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研究·
摘 要：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地处中原抗战的前哨，受到了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夹击，处境十分艰难。面对艰难处境，边区医疗卫生人员采取了诸多措施予以应对，克服了诸多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关键词：鄂豫边区；抗日战争；医疗卫生；新四军
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鄂豫边区处在中原抗战的最前哨，“由豫南的竹沟、鄂中的汤池、鄂东的七里坪等三个战略支撑点起步，逐步扩大到东起安徽宿松、太湖和江西彭泽，西至湖北宜昌、当阳、荆门、襄樊，北界河南舞阳、叶县，南临幕阜山麓和洞庭湖畔”[1]1。活跃在鄂豫边区的军事力量是新四军第五师及其前身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2]目前，学术界关于鄂豫边区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关于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探讨，以弥补该方面研究之不足。
采取目的抽样法，选取2016年1月—2016年6月在我院神经科住院或已康复出院的9例清醒后颅脑损伤昏迷病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意识清楚，能用文字或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②昏迷期间病人接受过呼唤护理治疗；③年龄≥16岁；④清醒后1个月至半年；⑤自愿接受访谈，且受访者身体状况允许受访。排除标准：有精神心理疾病史及语言、理解能力障碍的病人。受访者基本情况见表1。
一、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困境
1939年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人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对豫南、鄂东、鄂中的党和军队实行统一领导，组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将部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1]121-122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正式宣告建军。为统一领导边区的党、政、军、民工作，1940年1月，成立了以边区党委和纵队主要领导干部为成员的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3]75“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对新四军进行整编。其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被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
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成立，即面临着险恶的环境。边区位于武汉的外围，处在正面战场的前沿，面临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夹击。抗战中，新四军第五师“一直处于敌强我弱、顽大我小的艰苦环境里”，鄂豫边区被敌军“分割为许多小‘豆腐块’”[3]3。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被占据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幕阜山和大荆山的国民党军队所包围，又被沿江河、铁路、公路屯驻的敌军所封锁”，加之远离新四军军部，孤悬敌后，同兄弟部队长期隔离，难于同兄弟部队进行战斗上的协同作战，只能做战略上的配合，在财力和物力上“更难得到外援”，一切均需自力更生[3]4。在这种险恶环境下，边区医疗卫生工作面临诸多困难。
(一)医疗卫生人员奇缺
鄂豫边区是在没有连以上建制主力红军作为依托与支撑的情况下，由多块小而分散且互不相连的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在边区创立前后，各项工作的基础均十分薄弱。其中，医疗卫生人员尤其是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极为匮乏。边区医疗卫生人员的基础是从竹沟南下的医疗卫生人员和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鄂东抗日挺进队于1939年分别举办的医护训练班培训的医疗卫生人员。[4]41939年，从竹沟南下的医疗卫生人员有：1月，随李先念南下的有汪毅等4人；4月，随陈少敏南下四望山的有李晓白、颜雨茹、张鹏、洛甫等人；7月，刘惠川随朱立文南下四望山；9月，部分医疗卫生人员随刘少卿南下；10月底，中原局军医处、医训队随朱理治、任质斌南下；11月，随王国华从“竹沟事变”中突围出来的10余名医疗卫生人员南下四望山。[注]鄂豫边区卫生史编审委员会.鄂豫边区的白衣战士(第一辑)[M].内部发行,1986:64-66.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卫生所于1939年5至9月举办了3期医护训练班，培训医疗卫生人员30余人。[4]69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医务处举办了1期医护训练班，培训医疗卫生人员30余人。[4]69从竹沟南下以及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和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医护训练班培训的医疗卫生人员对整个鄂豫边区和新四军部队而言，数量明显不足。在部队和边区初创时期，“在一个团部仅有二三名医生或医助，三四名卫生员(看护人员)，营里仅有二三名卫生员。医院的一个所里的医生及医助也只有三四人，看护员数十名还有看护长、司药、消毒员、调剂员四五名”[5]94。
因此，诉讼成本收益的内在失衡和农村社会现实的外在约束，决定了集体成员代表诉讼应当主要是一种激励机制，这不同于公司代表诉讼。由于高昂的诉讼成本已经对滥诉风险形成自然制约，除非受义愤、缠闹等非理性因素的刺激，有些学者担心的滥诉现象不大可能出现。即使存在剩余的滥诉风险，完全可以通过程序规则的合理设计予以过滤。
(二)药品和医疗器材匮乏
鄂豫边区各块根据地大都处在偏远的山区和湖区，自然环境差，群众缺乏卫生意识，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以致各种疫病流行。1942年春，随南白兆山地区爆发了流脑等传染病。[6]208新四军第五师后方医院迁到云梦高家寨后，就遇到了天花、脑脊髓膜炎的流行。[注]鄂豫边区卫生史编审委员会.鄂豫边区的白衣战士(第一辑)[M].内部发行,1986:85.1944年春，云梦一带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广泛流行，“发病的人较多，死亡率很高，一时闹得人心惶惶”。1944年冬，在天京潜地区，“流脑”在部队和地方广泛流行，疫情相当严重。[注]鄂豫边区卫生史编审委员会.鄂豫边区的白衣战士(第二辑)[M].内部资料,1988:157,135.
医疗器材亦极度匮乏。边区的医疗卫生器材不但数量少，而且十分简陋，“外科器械仅有普通镊子、探针、换药碗、注射器等；而止血钳子、子弹钳子、手术刀、手术剪等数量更为稀少”[5]95。1940年1月，史沫特莱参观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野战医院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医院所用的绷带，是买来的农民自织的土布；医院所用的药棉，是将农村中买来的棉花在碱水中浸泡脱脂后自制的”“没有高压消毒锅，只能以竹蒸笼代替；没有手术台，只能用门板；没有手术刀，只能用普通刀；没有骨锯，只能用木匠锯”“连医院所用的镊子和探针，都是医护人员用从山上砍来的青竹削制成的”[7]19。
(三)敌人的进攻使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居无定所
由于鄂豫边区处在正面战场的前沿，受到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夹击，且时常受到土匪的骚扰，部队经常转移。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时常随部队转移，无稳定的大后方。1940年秋，日军经常对边区进行大规模的袭击、扫荡、合围。其中，农历9月上旬，日本人集中了京(山)、钟(祥)、皂(市)、宋(河)、应(城)和宋(河)三阳店公路线上各据点的日军和伪军，分兵九路对京山县八字门进行合围扫荡。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野战医院和纵队司令部医政处举办的第一期医务人员训练班随即进行了转移，野战医院转移到了天汉湖区，医务人员训练班在转移过程中与大部队失散了10天。[注]新四军医学教育专辑编委会,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历史丛刊社.新四军医学教育专辑(1938—1945)[M].内部资料,1990:180-187.
(四)医疗卫生条件差
为解决上述困难，鄂豫边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在中原局、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宏观指导下，在边区军政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归纳起来，主要有下述措施：
1.自制。由于敌人的封锁，从外界流入边区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十分有限。只能就地取材，自力更生。自制是获取药品和医疗器材最重要、最可靠的方式。如白兆山医院的大部分药品和部分医疗器材都是自采自制的。用南瓜瓤子代替外伤软膏；用清热解毒之类的中草药研成面，代替消炎粉；用猪油、羊油代替凡士林；用破瓷碗碴给人刮痧。总之，该院自制的膏剂、酊剂、溶液、丸剂等药品，基本上补充了常见病痢疾、肠胃炎等消化系统，感冒、气管炎等呼吸系统以及皮肤病和战伤外科消毒、杀菌等多种药品。[6]207
医院条件差。边区各医院的手术间大都设在祠堂和庙宇中，医疗卫生人员和伤病员大都住在祠堂、庙宇以及老百姓家中。如在天汉湖区，环境非常恶劣，医院的条件非常差，通常以祠堂和庙宇作为医院的办公用房，有时候“在群众家里铺上蒿梗、稻草就是病床”，民房不够用时，“工作人员就自己动手搭盖草棚，筑建土床”[8]206。据吕希高回忆，1942年7至9月，新四军第五师医务巡视团兼手术组在天汉湖区时，湖区“天气潮湿闷热，蚊虫又多。到了黄昏，蚊虫密密麻麻地从四处飞来，落在脸上，臂上，腿上叮人，赶也赶不散，打也打不完”，但没有蚊帐。[5]92
四望山会议召开前，豫南、鄂中、鄂东的新四军部队就非常重视医疗卫生机构建设。1939年6月，中共鄂中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及信南、孝感、应城等地的部队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下辖4个团队。[4]9支队设军医处，4个团队均设卫生队。支队成立后，原应抗军医院改称支队野战医院。[10]30-31此外，各地还成立了一些医院。如1939年初，在四望山设立了信阳挺进队医院。[11]
医疗培训班(队)的条件也很差。由于物资匮乏和环境动荡，训练班没有固定的学习场所，缺乏教学设备。据杨林芝和高光友回忆，新四军第五师军医处举办的第四期医训队“常选有祠堂的村庄住，主要利用祠堂作教室。如移驻到没有祠堂的村庄，就在大树底下、禾场上、山坡树林中露天上课”“住宿是借住民房，睡的是稻草地铺”[注]新四军医学教育专辑编委会,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历史丛刊社.新四军医学教育专辑(1938—1945)[M].内部资料,1990:188-189.。医训队的黑板用门板代替，笔墨纸张完全是自备，“课桌、坐凳都没有，每人发块小木板，放在腿上当课桌，自己的背包当坐凳”，且“没有正式教科书，就连兼职教员的参考书也很少，教材全是由兼课的领导编写”[注]新四军医学教育专辑编委会,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历史丛刊社.新四军医学教育专辑(1938—1945)[M].内部资料,1990:189.。
(五)疫病流行
药品十分短缺。据乔明志回忆，边区的药品不仅种类少，而且数量也不多，“外科用药仅有：红汞、碘酒、食盐水、硼酸、石炭酸、硫磺膏、依克度膏、漂白粉、‘凡士林’(是用猪油加木梓皮油来代替)，酒精用当地普通白酒代替，只能在配碘酒时用少量酒精然后加白酒使用”[5]94-95。作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野战医院和新四军第五师第一野战医院的白兆山医院的药品极度短缺，“连红汞、碘酒也成了稀奇宝贝”[6]206。因此，该院对药品的管理十分严格。例如，麻药(吗啡和其它注射液)控制使用，由手术组直接管理，“就是预防疾病，也不能大量用西药。那些‘双重商人’弄来的喹宁，不仅数量很少，且价钱比市价高出十多倍，重病号才能使用，轻病号都只是吃中草药。医院用的碘酒，大都是农村的烧酒兑点酒精，就是酒精城里也很难买得到。很少给病人输液，危重病人，只能注射一点葡萄糖盐水，皮下注射，慢慢打”[6]207。
二、应对医疗卫生工作困境的策略
除医疗卫生人员、药品、医疗器材匮乏外，鄂豫边区的医疗卫生条件也非常差。
(一)建立与健全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卫生人员和伤病员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吃的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边区的食品极为匮乏。据易齐萍回忆，新四军挺进支(纵)队医院的生活条件很差，“当时日本人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田地荒了，一粒粮食都是很宝贵的，我们一年上(到)头，吃包谷糊糊，大米很少”“粮食困难，蔬菜更困难，因为山里不长菜，只长莴米菜。我们经常上山找野菜，捡菌子，挖野芹菜、野韭菜，摘紫罗藤花，黄荆条叶子”[9]309。有时候，甚至出现了断粮的情况。1942年，日军对边区进行“大扫荡”，国民党顽固派曹勖部对边区进行封锁，新四军第五师军医院被围困在山沟里，医院工作人员和伤病员100余人断炊2天，“有的伤员饿得哭，说在前方没有打死，到这里也会饿死”[9]309-310。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纵队司令部设军医处，3月撤销。[4]5-68月，纵队司令部设医政处。[12]82纵队辖5个团队和3个游击总队，均设卫生队。同时，随营军事学校和司政机关也设立卫生队。[10]31此外，还建立了纵队野战医院、第二野战医院、野战第一分院、野战第三分院、黄冈医院、信南医院、天汉湖区医院、襄西休养所等9个医院和4个独立所。[4]31[10]32
式中：Vi为城市扩展速度；ΔUij为j时段第i个研究单元城市扩展面积，Δtj为j时段的时间跨度(一般以年为单位)。
1941年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完成整编。6月，第五师司令部撤销医政处，成立卫生部，下设医务处、政治处、事务处。卫生部负责各地医院、休养(医疗)所、卫生干部培训和药品器材采购、供应等统一管理工作。[12]82同时，师司令部设军医处，负责统一领导部队卫生工作。第五师辖第十三、十四、十五旅和第一、二纵队以及随营军事学校、保安司令部边区党委警卫团、鄂南独立团。第十三旅辖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第十四旅辖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团，第十五旅辖第四十三、四十四、十四五团，第一纵队辖第一、三团，第二纵队辖第四、六团。各旅设卫生科，各纵队、军事学校和团设卫生队。[10]63在这一时期，将9个医院和4个独立所整编成7个野战医院和2个休养所。[4]321942年9、10月，师卫生部撤销，各野战医院按所在地区，交由军分区司令部领导，改称兵站医院。1943年11月，撤销军医处，成立师直机关卫生科。1944年8月撤销师直机关卫生科，成立后勤处，分管供给和卫生，10月改建师卫生处，11月改称师卫生部。[4]6至1945年8月，全师共建有9个军分区医院、1个野战旅医院和6个地域休养所。[4]32
1.2.2 心理沟通护理在术后,患者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担心术后的康复是否会顺利,术后是否会复发等问题。因此,医护人员在对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要注重与患者的沟通,主动与患者交流,了解患者内心的忧虑,对患者的忧愁进行疏导,对内心的疑问予以解答,培养良好的医患关系,同时也将有利于保持患者愉悦轻松的心情,让患者尽早康复。
(二)延揽与培训医疗卫生人员
除前文已述及的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建前，在竹沟工作和经过培训后，随部队南下的医疗卫生人员和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鄂东抗日挺进队举办的医护训练班培训的医疗卫生人员外，为解决边区医疗卫生人员匮乏问题，相关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延揽医疗卫生人才，将其补充到边区医疗卫生队伍中去。医疗卫生人才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鄂豫边区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一些怀着抗日救亡爱国热情的中、青年医疗卫生工作者来到鄂豫边区，参入边区的医疗卫生队伍；1944年10月，新四军军部给第五师派来若干名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以加强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医疗卫生战线的力量；1945年1月随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来第五师的10余名医疗卫生人员和日本投降前夕由国统区四川地下党组织输送来的医学类大、中专院校毕业或肄业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给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带来了新鲜血液。[4]4-5据栗秀真回忆，从新四军军部来的有叶果、唐求等人，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留在边区工作的有杨桂生、傅林标、董宪龙、黄陛仁、方仲贤等人，从大后方来边区工作的有熊沙、裘明谊、康嘉、张池等人。[12]84
通过开办卫生训练班(队)和卫校，培养医疗卫生方面的人才，是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主要来源。据统计，从1940至1945年，经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五师医政处、卫生部、军医处举办的5期医训班、队，培养医疗卫生人员330余名；经各旅、军分区卫生科、部以及医院主办的13期基层医护人员短训班培训的医药护理人员360余名。[4]60-61
(三)拓宽药品和医疗器材的来源
为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材短缺问题，边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积极拓宽药品和医疗器材的来源。归纳起来，主要途径有：
“有吸收力的心理”是蒙台梭利发现的又一个“童年的秘密”。蒙台梭利认为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时期所获得和吸收的一切会一直保持到成年时期，甚至会影响其一生。儿童天生具有一种感受能力，他能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转化为自己心理的一部分。同时，幼儿在3岁之前的这个时期，他们只具有吸收的能力，但不具有接受的能力，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直接教学。所以，一个适宜儿童成长的家庭环境，一个能够引起儿童专注地吸收的外部环境会更能保证儿童健康心理的发展，而生理发展又是和心理发展密不可分的。正如蒙台梭利所说，“富有刺激的一种心理体验能够加快新陈代谢的速度，并因而促进一个人的身体健康。”③
2.接收。接收是获取药品和医疗器材的重要手段。如1939年1月，栗秀真等人将湖北省第三行政督查区(专区)卫生戒烟院的6担药品和医疗器材带到应城抗日游击队。同时，栗秀真等人还接收了应城医院保存在京山县丁家冲的药品和医疗器材50余担。[4]77[13]205-206
3.采购。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向敌占区采购，是获取药品和医疗器材的常用手段。如新四军第五师卫生部手术组的药品和医疗器材有一部分是通过各种关系在敌占区出高价购得的。手术组在敌占区购买的药品有：哥罗仿(氯仿)、依的尔(乙醚)、奴佛卡因、普罗卡因、邦卡因、盐酸可卡因、酒精、来苏尔、雷夫努尔、注射用的红色素制剂和黄色素制剂等。在敌占区购买的医疗器材有：手术刀、剪子、止血钳子、子弹钳子、外科镊子、解剖镊子、骨锉、骨凿、切断(截肢)刀、各型号注射器以及弯盘、洗手刷、橡皮手套、各型号导尿管等。[5]99-100
4.缴获。缴获是获取药品和医疗器材的直接途径。如江南挺进支队野战医院所用的药品和器材，除少部分是襄南军分区派员送来的外，大部分是从敌人手中缴获而来的。[14]72
本隧道通过对浅埋段地表的深层注浆加固，使隧道边墙上部裂隙得以完全充填，形成一个稳定的整体，有效避免在开挖时可能产生的冒顶及坍塌事故，从根本上保证了隧道施工安全。
5.捐赠。捐赠是获取药品和医疗器材的有效方式。如1940年1月，史沫特莱访问边区，当她参观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野战医院，看到医院药品和医疗器材严重缺乏时，决心帮医院改善医疗条件。她向美国驻汉口领事戴维斯和驻随县县城的神父保罗请求援助，为野战医院筹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最终，保罗为医院带来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材，戴维斯也筹集到了由国际友人捐赠的价值5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材。[7]20-21
(四)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边区医疗卫生工作人员以及各级党政军部门不遗余力地解决医疗卫生条件差的问题。在解决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伤病人员、特别重伤员吃饭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首先，改善医院的条件。据吕希高回忆，1942—1943年，他随新四军第五师医务巡视团开展医务工作巡视及外科手术工作时，看到边区各医院为防止祠堂和庙宇房顶灰尘洒落和地面灰尘扬起，“在屋顶牵上布顶棚，墙壁挂上围布，地面上洒些水”[5]91。
其次，解决伤病员的吃饭问题。尽管边区的生存环境恶劣，食品匮乏，但各级各部门通常优先保证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伤病员特别是重伤员的食品供给。如新四军第五师后方医院迁至高家寨后，伤病员的伙食费“每人每天按半升米，一斤菜，斤半柴、三钱盐、五钱油、二三两肉(十六两制)的标准折合现金”“重伤员每天还可增加些糖、藕粉、鸡蛋和肉汤”[注]鄂豫边区卫生史编审委员会.鄂豫边区的白衣战士(第一辑)[M].内部发行,1986:91.。江南挺进支队野战医院的一切经费均由支队按月拨付，伤病员的生活费比指战员高1倍，为每天6角。[14]72
通过开展慰问活动，改善伤病员的营养条件。地方党委和群众在逢年过节和战斗后，积极开展慰问伤病员活动。如张渡湖一带的李牌楼湾、滨湖咀、莲湖畈等村落是黄冈医院的驻地之一。在当地党组织的发动与组织下，在节日和新收一批伤病员时，组织群众对伤病员进行慰问。慰问品主要是食品和生活日用品，食品有糕点、红糖、白糖、鸡、肉、蛋、鱼等，生活日用品有毛巾、肥皂、牙刷、鞋袜等。此外，还经常给重伤员提供鲜菜、鲜粮。[15]
医疗卫生工作人员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来解决食品短缺问题。如为改善工休人员的伙食，在环境安定时期，信南医院发动该院工作人员和轻伤病员，在群众的掩护下，抽出一定的时间，开展积肥、割草、打柴、种菜、插水稻、种包谷和高粱、捞鱼虾、养猪喂鸡等工作。据黄同心、黄毓虹说，这一活动曾解决了该院3个月的粮食和蔬菜。[注]鄂豫边区卫生史编审委员会.鄂豫边区的白衣战士(第二辑)[M].内部资料,1988:91.
随着边区和部队的发展壮大，医疗卫生人员匮乏的情况日益突出。据孙毅回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县的临时产院仅“有五位医护人员，由易齐萍医生负责。还有陈侠、聂国兰、庄耀玉三个女看护和一个庞姓男副官(管理员)”，由于人手不足，“五位医护同志，十分辛苦。特别是易齐萍同志，除了负责医疗，还兼任行政事务工作，三位小看护员，除了负责孕、产妇和婴儿的护理、服药、打针外，每天还要做三顿饭，一有空就上山打柴回来就烧水做饭、烤火”[注]鄂豫边区卫生史编审委员会.鄂豫边区的白衣战士(第一辑)[M].内部发行,1986:186-187.。
(五)搞好与群众的关系，赢得群众的支持
医疗卫生人员为确保医院和伤病员的安全，积极搞好同当地群众的关系，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新四军豫鄂挺进支(纵)队野战医院在应城县期间，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院不仅收容治疗因支前而负伤的群众，而且为医院和部队驻地的群众免费治疗疾病。同时，该院工作人员还对驻地群众进行抗日爱国、军民一家等内容的宣传，并帮群众挑水、打扫卫生等。另外，该院工作人员对地方上的保长、甲长、士绅进行了统战工作，“请他们吃饭、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支援医院，为医院保密、送情报，组织民夫、筹粮等等”[13]207。由于措施得法，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据栗秀真回忆：“医院、伤病员来了，群众让房子，让床铺，收集情报，报告敌情，保守医院秘密；无粮无钱时，借粮借钱；医院转移时，组织力量转运。李家集、典新集、葛蓬岗、柯叶家河一带村子，是医院常驻之地。在这些地方，医院未被敌人袭击过，保证了医院、伤病员的安全。”[13]207
一般来说，对未来有清晰规划的人都会用心做事。七年级学生正处于身心发生巨变的成长期，是自我同一性确立的起始阶段。此刻，青少年对自身的关注变得更加敏感，开始思索“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等问题。
三、医疗卫生工作的成绩
在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全体医疗卫生人员的努力下，鄂豫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收治了大批伤病员和群众，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鄂豫边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卫生人员收治了大批伤病员，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统计，抗战期间，鄂豫边区和新四军第五师的医院和卫生队共收治伤病员58 000余人，还经常为驻地群众免费诊病看病。[注]鄂豫边区卫生史编审委员会.鄂豫边区的白衣战士(第一辑)[M].内部发行,1986:56.
(1)各级党委要认识到位，坚持把关心下一代工作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纳入学校和院系日常管理工作，站在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高度，全面认识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
“苏州模式”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小微企业融资这一世界性难题可以找到解决方案，这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关键在于银行和政府部门通力合作，再辅之以信息技术手段，就完全可以建立起更加优化的金融市场机制，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边区内的医院和休养所收治的对象主要是边区党、政、军单位的伤病员。同时，还收治了一些抗日友军伤员、盟军伤员、日军俘虏伤兵、伪军俘虏伤兵以及医院、休养所驻地附近群众中的伤病员。边区各医院收治伤病员的任务十分繁重，有百名左右工作人员的医院往往要收治300名伤病员，休养所要收治百名左右的伤病员，直属组要收容50名左右的伤病员。[12]89如1943年9月，襄南野战医院在潜西湖区组建。该院主要负责收治襄南、襄西和江南部队的伤员，同时收治少数日本战俘伤员和当地党政干部以及少数群众，最高收容量达到600余人。在2年多时间内，该院共收治伤病员千余人。[8]339
(二)摸索出了一些治疗常见病的土法
前文已述，由于敌人的封锁，边区药品尤其是西药和医疗器材十分匮乏。鉴于此种情况，医疗卫生人员积极从中医和中药尤其是民间土方验方中寻求治病防病的灵丹妙药。通过医疗卫生人员对民间土方验方的深度挖掘，一些治疗常见病的民间土方验方被广泛推广，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在襄河地区，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十五团卫生队医生张国良拜群众为师，广泛地搜集民间土方验方为战士和群众治病，如用拔疔散治疗疖肿、五灵散治牙疼、通大海加冰糖治菌痢、蚯蚓粪治蜂子射伤、胆矾散治湿疹、刺猬皮治骡马鞍伤，等等。这些民间土方验方大都收到了特异功效。部队在潜西驻扎时，一个战士的乌头疔(疖肿)被一位老大娘用祖传秘方拔疔散(由糖鸡屎、红糖、尿干配制)治愈。张国良特地拜访了这位老大娘并求教。老大娘慷慨献出了祖传秘方。此方经过多次应用，对治疗红白头疔、对口疽、反手搭、疖肿、蜂窝组织炎均有理想的疗效。[8]339
(三)初步建立了疫病防控机制
由于受到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双重夹击，且被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分割成若干块小的根据地，鄂豫边区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部队的战斗十分频繁。同时，这些根据地大都位于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偏远山区和湖区。因此，在鄂豫边区的新四军部队指战员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部队指战员的“伙食标准低，饱一餐、饥一餐，休息时间少，雨具、被褥蚊帐短缺，常常在狂风暴雨冰雪中行军作战，因而指战人员中疥疮、湿疹、疖肿，关节炎、扭伤、腰腿痛、冻伤、脚泡、胼胝、中暑、砂眼、疟疾、痢疾、胃肠炎、感冒、气管炎、肺炎、贫血等”疾病的发病率比较高。[12]85-86为防止季节多发病、常见病、传染病，降低部队的发病率，减少非战斗减员，逐步建立了部队疫病的防控机制：第一，连队救亡室(后改为抗日军人俱乐部)设有卫生委员和卫生干事，负责卫生宣传教育，如办墙报、反映情况、介绍防病卫生知识等；第二，组织开展卫生活动，如打扫卫生、挖厕所、剃头、剪指甲、洗澡、洗衣晒被、制止喝生水或吃不清洁食品等；第三，内务值日人员照顾病员的饮食、开水和服药以及烧水洗脚、穿脚泡等。[12]86
另外，前文已述，鄂豫边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群众缺乏卫生意识与卫生习惯，致使各种疫病肆虐。这种情况在随南地区最为严重，随南白兆山地区的地方病很普遍。针对这种情况，白兆山医院的医疗卫生人员走到哪里就把预防工作开展到哪里，初步建立了疫病防控机制。医疗卫生人员在白兆山地区开展疫病防控工作的措施有：教育农民讲卫生，帮助群众打水井，挖井坑过滤饮水，并用明矾、漂白粉消毒；对粪便进行管理，要群众不在一个堰塘里既洗粪桶又洗食物；普遍改用烟筒灶，开大窗户，避免熏黑眼，不用不干净的木盆洗脸；对黄癣病人进行医治，对其它疾病采用土方、土单方进行医治与预防。[7]208
四、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地处武汉外围，受到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度重视。边区被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分割包围成若干块小的区域，并受到其双重夹击。在此种情况下，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着医疗卫生人员、药品、医疗器材匮乏以及敌人不断进攻使医疗卫生机构居无定所、医疗卫生条件差和疫病流行等诸多困难。面对上述困难，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员和医疗卫生人员采取了建立与健全医疗卫生机构、延揽与培训医疗卫生人员、拓宽药材与医疗器材的来源、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搞好同群众的关系等应对措施。通过医疗卫生人员的努力，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收治了大批伤病员和群众、摸索出了一些治疗常见病的土法、初步建立了疫病防控机制等，这些都有力地支撑与支持了抗日战争。至抗战胜利时，新四军第五师在“在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地区的60多个县内，从敌人的铁蹄下收复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解放了1 300多万人民，建立起了7个专区及几十个县政权，拥有5万多正规部队和30余万民兵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1-2
（1）有关食品标识方面的立法。在该法律法规下，配合《健康促进法》，在农产品、食品等方面做出规定，也明确各个标准，消费者基于各个标识能达到食品成分的全面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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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in Anti-Japanese Democratic Base Areas in Hubei-Henan Border Region
ZHANGJinlin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XinyangNormalUniversity,Xinyang464000,China)
Abstract:TheAnti-JapaneseDemocraticBaseAreainHubei-HenanBorderRegionwaslocatedintheoutpostofAnti-JapaneseWarinCentralPlains.TheAnti-JapaneseDemocraticBaseAreainHubei-HenanBorderRegionwasunderdoubleattackfromtheJapanesearmy,thepuppetarmyandtheKuomintangdie-hards,anditwasinaverydifficultsituation.Thebordermedicalandhealthpersonneltookmanymeasurestodealwiththedifficultsituation,overcamemanydifficulties,achievedgreatachievementsandstronglysupportedtheAnti-JapaneseWar.
Key words:Hubei-Henanborderregion;Anti-Japanesewar;Medicalandhealth;Newfourtharmy
*收稿日期：2019-04-10
DOI：10.13698/j.cnki.cn36-1346/c.2019.04.006
作者简介：张金林(1981-)，男，河南息县人，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新四军史、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6.1346.C.20190610.1629.015.html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19)04-0024-06
责任编辑：侯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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