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交往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提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这样的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生产和交往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引起它们的矛盾运动，与之相伴随的是交往形式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出政治“国家”并最终复归于“社会”，交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通过三重维度发挥出自己的独特作用：它既表现为一种交往活动，又是这种交往活动所形成的交往关系，还是由这样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所构成的社会交往结构，是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关 键 词]物质生产；交往；《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
当今时代是一个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的时代，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主体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前所未有的强烈，但彼此之间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和合作却日益频繁和紧密，“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逐渐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共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交往”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话题，“交往”理论成为人们研究的热门理论。马克思于19 世纪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中所包涵的“交往”思想也开始被人们再次关注，并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交往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交往思想的理论渊源[1]；二是对马克思交往概念的界定[2]；三是马克思交往思想的历史发展；四是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等现代西方学者的交往思想比较[3]；五是马克思交往思想与全球化、协商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联等。 在这些研究中，大部分人倾向于简单化地理解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把“交往”和“交往实践”混淆、把“交往”主要等同于“物质交往”（经济关系）；但也有部分学者在看到“交往”与“物质生产”关联的基础上，试图发掘“交往”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丰富内涵，并以此来阐述世界交往的必然性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4]。本文试图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出发，围绕生产与交往之间的辩证关系，探寻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及其展示给我们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路。
一、交往与物质生产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交往”，不是为了建立一种交往理论，而是为了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而为人类最终实现自身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导，他的交往思想是内蕴于历史观的。
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就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看到了黑格尔哲学所塑造的“绝对精神”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和对政治及社会发展的阻碍，敏锐地意识到要实现思想启蒙和政治解放就必须打破绝对精神的统治，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高扬人的主体地位，从而青年黑格尔派合乎逻辑地提出“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5]145。但是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那所确立的“自我意识”“类”“唯一者”不仅没有跳出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泥潭，反而深陷于另一种精神的统治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的宗教。他们的批判无法给现实世界带来任何改变，顶多只“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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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唯物主义立场，但他与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那等德国哲学家最大的区别是在对这种物质生产与人类交往之间辩证关系的重视上， 这一辩证运动是他把握人类“历史之谜”的钥匙。
而人需要什么、提出何种需要，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主要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各种现实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些资料是每一代人在既有的生产前提和界限下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得的。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和人的需要与之相适应。人的生产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一代人的生产都不是一无所有、从零开始，都总会通过世代的延续从自己的先辈那继承一定的物质条件，主要包括以一定的生产工具和劳动资料为标志的生产力和一个打上前一代人烙印的外部“人化自然”。这些条件构成每一代人生产的起点，制约着他们的需要类型和需要所能达到的程度，规定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及生活水平。“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5]172
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不是单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许多个人共同活动的产物，是社会的产物。“现实的个人”总是进行两种生产：既通过物质生产维持自身生命的存在，又通过生育或繁殖进行他人生命的生产。前一种生产涉及到人与外部自然之间的关系，造就的结果就是一定时代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后一种生产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就的就是每一时代人们的交往状况和社会关系。前一种生产决定着后一种生产的程度和状况，后一种生产影响着前一种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所以马克思强调，“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5]160。“工业”就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体现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对自身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交换则包括人们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其他类型的交往所形成的交往关系体系。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进行一定的物质生产，而这样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成果人们又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分配，这样的原则又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生产状况，而分配的结果又构成该时代人们生产的前提和出发点。这样，“人类历史”就诞生了，它表现为一部生产与交往之间的矛盾运动史。
对于对照组和观察组的血流动力学各项内容进行记录分析后，可得出下表。该统计中观察组和对照组检查前各项目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和对照组术前术后各部分数据有较明显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二、交往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从这种物质生产及其前提和界限出发，马克思借助“分工”建构了一个生产-分工-交往的互动体系，以进一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9月17日、20日，水利部牵头组织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震损水库及堰塞湖风险评估与处置关键技术研究”和“东北地区水资源全要素优化配置与安全保障技术研究”两个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项目验收。
上述分析归结得出：（1）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是“现实的个人”而不是意识或者别的什么。（2）“现实的个人”的存在离不开物质生产，这种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3）生产在交往中进行，受交往的限制；交往的形式又由生产所决定，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些就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逻辑起点，展示了充分的历史视角和社会视角，表征着马克思与旧哲学的决裂。
第二，交往指一种关系，是主体间交往活动的结果。作为活动、行动的交往，是一个动词，指的是不同主体之间在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而作用与反作用自然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在物质生产领域进行物质交往产生的结果就是形成各种物质交往关系，精神领域进行交往产生的结果就是形成各种精神交往关系，政治领域进行交往产生的结果就是形成各种政治交往关系，等等。这些关系一方面是静态的，用来表征主体间在某个时刻和某种条件下的具体的交往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动态的，会随着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而改变。
除了国家，宗教、哲学、道德等意识形态也是这种物质交往发展的产物，是对不同时期物质交往形式的主观反映。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概念上的表现， 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5]178如果不顾这一事实，而非要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者个人、主要是和这样的个人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割裂开来，那就会很容易地得出结论，认为历史上是由思想占统治地位，因而像黑格尔一样沉浸于“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变和发展的迷梦中。须知，意识和语言一样都是为了人的社会交往需要而产生的，人在感知周围环境的同时，也认识到自己与周围个人之间的交往事实，因此，意识从一产生就不只是主体思维器官对外部世界的主观反映，还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产物，只要人们继续存在着，它就一直是这种产物。
我的家乡，山东省利津县，一个从地图上看像极了凤凰的四季鲜明的小城，绵延在山东北部黄河岸边。春天，河冰融化，柳条柔软，叶似眉弯，折取一小段枝条，两手用力反向拧松树皮，抽掉木条，就是一根树皮管。把完好无损的皮管剪成指头那么长的一段，刮掉端部几毫米长的外皮，留着淡绿色的内皮，一个柳笛便大功告成。放在嘴里一吹，悠扬的笛声从村头响到村尾。摘取一片宽厚的柳叶，抹掉灰尘，把叶边沿着中间的长叶脉对折，放在嘴边，各种动物吱吱的叫声飞出口腔。我们小孩子也拿叶子放嘴里，可是吹痛了腮帮子、吹大了鼻涕泡，也吹不响，只好向哥哥姐姐求教。原来，柳叶不是用来吹的，须轻轻闭合嘴唇，往里吸气，叶片才发出吱吱的声音。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描绘一下这种历史观的基本观点了，即“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5]171，172。其中，物质生产是前提和基础，人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着物质交往并结成物质交往共同体（“市民社会”）。在生产不发达的条件下，个人利益日益与交往共同体整体利益相分离，为了维护市民社会的存在，产生了政治“国家”及各种意识形态。到生产高度发达的时候，人们之间不再存在物质利益冲突，物质交往共同体不再需要强制力维系而变成人们的自主交往共同体和自治联合体，国家就会消亡，人们的精神境界也将得到极大程度的提高。可见，正是生产和交往之间的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与他们不一样，马克思认为，要考察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必须从一个基本的经验事实出发，即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离开人，谈不上由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更谈不上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历史就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是神、不是绝对观念、也不是“自我意识”“类”“唯一者”，而是“人”自身；并且不是“一般的人”“大写的人”，而是“现实的个人”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样的个人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物，这些无法否认的“肉体组织”，使得人从天国回到人间，为了满足他们的这些现实的、感性的需要，人不得不去进行直接的物质生产以提供各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因此，人的各种现实的需要及为需要进行的物质生产就成为分析人类社会的起点。
三、交往概念的三重涵义
从马克思上述关于生产和交往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交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他自己使用过“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交往状况”等词，但有些学者没看到这些词之间的细微区别和所用语境，从而产生某种误解。笔者认为，他的交往概念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交往既是一种活动，又是一种关系，还是一种社会结构，是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妈妈帮我检查作业时，告诉我那题的判断是错误的。我问妈妈为什么，她说：“我们家正好有个放大镜，你自己可以去试试。”
物质生产是人运用工具从自然界中获取自己生命生存所需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方式，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人和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一种感性的活动，具有对象性、客观现实性；精神生产是人的意识进行观念加工的活动，虽然在内容上离不开现实的生活过程和各种物质条件，但在形式上具有主观性、抽象性；物质交往是人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所发生的交往活动，包括生产中的关系、产品分配、产品交换和产品消费等，它们通常以可感知的对象为媒介，具有中介性、可感知性；精神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意识、感情等方面的交流活动，也具有主观性、抽象性。在这四种活动类型中，生产活动更多地表现为主体活动，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有一种对象性思维、“主体——客体”思维，都是从主体人出发，按照主体的意愿、意志和意识去主动地选择、建构客体；而交往活动更多地表现为主体间活动，无论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都有一种平等思维、互主体思维，都是把对方当作与自己一样的平等主体。
第一，交往指一种活动，是主体人的一种特殊行动、行为。马克思把人的活动区分为两类：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这两种活动又分别在物质领域和精神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人的活动其实可以概括为四种：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可以看到，在生产和交往的矛盾运动及交往形式发展的这一过程中，因为生产水平的低下，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进行生产并各自限制在特定的生产位置和生产领域中，他们之间的这种社会分工不是出于个人的自愿、自主，他们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是社会强加于他们的而不是他们自主选择的，他们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自身相对立的力量，他们这时就只是一个“异化”的人，他们所从事的劳动也只是一种“异化劳动”。要摆脱这种异化状态，就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5]166。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了，人们才能摆脱自然对自己的约束，实现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分工不再是迫于生存而作出的被动选择，而转变为人们实现自己价值的自主选择，他所从事的各种实践包括生产劳动才真正变为自己自主自愿自由的主动活动，或者说“人的活动”；与这样的活动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将转变为自由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由这样的交往关系所结成的交往共同体也将放弃异化的以强制为特征的“国家”形式而转变为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利益与联合体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生产和交往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一方面，生产和分工的相伴相行产生交往的必要及其扩展，另一方面，交往的发展又引起生产的改进和分工的深化。 正是物质生产的发展，促使了一个新阶级——商人的诞生，商人的物质交往带动了这些地方的工业生产和生产性分工的扩张，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状况要求有不断扩展的交往形式，所以才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性生产和世界性交往；而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之间也发生着类似的状况，精神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精神交往的发展，精神交往的扩大刺激着对精神生产的需求，精神需求又推动着精神生产，民族的精神产品在精神交往越来越扩大的背景下成为世界的精神产品。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生产和交往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总之，教育促进劳动能力的提升同时提高人的思想品德和素质，在21世纪人类进入了以知识作为核心发展的时代，高等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全社会都应该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拨付等措施发展教育事业，从而加快社会和地区的发展。
马克思提出，人的生产一开始就是与分工相伴随的，最初是两性之间的性别分工，后来则出现因为天赋差异、需要的不同等偶然性因素所导致的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再随着生产的扩展和水平的提高，变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分工使得交往成为必要。而在生产交往的过程中，随着交往关系的逐步稳定和固化，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交往共同体（马克思把它称之为“市民社会”）和“共同利益”这样的普遍观念。一开始，人们的个人利益和交往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是相一致的，每个人的生产既是为他自己的生产，也是为了其他人的生产和整个交往共同体的生产。但是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的作用下，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共同利益日益相冲突。当冲突激化到一定程度危及整个交往共同体存在的时候，这些相互冲突的个人利益之间需要依靠某种强制性力量来进行调节，这样的力量就是“国家”，它取代“市民社会”成为共同利益的新的代表者。
马克思从他的唯物史观出发，大致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第三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分别表现为：第一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其低下，每个人都只能以共同体成员身份存在，他们都不是独立的个体，缺乏主体的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不能称之为主体间关系，只能说是共同主体下的成员间关系。第二阶段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们在科学技术的武装下逐渐减少对共同体的依赖，获得了极大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人的自我意识高涨，每个人都把自己视为目的，把他人他物视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从而使得这阶段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带有“主体——客体”式特征。第三阶段建立在生产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是实现了真正自由的主体，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是真正的主体间关系，即彼此相互承认和尊重各自的独立性、个性的互主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既是他自己的目的，也是共同体的目的。他既关注自身的发展，也关注其他人的发展，还关注他和其他人所共同构成的共同体的发展。这种交往关系是在更高层面上对第一阶段交往关系的回归，它们都强调交往主体与交往共同体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但是第一阶段的交往关系是以否认每个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第三阶段的交往关系是以承认每个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
当今时代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正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 即一个互主体间关系建立的过程。在世界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人们开始强调主体之间的差异、多样性和相互尊重，希望建立一种平等、多边、共存、共荣、共促的交往关系；但是在市场经济、传统思想文化习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又无法完全摆脱“主体——客体”式思维的影响。要克服旧交往方式和交往关系的影响，促进互主体交往关系的建立，首先要大力发展生产，为主体间的平等自主交往提供物质基础；其次要从制度上去进行约束，制订保障多元主体及主体间平等关系的规章制度；再次要在思想文化上注重平等理念和社会公德的培养。这一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持续付出。
第三，交往指一种社会结构，是交往关系的固化、规范化、制度化、组织化。它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指交往关系的固化，表现为调节和规范各种关系的制度、规章、条约等；二是指交往关系的承载体、实体，表现为各种群体、组织、机构、设施等。马克思对这个维度的交往概念谈的极多，他从历史观出发，更重视的也是交往的这个层面，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实际地感受到这些制度、规范、组织等的存在并受到其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制约，比活动和关系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主要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而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些不同的形式其实也是劳动的不同组织形式，是不同时期人们物质交往关系的制度化表现，它们分别构成了一定时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即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物质交往关系又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其他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要分别采取的制度形式，从而形成了相应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等。 而制度又要通过具体的组织、机构和设施等去落实和执行，所以又出现了各种相应的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等，这些制度和组织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领域，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等。这些制度、组织和设施等一开始是与社会的生产水平和分工水平相适应的，但随着分工的扩大，它们逐渐地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需要被新的交往形式所取代。而与之相随的，就是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
可以这样说，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是社会的隐结构，各个领域的制度体系是社会的显结构；有什么样的交往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交往制度和社会结构；一个是活动及其结果，一个是结果的固化；二者是互为表里、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
在施工的过程中，最后的效果是否达标要看质量标准，而质量成本则是指输变电工程施工为了保证质量或者提高施工质量而提供的一切必要的费用，还包括万一质量未达标的情况下所蒙受的损失。
结语
正是以这样的“交往”概念为基础，马克思给世人展示了一幅由生产和交往的辩证运动所构成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宏伟画卷，为我们破解人类历史之谜找到了正确的钥匙；同时又为我们解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点亮了一盏明灯。当今世界，正处于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和各国人民相互联系与依存日益加深的大环境中，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如何克服人与人之间的多元分歧，如何推动人类社会的良序发展，如何共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每一位有识之士都深切关注的共同现实问题。马克思所提出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平等主体间交往关系的构建、交往活动的制度化、世界交往等交往思想，恰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有益的启发和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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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P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Re-exploration of the Thought about Communication in The German Ideology
CHEN Yingxia
（School of Marxism，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Abstract:The thought of communi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the "Realistic Individual"， Marx put forward that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life is the first activity of human history in The German Ideology. The production is premi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communicative form is determined by produc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oduc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is manifested as a contradictory process， accompani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ve form from "civil society" to political "state" and then back to "society". During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communication plays its unique role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it is a kind of communicative activity， a kind of communicative relationship formed by such communicative activity， and a kind of social communicative structure formed by such communicative activity and relationship， these three aspects are organic.
Keywords: Material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 German Ideology； Marx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19）04-0050-06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19.04.008
[收稿日期]2019-01-15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交往理论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TJZX13-004）。
[作者简介]陈映霞（1978-），女，哲学博士，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禚丽华
标签：马克思论文; 关系论文; 物质论文; 主体论文; 社会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长白学刊》2019年第4期论文;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交往理论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TJZX13-004)论文;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