的自然之美才是题中应有之义，终于将女子从裹足之陋习中解救出来；二者，女为悦己容已经失去了市场，女子的身体已经超越了取悦男性的功能，“是故女子之于装饰，贵雅洁，不贵华侈”(第二册第十九课《俭妆饰》)只有无知的女子“复注意于修饰，以耗其有用之岁月精神”。(第二册第二十课《美丑》)“妇女装束以时以地，变更尤速戒奢侈，尚朴素适于卫生，其通义也。”显然，在国际形势给中国造成巨大压力的特定历史时期，华美的装束是不合时宜的，不仅有引诱男子的嫌疑，也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格格不入。
三、贤妻良母：走不出去的家族身体
女性身体从被赏玩到被赋予家国责任，它的归属权在不经意中悄然发生变化，既归国家所有，就必定要为国家贡献力量，而这种贡献必是男性所不能完成的，这便是自然赋予女性的生育功能。女性的生育行为被赋予国家意义，传宗接代的宗族功能被弱化，强国保种的政治意味被强化。正如梁启超早在1897年发表的《倡设女学堂启》中曾经提出教育女子的宗旨“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3]。在国家危难之际，基于对“东亚病夫”的自我审视与检讨，弱国子民一次又一次醒悟过来：善种才可强国，才有可能不再屈居撮尔小国之下。
文化之于传播亦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自拉斯韦尔始，人们就已发现文化对传播的影响。然而，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因素并不是文化，而是文化差异。爱德华·霍尔首先提出“跨文化传播”的概念，并指出传播主体与受众间的文化差异是传播失效最根本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范畴中，文化差异不是指两种文化的总体差异，而是特定维度上的差异。以下从中西文化差异的几个维度出发，阐释《青衣》英译本如何用西方的言说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从而实现中西文化的交融。
因此，应着重加强对基层医院及年轻、资历浅的医务人员的指南相关培训，帮助他们理解和掌握指南的用法和注意事项，以推进指南的应用。同时，注意避免临床指南的过度应用[16]。临床医师和相关机构在应用临床指南之前都应对指南进行科学地评价。
表2
序号女性典型事例形象特征篇目1邹瑛“愿为嫂受笞”贤《邹瑛》(第一册第十二课)2杨万里妻待遇仆役,宽严得中;八十躬亲纺织勤、俭、宽厚《杨万里妻》第一册第四十课3乐羊子妻相夫贤《乐羊子妻》第二册第三十三课5敬姜敬姜犹绩勤《敬姜》第三册第二十课6海伦力戒诳言诚《海伦》第四册第三课7义婢救主忠义《义婢》第四册第十课8妇为妇孝且贞孝,贞《蜀路石妇诗》第四册第二十一课9孟光相夫贤《孟光》第五册第七课
四、有限的解放：在家国之间负重前行
然而只有强壮的母体才能孕育出强壮的子孙后代，被赋予“国民之母”称谓的女性群体终于走向历史前台，她们的身体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呵护。不过这种关注与呵护并不是基于女性个体生命体验，而是基于女性群体的功能性想像，因此女性个体在生育时可能遭遇的伤痛、意外被忽略，而所孕育的“种”是否强大以及“强种”的数量则是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斯巴达妇女之美谈》这篇课文引人深思。课文所凸显的中心是：斯巴达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斯巴达妇女“以产育强敢国民，为其责任”。文中有一母生八子，同一日死于国难，对于母亲而言，这绝对是晴天霹雳灭顶之灾。然而该母没有丝毫丧子之痛：“吾以爱斯巴达故，诞彼八人，而今可以无恨矣”——理性而近乎神性，这便是被想像的民族母亲。女性生育的终极意义无关个体，无关家族，而是为国家输送强种，强种绵延，国力不衰。斯巴达的成功，正是因为“斯巴达妇女，殆无不以国事为前提者，其立国于群敌之中，版图日拓，狎主齐盟，即谓妇女与有力焉可也。”在岌岌可危的清末民初，这篇课文具有极重要的现实功能。
女性最适宜出现的场景似乎还是在家庭：第四册第三十二课《家庭教育》、第四册第三十八课《家族之制》、第四册第三十九课《家规》等均涉及到家庭、家族教育，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第二册第六课《和睦》：“家庭间最完全之幸福……恃有贤妇而已。”第一册第十二课《邹瑛》：“后适为士人妻，舅姑妯娌姊妹知其贤也，皆敬重焉，母见女之得爱于夫家，卒感化而成慈母”；此外还有第五册第六课《良妻》等均强调了贤妻的重要性、如何做贤妻等内容。如此种种，与该教材编者沈颐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他曾经指出：“女子之普通教育，非在特殊之技能，而在普通之常识，不必求于社会国家之事，而必不可有忝于贤母良妻……”[6]他认为女性最重要的角色还是贤母良妻。教科书塑造了大量贤德的女性形象。如表2所示：
非鳞癌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首次化疗后无进展生存期的影响因素分析 …………………………………… 钱石静等（4）：520
首先，教材所赋予的她们能够从事的职业有着巨大的局限性。第二册第三十九课《女子职业》认为中国女子可以同欧美女子一样“凡诸职业，为其才力所能胜，自不防参与其间也”。那么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第四册第三十四课《蒙养园》：“任蒙养园之事者，恒为女子。因女子心细性慈，不惮繁琐，适与保育幼儿相宜也，习斯学者，谓之保姆”；第三册第二十五课《看护妇》：“女子有事畜之责者，苟遇家人患病，应善筹看护之方也”；第一册第二十五课《图画》：“女子心静而思密，于图画尤宜”；第四册第三十课《学作》：“凡为女子，须学女工”。这便是整套教科书对女子职业的期待，无一不带有家务的影子，是家务劳动在社会的有限延伸。
“正常人”做人行事有一定之规。“正常人”做人的底线是：有违良心的话不说，有背善心的事不做，不可告人之事断然不为！互联网世界舆情沸反盈天，他依然秉持一贯的清醒与理性，绝不人云亦云。他相信“世界自有其原则”，事实总归胜于雄辩，真相早晚大白于天下。
此外，教材并不提倡婚姻自主。如第二册第十一课《张负嫁女孙》所褒奖的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而第五册第五课《婚姻》更是义正辞严：“故以婚姻一事，究以待命于父母为宜”。第六册第二十四课《守分》中也要求“唯各守其分，斯彼此相安”。秋瑾抛夫别子东渡扶桑，一头扎进革命的滚滚洪流，这种信念与精神力量从某种意义上可能让男性世界感到恐惧，因为他们看到了某种无法掌控却极有可能撼动他们地位的力量和有可能带来的既定秩序的紊乱。或许正是基于此，秋瑾的故事很难进入当时的教科书。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晚清政府面对强敌一味退让导致国力渐衰，在多次失败中人们认识到了竞争的重要性，只有竞争才能让民族国家立于世界之林。因此很多教材一反传统的“温良恭俭让”转而强调竞争的重要性，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选入《竞走》《夺旗》之类强调竞争重要性的课文。然而，女子国文教科书却突出不合时宜的“忍耐”与“退让”。第三册第十课《退让》：“置衣于此，我取其敝而让人以华，置食于此，我取其劣而让人以美。让在言语……让在行为”。我们很难不把这理解为对女性的“特别要求”。也许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女子教育也“并非以女子为本位，实际上是关于女子之用的谋思：千方百计地通过学校的社会公共化教育手段，把女子变成有用之才，最大可能发挥她们的作用，以拯救积弱的民族国家。”[8]或许这便是一个时代的局限：要求女性自立，然而只能是有限度的自立——在重要关头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便唤醒，也只能是有限度的唤醒。由此我们不难感受到编辑的两难和那个转型时代的迷乱：新旧杂陈、矛盾纠结，在新与旧之间，国与家之间，徘徊无定，而女子教科书对女子的想像几乎就是当时主要几种女性观的大杂烩。也正如此，前行的女性身体背负家国期待、负累重重、艰难跋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才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赵长林,孙海生.教科书与意识形态再生产[J].课程·教材·教法,2019(1):38.
[2]转引自刘景超著.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文化特性[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44.
[3]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C]∥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883.
[4]碧遥.略谈中国女子教育史——从创办学校开始[J].妇女生活,1936,3(7):25-29.
[5]王晓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53.
[6]沈颐.论女子之普通教育[J].教育杂志,1909,1(6):71-75.
[7]王政.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性[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178.
[8]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4.
Woman Imagination in ChinaWomen’sChineseTextbook
MA Ying
(College of Chinese & Literature，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ChinaWomen’sChineseTextbook,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golden period of women’s textbook publication, is a typical narrative which reflects the dominant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body, the textbook has characterized the time body of health, the country body of defense and strength, and the family body of a good wife and mother. A variety of body perspectives are complementary yet conflicting. Thus, it is not hard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y of the editors’ woman imagination and the confusion of that transitional age: the mixture of old and new and the confusion and conflicts between family and country identities. In this respect, the female body has carried expectations of family and country to move forward, just like a trek. It was not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s’ subjectivity became possible.
Keywords:ChinaWomen’sChineseTextbook; female body; new birth and country defense
收稿日期：2019-07-01
作者简介：马 英(1977-)，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语文课程与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9)9-0072-05
责任编辑：陈君丹
标签：女子论文; 女性论文; 教科书论文; 身体论文; 教材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论文;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