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术政治，是指学者为扩张自己学说和思想的影响力，为树立自身学术思想的权威地位、典范地位而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梁启超是一个非常有自觉意识和实践经验的学术政治的操盘手，“学衡派”诸人尤其是吴宓、柳诒徴也是这样的操盘手。新文化运动后的梁启超，希望通过建立自己的学术网络和政治势力开创新的文化局面，借助于江苏教育会的密切关系，梁启超希望拉拢江浙学术势力尤其是“学衡派”入伙，但“学衡派”在东南大学排斥政治势力介入的努力显示了道术对于权术的抵制，而江苏教育会与政治上失势的梁启超之关系也并非坚如磐石，反映了政治势力对于学术势力看似尊崇实则轻蔑的态度。“学衡派”内部的态度分化则反映出心术对于道术的瓦解作用，道术、权术与心术相互纠缠。
[关键词]梁启超；学衡派；吴宓；江苏教育会；文化保守阵营
梁启超和东南大学极有渊源，1922年夏到1923年初他曾应邀在东大讲学，甚至在1925年写给儿女们的信中，还讲述了东大、北大等校曾力邀其担任校长，“日来许多‘校长问题’，纠缠到我身上，亦致忙之一。师大不必论，教职员、学生、教育部三方面合起来打我的主意。北大与教部宣战，教部又欲以我易蔡，东南大学则教部、苏省长、校中教员、学生，此数日内又迭相强迫。北大问题最易摆脱，不过一提便了。现在师大、东大尚未肯放手。我惟以极诚恳之辞坚谢之，然即此亦费我时间不少也。”(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58页。欧游后的梁启超归国后大部分时间在北方，和师大、北大有如此纠葛是情理之中，而东大在1925年的校长易职风波中，能将梁启超作为校长候选人之一，可见梁氏在东大有过耕植并在东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东南大学最具势力的是江苏教育会，梁启超颇费心思地和该会处理好关系，积极参与其中活动，开拓局面。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东南大学一派教授势力(包含部分“学衡派”成员)对江苏教育会把持东大不满，把梁启超也看成对立势力，加以排斥。“学衡派”中的年轻学人尽管没有明显视梁启超为“敌手”，但也没有过深交情。“学衡派”创办的《学衡》杂志以鲜明的保守色彩被时人和后世学者纳入了“东方文化派”阵营，梁启超欧游归国后也因发表《欧游心影录》被视为保守派的中坚力量，梁启超及其研究系群体和群体以外尤其是和其他所谓的文化保守势力的交织互动是怎样的？其中的人员相互之间能否通过直接关系和转及关系传递着情感、权力、物质及信息等资源？本文用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来勾勒作为核心人物梁启超的文化活动网络结构，透视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学人群和其他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交往，了解他们在“五四”思想文化界的“文化圈地”和势力发展过程，以便把握这一学人群体的思想共性，明确他们文化思想的差异，领悟学术生存空间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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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启超与江苏教育会
1920年梁启超欧游回国，决心从文化事业上开出一片天地来。梁氏的研究系由于在政坛上几度同流合污，名声受损，急需招纳“清流”以改变形象，扩大实力。他们属意于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自由派”。据胡适回忆，梁游欧归国时，有将研究系改建为政党的计划，丁文江、张君劢极力支持，欲以胡适为桥梁，打通北大，推梁启超和蔡元培为党魁，并设想以文化运动作为政治运动的前驱，但蔡元培最终意识到，一旦在组织上与研究系过分勾连，必使外界“以为此举全是某系作用”，而丧失公知的信誉，所以此举遭到蔡元培的婉拒(2)张晓唯：《蔡元培、梁启超的“有限合作”》，《书屋》2008年第8期。。蔡元培的立场对“涉世未深”的胡适等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胡适认为研究系拉“清流”入伙的原因在于“研究系近年做的事，着着失败，故要拉我们加入”，所以，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发表的那篇提倡“好政府主义”主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署名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欧美派知识分子。为此，梁启超等人颇为愤愤然，认为这是“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林长民抱怨说：“蔡先生素来兼收并蓄，何以也排斥我们？”而梁启超甚至负气道：我自己“也可以发表宣言！”(3)胡适：《胡适的日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4页。
北京大学已是激进的新文化派的阵地，梁启超等人颇有“滴水不进”的感觉。与北大并立的东南大学(4)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简称“南高”。1921年9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成立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是一所学校，两块牌子，学生分属两种不同体制。1924年南高取消，该校统一为国立东南大学。本文为行文方便将该校统称为东南大学。，学风迥异，有着鲜明的“朴学精神”(5)蒋宝麟：《“史学南派”：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历史学科的学术认同与“学派”分际》，《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学校师生反对北方打着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的旗号摧残传统文化，希望打破中西古今文化界限，“不问华夷，不问今古”(6)胡先骕：《朴学之精神》，《国风月刊》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第15页。。但在北方学人看来，在南京高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南大学“博古”胜于“通今”，中学高于西学，学术风气守旧大于创新。正如现代学者杜正胜所言：新派的北大与守旧的南高是近代中国学派里针锋相对的两派(7)杜正胜：《史学的两个观点》，《新史学之路》，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第159页。。所以，梁启超及其同仁十分看重东南大学，“特别欲将东南大学作为建党基地”(8)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长春：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154-158页。。除此以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梁启超和江苏省教育会有着极深的渊源。东南大学的前身南京高师即是由江苏省教育会创办的，1921年改为东南大学后，江苏省教育会在该校的人事等各方面仍有很大的操控权和决定权。
江苏省教育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民间教育团体之一。江苏省教育会在资金上有上海总商会等实力雄厚的民族资本家的支持，担任该会正、副会长者多是社会名流，多有为官的经历或亦官亦商，从而在和政府的关系中保持一定人脉，他们是旧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一代(9)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3页。。江苏省教育会本着教育救国的宗旨，主张学生进行人格修养，反对只开展活动、高谈主义等华而不实的行为(10)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第127页、226页。在文化取向上，江苏省教育会也是趋于保守的，1922年江苏教育会对外发表通告，认为研究国学的队伍日渐萎缩，而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却逐渐增多，“盖亦深知西方之新学说或已早见于我国古籍，借西方之新学，以证明我国之旧学，此即为中西文化沟通之动机。”(11)李国俊：《梁启超著书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323 页。在这些方面，梁启超和江苏教育会的主张颇为近似。江苏教育会(或和江苏教育会关系密切的机构)也有梁启超的一些故交，如杨锦森(宾州大学教育学硕士，时任职于江苏教育会学校教育部)、陈霆锐(密西根大学法学博士，律师、东吴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张士一(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东南大学英文教授)等，都曾与梁启超一起筹办过《大中华》杂志。
江苏教育会的首任会长张謇和梁启超的渊源很深，早年虽同属宪友会，但在政治观念等方面两人差距很大，并未建立深厚的关系。而梁启超欧游回国后，两人的关系日益密切，在诸多方面展开合作。梁启超欧游回国后第一时间携蒋百里等拜见张謇。张謇之子张孝若也回忆说，“我父亲对于梁公，认为在清季他对于浚发中国人的思想的原动力，在民国他对于推翻帝制复辟二役的功绩，都对于国家有极伟大的贡献与努力。所以后来几年，彼此愈加亲近引重。在他经济状况最窘迫的当口，我父还帮助他好几回，等到民国九年梁欧游回来，在实业上，还想和我父有一度结合。”(1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476页。之后，由于政治、精力、年龄等因素，张謇的影响力在江苏教育会内逐渐减弱，黄炎培的影响力逐渐上升，梁启超和江苏教育会的年轻成员有了更多的接触。1922年梁启超在南方的巡回演讲期间，和黄炎培几次同行演讲。以梁启超为领袖的研究系同仁张君劢与江苏省教育会的关系亦十分深厚。辛亥革命时期，张君劢曾获得过江苏省教育会的帮助，开办过神州大学。1921年12月23日，鉴于教育团体不统一，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统一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任董事长范源濂还在张君劢欧游归国后马上介绍其到教育改进社讲演，教育改进社在1922年2月组织成立了全国教育费委员会，张君劢被推荐为赔款部委员。1923年，张君劢也是在全国教育费委员会的资金支持下开办了自治学院，张君劢投桃报李，将张謇、袁希焘、黄炎培、蒋维乔等江苏省教育会的头面人物聘为自治学院董事。当江苏省政府通过停拨自治学院经费并将其与同类学校合并的决定出台时，也正是袁希焘、蒋维乔、沈恩孚等董事与江苏省政府积极交涉，并通过《申报》等媒体造势，才使自治学院幸存下来。梁启超、张君劢与江苏教育会的密切关系，使得江苏教育会成为他们在南方倚重的对象，彼此相互借重、提携。
一方面可以看到，梁启超是积极参与到东南大学教学、文化组织、社团活动中来的。梁启超两次参与国学研究会的活动，还被聘为学生研究刊物《史地学报》的指导员，他的文章也在该刊物上登出，特别是第3卷连载了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方面不可谓不努力，张君劢心疼地抱怨“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22)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3年，第969页。。另一方面，梁启超和“学衡派”的关系，并不能依据想象先入为主地将他们归为同党，反而颇似一句俗语“剃头挑子一头热”，他们的关系不仅不融洽反而是尴尬的，一方热情洋溢，一方高度戒备；一方积极融入，一方攻讦不断。
梁启超和“学衡派”都以文化保守的面目示人，还被划入了“东方文化派”的阵营，他们因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的讲学聚首，两者在是在文化上互相交流，思想上相互砥砺，擦撞出惊艳的火花，还是争锋相对，剑拔弩张呢？
放疗是肿瘤患者常用的治疗方法，肠上皮细胞分裂增殖旺盛，对放射敏感，放射性肠损伤是盆腔和腹腔肿瘤放疗后常见的并发症，接受腹盆腔放疗的患者5%～10%可进展成放射性肠损伤，损伤诱发的消化道临床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者可出现肠坏死、肠穿孔，甚至直接导致死亡的发生［1］。目前临床上对放射性肠损伤尚无有效的防治措施［2］，丁酸钠是一种组蛋白去乙酰化抑制剂，具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3］，近年来已有研究显示，丁酸钠对受损的肠黏膜可以发挥保护作用［4］，本研究构建放射性肠损伤大鼠模型，在此基础上观察丁酸钠对放射性肠损伤大鼠模型肠损伤的保护作用。
梁启超和江苏教育会在人脉、思想背景、教育观念等方面有相当的契合和良好合作的前提，事实上，双方也进行了有效、积极的协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江苏教育会后五四时代的领袖人物黄炎培的态度值得玩味，在黄氏的日记中与梁启超有关的记述仅有一处，即1922年9月“至省议会，观任公说或闹”(16)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2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颇为不屑。在黄炎培看来，或许梁启超借重江苏教育会的意图极其明显，或者研究系过往参与政治声誉不佳，或者双方的势力差距较大、缺乏合作的基础，抑或几方面的因素都有，黄炎培的这种态度注定双方的合作是有限度的，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梁启超在南方的文化、政治努力的困难和失败。
二、梁启超和东南大学“学衡派”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梁启超1922年在此讲学时，《学衡》杂志已经创刊，以《学衡》为阵地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者，是为近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学衡派”。《学衡》创办于1922年1月，到1933年出版至79期停刊，前后共存在11年。自创刊到1924年6月，其编辑部设在东南大学内，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共出版了32期。《学衡》高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帜，对新文化派的反传统主义展开激烈批评，在学术文化上与北大新文化派迥异，成为20世纪20年代学分南北的一个突出现象。以文化保守著称的“学衡派”能够聚集在东南大学与江苏教育会的文化取向不无关系。《学衡》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大部分为东南大学文史哲学科的知名教授，核心成员有吴宓、梅光迪、柳诒徵、胡先骕、刘伯明等，其他还有缪凤林、张其昀、萧纯锦、徐则陵、景昌极、徐震谔、束世徵、向达等，东南大学教师是主要撰稿人，吴宓是“学衡派”的领袖。《学衡》是一份具有明显地缘特色的文化杂志，“学衡派”核心梅光迪、吴宓、刘伯明都是从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而后在东南大学执教；其他成员如柳诒徵、张其昀、缪凤林、景昌极则是东南大学老毕业生留校或是前者引进过来的，所以“学衡派”的主体在学缘、业缘关系上极为密切(17)关于“学衡”派的认定，有的主张作者群即是学衡派，参见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台大出版社，1984年，第5页。有的认为学衡派不仅包括《学衡》杂志同仁，还应包括《学衡》的延续杂志《国风》《思想与时代》的同仁，参见沈卫威：《“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对于这种相对和谐的环境，梁启超、张君劢也深知维护关系的重要性，积极参与江苏教育会及其相关机构中华教育改进社(13)江苏省教育会以张謇与黄炎培为中心，后与蒋梦麟等留美学生组织了新教育共进社，熊希龄、严修、范源濂发起主持了北京实际教育调查社，后来合并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要强化职业教育。的相关活动。即使在外人眼中，对梁启超与这些人的交情也是心知肚明。1919年刘海粟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行改组，成立了包括蔡元培、梁启超、黄炎培等在内的校董事会，有力地扩大了上海美专的影响，更加强了上海美专与江苏省教育会的联系，使两者捆绑成一定程度的利益共同体(14)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第53页。。梁启超对上海美专的帮助不遗余力，将刘海粟有关文章发表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时事新报》上，甚至直接给予资金支持(15)刘海栗：《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49-250页。。梁启超亲自出席1922年7月3日举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年会，和黄炎培等相继发表演说；一周年纪念会上，梁启超因故未能参加，特意委托陶行知代表；1923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两周年纪念会，梁启超拨冗参加并发表演讲。
通过当年东南大学学生黄伯易的回忆，可以看出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并不顺利。胡先骕为了证明东南大学有学术自由的传统，曾以梁启超讲学为例，“一方请梁任公演讲，一方学衡社即批评戊戌人物”(18)转引自雕胡：《梁启超：第三次中西文化“对话”的先觉者》，《文史知识》，2002年第5期。。黄伯易在回忆中也谈到了“发现‘学衡派’……也在攻击梁启超”(19)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的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68页。。黄先生讲述了梁启超所受的冷遇：
转瞬下期开学，在秋光明媚的东大花场——菊厅，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师生二三十人借覆舟山下菊畦为背景摄完照片，公推梁先生讲话，他用十分钟作开场白后说：“为了不辜负大好秋色，我建议本‘各言尔志’主义，挨次普遍发言。”哪知竟好似出了一个难题，在座的教授默不出声，无人肯带头讲话，梁先生终于转变话题，“改为自由漫谈吧！最好讲出一件生平最感兴趣的事……。”
根据表4中数据计算，单层干燥模式总体样品终水分含量均值为9.33%；双层干燥模式II下，总体样品终水分含量均值为7.77%，各层物料最终湿基含水量无显著差异（p＞0.05）；而干燥模式III下，总体样品终水分含量均值为8.68%，B层与A，C层物料终水分含量差异显著（p＜0.05），与双层干燥相比，干燥的均匀性较低。在干燥能耗方面，双层模式能耗最低，能较为充分的利用热能，过薄或者过厚都会增加能耗。
高职学生形象性思维比较敏感，抽象思维比较弱，课程教学遵循高职学生这一认知规律，强化实践动手部分，弱化理论环节，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融教学做于一体[4]。
梁启超和“学衡派”紧张关系背后的思想背景、人事摩擦、派系挑动又是怎样的呢？
“学衡派”与梁启超的关系是相当冷淡的。相比其他“学衡派”成员，柳诒徵、吴宓和梁启超的交往最为密切，但柳诒徵在文化立场上和梁启超有过系统的唱和或争锋。因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的便利，1923年10月底，该校“史地研究会”(40)“史地研究会”的刊物是《史地学报》。《史地学报》是《学衡》的兄弟刊物，刊物的立场和文化观念与《学衡》大致相似，《史地学报》的作者也有多人加入“学衡派”。应把《史地学报》作为“学衡派”知识谱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见沈卫威：《〈史地学报〉及其文化立场》，《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聘请梁启超担任指导教师，梁启超同意将自己在清华所成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发表在《史地学报》上(4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从《史地学报》第3卷第1、2期合刊开始连载至第3卷第7期。。《史地学报》刊登梁启超的文章还有《历史统计学》《护国之役回顾谈》《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左传、国语》等。“学衡派”柳诒徵是“史地学会”直接发起人和最为用心的指导员。两人的一些交往是围绕“史地学会”展开的。柳诒徵曾在《史地学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人研究先秦诸子的缺失(42)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台北：台大出版中心，1984年，第204—205页。转引自丘文豪：《1920年代梁启超往来南北的政治实践》，《国史馆馆刊》2014年6月第40期。。柳诒徵还在《学衡》上对梁启超的《中国佛教史》提出批评(43)柳诒徵：《梁氏佛教史评》，《学衡》1922年第2期。。可以说两人的交际还主要是在学术范围内进行，在一些问题上也能求同存异，梁启超还赠送柳诒徵一幅“授人以虚，求是于实；所见者大，独为其难”颇有溢美之词的对联(44)柳诒徵：《我的自述》，《劬堂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8页。。1926年，移席北京女子大学的柳诒徵与向达、张其昀等弟子成立中国史地学会，创刊《史学与地学》。梁启超还亲自为杂志题词，并撰写弁言。柳诒徵在《史学概论》(45)此为1926年柳诒徵为商务印书馆函授社所写的国文科讲义。中肯定梁启超“新史学之书，不及旧者之多。通贯新旧能以科学方法剖国故者，当推梁氏之《历史研究法》”(46)柳诒徵：《史学概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但除了学术上为数不多的切磋，二人并无太多交集。
时任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是留美博士，在治校风格上，一方面东南大学充分利用暑期时间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前来东大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使得东南大学在国内学界声名鹊起。另一方面，郭秉文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极大拓展了东南大学的办学空间，通过和北京教育部门、江苏省军政阶层、江苏省教育会等中央地方官绅联络博弈，建立起较为顺畅的关系，尤其倚重江苏省教育会诸多会员在内的校董会治校。东南大学的“老人”柳诒徵等一批教授在办学方针上与江苏省教育会和郭秉文截然不同，他们坚持教育独立，主张学校只接受教育部的领导。“学衡派”对校长郭秉文、江苏省教育会的不满不断集聚。此时，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使得东南大学的校务演变为政治势力、政党势力的角逐。1923年国民党派汪精卫联系教育会的黄炎培，希望以教育会为掩护，开设平民学校进行地下活动，遭到了黄炎培的拒绝(23)许纪霖，倪华强：《黄炎培：方圆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4页。。这成为国民党势力对教育会不满的缘起。1924年原东南大学的柳诒徵等教授和国民党等人联络频繁，他们希望通过运作，先倒郭秉文，再倒东南大学董事会(24)参见丘文豪：《1920年代梁启超往来南北的政治实践》，《国史馆馆刊》2014年6月第40期。。谷秀青甚至认为国民党倒郭的根本着眼点在于打击江苏省教育会，削弱教育会在东南大学的势力(25)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第264页。。可以说，东南学潮是国民党、“学衡派”等教师势力和代表本地教育势力的“江苏学阀”之间的斗争。
有位同学讲了一段笑話，虽然博得大家一笑，究未能丝毫削弱“学衡派”对梁启超的冷淡(20)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的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69页。。在国学研究会的第二次会议上，为了避免类似的尴尬，召集人提前进行了安排，故此次会议“大家感觉开得极好”，在兴致盎然之时，有人提及顾实的早年作品《人生二百年》，梁启超也兴致很高，说“我梁启超一定要活到七八十岁”，哪知这话也引来了教授们齐齐的反对声，黄伯易记载说：“吴梅(瞿安)说‘生死何足道！’王樸安说‘未知生，恶如死？’柳翼谋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陈佩君说‘生死事大，无余涅槃’，总觉在态度上是反对梁的。”(21)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的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69-270页。黄伯易回忆的细节丝丝入扣，真实性大抵是不会错的。
梁启超想根植东南，极为倚重江苏教育会的势力，极力参与江苏省教育会的活动。同时东南大学校方、江苏地方行政负责人都给予梁启超隆重欢迎。如1922年8月6日，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欢迎会上，校长郭秉文主持，梁启超、省长韩国钧、教育厅长蒋竹庄等各界名流参加。8月8日，韩、蒋两位宴请梁启超， 1923年1月14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回请。“学衡派”因在治校理念等方面和郭秉文及校董方还有他们背后的江苏省教育会大相径庭，故而交恶，加之国民党的政治势力趁虚而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而梁氏与江苏省教育会、东南大学校董方的交好，与地方政治势力的亲近，成了“学衡派”眼中对立方，这是“学衡派”和梁启超疏离的原因之一。
“学衡派”对梁启超持冷淡攻击态度，还在于他们对梁启超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学衡》杂志一直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26)《学衡杂志简章》，《学衡》第1期，1922年1月。为办刊宗旨，针对的就是五四时期的激进文化主张，提倡以中庸平和的态度论究中西文化，与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构成截然不同的文化立场(27)张雪蓉：《20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留美知识分子群的集聚与离散》，《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可以说，“学衡派”是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的对立面存在的。胡适在写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时，针对《学衡》的“学骂”(注：《胡适的日记》上册1922年2月4日曾如此记述)明确地说，“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今年(1922年)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28)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1页。
综上所述，明人对元曲文学成就的承袭与标举，是一个动态的历时演化过程，“尊元”理念在曲学层面的反映与表现，具有明显的流变特征：上溯至元朝时期，曲家既已开始对元曲成就进行自我推尊；明初时期在继续肯定和标举元曲艺术成就的同时，也承袭了元人理念中的北曲——正音的定位、杂剧——风教的关联、文人——雅正的文化想象等多个构成因素，并呈现出粗略、概观式的元曲尊奉面貌；到嘉靖、万历时期，明人“尊元”理念未固守明初以来的思维套路和讨论格局，而是随着对戏曲文体认识的加深，呈现出向细致化、典型化的趋向，并使嘉、万曲学呈现出明显的理性化理论构式。
欧游回国的梁启超“精神为之一振”，要开拓出新的文化事功来，对于新文化运动是无条件支持的。1920年5月梁启超在在《学灯之光》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其最著之成绩，莫过于换新国人之头脑，转移国人之视线，由此而自动之精神出焉，而组织之能力启焉，而营团体生活之兴趣浓焉，而求新知识之欲望富焉。此不得不对于提倡新文化诸人加敬礼也。”(29)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五)，第3集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499页。这段话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梁启超支持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和投入新文化运动的决心。为此，梁启超甚至一度迁就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干将。梁启超虽主张诗界革命，但他不赞成白话诗，而是希望采用旧歌律，1921年时他曾写了一篇驳斥白话诗的文章，请胡适指教，胡适逐条批驳后力劝其不要发表，以免让新文化运动势头放慢，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及此事，认为再来评判新诗旧诗优劣的问题让他徒增烦恼，“我很不愿意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30)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梁启超经过思考，果断放弃发表该文，这反映了梁持论温和，顾及新文化运动全局的灵活处理方式。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大力参与，甚至让章士钊指斥他为“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31)章士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答梁漱溟》，《章士钊全集》(5)，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86页。。就连曾任梁启超秘书的李肖聃也感受到巨大压力，认为《欧游心影录》已经改变了梁启超新民体的文风，故意效仿胡适“小生”以示好：“是时绩溪胡适教授北京大学，力主以语体代替文言，号新文化，群士方望梁归，有以正之。而梁著《欧游心影录》，乃效胡体为俚语，于是士友失望。”(32)李肖聃：《星庐笔记·梁启超》，载于《追忆梁启超》，第38页。被主流派一同视为保守阵营的《学衡》杂志并未维护“同道中人”，而是直言不讳地对梁启超大加抨击：“梁饮冰自执笔已还，宗旨不知几变。日下韬迹天津，云以著书为事，吾恐不能如前之叟文动众矣，时人看研究会之汤、梁，真是一钱不值也。”(33)《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学衡》1923年第18期。“学衡派”立场鲜明地反对主流派，在“学衡派”诸人眼中，梁启超的立场是和稀泥，在文化主张上他和胡适等新文化派并无二致，都是自己打击的对象。
“学衡派”未将梁启超引为同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分别服膺不同的现代思潮，虽然同为科学哲学的对立面，但取向却有所异岐。梁启超和研究系诸人高调宣传尊重人类的意志自由与个性发展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学衡派”则认为柏格森哲学与西方机械论一样属于自然主义的范畴，对人性缺乏必要省察，对其浪漫主义取向不以为然。学衡派主力胡先骕甚至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当作中国从政治到文化延续下来的浪漫主义，并将梁启超视为近代中国浪漫主义的始作俑者(34)胡先骕：《文学之标准》，《学衡》1924年7月第31期。。二者虽都在倡导有别于科学派的人生观，着力发挥儒家学说在人生观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但梁启超侧重儒家对“仁”的发挥，而“学衡派”则侧重儒家以“礼”规制人生的做法。而且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内容上，梁启超希望传统儒家文化经过淬火后与西方现代文化相化合，而“学衡派”则要融合轴心时代的中西古典人文精神，形成适合现代的“新人文主义”。即使在历史观上，梁启超还是确信历史进化论的，而“学衡派”则对此不屑一顾(35)详见魏万磊：《由科玄论战的外围看“文化保守阵营”的复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年第1期。。
同时，梁启超对讲学东南，本身有着极强的开拓“领地”、延揽人才的目的性。对于梁启超从事文化事业，“学衡派”也是梁启超学生辈的缪凤林认为梁始终无法“忘情于政治活动”，而是“讲学之余，常思组织一党以握政权，时或借讲学以散播种子”(36)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载夏晓虹编：《学者追忆丛书·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16页。。“学衡派”对梁启超的目的洞若观火，又岂能乖乖就缚呢？所以，对于这样一位过去叱咤政坛的人物，敬而远之是最好的策略。
梁启超和“学衡派”关系颇像曹植的《七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梁启超在东南大学遭到了“学衡派”冷遇，双方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单独和有效的合作。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也没有在《学衡》上发表过只言片语。
1920年回国伊始，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表达了他对于南方人脉关系、发展环境的自信，“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居北方不甚便，两月后决南下，在上海附近住”(3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3年，第581页。；而1925年给孩子的信中写道：“我想我们生活根据地既在京津一带，北戴河有所房子”(3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7页。，这时的梁启超只字不提在南方购屋居住的事宜了，可见其生活工作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北方了，也表明了梁氏在南方活动的终结。在这期间，梁启超还曾遭遇了南方言论界的巨大打击，“谓先生文字，《申报》极为欢迎，唯有两条件：第一，不用向来名号，如饮冰室或其他先生曾已署之名。所以为此者，免人著色眼镜相视。习而久之，知其为先生作，则无疑矣。第二，社论中向用文言”(39)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49页。。此信是张君劢转述黄炎培的话后写给梁启超的，对于曾经的言论界巨子，此时竟不能在南方署名发文，且不能用自己擅长的文体，实为重创。1923年后，梁启超基本结束了在东南大学的活动，也更专注于学术，不仅是梁氏兴趣转移，也是不得已的环境使然。
与柳诒徵不同，从“学衡”主帅吴宓的日记和梁启超的年谱等资料来看，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期间和吴宓并没有直接交往的记录。两人的关系真正开始反而是在梁启超和吴宓都离开东南大学，因清华工作关系才开始交往。梁启超和吴宓关系可以概括为东南大学相识，清华研究院相熟、相知，因《学衡》杂志刊印问题关系更近一步。
三、从梁启超与吴宓的交往个案看文化保守阵营的心术之争
我国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不断增加,相比化疗,切除手术的治疗有效性更高一些[4]。因为现代人对于美观的追求,切除乳房会对女性心理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尽可能保留胸大肌,切除病变部位和淋巴,抑制癌细胞扩散,让女性的生活能够获得改善。
吴宓与梁启超交往颇深。吴宓曾将梁启超和柳诒徵并立为当时两位齐头并进的国学大师，评价两人“近今吾国治国学者人师，可与梁任公先生联镳并驾，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谋先生诒徴。两先生皆宏通博雅，兼包考据义理词章，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皆粹其精力于中国文化史。”(47)吴宓：《论柳诒徵诗》，《劬堂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吴氏又言：“梁先生名较大，柳先生则有梁先生所不能及之处。梁先生生前亦甚推重柳先生。宓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时，拟增聘柳先生为教授，梁先生首极赞成。”(48)吴宓：《空轩诗话·第十七条》，《雨僧诗文集》，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1年，第444—445页。转引自王信凯：《“学衡”中的柳诒徵》，《中国历史学会集刊》(中国台湾)，2004年第35期。这段话，吴宓有借梁启超之口盛赞柳诒徵之嫌，但亦能看出吴宓希望学衡派在学术界的影响如梁一般名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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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与梁启超机缘巧合成为同事，开始有了工作交往。1920年梅光迪任南高英语兼英国文学教授，因对该系文学教育不满，聚集吴宓、李思纯、楼光来，另起炉灶，分英文系为英文系和西洋文学系，且将原英语系的生源大半拉至西洋文学系，虽师资紧张，但教育成果丰硕。1923年秋开学，英文系张谔带头发难攻击西洋文学系存在不合理，校务会议做出合并两系的决定。吴宓除在日记中发表“处此两派宿仇、积怨之剧烈斗争中，真所谓‘踞吾于炉火之上’”的感慨，对楼光来(两系合并后继任主任)表示同情和派系斗争的愤慨外诸事不问，亦不参加“合并办法”之讨论，只安静授课，并编辑《学衡》。吴宓选择了支持梅光迪，并与之共进退。1924年，吴、梅离职后，两系完全合并(49)参见傅宏星：《近代中国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创立与人文理想考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1924年，吴宓希望回到母校清华工作，此时在外交部任职的顾泰来从中协助，终于达成心愿。而1925年，梁启超和清华再续前缘，凭借自己与清华大学的深厚渊源，成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吴宓任清华研究院主任后，与梁启超工作上交往较多。从两人的交往上看主要是围绕国学院院务和清华校务等内容展开，但基本上都是公事，未能看出多少私交。在1925年至1927 年间，据《吴宓日记》记载，二人因工作关系时常往来。首先，吴曾为梁安排住宅。1925年4月23日，梁启超次子梁思忠来找吴宓办理梁启超在清华的住宿问题，吴宓表示非常重视并积极协助。事隔两个月之后，梁启超搬家到北院二号房。其次，与梁启超商议清华研究院招生试题办法。譬如1925年4月23日，“午后三时，梁任公来，同见王国维先生，决定题目”，便是指国学院招考出题事宜。再次，吴曾多次前往听梁讲课。譬如1925年 9月 16日，“听梁任公对本院学生演讲《指导之范围及选择题目之方法》”；9月30日，“上梁任公《中国史》课”；10月29日，“听梁先生演讲《印度之佛教》”等等。再其次，商讨国学院日常工作。如1925年9月15日，“下午，与王、梁诸先生会谈。三时至五时，偕王、梁、赵三教授谒校长。提出研究院购书特别办法数条，得核准”；11月9日，吴宓接受梁启超的提议，在寒假中开办学生“模拟国会”。1926年1月8日晚吴宓造访梁启超，“极赞成国学研究院之议。”最后，就清华重大人事进行沟通。如1925年11月20日11时，“访梁任公于其宅。谈拟推范源廉为校长事。梁颇赞之，允先询范意见”；两天后，得知范源濂因为师大的原因不能参加竞聘，梁启超有意自身任校长，“又梁任公谓至十分必要时，彼自身愿任校长，但以事简而不妨学业为前提云”；但仅半个月后的12月7日，“晚，谒梁任公。(一)北京反基督教学生，将以二十五日焚毁清华，预嘱梁戒备。(二)以此，梁与宓约，校长事暂勿进行。”(50)以上引文皆选自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说明梁启超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1）申报子系统。通过系统，申报者可以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进行在线项目立项申请、中期检查申请、结题申请、项目修改申请等，通过申报者身份可以登录系统查看和管理本人所有教改项目，查询项目状态及专家评审意见等信息；同时作为教改项目的资料库，申报者还可以随时调取相关项目申报资料。
那蓝蓝的天，那白白的云，那青青的草，那灿灿的花，衬托着奔腾的骏马。内蒙古民谚说：千里疾风万里霞，追不上百岔的铁蹄马。在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史上，蒙古马常常担负着转牧场、踏坚冰、战疆场等重任，只要接受指令，就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它的足迹可谓踏遍北方大草原的每一寸土地。在古代，成吉思汗统帅的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取得非凡的战绩，都跟蒙古人的坐骑——蒙古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历史资料描述，经过调教驯化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任何障碍都阻挡不了它的凌厉步伐。可以说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日常劳作中，蒙古马都鲜明地体现了斗志昂扬、奔腾不息的突出特征。
通览1925年吴宓的日记，在吴宓和梁启超交往的过程中，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
［1］Hearst M,etal.The Debate on Automated Essay Grading[J].IEEE Intelligent Systems,Treads&Controversies feature,2000,15(5):22-37
以吴宓作为行政领导的身份而言，吴宓需要借助梁启超的势力和声望稳固自己的地位，而且在国学院的发展规划上，吴宓和梁启超的看法极为合拍。1926年1月8日，吴宓访梁启超，就国学院的发展方向和方案与梁启超事先沟通，梁极赞成吴的国学研究院之议案。但其他国学院导师和领导的看法却大相径庭，所以吴宓需借助梁启超的力量，这也是这一时期吴宓在涉及国学院规划的问题上往往提及梁启超的原因所在。出于对吴宓同事兼领导关系的尊重，梁启超投桃报李，颇有笼络之意。1925年阴历4月26日(阳历5月18日)，梁启超作《寿姚茫父五十》，并且以正楷手书并题跋，姚茫父在辛亥时期是吴宓在清华学校的国文老师，与梁启超同为北京宣南画社成员。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一直以来主张反映新时代新思想的新体诗。但这次他一反常态，以旧体诗、文言文的旧歌律写实写情，“疏疏竹几茎，密密花几队。蓬蓬书几堆，黝黝墨几块。挥汗水竹石，呵冻篆分隶。弄舌昆弋簧，鼓腹椒葱豉。食擎唐画博，睡抱马和志。校碑约髯周，攘臂哄真伪。晡饮来跛蹇，诙谑遂鼎沸。”(51)梁启超：《寿姚茫父五十》，《学衡》1925年5月第42期。吴宓盛赞“旧体诗写实际生活”的做法，并作序发表于《学衡》第43期。梁诗在《学衡》第42期上发表，这也是梁启超第一次在《学衡》上发文，清华学校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王国维和次年7月到任的陈寅恪，以及研究院的学生如王庸、刘盼遂、吴其昌，逐一成为《学衡》杂志的作者，使得《学衡》有中兴之势(52)沈卫威：《吴宓与〈学衡〉》，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梁启超写旧体诗为吴宓老师写诗贺寿的心态颇值得玩味，这既是他在诗界革命后期提倡以旧风格写新思想的尝试，又有向学衡派示好的意思。
相反，吴宓对梁启超的授课评价不高。吴宓在其日记中较少有过对其他人的听课记录，而且即便有也不做评价，但是在9月16日，吴宓在日记中是这样评价梁启超的授课情况的：“语多浮泛，且多媚态，名士每不免也。”(53)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2页。明显带有失望甚至鄙视的语气。在为学上，吴宓有明显的尊王抑梁的倾向。甚至在1927年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后，吴宓发誓，“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典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54)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第345-346页。将王国维当作为传统文化殉道的“国士”，从学术理念和学术精神上吴宓更倾向于王。相反，他嫌梁启超“浮泛”“媚态”，这是从个性不同产生的厌恶情绪，其实很能反映出二人处世立场乃至世界观、文化精神宗旨的不同，吴宓重在“固执”，梁启超主张“趋时”，这难免使吴宓觉得梁启超有些像《史记》里写的叔孙通，而梁启超看吴宓估计也会觉得他像“鲁生”。
吴宓对于梁启超不顾文化立场、缺乏保守阵营文化认同的“骑墙”做法非常反感。1925年底，梁启超、吴宓等人在推举范源濂为校长未果的情况下，1925年11月23日，吴宓、张歆海访梁启超、王文显时，梁启超表示自己愿意出任清华学校校长。吴宓“一生最崇拜梁任公先生”(55)吴宓：《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37 页。，表示愿意助梁运作此事。24日，梁启超向吴宓表示自己愿就校长，但要胡适到研究院来任职，“得柬招，谒梁任公。梁甚愿就校长，询校中内情甚悉，但拟以余绍宋任机要主任。又云此事如决办，宜得仲述同意。又云，胡适可聘来研究院云云。”吴宓的情绪和心理极其敏感，发生了极大的波动，担心梁启超就职要胡适来，是逼他离开研究院，在当天的日记里牢骚满腹，对任公甚是不满。“连日奔走校长事，殊无味。此席(校长一职，引者注)恐终为余日章所得，我等劳碌，何益？即梁就职，且招胡来，是逼宓去”(56)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101页。。但这也恰恰反向说明，梁启超心中对新派是非常看重的，或者说，他认为不知“时变”的迂生其实是无法参透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义和主流声音的，如果为反对而反对，不仅让本阵营最终失去话语权，而且也违背了“时圣”孔子与时俱进的品质。
梁启超认识到，胡适等人是吴宓的底线，在他们中间必须有所取舍，此后便绝口不提胡适的引进事宜。这说明二人可以实现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有限合作，1926年3月13日，“下午三时，晤梁任公先生，候病，并叙述宓辞职情形。且请其对于研究院事，勿为吴其昌等所怂动，以一面之虚辞，骤行发表主张。”吴宓对梁启超的关怀之情跃然纸上。
1926年底和1927年是吴梁二人私交发展迅速的时期，起因是吴宓就中华书局暂不支持《学衡》而求助于梁启超，而梁启超竭尽所能全力以赴地斡旋。1926年11月16日，吴宓接到中华书局来函，获知中华书局将出版60期后停印《学衡》，“不胜惊骇失望”。之后在1926到1927年间，吴宓就《学衡》事宜多次函请中华书局，希望续印。吴宓之女吴学昭回忆说：“因为中华书局不肯续印，(吴宓)正不辞劳苦，四处奔走，辗转托人，甚至几次请梁任公先生致函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说项。”(57)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格》，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3页。梁启超受吴宓之托，多次与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通信，请求续印《学衡》。即使有梁启超这块中华书局倚重的金字招牌以及梁启超和陆费逵的个人关系(58)梁启超和中华书局的合作早在1915年就开始了，陆费逵与梁启超签订三年合约发行《大中华》。，中华书局出于销量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还是决定不再续印。陆费逵在1927年6月6日给梁启超的复信中说：“此事谈到如此地步，本当遵办。但现在比从前更添两重困难……暂时不能进行。”(59)吴宓：《吴宓日记》第3册，第356-357页。后来，在吴宓方不断妥协的情况下，中华书局方才同意续印《学衡》一年。自1922年1月创刊到1926年底已经出了60期的《学衡》不得不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出版(60)实际上，《学衡》在此之后不仅遭遇了出版危机，还因学衡同仁的人事分离等原因给杂志的定期出版带来了种种困难。1927年至1933年间实为不定期刊物，7年仅出版19期，每年不到3期。。
在《学衡》风雨飘摇的1927年，梁启超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吴宓，不仅积极就出版问题和老关系户中华书局进行积极的斡旋，还将两篇文章《祭康南海先生文》《曾刚父诗集序》交于吴宓发表在第59期《学衡》杂志上。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后，吴宓曾在他主编的《学衡》杂志第六十七期上发表张荫麟写的《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和缪凤林写的《悼梁卓如先生》两篇文章，以资纪念。吴宓在1935年写成的《空轩诗话》中，认为“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
11月30日，《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技术应用 智能门锁安全》（导则）送审稿审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全国智标委副主任委员张永刚主持。全国智标委秘书处代表编制组向审查会专家汇报该送审稿的编写背景、情况和内容。
从梁启超和“学衡”主将吴宓的交往中，我们能够明显感知“学衡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一部分是以柳诒徵为代表的东南大学(南高)师生；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是吴宓为代表的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后又聚首金陵的“学衡”中的少壮派。这两批人需要分开看待。之所以称之为少壮派，是因为吴宓、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等人核心成员，从年龄上讲，基本是1890年前后出生，和柳诒徵等东南老派相差20岁左右。两部分人员的学术背景也不一样，吴宓等人幼时受过较为严格的国学训练，之后又都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在国外名校取得了硕士或者博士学位，服膺新人文主义，融贯中西。虽然少壮派和梁启超因学术理念的不同，对梁氏展开过学术争鸣与批评，但是如前面讲到梁启超讲学东南，受到教师的揶揄和嘲讽，主要是东南大学根植已深的老派，他们看到梁启超这样时代弄潮儿，心里极为不适，但每次攻击极少有少壮派的参与。
吴宓等“学衡”少壮派和梁启超的关系相对老派而言相对平静，双方甚至没有展开直接交往，更少直接的人身攻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年龄而言梁启超是吴宓的长辈，从学脉关系上而言梁氏也是吴宓的师辈。吴宓在自述中讲述陈伯澜对其为学为人影响巨大，“丈生平甚爱重我。我受丈之训诲及其家之资养,恩德甚深。而我常自命能知丈之一人。我之为诗，及于诗之派别、义理、方法、精神，实遵依丈之《南帆集》”(61)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48页。。而陈伯澜自称“为康南海先生之门人”“系梁先生(梁启超，引者注)之老友”(62)吴宓：《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9、260页。。吴宓还坦言：“宓一生思想，受梁任公先生及《新民丛报》之影响，最深且巨”(6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47页。。胡先骕亦在回忆中谈及“在中学大学肄业期间，思想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影响甚大”(64)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2页。。对于长辈、师辈的梁启超，吴宓等人自然要给与应有的尊重，不参与或少参与对梁启超的人身、学术攻击。
其次，吴宓等少壮派都是新晋入职东南，其校内人脉关系也以留美学生群为主，虽经历了合系风波(65)参见傅宏星：《近代中国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创立与人文理想考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但尚无心无力参与派系博弈。先简要梳理一下吴宓在东南大学的部分交际人物的入职情况：1921年5月中旬，梅光迪给还在哈佛的吴宓写信，邀请吴来南京，并提到将办《学衡》“聚集同志知友，发展理想事业”。吴宓收到此信后甚至连与同住一室的汤用彤都未商量，即取消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计划，接受梅氏邀请。1922年秋，吴宓和梅光迪介绍汤用彤来到东南大学。吴宓还介绍顾泰来(66)顾泰来，东吴大学毕业，1919年到哈佛大学。1922年在东南大学任职一学期后赴京。1924年，吴宓希望回到母校清华，顾泰来予以帮忙。参见《吴宓日记》(第2册)，第281页。到东南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1923年9月，楼光来也来此任教。梅光迪、汤用彤、顾泰来、楼光来等都和吴宓是在美国的同窗至交，因同学好友关系聚首东南。吴宓在东南的交往对象圈子主要还是以留学归国的一批同道和围绕《学衡》所产生的人际往来。吴宓自己也总结在东南大学的几年主旋律就是教学和办《学衡》杂志，并把1921到1924年这三年作为自己一生“最精勤之时期”，“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定期出版，亦以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且每年增开新课程，如《欧洲文学史》等，故声誉鹊起也。”(67)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24页。吴宓等在东南大学的时间相对短暂，交际和生活圈子比较单纯，尚且不会陷入党派斗争，将梁启超作为派系代表进行孤立。
再次，少壮派的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他们基本没有在东南大学形成一股学术势力。这种不成建制的学术力量影响梁启超对他们的观察，从而不易进入梁氏的视野。梅光迪从《学衡》第13期开始不再投稿，并认为《学衡》越来越坏。1923年秋季胡先骕赴美。刘伯明1923年11月24日病去世，他是《学衡》的发起人，也是《学衡》创刊号上的第一位作者。他的逝世使群聚东南大学的《学衡》作者也开始出现解体之势，使《学衡》失去了有力的依靠。1924年因校方裁并西洋文学系，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各大学中，惟独国立东南大学设有西洋文学系……宓之来，乃为西洋文学系而来。为此五个字之招牌与名称而来，故若‘西洋文学系’之名称取消，则无论合并办法如何，对宓之待遇如何(甚至增宓薪300圆，聘宓为新系主任)，宓亦决定引去，决不留此。”(68)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52页。吴宓、梅光迪、李思纯、景昌极、缪凤林等都离开东南大学。
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是基调，真正意义上的保守派自然不受待见，梁启超是“时中”的儒家，他不会取真正的保守，而是总要瞻望、预见世界文明发展的新潮流新方向而投入之，他论证中国文化之优越有用的方式，就是中国文化适合于世界现代文明新阶段的潮流和趋势。他说要观察世界的发展趋势，根据我国实际，为我国民在新的时代找到安身立命之基础。“择旧”就是从自身本有实际出发去更好地应对发展变化即“势”，“趋新”也是要更好地适应发展变化即“适”，所以说，如果说梁启超是“保守主义”，那么，他可以被称为“时中”的“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9)05-0121-10
[作者简介]魏万磊(1978—)，男，河南滑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责任编辑 刘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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