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马克思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深刻的现代性思想家。马歇尔·伯曼从现代体验的角度入手独特地阐释了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即二者不仅是紧张的、对立的，也具有共通性、统一性，甚至有可能相互补充、融合。伯曼的思路、结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系，但是，他对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少误读、错误，对二者的调和、融合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甚至犯了不少错误。我们应该对此进行反思、批判，并由此克服此前研究的局限，深化我们的研究。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对立；融合；批判
提起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能大多数人的印象是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或者二者完全是一种势如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我们接触了大量这样的观念，这种定位太有影响了，几乎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以至于我们都不太可能去怀疑这种观念。无论是国外文论界，还是我国文论界，都存在这样的看法。右倾的国外文论学者排斥马克思主义，自然认为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国外有的“左倾”文论学者极力贬低现代主义，也认为二者是对立的。举例来说，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通过批判表现主义(卡夫卡、斯特林堡)和以乔伊斯为代表的意识流文学进而从整体上否定了现代主义。卢卡奇认为，现代主义文艺拒绝总体、总体化，导致了主观、客观的分裂，不能反映客观的现实生活的整体、本质，只能反映碎片的、断裂的、琐碎的现象，仅仅通过直觉描绘神秘的、畸形的、病态的现象，即“它不是基于客观现实的本质，而是基于某些猥琐的、无节度的、寄生和个人主义的爱好和需求。”[1]结果，现代主义不能实现外在客观现实和内心世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现代主义文艺是“颓废”的、“非人”的、“反人道”的，与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是对立。当然，在卢卡奇与现代主义之争中，支持卢卡奇的学者寥寥无几。众所周知，苏联文论界极为排斥、贬低现代主义，习惯于从对立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对我国文论界的影响也很大，我国同样不能幸免，其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次影响巨大的“现代派”讨论中仍然可见。新时期伊始，敏感的新潮电影导演张暖忻和评论家李陀充分肯定了摆脱戏剧冲突的结构方式、长镜头等现代电影语言变革的重要性，针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等现代主义电影的语言探索，强调了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及其之于电影现代化的巨大意义，并号召中国电影界积极借鉴、学习现代主义。但是，作者仍然主要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角度，纠结于其“落后”的意识形态：“它在思想上、艺术上就都很消极、颓废，充满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烙印。”[2]这样，作者无意识地转换了学习的重点，要求中国电影界重点学习现代主义电影在写实、纪实方面的创新，却抛弃了现代主义在抽象、表现、形而上探索的创新之处，实际上，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现代主义价值观、创作观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前者就丧失了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不可能产生。老作家徐迟为了给中国发展现代主义文艺寻求合法性，可能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大胆地提出：“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现代主义。”[3]此论一出，就引发学界的种种质疑和反对。例如，理迪就在权威的《文艺报》撰文认为，现代派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二者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根本不同，不能把二者并列而论，现代派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应当被否定。既然如此，就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提法：“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实际上不过是提倡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罢了。”[4]此后，关于二者关系的讨论在相当长时期基本上被搁置了，中国文论界通常把二者视为完全对立的两极。
不过，惯性总有打破的时候。其中，美国社会学家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在研究现代性的时候，尝试克服人们的思维惯性，不仅仅正视二者的紧张、差别、对立、不同，而且努力寻找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共通之处、统一性，并试图将二者相融合。尽管他的研究有误读，甚至错误，但仍然颇具启发性、引人注目，启示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西方文化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伯曼研究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虽然他只选取了马克思的著作(很少涉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述)，但鉴于马克思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可以一定程度地揭示出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通常，人们根据二元论划分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与文艺、文化的现代主义，毫不犹豫地把马克思作为现代化的理论家(毫无疑问，马克思已经被社会学界视为现代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而否定他的现代主义者的身份。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现代社会已经把资本主义、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彼此之间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绝不是彼此完全绝缘的。伯曼通过分析发掘了作为现代主义者的马克思，并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解现代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需要说明的是，伯曼所说的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都有特定的含义，现代化主要指社会的现代进程；现代性主要指现代人对现代生活的体验；现代主义主要指人们在体验现代生活中进行的审美的、创作活动，包括现代体验意义上的文艺、审美等等，其中，现代主义文艺、审美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多数文论家相比，伯曼对现代主义的理解较为宽泛。伯曼关注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论述，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内容。这些基本方面也构成伯曼行文的基础。可以说，伯曼已经摆脱了狭隘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他的研究是由现代性研究的热潮引发的，或者说，是以现代性研究的范式来重新阐释这个问题的。
一、马克思的现代主义的面相
现代社会使资本主义、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交织在一起，使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获得了很多的共性：处于大致相同的时代、空间之中，面对大致相同的问题，其问题意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面对、体验、把握的是相同的现代经验，都深刻地洞察到现代生活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其矛盾性、阴暗面、风险、危险、进步、机会和巨大潜能；都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现状，批判其表面的各种问题和深层的矛盾根源，并试图超越现代的局限。
马克思论述的重心虽然在社会现代化，但他仍然具有现代主义的视野，他对现代社会的矛盾和悖论的把握都是空前的，其深刻性足以超过任何现代主义派别。首先，资产阶级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资产阶级最初是以一种进步的面孔和巨大的正能量登上历史舞台的，具有空前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巨大的潜能和力量，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取得了空前的历史成就。同时，资产阶级也有巨大的、令人震惊的破坏力，而且，这种破坏是内在的、内化性的，已经融入资本主义，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和前进的必要前提，“创造性破坏”也由此成为其重要的标志之一。结果，致使社会缺乏必要的约束，盲目地、疯狂地、无节制地发展，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的、伦理的、道德的、信仰的、精神方面的各种危机和深渊，甚至社会有可能最终失控。更为可怕的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持既有的地位和利益，还想方设法地压制其他阶级和社会的生机、活力、潜力，竭力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卫道士。这样，尽管它的优点和成就都很突出，但仍然挽救不了它的颓势、没落和消亡的命运，它自身必然要断送其继续前进、繁荣的前途，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最终将埋葬资产阶级的，却正是他所赞扬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优点。”[5]120其次，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充满了悖论。资本主义空前地解放了束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人发展的各种消极因素，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其发展方式却是有悖于人性的、畸形的，注定要破坏人的有机整体性、完整性和全面发展，结果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人性的扭曲，其代价是极为惨重的。再次，现代社会是一个悖论性的社会。大多数现代人都渴望生活安定、平稳，追求社会稳定、发展，反对生活和社会的紊乱、动荡，统治者也希望良好的社会秩序、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但是现代世界、生活的基础却是自由，自由构成了现代人生活和现代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和常态。“自由作为基础也就意味着一切都没有基础”，这种悖论导致了现代世界的特殊性：“它基于一个原理，这个原理从原则上讲并不是任何东西的根据；它建立在一个普遍价值或观念上，这个普遍价值或观念从原则上使基础变得无效。”[6]而且，自由的基础还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悖论，即变化一方面意味着不稳定、紊乱、混乱、动荡，另一方面却反而有助于人的发展、稳固社会及其统治：“我们的生活受到了一个不仅是变化而且是危机和无序都对其有好处的统治阶级的控制。‘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确定和骚动不安’，但非颠倒这个社会，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它的作用。大灾难转化成了有利可图的重新发展和更新的机会；分裂起到了一种发动的作用，从而成为整合的力量。”[5]122-123最后，现代社会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以资本主义最为典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最终必然要撕去了笼罩在人身上的种种的温情面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利益关系、交换关系、商品关系，人的价值也沦为消费价值、商品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原了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本来的、真实的、现实的面目，其残酷足以令人震惊、绝望，这也是导致虚无主义的原因之一。但矛盾的是，面对动荡纷扰、迅速重组、变化不定的社会、集体和集团，自我会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和极大的不确定性，社会甚至可能瓦解自我的统一性，很难确定、找到真正的自我。此外，资本主义也摧毁了现代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的权威形象与耀眼的光环，剥夺了他们虚幻的自我认同，并使他们沦落为一种靠出卖智力为生的商品(甚至廉价的商品)、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大军及其储备、与赤贫的无产阶级相似的一个阶层。与其传统形象相矛盾的是，为了生存，他们甚至需要把激进的思想观念、革命性的思想作为商品出售。同时，他们与资产阶级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资本主义要求不断的、激进的变革和发展，为了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它既需要支持自己的知识、思想、观念，又能够允许质疑、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和行动的一定程度的存在，并从中吸取发展的营养，甚至还能够以其巨大的吸收力把抨击、反对自己的力量转化为新的发展动力，从而把敌对者转化为盟友；另一方面，从思想观念和行动上质疑、批判和反抗资本主义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存在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又是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他们也不得不一定程度地依赖资本主义体制，并从这个体制中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有时甚至只能从批判中得到微薄的生活资本。同时，在现代的氛围中，激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产品的思想观念，可能也摆脱不掉与其他现象类似的命运：“他们的观念和运动有化作一种现代烟云的危险，尽管这种现代烟云会消解他们正在努力加以克服的资产阶级的秩序。在这种气候下给自己笼罩上光环，就是试图用否认危险的办法来摧毁危险。”[5]152马克思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去魅”，使我们看到了他们从社会云端跌入贫穷低谷的残酷、惨状，有助于促使人们认识其真实处境，克服其无意识的虚幻性和“绝对自由”的幻觉。
现代主义的基本主题贯穿了马克思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对这些主题的剖析是洞幽烛微、入木三分的：“现代的力量和光辉的活力、现代的分崩离析和虚无主义的破坏力、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陷入了一个所有各种事实和价值都在其中旋转、爆炸、分解、重组的旋涡的感觉；有关什么是基本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乃至什么是真实的东西的一种基本不确定；以及最激进的希望在遭到根本的否定时的闪光。”[5]155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的根源。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虚无主义开始泛滥。现代主义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产生欧洲虚无主义的原因归结为科学、理性主义，并把矛头指向它们。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可以表述为“上帝之死”“最高价值的贬值”，也就是说，人类不再需要信仰、永恒的灵魂等终极关怀，认识也不再需要终极的追求，即“在这里，就是在强调最高价值的这种多余中，可以发现一种完成的虚无主义的根源”[9]77。相应地，最高价值被贬值为交换价值，进而作为使用价值得以消费。尼采还区分了积极的虚无主义和消极的虚无主义，并肯定了前者，呼唤“超人”来应对消极虚无主义的挑战。马克思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控诉，肯定了积极的虚无主义，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挖掘了虚无主义的社会根源。究其原因，虚无主义是资本主义引发的价值观扭曲的表现，它深深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现代虚无主义被化入了日常的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机制之中——这种秩序将人的价值不多也不少地等同于市场价格，并且迫使我们尽可能地抬高自己价格，从而扩张我们自己。”[5]126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揭示出，现代虚无主义的根源在于没有道德的自由贸易原则：“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7]275是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市场的重要性压倒一切，资本无孔不入且势如破竹、摧毁一切，金钱的法则或逻辑支配了一切，从信仰、精神、价值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无一例外，甚至侵犯到个体的无意识领域，导致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只要具备经济价值或潜在的商业价值，就是有价值的，就值得去做，就可以去做，而不必考虑个性、人格、道德、精神、正义等因素。事实上，这些因素并没有消失，只是经过了交换价值的过滤，并转化为交换价值，再改头换面，以商品的形式出现罢了。换言之，金钱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只要能够经过金钱的考验、换取金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这就是虚无主义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能够制造超乎寻常的欲望和破坏力的秘密。实际上，即使资产阶级标榜的自由贸易原则也是大打折扣的，经常被垄断、政治、政府干预等因素所破坏，这就更加重了资本主义和西方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
根据K-Means分析结果，得到了四个中心点的经纬度坐标，每个任务都属于这四个分区之一，由此，可得到与任务定价有关的影响因子Ri，表示任务i与其所属区域中心点的距离，据图11可得出区域中心点的i距离与任务距离越远，任务定价越高。
而且，伯曼通过分析得出了结论，马克思的语言、形象、修辞、文体、表述也都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而且马克思还关注、拓展、深化了现代主义的基本主题。这样看来，马克思毫无疑问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现代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深刻的现代主义者。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地面硬化阻断了地表水的下渗和地下水的补给，进而加剧了降雨汇流，使得宝贵的雨水资源白白流失，因此，如何解决在城市中地面要硬化又要减少地面与原地表的阻断这一矛盾，是摆在水保工作者面前的一道课题。台湾品岱公司研发的JW生态工法技术为该课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JW生态工法系列之结构性空调导水铺面，系利用物理原理、水泥特性及以塑胶不易腐化特性，做成导水透气架构并取代钢筋，铺面灌浆后，形成会呼吸的混凝土铺面，利于生态保护，利于城市储存雨水滞洪防灾和净化空气吸附尘埃，对汽车排放之污染物亦有吸附及降低的作用。
(一)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现代事物的矛盾性、反讽性、丰富的可能性、辩证运动，及其自身包含了其反面的属性，完全可以与尼采、郭尔凯戈尔等现代主义大师比肩而立，其中，《共产党宣言》堪称典范。《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生产的不断革命，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确定和骚动不安，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一切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古老的令人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扫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7]254这段话包含了异常丰富的信息，对现代世界、社会、生活、阶级和人的把握都是不同寻常的：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主题、常态和永恒的定律；不断而迅速发展的科技和生产势如破竹、无坚不摧，并导致了现代社会和生活的飞速发展、变化无常、动荡不安；社会的发展削弱了传统的威严、权威性，也使许多神圣的信仰、价值和观念，高贵的礼仪，高尚的伦理道德、人格修养，崇高的事物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一钱不值，沦为嘲讽的对象；人丧失了其应有的尊严，甚至斯文扫地；尽管大多数人都惧怕危机、灾难、破坏，但它们却反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机遇、条件，并有助于自我的更新和发展，而且，为了成长、发展，就必须适应变化、追求变化，否则，一味追求稳定则可能导致停滞不前、退步、窒息、死亡；尽管统治者都希望并追求稳定、秩序，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变化、无序、无常、混乱，但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存在(处于可控状态，不至于颠覆其政权)客观上却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现代社会的展开、发展，是一个摧毁一切坚固的东西并使之烟消云散的过程，人既是现代化的主体、这个过程的主体，又是现代化的客体、这个过程的客体，人必将享受作为主体、客体的机会、机遇、兴趣、快乐，并遭遇各种挑战、风险、教训、无奈、辛酸、痛苦。伯曼极为赞赏、肯定了《共产党宣言》达到了现代主义的最高度，尤为激赏其无与伦比的深刻性：“把《共产党宣言》看作未来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运动和宣言的原型。《共产党宣言》表达了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最深刻的洞见，同时也将现代主义文化中某些最深刻的悲剧戏剧化了。”[5]155尤其是《共产党宣言》对现代生活秘密的出色的洞悉、把握：“一方面是永不满足的欲望和冲动、不断的革命、无限的发展、一切生活领域中不断地创造和更新；另一方面是虚无主义、永不满足的破坏、生活的碎裂和吞没、黑暗的中心、恐怖。马克思表明了，资产阶级经历的内驱力和压力是怎样把这两类人的可能性注入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之中的。……马克思使我们进入了这种生活过程的深处，于是我们感到自己有了一种放大了我们整个存在的生气勃勃的能量——同时被那些时时威胁要毁灭我们的震惊与大笑所抓住。”[5]155
教师给出建议：直线的斜率是其倾斜角的正切，由α2=90° +α1，很自然想到转化为角的正切相等，即tan α2=tan (90° +α1)，在不知道(*)的前提下，可能不知如何对tan α2=tan (90° +α1)变形，此时可变换角度，这样想：既然求90° +α1的正切遇到困难，可以求其正弦或余弦试一试，毕竟角的正切与正弦、余弦是有密切关系的．
二、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阐释现代主义
智能设备管理系统一般都由几大模块组成，主要有监控中心、无线功率传感器和信号收发器等，所有模块的构成、运行与应用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属于环环相扣的关系。将智能化设备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需要在有关设备上安装无线功率传感器，因为要利用无线射频通信功能收集有关数据，在监控需求范围内也将安装监视器，所有信息都将通过信号接收器转发至控制中心，管理者只需要在移动设备上就能实时的查询到有关设备运行的数据。
伯曼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超越的、充分发展的、合乎人发展的现代性，并希望它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局限。但是马克思对它的期望值太高了，甚至无意中给予了它过多的、过于美好的希望，而不愿或不敢正视它的局限、缺陷、潜在的威胁。这样，在马克思的期待与其非凡的洞察之间、意愿与其目之所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对立，我们透过他的洞见是不难发现这些“伤口”或“深渊”的。正是主要在这个问题上，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与伯曼产生了分歧，他不同意伯曼的这个判断。具体而言，安德森认为，伯曼所说的现代主义过于宽泛，几乎无所不包，他基本放弃了对现代主义的具体境遇的分析，致使他对现代主义的分析过于抽象、平面化，他也没有对一般的艺术创作与大众文艺进行必要的区别、分析。而且，他还没有注意到现代主义在发展和分布上的不平衡，他的分析与现代主义的发展情况极为不符。更致命的是，伯曼没有注意、处理好现代主义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政治变革、个人体验和艺术的生产并不一致，政治变革可能会快些，个人体验、文艺观念和理论、艺术生产可能慢些。同时，伯曼还把革命泛化了，与现代主义相提并论，抹杀了它们的区别[10]。应该说，安德森的看法大致是正确的，他确实抓住了伯曼把现代主义抽象化、泛化的局限及其导致的误读或错误，以及伯曼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实际上，他们的分歧很具体，他们的争论还吸引英国美学家彼得·奥斯本(Peter Asborne)加入了他们的讨论[11]，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三、从现代主义视角透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判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7]254——准确地概括了现代世界、现代事物的基本状态与发展趋势。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它的许多要素都是变化的、不稳定的、不确定的。既然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永恒不变、永远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更是如此，其欲望、感觉、情感、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变化得更快，并与社会的变化形成了互动的关系。这样就很难有什么东西能够长期存在并长久地发挥其作用。而且，资本主义对利润、资本积累、剩余价值、片面发展的恶性追求必然加剧社会的剧烈变化和不稳定，并深远地影响到其发展趋势：“资产阶级社会越是激烈地刺激其成员去成长或死亡，其成员就越可能因成长而厌烦这个社会本身，而他们越是到最后激烈地将这个社会视为他们成长的累赘，他们就越会坚决地以它强迫他们去追求的新生活的名义来与它斗争。于是，资本主义将被它自己炽热的活力所融化。”[5]155-156
对于伯曼来说，马克思的这个描述、概括，既然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很大程度地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后者甚至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具变动性，更不稳定。既然同为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要素必然被变化的常态和趋势所主宰，也同样处于永久的变动、不确定、不稳定之中，并且难以逃避、摆脱与资本主义社会类似的命运。作为社会主义最高发展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见的近在眼前的那种现实，即便真能到来，也许还很遥远；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它真的到来了，它也可能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性的插曲，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刚刚为我们所触及，就将被它带来的那股永远变化和进步的潮流卷走了，让我们无穷无尽地无助地随波逐流。”[5]124而且共产主义社会不但面临着变化、动荡的威胁，为了保全、稳固自身，也可能会采取与资本主义相同的措施，防范与打压异己的、生机勃勃的力量，甚至继续制造产生新的不平等、矛盾、冲突。
(二)《资本论》描绘的共产主义图景及其人学思想超越了现代性，并深化了现代性的相关主题：“《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图景，无疑具有现代性，首先的原因在于其个人主义性质，但更多在于其发展的理想，它将发展的理想视为良好生活的形式。”[5]131实际上，马克思始终致力于批判异化的发展、张扬发展的理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批判了异化劳动导致的畸形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呼唤“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8]；《共产党宣言》希望建立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294马克思强调了一种健康的、全面的、能够兼容个人与集体的理想的发展形式，这种发展既充分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特长、自由、潜能，又强调每个人的义务、责任、协作，并克服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被市场绑架了的发展的片面性和畸形化，进而最终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的视野能够克服现代主义的缺陷，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全面地认识现代主义发现、关注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野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主义的根源，科学地把握现代主义文化和孕育它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现代主义与其存在的社会现实之间是一种同构和对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能够辩证地、深刻地洞悉其复杂的关系：“现代主义特有的力量、洞见和焦虑是如何来源于现代经济生活的动力和压力的：来自它的永无休止永不满足的成长和进步的压力；来自它对人的欲望的扩张，使之越过地方的、民族的和道德的界限；来自它要求人们不仅剥削利用同胞而且剥削利用他们自己；来自它的所有各种价值在世界市场的大动乱中的反复无常和无穷变形；来自它无情地摧毁自己不能利用的每件事和每个人——不仅对前现代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且也对它自身和它自己的现代世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以及来自它利用危机和混乱使之成为进一步发展的跳板、用它自己的自我破坏来滋养自己的能力。”[5]116在这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确实能够弥补现代主义的不足，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主义的复杂性、社会根源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大有益处的。
现代主义以独特的方式理解、把握现代社会生活，它关注并放大了现代社会生活、现代人的阴暗面，并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新的遮蔽，而且它无力也不能说清楚许多问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能够以其深刻性弥补现代主义的不足，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主义自身难以解释的问题：“现代主义的思想，虽然能够清楚地说明每个人和每件事的黑暗一面，却表明它自己也存在着一些被压抑了的黑暗角落，而马克思能够对它们做出新的说明。”[5]143而且，现代主义导致现代社会生活阴暗的原因归结为科学、理性、人性、文化、异化等原因，并仅仅停留在这些层面寻找原因，而不能从更深的层面寻求原因、解决问题。现代主义还孤立地、片面地、绝对地看待这些原因。这些缺陷使现代主义很难找到社会生活阴暗的真正的原因。但是，马克思主义恰恰能够弥补现代主义的不足。为此，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理解现代主义。
四、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
在历史上，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曾经出现过多次主动的、短暂的靠拢与融合，既表现在波德莱尔、马克思、布莱希特、本雅明等现代思想家身上，又表现在未来主义等文艺思潮上，这种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革命形势的逆转经常会遏制、断送这种融合的趋势，致使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走向分裂、都以正统的面目傲视对方，以至于二者形同陌路、水火不容。结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视、敌视、反对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则以“纯艺术”的名义拒绝历史、社会，并对自己的发现和行为沾沾自喜。
后来，随着现实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形势、政治矛盾趋于缓和的时候，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背离的趋势有所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中，二者继续重新尝试相互接触、融合。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克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困境，直面现实社会的黑暗面，并积极研究、改造它们，以弥补它在这方面的不足；有的现代主义流派也能够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收营养，有助于扩大其视野、表达它与其社会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的相互阐释(尤其是不同视域的融合)、相互补充也为重新理解二者及其关系开启了新的可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种融合，将融化马克思主义那过分坚固的主体——或至少可以使它热起来将其融化掉——同时却可以将一种新的坚固性赋予现代主义的艺术和思想，给它的创造注入一种不受怀疑的共鸣和深度。那将把现代主义展现为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5]135这样，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此，应该鼓励并继续进行这样的尝试、融合，并获得更多的成果。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且用水效率不高是我国的国情之一。采取各种措施、手段，特别是通过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推动节水工作全面开展，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益，已经刻不容缓。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节水法，节水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节水立法的相关理论研究亟待推进，对节水法律制度进行剖析，分析和研究节水立法重点问题，有利于推动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全面创新，进一步推动我国节水法律制度的建立。
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而且，与此相关的许多具体问题也都涉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但是，处理这个问题的难度很大，如果处理不好，可能遭到两方面的夹击。伯曼立足于现代体验的角度，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融合的思路切入了较为具体的问题，得出了许多有启发意义的结论，对于我们认识二者及其复杂关系都是大有裨益的，尤其是对于某些具体的文学、艺术、审美现象的阐释上。尽管他的融合较为虚幻，有些结论不妥，甚至是错误的，但他提出的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应该引起我们重视。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伯曼对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存在着一些偏颇、矫枉过正、错误，致使他的结论有不少缺陷、错误，并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其学术价值。换言之，伯曼生硬地调和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他把现代主义泛化、抽象化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人本主义的解读，或者说，选择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论证，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偏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缺失，对革命的理解也有偏颇。究其原因，正如英国社会学学者阿兰·斯温伍德(Alan Swingewood)深刻地观察到的，伯曼的根本失误在于，他立论的文本是“简化”处理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宣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更为成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由此导致了其巨大的缺陷：“对马克思的现代主义的强调是与马克思著作的整体不相容的，特别是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及其‘运动法则’的研究，以及他对具体事件表层之下的结构动力的分析，也就是将资本家的‘能力’和动力与更长久的决定性力量结合起来。马克思现代性观念的关键不在于论战姿态的《共产党宣言》，而在于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所进行的丰富和复杂的分析。”[12]161具体而言，《资本论》等著作已经从作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的劳动力的角度来界定劳动，其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矛盾则引发了资本主义的更“基本”的矛盾，马克思关注的重心已经摆脱了对资本主义的“简化”分析，转移到了“具体的历史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12]161-163。斯温伍德的态度是严肃、严谨、求真、科学的，他的看法可谓客观、中肯、实事求是，揭示了伯曼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背离，尤其是他淡化、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差别。
因此，对于伯曼的看法，我们仍然需要认真地反思、批判、纠正，批判性的借鉴，尤其要正视其缺陷、错误，并以此为契机克服以往研究的局限，并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现在，我们不应该视现代主义为洪水猛兽，也不应该把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绝对、完全对立起来，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切实弄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积极地吸收现代主义的遗产，尤其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文艺界、文论界，这样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迫切、重要。
参考文献：
[1](匈)卢卡奇.卢卡奇文学论文选》(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450.
[2]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J].电影艺术，1979(3)：40-52.
[3]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J].外国文学研究，1982(1)：117-119.
[4]理迪.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N].李建立编.外国文学译介研究资料，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160.
[5](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商务印书馆，2003.
[6](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M].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27.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56：516.
[9](意)詹尼·莫瓦蒂.为虚无主义辩护.詹尼·莫瓦蒂.现代性的终结[M].商务印书馆，2013.
[10]Perry Anderson，Modernity and Revolution，New Left Review，March/April1984：96-113.
[11](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M].商务印书馆，2004：18-23.
[12](英)阿兰·斯温伍德.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M].黄世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9)06-0076-07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艺思想通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思潮的现代性研究”(14BA014)。
作者简介：李世涛(1969—)，男，河南渑池人，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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