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潭秋同志在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在上海由一名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应组织安排在上海积极参与党的中心工作实践，指导开展妇女工人运动，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决策。上海是陈潭秋当年组织领导党的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其工作实践对我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陈潭秋；上海；组织领导
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潭秋(1896-1943)原名陈澄，字潭秋，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东弦乡儒博村陈策楼(今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陈策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陈潭秋青年时代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他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昌地委书记、湖北区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陈潭秋当选为中央委员，可早在1年零9个月前，陈潭秋已在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他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47岁的宝贵生命。
二十世纪初，上海不仅是中国的工业和航运的中心，而且是先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重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城市，《新青年》《共产党》《前哨》《大众哲学》等大批进步书刊先后在上海出版发行；上海还是产业工人集聚的要地，1919年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多，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必然发生地；上海交通便利，邮政通信发达，社会功能齐全，开展革命活动安全系数高。在上海这个当时政治风潮的前沿，陈潭秋由一名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与党的中心工作，指导开展妇女工人运动，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决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上海是陈潭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之地
1919年，陈潭秋是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班学生。骄阳似火的上海正处于“五四”爱国运动热潮，六万工人开展大罢工。在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前夕，各省学生运动代表纷纷前往上海，相互介绍各地学生运动开展情况，交流反帝反军阀斗争经验。这时陈潭秋也作为学生代表来到上海。
陈潭秋在上海所见所闻，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陈潭秋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下，经过“五四”运动潮流的洗礼，十分渴望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6月16日下午，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召开成立大会，各地代表纷纷发言表示“救国人人有责，不过学生为之先导”，各界人士均表示“学生有此组织能力为可敬”①。陈潭秋听后大感振奋，激情燃烧。武汉学生代表返汉后即与留汉各校学生代表开会，报告上海发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情况，决心“要坚忍不挠地斗争到底”②，而陈潭秋仍然留在上海，参加上海学生的一些活动，访问学友和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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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中旬，陈潭秋开始巡视青岛、满洲。当时，已是“六大”召开一年后，革命形势不断发展，迫切要求加强党对群众斗争的领导，然而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青岛(包括山东省)、满洲(东北省)等地党组织屡遭破坏，中央对当地群众斗争情况不了解，陈潭秋成为巡视两地不二人选。陈潭秋巡视青岛，协助山东党组织建立了山东临时省委，改组了青岛市委，整顿了山东党的工作，确定了山东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策略。陈潭秋还对山东、青岛的政治经济概貌、党的组织状况、群众斗争情绪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与了解，先后两次及时向党中央作报告，10月上旬回上海后，18日再次向中央递交了系统的总报告。陈潭秋巡视满洲，对当地政治情况作出了正确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经过陈潭秋与满洲党组织一个多月的努力，满洲党的工作较顺利地开展了起来。陈潭秋撰写的《巡视满洲报告》也为党中央对满洲工作的指导提供了可靠的依据[2]98。
陈潭秋曾在上海参加党的诸多重要会议，为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当时，中央组织部总共不到十个同志，只有一个秘书和几个组织干事，人少事多。秘书负责组织部一切日常工作，凡有关组织方面的工作，先与秘书交换意见，再由秘书向部长汇报，研究决定后，由秘书负责处理[3]。陈潭秋每天一早与周恩来交换情况，安排一天的工作，晚上十点钟以后，又向周恩来汇报并听取决定。因此，陈潭秋工作十分繁重。陈潭秋待人正直、和蔼，坚持原则，善于开展敌我斗争，工作很出色。全国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革命斗争卓有成效，这与陈潭秋不断努力工作，密切配合周恩来同志对党的组织工作的领导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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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情况：上周，国内各地区尿素价格周环比上涨为主。其中北京、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云南等14省尿素批发和零售价格上涨8-133元/吨，福建、陕西和甘肃3省尿素批发和零售价格下跌0.3-25元/吨，其余地区价格持稳。
陈潭秋一刻也没有忘记在上海与董必武商定办报兴学的事，他回黄冈家乡不久，又返回武昌，与董必武、张国恩等人，商讨如何宣扬革命、唤起民众。他们原打算在汉口办一份四开大报纸，后因集资困难，办报未成。陈潭秋决定暂时在《大汉报》和《汉口新闻报》担任新闻记者，撰写宣传新思想的文章和报道。1920年春，在陈潭秋的协助下，几经周折，董必武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小巷的前清支郡师范甲丙堂旧址，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他们开办这所学校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建立一个培养革命人才和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为了能迅速在政府当局立案，学校请当时教育界有声望的郭肇明为董事长，刘觉民(刘树仁)当校长。而学校实际负责人则是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倪季端等[2]15。事实表明，陈潭秋这次在上海参加活动后，不仅在思想上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他当时的实际行动说明他已经成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上海是陈潭秋参与党的中心工作的实践之地
陈潭秋从1919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到为革命在新疆牺牲的25年时间里，党组织先后安排他在江西省委、湖北省委、江苏省委、中央机关等多地工作，而当时江苏省委、中央机关工作驻地就在上海，上海是他为党的事业开展工作的重要区域之一。
1929年10月，陈潭秋任中央组织部秘书，负责处理部机关日常事务。当时，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他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负责中央军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而且要负责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同时，他还是共产国际的委员，负责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讨工作。周恩来的工作十分繁忙，而当时中央组织部担负的任务又异常艰巨繁重。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处于恢复、重建阶段，几乎每天都有各省、各地区的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要求帮助解决问题。在侦探密布的情况下，陈潭秋十分谨慎地接待来上海的一批又一批同志，帮助他们解决组织关系，恢复组织联系。
陈潭秋的这次上海之行，结识了董必武这位良师益友，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丰富营养，总结和研究“五四”运动取得的经验，经受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的锻炼，开始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个转变的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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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陈潭秋在哈尔滨被捕营救出狱后，组织安排回到上海。他不顾狱中摧残的孱弱身体，请求组织分派工作任务。中央安排陈潭秋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机关设在上海大连湾，陈潭秋在这里工作到1933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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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运动活跃，陈潭秋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要进行血腥镇压，可能要大规模逮捕党员和工人运动领袖。为了提高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理论水平，增强党员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以适应复杂险恶的斗争形势，在陈潭秋的领导下，江苏省委开办了工人、干部培训班。训练班的课程由陈潭秋亲自拟定，主要有政治形势报告、中国革命问题、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等内容。鉴于险恶的地下斗争环境，训练班安排七天为一期，每期培训六七人。陈潭秋亲自参与讲课，他充分发挥自身具有的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和较高的理论水平优势，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工人、干部学员的赞赏。当有学员反映虽然内容丰富，材料生动，但讲得太多，不易消化时，他就主动与教员、学员一起进行研究，精简内容，力求做到少而精。
学习培训期间，有位参加工运的同志来培训班介绍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情况，提出“我们工人要搞无产阶级革命，那还搞什么资产阶级革命！”的论调，一时把培训班工人学员的思想搞糊涂了。陈潭秋听到辅导员王学文的汇报后说：“我们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六大’作出的重大决定，我们要理直气壮进行宣传。”然后，他组织学员认真讨论，纠正了学员对中国当时革命形势认识的偏差，提高了学员的理论认识水平。培训班共办了三期，前两期培训的主要是工人积极分子，第三期培训的主要是党员干部，共培训二十余人。学员由各区党委选送，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各地做党的地下工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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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羊的体重，分大、中、小3种。小羊按15 mL、中等羊17 mL、大羊按20 mL灌服。根据所需的药量，按整袋计算，倒入桶中，加相应数量的水。将羊分群赶入固定在活动保定栏中，人员进行分工：2人抽药，1人用自喷漆标记，2人保定羊，2人用注射器向羊口中推药。280只羊大约需要1 h。
陈潭秋在上海工作期间，先后多次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前往各地巡视工作。1928年7月，陈潭秋巡视顺直。当时，中央因长期接不到顺直的详细报告，不了解当地党组织活动及发展情况。陈潭秋到达顺直后，及时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迅速开展走访调查，分析查找问题，制定整改办法，并争取中央支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陈潭秋主持下，采取一系列工作举措，纠正了左倾暴动政策，明确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改组了省委，加强了省委与各县的联系，对克服当时顺直党内混乱状况起了十分有效的作用。10月，陈潭秋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再次去顺直，传达、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并与特派员刘少奇、韩连惠三人以“谭少连”名义代行北方局的工作。在巡视顺直期间，陈潭秋撰写了《关于顺直党现状的报告》、《巡视顺直工作报告》，与刘少奇、韩连惠联合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北方党纠纷问题》的报告，为党中央了解地方党组织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党的决策提供了最直接的建议[2]82。
6月下旬，陈潭秋经同班同学倪季端(红安人，董必武的同乡)介绍，第一次见到了董必武。从年龄来讲，陈潭秋小董必武10岁，是董必武的小弟弟。从革命经历来讲，陈潭秋比董必武历练要少一些，董必武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从理论修养来说，董必武接触和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比陈潭秋也要早一些。陈潭秋拜董必武为师。董必武为陈潭秋介绍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俄国革命书籍和中国进步书目。这些书目一类是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革命的外文书籍，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资本论〉浅说》《黎明》《改造》等；还有一类是董必武阅读过的中国进步杂志，如《每周评论》《新青年》《新潮》等。在董必武指导下，陈潭秋如饥似渴地研读，认同了董必武对照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正确认识，即“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陈潭秋与董必武一起比较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俄国革命，结合“五四”运动的经验，进一步深化了推进社会变革，组织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思想。陈潭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原因在于，孙中山的道路是“利用军阀”，列宁的道路是“群众运动”、“人民武装”和“阶级革命”。中国革命的方式是：“要唤醒民众”，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民主制度。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学习和研究，陈潭秋与董必武就回湖北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达成共识。董必武后来回忆与陈潭秋这段交往经历，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在上海期间，我们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共同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1]
由于陈潭秋的正确领导，江苏上海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革命运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党员理论水平不断提高，组织活动能力明显提升，斗争不断形成新的策略。
1919年8月，陈潭秋从上海回到武汉，没有先去谋职业，而是邀集林育南、萧人鹄等黄冈同乡，回家乡从事“唤醒民众，抵御列强，推翻封建统治”的宣传活动。他们一行数人，身背油印传单、演戏用的服装道具，吃住在农民家中，先后到鄂东地区陈宅楼、八斗塆、杨鹰岭、回龙山等地，演讲、唱文明戏多场，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的罪行，唤起劳苦大众的革命意识。陈潭秋等人还把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全部抄写出来，贴在乡村的凉亭上和集镇的街头，揭露帝国主义罪行。他们还自编自演小话剧《九头蛇》，剧中叙述了一个豪绅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一户佃农，这种剥削和压迫就像一条毒蛇，紧紧缠住佃农，使之陷入死亡的绝境。在戏中陈防武(陈潭秋的二哥)扮演地主，胡亮寅扮演佃农，林育南扮演佃农妻，陈顺芝扮演青年学生，陈潭秋负责演出指导。这些活动得到了贫苦农民的一致称赞，给广大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贫苦农民中播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种[2]13。
三、上海是陈潭秋引领女工运动的指导之地
党组织派陈潭秋前往江苏省委担任秘书长，正是“一二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屈服于日本侵略者施加的压力，于1932年5月5日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并将坚持抗战的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开往福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上海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由于蒋介石疯狂的镇压而暂时处于低潮。陈潭秋到任后，立即寻找工作突破口。陈潭秋从调查研究入手，深入实际，找党员干部和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谈话，并亲自到日资工厂找工人积极分子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群众的思想情况，引导广大群众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当时，上海、苏州、无锡等地的纱厂、丝厂较多，工人大部分是女工，这些女工在支持沪淞抗战中大都已组织起来。其中，闸北丝厂是日资企业，女工占绝大多数，尤其是童工最多。在浦东沪西纱厂工人大罢工期间，闸北丝厂工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采取消极怠工，借故旷工等办法，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支持沪西工人罢工斗争和蔡廷锴将军领导国民党十九路军的抗战。闸北丝厂有很好的开展工人运动的基础。江苏省委妇女工作由陈潭秋负责，他果断决定继沪西纱厂工人大罢工后，继续开展闸北丝厂罢工。1932年5月，闸北丝厂大罢工在陈潭秋领导下开始酝酿，6月，丝厂成立罢工委员会。罢工前夕，陈潭秋每天听取罢工组织和准备情况。闸北丝厂罢工工人明确提出了“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到他的国土上去！”“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废除淞沪协定！”等口号。在陈潭秋的周密组织部署下，闸北丝厂女工大罢工全面展开。罢工队伍打着旗子，高呼口号，一齐涌上街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闸北丝厂罢工斗争，立即得到上海各界的声援，沪西的许多工人也迅即参加大罢工的行列。日本帝国主义者惊恐万状，他们利用豢养在工人当中的一些工头，背地里煽风点火，从中捣乱破坏，胁迫工人复工。这时，陈潭秋看清了形势，向罢工委干部讲明：“这次罢工是在‘淞沪协定’签订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蒋介石又杀害了我们不少同志，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这一罢工既是经济斗争，又是政治斗争，我们一定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陈潭秋同志的指示非常及时，不仅提振了罢工女工的信心和决心，也为罢工运动指明了方向。罢工从6月一直进行到9月，停产两三个月，日本人着急了，于是向女工再三提出复工要求。到底复工不复工？罢工委干部请示陈潭秋，他反复叮嘱：“罢工已经坚持了几个月，是复工还是继续罢工，要看工人群众的要求和态度，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进行。”当时丝厂女工生活状况艰苦，又无接济，再坚持下去，困难较大。日本资本家很狡猾，见女工准备同意复工，就又玩弄新的花招，故意拖延，把复工搁下来。这时，工人的生活由于厂方停发工资，困难重重，罢工时间拖久必然造成部分工人生活无法解决，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采取拖延的手段，企图迫使女工屈服。这时，有些工人沉不住气，罢工斗争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看到这种情况，陈潭秋异常镇定、沉着，仔细地分析了形势，作出了布置。不几天罢工委提出了“成年女工每天工资必须增加两至三角，童工每天增加两角”的复工条件，并迅速向工人广泛宣传，征求她们的意见，尤其是那些来自乡里的如盐城等地的女孩子，回去又没有吃的，在厂里每天只能半饥半饱，听说罢工胜利可以迫使厂方增加工资，都非常支持。同时，为了解决一部分工人由于罢工造成的困难，陈潭秋指示要大力争取社会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发动社会募捐，援助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宣传工作十分奏效，立即取得了上海各界人士的支持，一些进步人士如何香凝、李德全等社会名流，竞相募捐，资助丝厂工人。因此，丝厂罢工不但没有丝毫复工的迹象，而且愈闹愈猛。日本资本家怕工人继续闹下去，他们的损失更为惨重，便迫不及待地要求复工。敌人胁迫闸北丝厂女工复工的阴谋破灭了，只得答应增加工资，但提出每人每天只能增加几分到一角钱，还要待复工后再发，实际上日本资本家答应增加工资不过是引诱工人早日复工。陈潭秋识破了这一诡计，对罢工委的同志说：“你们要跟工人讲，不要相信日本人那一套每天增加一角钱、几分钱的鬼话，他们是在玩弄花招，一定要等他们兑了现，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后，才能复工。否则，罢工斗争将半途而废。”遵照陈潭秋的指示，罢工委的同志展开了深入的宣传工作，使广大女工认清了日本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狡诈阴险本质，认识到只有将罢工继续坚持下去，才是唯一的出路。在陈潭秋的领导和广大工人同心协力的顽强斗争下，日本资本家不得不无条件地同意工人提出的要求。至此，延续了三个月之久的闸北丝厂大罢工，以工人的完全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彻底失败而告终[5]。
从这次罢工斗争中可以看出，陈潭秋有很丰富的领导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我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出适合工人运动斗争实际的策略和口号，这与他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特别注意工人提出的要求，深入详尽了解工人现状等是密不可分的。
四、上海是陈潭秋参加党的重要会议的决策之地
1884年5月的一天，马克沁在伦敦举办机枪演示，只见他装了6发子弹后，单膝跪地，两手握着枪柄，瞄向靶子，旁边有人喊了声“射击”，仅仅2秒钟，6发子弹就悉数射出，靶子也被打成了蜂窝。很多人没有看清楚，便请马克沁再次演示，于是6发、6发，再6发……，人群中发出了惊叹的掌声。随后，英国政府在1887年订购了3挺马克沁机枪以作进一步试验。
1921年7月，陈潭秋与董必武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陈潭秋与董必武交换了要向大会报告的武汉地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情况。陈潭秋对会议讨论的政治形势、党纲草案、党的基本任务和今后工作计划等方面内容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发言虽不长，但很中肯。在讨论党纲时，他坚持“与资产阶级政府不调和”的主张。在嘉兴南湖船上讨论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宣言时，他主张“对北洋政府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分别对待”。有人问他：“孙中山不也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吗？”他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坚定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另一方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对待。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义的方面，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多数。”他的这些意见，在今天来说，自然是明白易懂，但是在党创立初期，部分党的同志没有政治经验，只知道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统治集团划清界限，没有理解到共产党可与资产阶级建立民主统一战线[6]。陈潭秋的见解，显得更加成熟，斗争方法更灵活，更贴近当时的中国实际。
陈潭秋的这些意见得到大会采纳，并形成了“对孙中山主义，采取批评态度；而对于某些进步的运动，则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来援助他”的工作原则。这一原则的决定，可以说对于以后国共两党合作，发展广泛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运动打下了根基。
1925年1月，陈潭秋代表武昌地委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这次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新政策，提出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的工作策略，并决定被分配做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再同国民党发生直接的联系，在国共合作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会议通过了14项文件，还首创性提出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工农联盟等问题。中共“四大”是一次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中央原计划1924年11月15日举行，后又改定于12月20日，最终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召开。酝酿已久的这次会议，没有出现前几次代表大会中激烈争论的场面，整个会议过程非常平静，好像举行一种仪式，犹如当时严寒冬日的肃静。以至会议的记录员郑超麟虽然做了大部分会议记录，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7]。事实表明，会议这样重要，决议的内容繁多，过程如此“平静”，说明准备十分充分。
中共“四大”召开前夕，陈潭秋于1924年夏受组织安排从安源到武汉，主持武昌地委工作。9月，陈潭秋主持召开武昌地委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武昌地方委员会，地委下设国民运动委、农民运动委、职工运动委、青年运动委、军事工作委等机构。武昌地委的这些安排和部署，就是对“四大”所要作出决议事项的重要探索和实践。陈潭秋还对国民党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四大”前夕，撰写了《国民党的分析》，发表于1924年12月27日《中国青年》第五十九期。文章主要从国民党的前身及其四个致命错误介绍，进而剖析改组后的国民党各派的阶级性及其革命性。陈潭秋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阶级构成分为左派、中派、右派。左派指工人、农民，革命性最强的阶级；中派指动摇不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右派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8]。“四大”按照陈潭秋对当时国民党阶级构成的划分，提出“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的工作方针。陈潭秋的革命思想在“四大”会议上得到了较深刻的反映。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召开的。
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并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陈潭秋已由组织安排到满洲省委工作，任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书记，与林仲丹代表满洲省委出席会议。会上，陈潭秋积极参与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批评，并当选中央审查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104。10月中旬，陈潭秋与林仲丹回到沈阳，迅速学习传达贯彻落实六届三中全会精神。陈潭秋在会议期间对当时形势的深刻认识和表现出的态度，为进一步纠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注释：
①1919年6月21日长沙《大公报》。
②1919年6月24日上海《国民日报》。
参考文献：
[1]莫列义，刘水意.1919：陈潭秋与董必武的第一次会面[J].湖北档案，2011(5)：38.
[2]陈乃宣，胡云秋.陈潭秋传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13.
[3]黄玠然.和蔼可亲的组织部秘书——怀念陈潭秋同志[M]//中共黄冈县委.回忆陈潭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69.
[4]王学文.陈潭秋同志在上海开办工人培训班[M]//中共黄冈县委.回忆陈潭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79.
[5]帅孟奇.潭秋同志指导我们开展女工运动[M]//中共黄冈县委.回忆陈潭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81.
[6]包惠曾.回忆陈潭秋[M]//中共黄冈县委.回忆陈潭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22.
[7]李红.1925：中共四大开创历史新局[N].解放日报，2012-11-6(11).
[8]陈潭秋.陈潭秋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1.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078(2019)02-0007-05
收稿日期:2018-09-17
doi：10.3969/j.issn.1003-8078.2019.02.02
作者简介:颜宏启(1963-)，男，湖北麻城人，黄冈市史志研究中心主任，硕士；陈军(1972-)，男，湖北黄州人，黄冈市史志研究中心科长，硕士。
责任编辑 张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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