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正确认识和处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一方面，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也没有忽视阶级斗争。列宁在分析这个时期阶级斗争形势和特点的基础上,主张把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和平的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同时，他认为,阶级斗争要依法进行。列宁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认识和做法,对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处理社会矛盾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阶级斗争;启示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都要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如何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列宁领导俄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源头——实施新经济政策。他在这个时期比较科学地处理了阶级斗争的问题，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今天重温列宁这些思想和实践仍然有启示意义，尤其是对我们澄清错误认识、正本清源具有一定的作用。
一、列宁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矛盾的认识和处理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首先必须科学地认识和处理这个阶段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尤其要准确地抓住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随着国内外战争的停息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敌我对抗性的矛盾逐渐减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非对抗性社会矛盾增多。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在具体经济利益上出现的一些矛盾，农村中出现了一些富裕农民等。苏维埃俄国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将这些矛盾的对立性绝对化，认为苏联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属于对抗性矛盾，夸大新经济政策中富农的危险和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主张停止新经济政策，进行第二次革命，限制并消灭私有阶级，在阶级斗争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与之相反，布哈林则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内部的矛盾已经基本消失，即使偶尔产生一些矛盾，那也是由于旧的关系遭到破坏，新的合适的结构关系尚未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的生产混乱状态”。
对于新经济政策实施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列宁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然存在。”[1]简言之，列宁认为，过渡时期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即将消失，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大量非对抗性矛盾还会继续存在。针对俄国社会矛盾的转化，与十月革命前重视矛盾的斗争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比，在建设时期列宁比较强调矛盾统一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解决对抗性社会矛盾应该采用革命、阶级斗争等手段，一方战胜对立面的另一方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发生质变的目的。对于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则应该通过“改良”的方法达到与对立面的“和谐的结合”，利用矛盾的统一性促进俄国向社会主义渐进过渡。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体系就是一种区别于革命、阶级斗争的“改良”方式。他指出：“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2]244说明列宁已经认识到，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俄国社会基本矛盾主要通过非对抗性矛盾呈现出来，不需要再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整个社会可以通过改良、渐进、迂回的方式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革命激进情绪警告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2]246他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中正式提出了“和谐的结合”思想，“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3]208从这一思想出发，列宁领导俄国多次将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矛盾“和谐地结合起来”，通过“对立面统一”来促进俄国社会的发展。俄国社会主义大工业与小农经济是一对矛盾，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事关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在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把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小农经济每日每时都在生产着资本主义，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后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因此，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排斥甚至消灭小农经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转变了以前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观念，开始把两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在适应和支持小农经济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苏维埃政权通过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贸易自由，使俄国小农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工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列宁这样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4]74同样，列宁也改变社会主义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看法，认为商业是千百万小农和大工业之间惟一可能的经济联系。以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用商业把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结合起来，能够很好地实现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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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不同性质社会矛盾及其解决办法基础上，列宁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变的思想。他在政治遗嘱中强调：“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4]367-368。这说明列宁已经不把阶级对立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开始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革命等转移到和平的经济文化建设上来，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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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宁对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特点的分析
HCMV样本来自2017年1—6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就诊的24例HCMV肝炎患儿尿沉渣（编号为IH1～24），入选方法为连续队列。 病例入选标准：（1） 年龄＜1岁；（2）有HCMV活动性感染依据，即通过化学发光免疫检测技术检测HCMV-IgM阳性，或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血HCMV DNA＞500拷贝/mL；（3） 存在肝功能异常，ALT＞40 IU/L，伴或不伴有黄疸；（4）排除其他病原如EB病毒、传染性肝炎病毒、弓形虫、HIV、梅毒螺旋体等感染，以及排除遗传代谢性疾病、中毒及药物性肝炎等。患儿家属均知情同意。
4.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面对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攻，列宁明确提出：“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9]列宁领导苏维埃不仅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进行反击，而且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深入批判。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就陆续建立一批党校、社会主义科学院和共产主义大学，委派斯大林、伏龙芝等加强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培养，出版和创办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刊物，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号召和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复辟思潮进行批判。列宁亲自撰写《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战斗檄文，揭批反动思潮的本质[10]，再版《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揭露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苏维埃政权还采取行政措施查禁一些宣传反动思想的报刊，解散一批资产阶级学术活动组织，逮捕和驱逐一些反动思想活跃分子。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主张进行“文化革命”，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并提出对以农民为重点的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抵制外来资本主义习气的侵袭，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在斗争方式方法上，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始终采取以理论批判为主、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行政强制为辅的方针。如在处理“路标转换派”分子时，政府一方面对其错误思想进行严厉批判，另一方面对他们采取宽容、争取的态度，号召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服务，引导他们走正确的道路。这些政策取得良好效果，大部分路标转换主义者思想发生变化，站在人民政权一边。
5.要依法进行阶级斗争。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要把阶级斗争从轰轰烈烈的群众政治运动转变到法制化的轨道，以保障有正常的社会秩序去搞建设。他强调：“我们的政权愈趋向稳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就愈需要缩小那些对阴谋者袭击给予回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2]353。他要求苏维埃政权要加强革命法制建设，缩小契卡机关的权限。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允许资本家做生意发财，但要“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报表，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2]428。同时，他敦促广大党员和工农群众提高法律水平，要学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2]197。
三、列宁处理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
面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俄国的阶级状况，列宁带领全党进行了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成功地排除了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干扰，找到一条符合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1.要把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而俄国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必须在夺取政权后大力发展生产力。列宁对此指出：“随着剥夺剥夺者以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7]168列宁认为，只有加快发展、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提供所需的物质基础。他在病重时还提出要改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要把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和平的经济文化建设上来，要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基础上发展大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电气化，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有价值的东西来建设社会主义等。这一切都说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已经不把阶级斗争作为工作的重心，开始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
失眠是临床常见症状之一，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种病症，主要表现为入睡困难、睡后易醒、睡眠时间不足、质量低下等，属于中医“不寐、失寐、不得眠”范畴[1]，妨碍人们正常生活，引起心跳呼吸加快、血压上升、使心脑血管流量增加，而诱发心绞痛、甚至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衰竭等并发症的发生[2]。女性更年期患者就诊时以失眠为主诉者辨证属于肝郁脾虚型较多，同时更因伴有情绪抑郁、嗳气泛恶、脘痞纳呆、气短神疲、便溏等表现，严重影响更年期女性的身心健康。本研究主要分析内服自拟疏肝补脾汤、外用耳穴贴敷、纯中药安神药枕中医综合疗法治疗女性更年期失眠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虽然列宁主张用“改良”方式解决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非对抗性社会矛盾，反对把阶级斗争作为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但是他并没有忽视阶级斗争。列宁对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特点进行了认真分析。他认为在过渡时期俄国阶级和阶级斗争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因为除了以前遗留的阶级问题外，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后，俄国还对内实行粮食税、自由贸易和合作社等措施，对外向资本家采取租让等政策，这样将“不可避免地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用工人”[5]54。“合作社生成比较会经营的经济地位较高的分子，从而在政治上生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5]57“租让也是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5]212针对这些现象，列宁提出：“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他并且估计，“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还没有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只要小经济和市场统治的一切根子还没有因此而铲除，阶级斗争就会存在，而且不可避免”[2]367，并且“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包围着我们，他们正窥测时机，一旦发现动摇，就要把‘自己的人’送回，就要恢复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5]230。
3.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列宁认为，“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其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由于私有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他们动摇不定，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 ”一起走向社会主义[6]12。针对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否定党领导的错误，列宁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5]85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领导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决议指出，共产党不仅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还要在掌握政权之后继续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胜利后面临的一切困难。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党内许多人对这种以马克思所否定的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表示忧虑，担心新经济政策会产生贫富分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对此，列宁指出：“主要经济权力操在我们手里。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等，都操在我们手里……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4]93吸引外国资本家到俄国来，“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不会恢复”[5]238-239。列宁认为，苏俄可以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控制经济命脉保障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列宁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8]并深刻论证了过渡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列宁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中进一步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五项(最主要的)新任务：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国内战争、“中立”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利用”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服务、培养新纪律[5]254-256。
列宁还分析了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虽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阶级斗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它比以前隐蔽，甚至比以前更加残酷。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6]275目前阶级斗争与以前革命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在于“人民看不见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那样明显的敌人。人民看不清楚，敌人就在我们中间”。列宁随后说：“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并且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2]187-188。列宁接着解释道：“在这场战争中，时时处处都有危险。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2]231-2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来。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路标转换主义”思潮在苏俄知识分子中产生重大影响，右翼分子主张通过转换斗争方式，依靠知识分子的力量，促使苏维埃政权和平演变。左翼分子认为，实施新经济政策苏俄会在共产主义和“生活需求”之间产生第三条道路，即产生新的“劳动民主国家”。“无产阶级文化派”用马赫主义和波格丹诺夫主义为理论基础，对历史文化遗产乃至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否定利用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反对布维什维克党的领导。一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分子也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资本主义复辟思想。
四、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阶级斗争思想的启示
虽然列宁当时论述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和我们今天有所不同，但是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仍然给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重要启示。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下，仍然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我们仍需要从列宁那里获取处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
（1）外来社会车辆容易对路面施工产生一定影响，为了降低外来因素对施工产生的影响，在临时通道的入口需要设置警示标牌，引导外来车辆。
1.要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谋发展。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不再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根据俄国具体实际及时转移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认真分析中国国情后认为，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1]。在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基础基础上，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十九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自觉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科学发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2.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统一。列宁认为俄国过渡时期存在着对抗性社会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主张用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从这种认识出发，他深刻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有镇压国内剥削者反抗、防止国外敌对势力的侵略颠覆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任务。在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不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11]邓小平也强调对待阶级斗争问题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要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动摇。一方面，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一定范围的存在，他论述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强调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重申：“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2]379另一方面，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要科学地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他深刻指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3]2014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中也不存在了。”所以，党不会放弃阶级斗争的立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同时，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我们需要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新时代我们更要妥善处理社会主义时期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统一，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要积极稳妥地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列宁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他领导苏维埃政权不仅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对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反击，还提出进行“文化革命”，加强群众文化教育，增强其对资产阶级习气的免疫力。当代中国，由于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利益格局错综复杂，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更为复杂。邓小平曾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非常重视，他在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2013年8月，中央专门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进行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求“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3]。在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要“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因此，我们要坚持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的工作方法和原则，重视意识形态领域这个不见硝烟的战争，敢于亮剑，“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应该管的要管起来，超越法律界限的要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依法查处。同时，要重视思想斗争的工作方法，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坚持以思想引导和教育为主，帮助广大干部群众辨别是非，提高免疫力，从而凝聚起最大共识。
4.要将阶级斗争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后，列宁多次强调阶级斗争要依法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坚持了这些思想，提出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这场斗争是政治斗争，但是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他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12]371。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谈到反对腐败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时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2]379。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任务，要求发挥好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将以更加法制化、规范化、常态化的方式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当家做主给予法律的保障，对危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敌对分子依法进行专政，积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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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12-16
作者简介：郭彩星，男，广西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9)04-0122-05
(责任编辑 李学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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