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源于《大唐西域记》“烈士池”的唐代文人小说《杜子春》，不仅沿袭了“烈士池”故事的情节，更可见的是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宗教内涵。从由杜子春故事在唐代书写的价值呈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作为一种成熟形态的外来宗教，其传播和接受的本土化表现及其在伦理妥协中宗教权威的重建。
[关键词]佛教传播； 伦理妥协； 权威重建； 烈士池； 杜子春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中的重要因子，除了两种文化精神内核的相通及均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之外，更有佛教在教义思想、修行方式等方面对本土主流文化的妥协。而佛教以其独具特色的包容性及适应性，在妥协中形成了兼收并蓄的伦理内容，并在对彼岸至善图景的描绘中以确立了适应中国土壤的秩序原则，重建了自己的神圣权威。
就宗教内容的表现来说，文人的小说创作不同于教徒宣教，其中通常并无直接的宗教目的，但正因如此，才更便于我们体察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宗教思想与世俗观念的相互影响与重建。由杜子春故事在唐代书写的价值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作为一种成熟形态的外来宗教，其传播和接受的本土化表现及其在伦理妥协中宗教权威的重建。
一、 “烈士池”故事与传奇小说《杜子春》
(一)小说
传奇小说《杜子春》源自《大唐西域记》“烈士池”故事，已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唐代文人的小说创作多有所本，但故事的敷衍绝不仅仅是文字的藻绘与情节的铺衍，更于其中注入了作者的思考和意趣。《大唐西域记》中的“烈士池”故事，是玄奘所述的西行途中所闻异事。传奇小说《杜子春》沿袭了“烈士池”故事的主要情节，但作为独立的小说创作，不仅情节发展更加波澜曲折，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明，更具艺术表现力，而且在创作中呈现出更具时代精神和作者个性的新生命力。《杜子春》虽以道人求仙为故事背景，但其在主题、表现(包括求道所经历的考验和成就的境界)等方面都呈现出浓厚的佛教色彩。
《杜子春》的情节全拟“烈士池”故事，其中见出的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多所采用的创作方式，从宗教层面来看，更是相同的修行路径。以定志为起点，需具信、勇之基本素质，屏息绝言则代表了对虚幻表象下的真实的认识，最终达于收视反听，所欲皆从①。
杜子春于幻境中所历种种，亦来自释迦牟尼成佛故事及佛教对地狱的构想。而烈士和杜子春失败后的火起宅焚，则显然是佛教以三界为火宅②的像喻。可见，《杜子春》虽以道教的求仙为故事背景，但其内核却来自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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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的是烈士与杜子春的身份。烈士为勤苦工作却遭笞辱而无所得的受欺贫者③，果不副因的怨伤可视为人世诸苦的缩影，于是，烈士的失败就有了不能认清虚幻表象下的真实即不能脱离苦海的象征意义。而杜子春则为嗜酒邪游的浪荡子④。相较而言，“烈士池”故事的宗教色彩更为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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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佛教
唐代佛、道二教盛行，道教为其时国教自不必说，但仅就其都城长安所建佛寺和道观数的量来说，佛寺的数量远胜于道观⑤。这虽未能作为说明佛、道二教在当时各自影响力的充分证据，但至少可以看到的是，佛教在当时的接受度及其必然会生成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
佛教作为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宗法宗教而又极具包容性的成熟形态的宗教，涵容的同时亦补足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精神需求。佛教的世界观及由此而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及与之相应的修行方式、生活方式等等，无不吸引着中国各阶层人士⑥。但作为生成于异域文化的外来宗教，必然会有不合于甚至完全有悖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因此，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必然会作出适合中国文化土壤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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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即神圣性及由此彰显的价值判断的绝对性。在佛教的宗教劝惩中，因果报应的引导、警示往往直接而明确，其与中国传统伦理观的相合与相悖，除了可以见出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溶，更可见出的是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得以传布的不同心理基础。对信众而言，遵行宗教所宣扬的伦理规则的意义不仅在于稳定社会秩序的维系，更在于宗教在神圣的至上性中所传达出的绝对的善恶准则已成为脱厄得福的依赖与寄托，成为面对世间不平与困苦的心理依托。于是，佛教在其妥协于世俗伦理的同时，也在其理想化的因果模式中建立起了压倒世俗伦理的绝对的神圣权威。
作者纵观汉语研究的历史，从语汇研究和瓯越语研究的历史及其现状入手，深刻剖析了瓯越语语汇研究的历史现实意义。指出从汉语研究历史来看，语汇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早有零星记载，但未形成体系，只作为词汇研究的附属。在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早期，人们也并未将语汇独立出来，而是仍将其作为词汇研究的一部分，语言研究的一个子系统。因此长期以来语汇研究处于汉语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二、 由“烈士池”故事到《杜子春》的流变看佛教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妥协
新的文化与思想若要在社会中被广泛接受，通常总会作出一些避免被传统抵制的改变，向原来根深蒂固的信仰和习惯作一些让步。佛教在中国社会得以流布的重要条件之一，即在其于社会生活和伦理道德方面对传统思想的吸纳甚至依附，特别是将儒家的纲常伦理树立为重要的宗教层面善或恶的判断标准，并在赏善罚恶的神圣规诫中建起宗教权威。
杜子春舍喜怒哀惧恶欲，却因未能舍爱而功亏一匮，表面的失败、遗憾，却代表了中国人的价值选择。
在泥矿选别流程中的矿泥经浓缩后，采用Φ500 mm旋流器进行分级，再次分出一部分粗粒级矿石，其沉砂进入沉砂床，其溢流进入泥选摇床，溢流的多元素分析、锡的物相分析、水析结果如下表1、表2和表3：
(一)仁义
佛教所讲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观多有契合之处。儒家伦理将更重个体自律的仁义作为维系社会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法则，佛教亦从宗教层面将仁义树立为“正道”“正见”⑦，以知仁行义作为达于至境的重要条件，反是而行，不仅无法达于宗教所宣称的神圣解脱，更将堕入地狱受罚⑧。
胡奔开口了：“罗老师，他不好意思说，我来替他说吧，他是饿得慌！”猫猫回过头，狠狠地瞪了胡奔一眼。但是他不得不承认：知他者，胡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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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春助老者炼药是为报老者以资财相赠之恩⑨，对试炼中诸苦的忍受，非为自己能够升仙，而是全为赠财之恩，一言之诺。炼药失败后，杜子春叹恨的不是自己不得成仙，而是“愧忘其誓”。其中传达的全是中国传统世俗社会的伦理人情。杜子春助老者炼丹前，与安顿家人同样重要的，除了“煦恩”更有“复仇”，而绝非宗教层面的泛爱。
(二)重亲缘
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土地制度，使得血缘关系不仅是伦理关系的重要范畴，更是维系社会架构的重要纽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渗透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宗教信仰(如祖先崇拜)、伦理规范(如孝亲忠君)等等。因此，孝、义，成为中国伦理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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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佛教的理论基础为缘起和轮回，因此，中国传统所尤为重视的亲缘仅为因缘聚合的偶然，而非世界的真实。所以佛教在中国生存发展，必然要对其违背中国人沉积于骨血的根本观念的形象作出辩解并寻求改变。于是，佛教首先从各个方面、层次吸纳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伦理观，强调了对亲缘的重视，以孝慈友悌为善，并常以业力因果相劝惩。
因佛教伦理本身以缘起、轮回、平等为理论基础，所以其宣扬的孝以报恩为主旨。以人身降世的现实经验和佛教因缘和合的义理，说明无父母即无我生。同时，又以父母养育之辛劳情形，言亲恩之重，并以是否行孝为人与畜生的区别，中国的佛教更伪造劝孝佛经来讲说亲恩，如《佛说父母恩重经》言，“佛言，人生在世，父母为亲，非父不生，非母不育，是以寄托母胎，怀身十月，岁满月充，母子俱显，生墮草上……饥时须食，非母不哺。渴时须饮，非母不乳……呜呼慈母，云何可报？”⑩宣说父母养育之恩，意味着子女的孝敬之心，所以佛经对父母之恩的申说，便成了佛家脱离不孝之名的表征。
杜子春随老者问道之前，安顿家眷，报恩复仇，绝非为求道而不顾孝悌爱慈。
在《杜子春》中，我们可以看到融入中国文化的佛教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妥协，佛家理论中缘起的无常因偿恩报义而贴合了对亲缘的重视，轮回的淡看生死由亲子之爱而归于传统的重生恶死。
(三)重生
不同于古印度生必有死，死必有生的生死观，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生必有死， 死不更生，这就使得中国人普遍地更加关注现世。
中国人虽然接受了佛教的轮回思想，但不同于佛教的原始教义，在轮回中加入了主体。而且，对轮回观的接受更多的不是在佛教对世界本原的解释，而是在其奖善惩恶的伦理意义。因此，在中国的许多佛教劝教故事中，此生寿命的延长成了重要的善因之果报。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指出，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的，属于《商标法》第13条第2款规定的“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有学者据此推论，该条的规定表明我国司法实践已经引入了淡化理论。㉜ 参见王迁著：《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30页。我国法院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可以判定除了混淆行为侵害商标权之外，淡化也是对他人在驰名商标上享有的相关权益的侵害。
我很吃惊。现在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只要求孩子读好书，其他的事情基本都由家长包办了。慢慢地，孩子们觉得父母的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心理造成孩子没有感恩父母之心。
杜子春在试炼幻境中因亲子之死而动情出声，自然也是基于中国传统的重生的生命的态度。
三、 由《杜子春》看佛教在矛盾中的
权威重建
佛教得以对中国社会思想产生深远影响，不仅在于其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包括伦理道德等内容的主流观念的契合或对其所作出的调整、妥协，更在于其作为不同于中国传统宗法宗教的理论架构完整的成熟形态的宗教对传统的伦理内容所作出的神圣补充，佛教用其对世界的宗教想象沟通了神圣和世俗，将伦理劝诫赋予了源于神圣的至上性，表达了严峻的宗教的制约和对理想境界的祈望，道德的实践也就因之而融入社会心理，成为信仰者达于至善的指引。
(一)由问道动机看宗教的社会意义及精神价值
佛教故事中常可见到因果报应违逆天伦的故事，甚至于亲子人伦成为宗教解脱的羁绊。杜子春因痛惜爱子被杀惊噫出声而致炼药失败，己亦不得成仙，问道失败的结局盖因未能忘“爱”。对亲子人伦的否定并非无视世俗的秩序与规则，而是将人伦关系延伸于宗教理想境界中的心性修炼，在秩序的重整中建构起神圣的权威。在佛教理论的宣讲中，“信”为基本的善德，与很多宗教不同的是，佛教所强调的“信”，不在“神”，而在于“理”，遵行佛理即为善，反之则为恶。杜子春于幻境遍试轮回之苦，历诸般考验，得成仙道固然要求的是个体的心性定静，但达于宗教意义上的静心定性境界的前提，却是对宗教世界观的信仰与服从，老者诫杜子春面对幻境考验时“当一心念吾所言”，即彰显了宗教的绝对权威。
(二)面对现实的思考，构筑世界观，并将之神圣化
空观。佛教以空观来解释万间万有，并以此来解答社会现实问题。在般若空观看来，宇宙间万有的现象，皆是幻化所成，色是因缘所生，本不存在，幻亦是虚假不存在，所以“幻”与“色”无异，两者都不是真实存在，都无自性，都是本无，所以“色是幻，幻是色”。“本无”是“无有本”，无有作者，色是缘起法，色中本无色性；受、想、行、识，皆本无自性，五蕴如此，诸法亦如此。一切法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众生因无明而执为实有，以有所得心求一切法，从而陷入种种苦恼。以般若空观照见五蕴皆空，由此远离执着得到解脱。
儒家讲的“仁者爱人”与“泛爱众”，并非是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乡愿”之爱，而自有其伦理判断的标准，“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1]佛教亦有严格的赏善罚恶的体系，或天堂或地狱，或善报或恶报，以对恶的惩戒保障世间的仁爱。
梦境：万苦皆非真实。佛教空观在“烈士池”故事及《杜子春》中，以幻境试炼的情节呈现出来。“一夕不声”的要求，显然是宗教层面“不动心”的象征。只有认清“万苦皆非真实”，才能臻于至境，以至“终无所苦”。
佛教进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土壤，犹以修心为重，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即以“空观”认识世界的本质，在对人世的态度上，即以万苦皆非真实。于是，佛教理论虽不排斥对外境的认识与感受，强调“色即是空”的同时肯定“空即是色”，但在修行实践中，却以对现实世界无住无念为解脱之道，有了喜怒哀惧恶欲，即有了分别心，便有了诸般痛苦。惟无住无念，方能不起妄心而返复本性，达于佛教所追求的无著无碍的至境。杜子春于幻境中因子之亡而惊噫出声，正是未能泯爱，由是未能如木人无情、花鸟不惊，皆因此惑不断而不能见理，心未清静而陷于火宅，于是仙丹不成。
(三)将伦理观纳入神圣领域
基于佛教故事“烈士池”的文人小说《杜子春》，其中不仅沿袭了“烈士池”故事的情节，更可见的是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宗教内涵。
运动控制系统被广泛地应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运动控制系统课程电气自动化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现代运动控制技术以各类电动机为控制对象，以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装置为控制手段，以电力电子装置为弱电控制强电的纽带，以自动控制理论和信息处理理论为理论基础，以计算机数字仿真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为研究和开发的工具。由此可见，课程涉及电路理论、电机学、电力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计算机控制、控制系统仿真、DSP原理等知识，是一门多学科相互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烈士和杜子春虽只是成就仙方的辅助者，但我们从故事开端二人所面临的困境中，或许能够看到宗教的社会意义及精神价值，也就是佛教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出场时，烈士“悲号逐路”，杜子春“仰天长吁”，虽然悲号、叹息的原因不同，但莫不形之于苦，这也是许多人共同的问题。于是，为何会有苦厄以及如何消解苦厄就成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几乎所有宗教解释世界的重要内容。
结 语
在传奇小说《杜子春》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条以“性”贯穿，另一条以“义”钩连。杜子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荡尽家财，后虽得老者再三资助，仍不能收纵适之情。不能定性守静，未能摆脱种种世俗欲望，“荡心复炽”一语，似已暗示了必然失败的问道结局。试炼中因未能忘爱而失声，事实上导因于未能定性致静而看清终极的真实。在这一条线上，《杜子春》的宗教意义鲜明。另一条脉络则以报恩、践诺之“义”钩连，充满人情旨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在中国社会的被接受，既保有了其宗教的神圣特质及对本原问题的解答并以之为首要的“善”，又融入了传统世俗社会的伦理人情及价值判断。
注 释：
① “夫神仙者，长生之术也。将欲求学，先定其志，筑建坛场，周一丈余。命一烈士，信勇昭著，执长刀，立坛隅，屏息绝言，自昏达旦。求仙者中坛而坐，手按长刀，口诵神咒，收视反听，迟明登仙。所执銛刀变为宝剑，凌虚履空，王诸仙侣，执剑指麾，所欲皆从，无衰无老，不病不死。”(玄奘述，辩机撰：《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
② 参见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譬喻品》：“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忧患，如是等火，炽然不息。”(《大正新修大正藏》第9册)
③ “后于城中遇见一人，悲号逐路。隐士睹其相，心甚庆悦，即而慰问：‘何至怨伤？’曰：‘我以贫窭，佣力自济。其主见知，特深信用，期满五岁，当酬重赏。于是忍勤苦，忘艰辛。五年将周，一旦违失，既蒙笞辱，又无所得。以此为心，悲悼谁恤？’”(《大唐西域记校注》)
④ 《杜子春》：“杜子春者，周、隋间人。少落魄，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见弃。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 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载[宋]李昉等编，汪绍楹校点：《太平广记》卷十六《神仙》，中华书局，1961年)
⑤ 据元代李好文所撰《长安志》，唐代长安城计有寺院118座，道观40座。(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三秦出版社，2013年)
⑥ (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二四○《唐纪》：“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论难空有。”(中华书局，2009年)
⑦ 支曜译《佛说阿那律八念经》：“正见有二，有俗、有道。知有仁义，知有父母，……知有善恶罪祸，……是为世间正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
⑧ 慧简译《佛说阎罗王五天使者经》：“人生在世间时不孝父母，不敬沙门道人，不行仁义无可用心，不学经戒不畏后世人，其人身死，魂神当堕地狱。”(《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
⑨ 《杜子春》：“吾落魄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
⑩ 《佛说父母恩重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
《杜子春》：“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转 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旅榇，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
《杜子春》：“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
我常常想起曾经你喜爱的生活是所谓的“车马邮件都很慢的生活”，你欣赏的文人是被你称之为“素心人”的木心先生，你喜欢郭熙的卷云皴，李唐的雨点皴，你更是为那些山水画家以自己毕生游历山川，苦心孤诣的精神目标而感动。
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道行品》：“幻与色无异也；色是幻，幻是色；幻与痛痒、思想、生死、识等无异。”(《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册)
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道行品》：“如是法形，形亦无有本；设无有本，法亦无谁作，亦无有本，本无有本，当何从说？般若波罗蜜亦无有异处，亦无有本。……色无所生为非色，设尔非色为无色，亦无有生；从其中无所得，字为色，法中本无，无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视法思惟深入法，是时亦不入痛痒、思想、生死、识，何以故？识无所生，为非识故，亦不出识中，亦不入识中；法中计了无所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册)
《杜子春》：“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 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囚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耳，安心莫惧，终无所苦。”
(唐)于頔编集：《庞居士语录》：“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铁牛不怕师子吼，恰是木人见花鸟。木人本体自无情，花鸟逢人亦不惊。心境如如秪个是，何虑菩提道不成。”(《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第69册)
李校尉外婆欲接济女儿、外孙，其子不允，遂“私避儿与五升”，死后转生为猪“偿其盗债”。(释道释：《李校尉》，《太平广记》卷四百三十九《畜兽六(豕)》)类似的还有《洛阳人》，某兄妹母瞒着儿子给了女儿五斗米，死后报受驴身，为子偿债五年。“私”竟成“盗”，帮助女儿成为恶因，而不见母子天伦。(唐临：《冥报记》，方诗铭辑校：《冥报记·广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卢叔伦女前生贩羊，父子三人宿于长安王家，被王家翁姥劫财杀害，后转生为王氏夫妇之子，“十五患病，二十方卒，前后用医药，已过所劫数倍”，王氏夫妇为其“每岁亡日作斋，夫妻涕泣，计其泪过三两石矣”。(卢肇：《逸史·卢叔伦女》，《太平广记》卷一二五《报应二十四(冤报)》)
竺佛念译《菩萨璎珞经》：“顺第一义谛起名为善，背第一义谛起名为恶。”(《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册。)慧远撰《大乘义章》卷十二：“顺理为善，违理为恶。”(《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4册)
[ 参 考 文 献 ]
[1]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中华书局， 1980.
Buddhism’sEthicCompromiseandReestablishmentoftheAuthorityofCommunicationinChina
WU Bin
(DepartmentofLiteratureandCommunication，InnerMongoliaUniversity，Hohhot，InnerMongolia，China010021)
Abstract: Buddhism’s process in Chinese dissemination, be continuously make terms with to take Confucianism culture as the proces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essential Chinese culture, it is in the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e ethics morals, more and more depend on Confucianism combine adoption Confucianism words.The Buddhism absorbed Na the ethics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and give with the adding of sacred level, compromise in the sacred cushion of making a religion supremacy in the ethics, finally established oneself Be overridden to the authority of customs morals.
Keywords: The Buddhism spreads; The ethics compromises; The authority rebuilds.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19)03-0083-05
DOI:10.3969/j.issn.1001-7623.2019.03.012
[收稿日期]2019-01-22
[作者简介]武彬，女，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阿茹汉】
标签：佛教论文; 宗教论文; 伦理论文; 烈士论文; 的是论文; 哲学论文; 对佛教的分析和研究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