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把“象”写成“马”，学者提出了各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错讹或异文，有的认为是音借，有的认为是形似，有的认为是避讳，还有的认为是反映文化变迁。这些观点都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实际上，中国古代在服牛乘马以前也存在服象。随着象的南迁，服象被服牛乘马取代。帛书抄写者应该是有意识地去反映这种变化，而没有注意到易象之象与动物之象的区别。
关键词：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马；象
一
所有今本《周易·系辞》中的“象”在马王堆帛书《系辞》中都写成“马”，如：“圣人设卦观马，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遂而生变化。是故吉凶也，得失之马也；蔺也者，忧虞之马也；通变化也者，进很之马也；刚柔也者，昼夜之马也。”[1](P394)“是故易有大恒，是生两檥，两檥生四马，四马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六业。”[1](P419)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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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正值改革开放，父母给予我大力支持，利用假期，千方百计地为我联系美术教师和摄影老师进行指导。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美术作品《把青春献给新团场》入选农垦美术展览。我在临近高中毕业时，父亲把购置日立牌电视机的钱，托人在上海买了国产经典海鸥4A 120相机送给我。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架相机，在当时同学圈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1年年底，由于我具备良好的美术功底，对摄影技术有些了解，被选中在兵团团场从事宣传工作，我开始接触新闻摄影。
对于这种现象，学者最初多认为是错讹或者异文。李学勤认为：“错讹的例子,在帛书《系辞》上篇中也有很多，最突出的是象字都抄成马，绝无道理可言。”[2]张政烺也认为：“马与象除形似外，其音其义俱无相通之理，知帛书本写者是一文理不通之人，致有此误。”[3](P116)张岱年则认为是异文:“《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杜注:《易象》，上下经之象辞)是易象相连并称，由来已久。……由此可见，《系辞》中的象字应是正字，而帛书马字乃是异文。”[4](P419)连劭名认为：“帛书‘马’字应是异文，不是错讹，理由有三：第一，马王堆三号墓同出帛书中的《老子》乙本、《五星占》《相马经》《刑德》乙本，字迹同于帛书《周易》，当是出于同一抄写者的手笔，其他各本质量均精，错讹极少，帛书《系辞》不应例外。第二，《周易》是重要经典，秦代没有焚毁，始终在民间流传，凡具有文化知识的人，都读过此书，肯定知道什么是‘马’,什么是‘象’，帛书《系辞》的抄写者显然是职业书手，应当具备文化知识，不会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系辞》中‘象’字很多，帛书一律作‘马’，可见不是偶然的笔误。第三，帛书收藏者是长沙国的上层人物，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家中藏书也应是当时高质量的抄本。很难想象帛书收藏者阅读一份满篇错讹的《系辞》时，竟会毫无所知。”他认为，先秦典籍中的“象”多指“天象”。天象即历象，又叫历数。而古代算筹称“马”。因此，在秦汉之际，马、策、谋、算、数等多通用。帛书《系辞》中以“马”代“象”，可能更符合筮法。[5]
第三，前因后果均在虚拟状态下，但事理与现实同构述理。上述分析的巴别塔与十支箭的故事，都是同构述理的例子。不管所讲的故事中有多大的夸张、虚构的成分，只要与现实中的某种现象有同构状态，即可指桑骂槐，表达对该现象的评判，以此使读者有所醒悟。
在以上各家说法中，对于认为以“马”代“象”是书写错讹的观点，连劭名已予以反驳。而且，既然帛书《系辞》通篇皆是把“象”写作“马”，很难说是错讹，应该是有意识的做法，也恐怕不能像廖名春所说，是“书写随便”。不过连劭名认为“象”和“马”都能和数联系起来，所以可以用“马”代替“象”。然而象和数在周易中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尽管连劭名引用了《左传》的记载，“《左传·僖公十五年》云: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杜预注云: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占可以知吉凶”，以此来说明象和数的关系，但毕竟象数有先后，《左传》是明确地认为象先数后。古代易家则对象与数的先后有不同的见解。汉代京房认为数生象，宋代刘牧提出了“象由数设”的命题，邵雍进一步提出了“数生象”的命题，而宋代易学义理派则反对“数生象”说，如程颐提出了“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的说法[8](P174～175)。但无论谁先谁后，以上观点都没有认为象数是同一概念。所以，在帛书《系辞》中可以以“马”代“象”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邓球柏的说法则把先后顺序弄倒了，今本《系辞》的成书年代无论如何也应该早于帛书《系辞》的抄写年代，不会设卦观马在先，设卦观象在后。而且，张骞出使西域，发现乘象国，人们才对于象这种动物发生了兴趣，这种说法也不符合实际。至于廖名春认为以“马”代“象”属于音借，和刘彬认为与避讳有关的观点，都无法解释为何同一抄书手，帛书《老子·道经》乙本和《十六经·立命》中的“象”却没有被代以“马”。尤其是避讳的说法，对同一抄手来讲，不可能在《系辞》中避讳，到了《老子·道经》乙本和《十六经·立命》就可以不避讳了，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前已指出，连劭名认为先秦典籍中的“象”多指天象。他认为：“‘象’是先秦哲学中很常见的概念，《楚辞·天问》云:‘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淮南子·精神》云:‘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窈窈冥冥。’《老子》中多次言‘象’，十四章云:‘无物之象’，二十一章云:‘其中有象’，三十五章云:‘执大象,天下往。’四十一章云:‘天象无形’。《韩非子·解老》云:‘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意想者，皆谓之象也。’”[5]其中《韩非子·解老》篇的这句话给我们解释了作为哲学概念的“象”和作为动物的象之间的关系。他的意思是人们很少见到活着的象，只能得到死象之骨，然后据此去想象活着的象是什么样。因此，韩非子所说的象，是想象，即所谓“诸人之所意想者”。这个想象的象和天象，和易象又有什么关系呢？比如《天问》“冯翼惟象”，闻一多《天问疏证》也引用了《韩非子·解老》篇的这句话，认为是无实形可睹但可拟想者谓之象。[13](P1)《淮南子》和《老子》中的“象”均是“无形”“无物”，因此也只能是依靠想象。看来作为天象概念使用的象，确实和韩非子的说法相吻合，因此也就和动物的象有着关联。
廖名春认为：“今本《系辞》之‘象’字，帛书一律写作‘马’。学者们颇多不解。在帛书《老子·道经》乙本和《十六经·立命》中有‘象帝为先’和‘作自为象’之语，皆与《系辞》为同一抄手所书，可知帛书中也不乏‘象’字。帛书《系辞》将‘象’皆写为‘马’，应为音借。‘象’上古音属邪母阳韵，马为明母鱼韵。鱼阳主要元音同，只是一无辅音韵尾，一有辅音韵尾，故阴、阳可对转。《诗经》押韵，不乏鱼、阳合韵例……正因象、马音近，诸兽旁皆可通用，所以帛书就将楚人罕见之‘象’写作常见之‘马’。这也是帛本书写随便之证。字应以今本为正。”[6](P312)
二
徐中舒先生在《殷人服象与象之南迁》一文中认为，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说“象为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黄河南北亦有之”。殷代产象，有甲骨为之证明，殷人服象之说有信史的作用。实物和传说，二重证明，殷墟产象之说得以证实。禹贡豫州之豫，是象邑二字的合文，此亦为古代河南产大象的一个证据。关于服象的起源，他认为可能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比如舜的后裔——陈民族就有两则传说：《帝王世纪》认为，“舜葬苍梧下，群象常为之耕”，又从各种文献中得出，历山在河东，最后推出，河东产象，在殷商以前，或为事实。舜弟象封于有庳，或作有鼻，庳、鼻，古实一字。从各种资料中看出，凡以象、鼻等为名者，疑皆象曾栖息之。从地名上看，舜居妫汭，当亦以服象得名。从姓氏上来说，陈姓妫，妫字从为，显然为是服象的民族。关于象的南迁，他认为，舜居妫汭，春秋时陈国位于宛丘。合而观之，象渐次东南迁之趋势，尤为显然。从周成王开始，象便南迁。春秋战国时，象就生息于长江流域，且文献中又有“楚王奔随，使子期执燧象”的记载，可知，此地必产象，不然如何得之？到了秦朝，由于政治地理的因素，中原民族渐次向南开拓，象也随之南迁。[11](P62～69)对于象南迁的原因，李冀认为：“‘象之南迁’与气候的转冷并不同步；这些‘野象’之所以从北方地区消失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气候的变冷，而是由于人类活动的压迫。”[12]
经SPME-GC-MS对不同地区板鸭的挥发性成分进行检测分析，如表2所示，共鉴定出109种风味物质，其中包括21种醛类、21种醇类、38种烃类、9种酯类、9种酚类、4种酮类、7种其他类化合物。不同地区板鸭的挥发性成分不仅种类繁多且复杂，挥发性风味物质种类和含量存在一定的差异。
马与象都是人类历史上曾经驯化的动物。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熟知的是服牛乘马，然而其实也曾经驱使大象，从“为”字中可见一斑。“为”字从甲骨文、金文一直到石鼓文的字形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一只手牵着下面一头大象。到小篆的字形，下面的大象已不清楚，以致《说文解字》误释为：“母猴也。”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认为：“从爪，从象，绝不见母猴之状，卜辞作手牵象形……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9](P504)
舒适护理以患者为本，从围术期开展针对患者心理、生理方面的干预，使患者在康复期消除心理障碍，加速康复进程和治疗体验[5] 。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情绪评分与心功能等级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虽然干预后两组指标均有下降，但是接受舒适护理患者的焦虑情绪评分与心功能等级下降情况显著优于常规护理的患者，说明舒适护理能有效提高患者的康复质量与活动能力，缓解患者住院期间的负面情绪，增加机体的康复进程。总之，舒适护理有助于降低PCI术后AMI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减轻患者的焦虑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改善预后质量。
然而易象之象，并不等于就是天象。《系辞下》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孔颖达疏：“谓卦为万物象者，法像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于天也。”[14](P303)《系辞上》也明确地说：“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14](P293)可见《系辞》作者认为，周易的象，即是象征着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模拟着宇宙万物的形象。而万事万物大多是有形的，都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似乎不需要想象。具体而言，周易的象有哪些呢？清代的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中说：“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而象穷矣。”[15](P117)“八卦之象”即八卦所代表的万事万物的形象，“六画之象”是卦爻之间存在着所谓承、乘、比、应、据、中的各种关系，“象形之象”指卦画本身象某种事物的形象，“爻位之象”指卦爻分别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反对之象”是六十四卦之间存在互为相反或相倒的关系，“方位之象”是八卦分别代表的方位，“互体之象”是卦中有卦。这七种象无一例外都是有迹可循，有实形可睹，因此也都与想象无关。实际上，在黄宗羲所说的七种象之中，仅八卦之象本身就是包罗万象的。侯敏《易象论》中把易象分为天象、地象、人象、物象四大系统，[16](P26～29)所以易象的外延要远远大于天象。这样看来，易象之象和动物之象并没有联系，似乎只是同形字而已。马王堆帛书《系辞》的抄写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区别，因为在韩非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人们已经“希见生象”了，到帛书抄写者所处的秦汉时期，象这种动物必然已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基本绝迹了。注意到这种演变，帛书写者特意在帛书《系辞》中用“马”取代了“象”。可能他并没有意识到此象非彼象，易象之象和动物之象是没有关系的。
三
邓球柏则认为，帛书的“设卦观马”后来被改编成了“设卦观象”，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变迁的轨迹。设卦观马是中原文化的产物，设卦观象是江南、华南文化、海洋文化与中原文化合流后的结晶。[1](P425-426)也有学者认为，“马”当为“象”之借。“象”写为“马”, 疑为《周易》在楚地的传承者故意所为, 其原因可能为避私家所讳。[7]
随着象的南迁，至秦汉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已没有了野象的存在，服牛乘马成为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这基本上是帛书抄手生活的时代，帛书《系辞》以“马”代“象”应该是抄写者对这种变化的反映。
按照《中国通史》记载，早在180万年前的山西西侯度文化就发现有纳玛象和平额象的化石。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文化也发现有剑齿象的化石。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动物群中，有现今分布于热带森林区的象、犀及可见于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一带的红面猴。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其中第四层堆积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5090、4955年左右，其中也发现了亚洲象遗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现了包括鸡、长尾鸟、猴、象，狗、猪等的遗骨。这些考古发现都证明远古时期，象确实在大部分中国地区生活过。一直到商代，在殷虚中还发现有象骨。甲骨卜辞中也有“获象”(《前》3·31·3)的记载，可见《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是信而有证的。[10](P134)
四
前面已指出，张政烺提到过“象”与“马”字形相似，比较而言，甲骨文和篆文“象”与“马”字形确实比较接近，金文则有很大区别，隶书以后则差别很大。对帛书写者来说，秦汉时期已经是隶书通行的时代了，因此，也很难说两字形似。
其实，帛书《系辞》有些地方并不是“象”字，也写成了“马”，如“生之谓马”，今本作“生生之谓易”，显然是把“易”字也写成了“马”。连劭名认为这里的“马”仍然是指数。他引用了《汉书·律历志上》云:“数者，……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两相对照,可知汉代思想中可以将“易”理解为“数”。[5]这个说法是有疑问的。数和易都可以顺性命之理，但不代表数和易是一回事。而且《周易·系辞》明确地说了：“易者象也”，所以“生生之谓易”，仍然是生生之谓象的意思，帛书写者理所当然把这个“易”字写成了“马”。
帛书又云:“天地设马，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1](P452)今本作“天地设位”。关于这个“位”为什么也写成了“马”，连劭名认为：此处“马”指度数，“位”指刻度，其义相通。[5]但是天地正是乾坤两卦的基本卦象，以天地之象，定人类贵贱之位，正是《系辞》所说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因此，这里的“位”显然还是指象。
帛书《系辞》还有“是故易也者，马。马也者，马也。”[1](P442)今本作“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前面两个“马”是对应“象”字 ，而后一个“马”则是帛书抄手把做动词的“像”也抄成了“马”。
上面这几例表明马王堆帛书《系辞》抄写者对以“马”代“象”似乎有着近乎偏执的狂热，不仅对“象”字本身要代之以“马”，而且对与“象”同义的“易”和“位”也一定要写作“马”，甚至连“像”字也抄成了“马”。如此执着肯定不会是“书写随便”或者音借或者形似甚至错讹了，因为“易”和“位”无论如何与“马”不存在音借或形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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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ntheSubstitutionofHorseforElephantinMaWangduiSilkManuscriptZhouyiXici
WuYong
(LiberalArtsCollege,YangtzeUniversity,Jingzhou434023,HubeiProvince)
Abstract：As for the substitution of horse for elephant in Ma Wangdui silk manuscript Zhouyi Xici,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a variety of viewpoints. Some argue it is a mistake or a variation;some think it is sound-borrowed;some consider it is similar in appearance;some believe it is a taboo,and some maintain it is a reflection of cultural changes. However,none of the arguments can justify itself. In fact,in ancient China,the elephants had been used to drive before the use of horses and cattle. With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elephants,the elephants were replaced by the horses and cattle to drive. The copywriter of the silk manuscript is supposed to consciously reflect the change without notic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mage of the elephants and the animal of elephants.
Keywords：Ma Wangdui;silk manuscript;Zhouyi Xici;horse;elephant
收稿日期：2019-07-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楚国易学研究”(12YJA720029)
作者简介：吴勇(1966-)，男，湖北荆门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周易》和文献学研究。
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9)06-0041-04
责任编辑 周家洪 E-mail:zhoujiahong20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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