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福斯特通过在概念上将物质变换裂缝等同于自然异化，将仅适用于土地肥力的物质变换裂缝，拓展为揭示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福斯特认为，这种适用范围的扩展是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立场使然。马克思经过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从费尔巴哈哲学中吸收彻底的自然主义，将达尔文进化论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史基础，确立了用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来诠释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思路，形成了生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但生态唯物主义将人类史还原为自然史缺失了历史的内在维度，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决裂失却了辩证法的视角，将哲学基础停滞于彻底的自然主义无法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剖析，这就决定了生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异质性。福斯特依据生态唯物主义而建构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必然面临历史唯物主义的困境。
关键词福斯特 新陈代谢断裂 历史唯物主义 生态唯物主义
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提出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也是对马克思本人生态思想的深入挖掘，一度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就福斯特是否正确挖掘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国内学界十分关注并展开了争鸣。南京大学唐正东教授认为福斯特“在方法论上无法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①，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何山青老师在与唐正东教授的商榷文中指出：“福斯特提出，一个更有力的生态和社会批判必然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必然是回归马克思的。”②本文仅就唐教授和何老师提出的福斯特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围绕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提出自己的管见。首先，从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生成过程看，福斯特将马克思物质变换③裂缝的适用范围从土地肥力循环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值得深究；其次，分析这种适用范围扩展的背后，福斯特所依据的生态唯物主义；最后，剖析生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异质性，指明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面临历史唯物主义困境。
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生成
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对马克思所提出的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裂缝的重新建构，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普遍存在的新陈代谢断裂，从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其生成过程包含三个重要的节点：一是李比希基于土壤肥力补偿定律的无法实现，批判资本主义农业的掠夺性；二是马克思吸收李比希的研究成果，纠正以往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地租问题的错误预设，即认为土地肥力绝对递减是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进而指出资本主义大农业造成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导致土地肥力的下降；三是福斯特通过将马克思的自然异化与物质变换裂缝在概念上等同，将马克思围绕土地肥力的物质变换裂缝，建构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普遍存在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形成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李比希从农业化学角度对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批判，构成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起点。19世纪初西欧各国出现严重的饥荒，粮价飞涨，民不聊生。以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小麦价格从1799年的7.84先令每蒲式耳猛涨至1800年的12.86先令每蒲式耳④，涨幅高达64%，且粮价一直高位运行。为缓解粮价暴涨引发的社会动荡，英国政府十分关注李比希的农业化学理论，希冀从中找到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李比希在其代表作《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中阐述了土壤肥力补偿定律，并以此作为维持乃至提高土地产量的农业化学基础。李比希指出：一方面，农作物吸收土壤中的肥力，并随粮食收成被带离土地，是土壤肥力的损耗；另一方面，人畜粪便沤制的厩肥能够有效补充这种损耗，因为由粮食带走的土壤中的“这些养分被人畜吸收利用过，并且通过他们的机体而排出体外”⑤。但由于城乡空间距离的不断拉大，作为粮食生产地的乡村由于增产而出现土壤肥力的不断损耗，而作为粮食消费地的城镇却无法将人畜粪便运回乡村沤制厩肥，这就造成了乡村土地肥力的净流失，从而引发19世纪初西欧普遍出现的粮食供给不足。李比希据此指出，资本主义大农业无法及时补偿土壤肥力，且又迫切需要提高产量，因而是“一种掠夺式的农业”⑥，须知只有“以肥料的形式收回全部从土壤中损失的东西，即为了归还每一块土地以恢复产量必需的那么多的物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掠夺性的经营就转化为合理的经营了”⑦。可见，李比希依据土壤肥力补偿定律，批判对土地过度索取的资本主义大农业未能实现对土壤肥力的有效补偿，造成了土壤肥力的入不敷出。
马克思的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是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的准备阶段就摘录了李比希的作品，其中就涉及李比希对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批判，相关内容体现在《资本论》有关地租的篇章里。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中，马克思写道：“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⑧可见，马克思通过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内容上对应李比希的土壤肥力补偿定律及李比希对资本主义农业掠夺性的批判。但马克思为什么会在地租理论中提及李比希呢？笔者认为，马克思将李比希的相关内容作为论据，符合当时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需要。具体来说，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的李嘉图，在地租理论中预设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当次等肥力的土地投入耕种时，头等的土地马上就开始有了地租”⑨。显然这种认为土地肥力绝对下降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这会无视土地肥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变化。而依据李比希的农业化学理论，土壤肥力补偿定律落实的好坏决定着土地肥力的历史变化。这能够很好地反驳李嘉图地租理论的预设前提。因此，马克思在地租理论中将李比希的相关内容作为论据，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理论使然。这样，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时，积极吸收李比希从农业化学角度对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批判，形成了《资本论》中批判资本主义造成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的观点。
福斯特将马克思的自然异化概念等同于物质变换裂缝，形成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由于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中批判资本主义的物质变换裂缝的，所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具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即仅限于人与土地的关系。福斯特通过将马克思的自然异化对应物质变换裂缝，将其适用范围扩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形成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福斯特指出，“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以及它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概念的具体方式”⑩。由劳动异化引发的自然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表述。马克思认为，劳动者能动地改造自然并通过劳动产品来确证劳动者的主体性，但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劳动者的主体性丧失，被迫进行无休止的劳动，此时“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这种被动性劳动所获得的劳动产品，无法再确证劳动者的主体性，因而马克思称之为自然的异化。可见，自然异化直接对应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对人的主体性之消解。人的主体性关乎人的类存在状态，而类存在之状态以不同的呈现形式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所以自然异化的适用范围包括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说，福斯特将新陈代谢断裂视为自然异化的具体表达，客观上就将其适用范围从土地肥力循环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使新陈代谢断裂能够普遍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
经由李比希从农业化学角度指出土壤肥力补偿的缺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生态批判以及福斯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成为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核心。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则依据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从多个方面呈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克拉克和约克就依据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指出，无休止的资本主义生产燃烧大量的化石燃料，致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骤升，破坏了自然界中原本保持平衡的碳循环，结果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危机。弗里德曼从新陈代谢断裂的角度，批判资本主导的食品行业滥用抗生素，导致人类同微生物共生的平衡被打破，威胁到人类健康。可见，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利器，为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福斯特为何要将自然异化和物质变换裂缝在概念上等同起来？其建构普遍有效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依据何在？
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所依据的生态唯物主义
生态唯物主义强调客观先在的自然规律以及人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体性，合理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但是，生态唯物主义坚持将人类史还原为自然史从而缺失了历史的内在维度，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决裂从而失却了辩证法的视角，将哲学基础停滞在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从而无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理学剖析。生态唯物主义的这些理论局限，决定其不会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不能从辩证运动的视角分析资本的运行规律，更无法洞悉决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阶级矛盾。因此，生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有根本性差别。
从新课标的要求来看，仅仅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并不是最终的环节，让学生能够利用学习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因此，在启发式教学中，教师在讲完基础内容之后，可以引导学生进行一些实践活动，这样一来，可以使教学的效果得到巩固和提升，从而使学生对教学内容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写作阶段从伊壁鸠鲁哲学中吸收了“以自然解释自然”的原则，构成了生态唯物主义的起点。伊壁鸠鲁用原子论来诠释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指出“组合物由原子产生，毁灭时又复归原子”。尤其在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解释上，伊壁鸠鲁虽将其归为灵魂，但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灵魂依存于身体，“如果整个有机体毁掉了，则灵魂就四下消散，不可能再拥有自己的功能和运动，从而也就不再拥有感觉”。这种依附于身体的灵魂呈现出一种偶然性，不再受全能上帝的必然性支配，因为“物体的偶性，并不永久地伴随物体，也没有自身存在的本性”。这样，每个个体的人就被赋予了主体能动性，人的自由也有了以原子论为基础的自然主义解释。可见，伊壁鸠鲁将原子视为现实世界的基础，执行了“以自然解释自然”的原则。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十分推崇伊壁鸠鲁所指出的原子偏斜现象，因为“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并且正如他立即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意识那样”，从而说明了人类具有能动的主体性。人类的主体能动性来源于原子的偏斜运动，遵循这种唯物主义的思路，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在伊壁鸠鲁的哲学中甚至还发现这样的观点，我们对世界(例如我们的语言)的觉知是随着支配生存的物质环境的演化而发展的”。也就是说，伊壁鸠鲁用自然科学的原子论知识来诠释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思路，是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所关注到的，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后来形成的生态唯物主义。
中度水分亏缺对棉花果枝数影响较大。由图2 d可以看出，整个生育期M3W1处理棉花果枝数显著低于其他处理，果枝数从8月5日后趋于稳定。6月26日之前，除M3W1处理外，各处理间果枝数无显著差异，6月26日之后，不同处理棉花果枝数表现为：M3W3>M3W2>M3W4>M3W1。
总之，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现象揭示，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态上的非正义，拓展了资本主义批判的广度，深化了对当下生态危机根源的认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是，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所依据的生态唯物主义，要求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将人类史还原为自然史，将资本主义社会运动归结为新陈代谢的断裂及其恢复。这种生态唯物主义没有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核心的部分——资本运行，无法揭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剖析中看到阶级矛盾及其决定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所以，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虽然开拓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但其依据的生态唯物主义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必将导致其理论面临历史唯物主义困境。〔本文受到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生态意蕴研究”(项目号：KYCX17_0215)资助〕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呈现出对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积极吸纳，将主体性的人以及人的主体性活动都视为自然存在物，奠定了生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关键在于费尔巴哈，正是借助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最脆弱的部分——自然哲学体系——实现了与黑格尔的决裂”。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中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唯心主义的，它“假定自然以外的自然本质，人以外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外的思维本质。黑格尔哲学使人与自己异化”。而这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哲学体系，充当了宗教神学的婢女，继续压抑着人的主体理性。为彻底反对宗教神学，费尔巴哈提出“一切科学必须以自然为基础……哲学必须重新与自然科学结合，自然科学必须重新与哲学结合”，才能完成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决裂。马克思正是吸纳了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中的思想而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批判，这直接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片段中，马克思高度赞扬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一方面，他扭转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立场。在对劳动的理解上，强调人类劳动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而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一种超验的绝对精神的历史呈现。正是这种从现实的自然存在物视角出发构成了“真正的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这种真正的唯物主义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也就是说，将人视为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自然存在物，排除一切外在性的、强加于人的神秘因素之干扰，才能达到彻底的自然主义，进而在此基础上理解世界历史的客观运动规律，创立“实在的科学”。可见，将人类本身及其劳动实践都归于客观的自然存在物，是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吸收的、用以同黑格尔唯心主义决裂的自然主义前提。这种彻底的自然主义就是生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其引导了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持续关注。
纱线条干不匀常以质量不匀率(线密度不匀率、条下不匀率)、直径不匀率和捻度不匀率等不同的形式表现，其中直径不匀率对纺织品外观质量的影响最突出[1]，直径不匀率是由于纱线表面有形状不规则的突出物。目前没有相关文献对纱线表面突出物进行详细的描述。迟开龙、潘如如以4种不同规格的纯棉纱线为例，提出一种基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检测纱线条干不匀率的方法，并发现纱线表面具有突起[2]。毛羽作为纱线突出物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国外对纱线毛羽有了一定的研究。Zheng-Xue和Tang研究了环锭纺毛羽对纱线表面摩擦系数的影响，发现表面摩擦系数随着锭速增加而减小，当锭速达到一定程度，表面摩擦系数趋向于零[3]。
孙叔宝：过去的一年对农药行业而言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全球农化行业格局重塑，农药管理体制变轨及新条例的颁布实施，安全环保压力空前增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农药行业正经历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定义8 可服务制造能力(MCS)指在正常经济的生产资料及约束条件基础上，能够提供制造服务的最大制造能力水平。
从伊壁鸠鲁用原子论解释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到费尔巴哈彻底的自然主义，再到达尔文进化论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马克思通过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不断深化对唯物主义的认识，形成了生态唯物主义。生态唯物主义强调自然运行规律的客观性和先在性，因而马克思积极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态，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正是生态唯物主义的立场决定了福斯特关注到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因为它具体地呈现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而生态唯物主义将具体自然科学知识上升为衡量标准的研究路径，决定了福斯特对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的建构，形成了揭示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虽然生态唯物主义在逻辑上促成了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但生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能否画上等号，也就是说，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值得严肃关注的理论问题。
高中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关键期，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特殊时期。那么，面对这个特殊时期，学生和教师都应该绷紧“一根弦”—学生要让自己踏上接受高等教育的道路，而教师则要将学生送上他们理想的高等学府。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教师的高效教学和学生的高效学习的基础之上的。根据调查显示，“多元互动”式的合作学习就是一个不可多得且十分高效的教学方法。其以“互动”“合作”为手段，以教学课堂为依托，进而实施“多元互动”式的合作学习，以促进学生的知识吸收，提升高中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率。
生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异质性
在内容上，生态唯物主义将人类史归于自然史，用自然科学知识诠释人类史，造成了历史内在维度的丧失。毫无疑问，马克思承认自然史是人类史的基础，也认可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因为自然科学打击了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影响，促使对历史的研究回归到唯物主义的正确轨道，但绝不能因此就认为马克思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停留在自然科学层面。事实上，自然科学只能从唯物主义立场揭示人类劳动实践的一般性，并不能呈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特殊性，因而无法揭示资本主义内生性的必然灭亡。具体而言，在生态唯物主义看来，研究历史离不开对历史变迁过程中的自然界状态的研究，因此历史规律就成为自然界运动变化的规律。这一点，可以从福斯特对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解中看出。福斯特认为“自然不能被简化为人类历史……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正是由于费尔巴哈未能将人类历史归于自然史，才导致马克思对其的批判。这种将人类史还原为自然史的生态唯物主义主导了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理解，导致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在维度被自然史所消解。沿着这条思路，福斯特强调导致自然界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才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并指出马克思设想的合理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社会形态。可见，在福斯特看来，人类史是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变化的历史，断裂向顺畅的转变是主导历史前进的动力。这种将自然科学作为衡量社会历史运动变化之标准的生态唯物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十分相似。恩格斯批判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因而无法理解具有特殊发展规律的人类历史。同样，福斯特将新陈代谢断裂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本质，也无法抓住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内在矛盾。所以，生态唯物主义用新陈代谢断裂取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丧失了历史的内在维度，无法达到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知深度。
尽管生态唯物主义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同共进关系，但它只是通过新陈代谢断裂呈现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的种种表现并加以道德评判，没有也不可能从内在矛盾运动中揭示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笔者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它无法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深度。生态唯物主义在内容上缺失历史的内在维度，在形成过程中排斥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只停留在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阶段，这些缺陷决定着生态唯物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异质性。
在形成上，生态唯物主义抑黑格尔扬费尔巴哈的思路，直接将辩证法排除在外，无法从矛盾运动角度把握历史规律。福斯特一再强调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对马克思形成唯物主义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其中提到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构成生态唯物主义的主导思路。但福斯特在评价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提纲》的意义时，却指出这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决裂”的关键点。这里的“决裂”反映出福斯特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局限在其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而没有看到矛盾运动的辩证法的科学性。不得不指出，福斯特的解读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因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是扬弃而非决裂，尤其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吸收有助于马克思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即便是在受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甚深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意识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性，指出“外化的扬弃也不外是对这种无内容的抽象进行抽象的、无内容的扬弃，即否定的否定”。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批判黑格尔辩证否定的抽象性，但只要翻转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那么辩证否定的科学性就会显现。换句话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包括对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弃和对其辩证否定的扬。因而，马克思绝不是福斯特所说的同黑格尔决裂。可见，福斯特杜撰马克思同黑格尔决裂和投入费尔巴哈的怀抱，其目的就是为了营造马克思以自然科学为依据来发展唯物主义的假象，从而证明生态唯物主义属于马克思。显然，这种对马克思文本断章取义、随意嫁接的方法，只是服务于福斯特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而不可能回到马克思。尤其是对黑格尔的贬抑，埋没了辩证法这个科学内容，决定了福斯特无法从资本的内在矛盾运动中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
马克思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接纳，推动生态唯物主义的内容不断丰富。鉴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立了生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对自然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把握以及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渴求，理所当然地充实着生态唯物主义的内容。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当然不能忽视这种科学领域中的革命，他利用这个机会为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或者研究自然历史的方法)增添确切性”。“因为自然选择由竞争而发生作用，它使各个地方的生物得到适应和改进”，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是对人类进化史的自然科学解释。显然，进化论对人类发展史的诠释使宗教神学失去了合理性。虽然达尔文本人遭到神学家们的反对，但他据理力争指出神创论抹杀了人类精彩纷呈的进化历史，且翔实的地质资料也毫不留情地回击了神学家们的诡辩，“只要把地球的历史想成是短暂的，几乎不可避免地就要相信物种是不变的产物；而现在我们对于时间的推移已经获得某种概念，我们就不可没有根据地去假定地质的记录是这样完全，以致如果物种曾经有过变异，地质就会向我们提供有关物种变异的明显证据”。对于达尔文从客观的自然史出发阐释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十分赞赏，他在1860年12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这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以反对宗教神创论的形象进入了马克思的视野，并被马克思视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然基础。达尔文的进化论丰富了马克思对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科学知识，拓展了生态唯物主义的内容。
在哲学立场上，生态唯物主义只停留于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唯物主义，并未包含19世纪60年代《资本论》创作阶段的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无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理学剖析。福斯特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是生态唯物主义的集中表达，“反映了马克思早期试图解释人类与自然之间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更为直接的哲学尝试”。这里指向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使用的自然异化概念。异化是对“应该”状态的否定，自然的异化是指在雇佣劳动条件下，从自然界获得的劳动产品不再能确证劳动者的主体性。这就说明马克思使用自然异化是以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作为衡量标准，因为人道主义强调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类本质属性。但人道主义只能批判“异化”，却无法改变异化的现状，所以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流于道德批判，而不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必然性规律中。马克思正是意识到这种理论缺陷，才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力图通过把握资本运行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剖析，从中窥探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使得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并指出由此引发的阶级矛盾决定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可见，马克思展开资本主义批判的衡量标准发生了变化，从人道主义的人的主体性确证变为资本内生性矛盾引发的阶级对立。这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之区别。鉴于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在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变化，福斯特将自然异化等同于物质变换裂缝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主导马克思《资本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其中提及的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也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那么，参照人道主义标准的自然异化，就不能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变换裂缝在概念上等同。福斯特假定二者概念等同而得出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在逻辑上并不成立。唯一能对福斯特生成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合理解释就是，福斯特一直依据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因而其理论长于揭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及对生态问题展开道德批判。所以，生态唯物主义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唯物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无法达到历史唯物主义剖析资本主义生理学的理论深度。
福斯特是用新陈代谢这个生理学现象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有必要挖掘福斯特采取这种思路的深层原因。其实，这个深层原因就是福斯特所提出的生态唯物主义。福斯特依据马克思的文本，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指出“马克思呕心沥血，终其一生，不懈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保持一致”，形成了以承认自然规律先在性为基础、用自然科学知识作为衡量标准的生态唯物主义。正是基于这种生态唯物主义，福斯特才将马克思在土地问题上的物质变换裂缝上升为揭示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并指出这种思路忠实于马克思。
姜辣素（Curcumin）是姜的主要辣味成分，其含量直接影响姜的食用口味、品质和产品的功效。姜辣素是一种酚类衍生物，酚类极易被氧化，具有还原性，可还原铁氰化钾—三氯化铁试剂成为普鲁士蓝，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姜辣素含量与蓝色的深度呈正相关，以香草醛为标准溶液，于波长660 nm处进行比色测定[7-8]。
投资公司实际经营盈利的能力强弱，最重要的决策建议就来源于财务部门。与之对应的是财务人员针对企业业务管理的实际风险把控，投资公司对投资的风险控制意识没有做到特别重视。企业投出资金的运转效率并且缺乏长效的实际监管，对于被投资企业的资金的流向以及运效率等没有进行时时跟踪和调查，这些被投资企业的业务操作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企业自身的实际股价，尤其当前股市波动剧烈，更是需要财务人员重视对于投资的管控。
①唐正东：《异化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福斯特的资本主义危机论解读》，《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②何山青：《福斯特的生态思想:个人道德视角抑或生产方式视角？——兼与唐正东教授商榷》，《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③马克思使用的“物质变换”和福斯特使用的“新陈代谢”都对应同一德文单词Stoffwechsel，故本文对二者做同一意义上的使用。
④Gregory Clark, “The Price History of English Agriculture, 1209～1914”， ResearchinEconomicHistory, 2004, 22, pp.41～124.
⑤⑦[德]李比希：《李比希文选》，刘更另、李三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51页。
⑥[德]李比希：《李比希文选》，刘更另、李三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德文第七版序言第13页。
随着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不断增强，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高投入、高耗能、低技术含量的传统发展模式逐步退出了工业发展的舞台。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助推智能化工厂发展的步伐，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改造现有的工作模式，变粗放生产为集约式精益生产，实现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由传统生产线向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线升级是未来工厂发展的必然趋势。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页。
⑨[英]彼德·斯拉法、M.H.多布：《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5页。
⑩[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10、63、78、219、129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200、209、209、218页。
Brett Clark, Richard York, “Carbon Metabolism: Global Capitalism, Climate Change, and the Biospheric Rift”， TheoryandSociety, 2005, 34(4), pp.391～428.
Michael Friedman, “Metabolic Rift and the Human Microbiome”， MonthlyReview, 2018, 70(3), pp.70～104.
某高速公路隧道经勘查发现地表植被不茂盛，覆盖层厚度较大，地势高陡，地形有很大的起伏，实际高程在1002～1152m之内，埋深的最大值在146m左右，最小值为2m。工程起讫桩号为DK500+516—DK502+677，总长约2162m。隧道中纵坡分别为1%和0.3%。该隧道和临近既有隧道之间有40m左右的间距，出口处130m区域内的线间距，从最初的30m渐变到15m。隧道洞口处的实际埋深在2m左右，出口和临近隧道出口相距很近，并且在既有隧道的出口段，还设有一处用于通风的横洞。
[古希腊]伊壁鸠鲁、[古罗马]卢克莱修：《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包利民、刘玉鹏、王玮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13、1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4页。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4～105、118页。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39、54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1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页。
[美]福斯特：《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刘仁胜、李晶、董慧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
作者简介：王常冉，1989年生，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范旭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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