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目的/意义]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对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进行分析，有益于客观理性地认知这种政策变迁。[方法/过程]以传统政治过程分析视角，通过对军工利益集团在参与政党政治、提出政策建议、国内经济影响及精英政治人物4个方面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考察了本届美国政府在政策层面对军工利益集团的回应。[结果/结论]军工利益集团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特质使其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工具，其利益诉求与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立场有着一致性。而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导向上起着基础性与结构性的作用。
关键词政治过程 美国 国家安全 利益集团
0引 言
军工利益集团作为美国国家政治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利益集团，特别是冷战后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历来支持以国家军事实力扩张为内涵的政府决策。本届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政策重归大国战略竞争，使得军工利益集团受益颇丰。从政治过程角度考察军工利益集团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相互关系，可以相对客观地探究美国国内政治对国家战略发展的作用，并能够较为理性地看待当前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
奥苏泊尔认为，知识迁移就是人们已有的认知结构对新知识学习发生影响。而如果已知的知识技能对学习的新知识技能产生干扰，起消极阻碍的影响，称为负迁移。因此，教师应重视负迁移带来的消极效应，尤其是对于容易混淆的计算问题，更需要克服定式思维，通过辨析、纠错等活动突出新知识的内涵、特征和规律，提升学习效率。
1传统政治过程理论的分析范式
传统政治过程分析理论是政治学范畴内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解释途径，它将政治活动视作不断持续的过程，将这个过程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并与政治制度分析相对应。政治过程理论发端于20世纪初亚瑟·本特利(Arthur F. Bentley)所著的《政府过程》，他将政治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集团理论框架。大卫·杜鲁门(David B. Truman)的《政治过程》发展了传统政治过程分析理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美国政治中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并将政治过程、利益集团纳入到政治制度范畴内进行考察，补充了本特利的不足。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 Olson, Jr)则以利益个体组织化和组织行为政治化的维度论证了利益集团的政治化现象及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等人通过系统论的角度为政治过程分析提供了更加学理化的研究框架，注重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以政治环境的结构功能为途径建构了规范的政治过程分析范式。
在政治过程研究视角下，利益集团成为了政治活动中的重点考察对象，并在政治过程理论基础上衍生出了集团政治理论流派。本特利认为“研究清楚利益集团就研究清楚了政治过程”[1]，传统政治过程分析学者也普遍持这一观点，并强调利益集团在政治活动中的行动策略及其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对利益集团参与影响政府决策过程提供了5个分析视域。
一是参与政党政治。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发挥着社会价值分配的专业化利益综合功能，利益集团通过参与选举政治和控制立法权将利益综合与平衡转化为政府政策。二是提供决策建议。利益集团通过在专业化领域中参与决策过程，将有效的政治要求转换为权威性决策，达到将利益诉求转化为对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三是分配经济利益。政府庞大的预算支出对国家和地方经济都具有重要影响，预算支出不仅是社会价值再分配的过程，甚至贯穿政党政治的始终。四是精英人物代理。政治精英在政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其话语权起着关键性的利益综合作用，尤其在同样议题多项政策方案的抉择上显得尤为重要。五是组织社会运动。社团性的利益集团可以动员成员组织社会运动参与政党政治，或对国家或地方政府特定议题施加压力，从而影响政策制定。
门诊医生对医保政策了解不到位，导致执行医疗活动过程中医保政策解读口径不一致，甚者有些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给患者传递错误的医保信息，引起患者与医保办之间的纠纷摩擦。
2军工利益集团：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规划与实施同样处于复杂的政治过程中。尼克松总统在其著作《超越和平》一书中较为详细的叙述了其从政历程中国会、立法机构、媒体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利益集团对总统权力的制约。他在书中指出：“每一个项目都受到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的操纵，反过来，这个利益集团又和掌握着钱包钥匙的那些有势力的国会议员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从战略观念、认知解释、国内政治三个角度分析了国内利益集团对美国冷战期间国家安全战略的结构性和基础性作用。他认为由于美国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拓展、国内地方经济与对外政策的密切关系以及军工利益集团和政党政治的相互依存促进了美国社会形成冷战共识。而在政策层面提出概念并对这个利益集团进行诠释的则是美国总统埃森豪威尔。他在1961年《告别演说》中告诫要警惕“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权势增长。以此为开端，军工复合体成为代表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专有名词。杰里尔·罗赛蒂(Jerel A. Rosati)则更加系统地论述了利益集团对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被称为“军工复合体”的军工利益集团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产业角度来说，政策支持能够促进国防产业与社会经济效益的良性互动。两年来国防开支大涨，使国防产业利润上扬，并带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2017年，美国国防航空航天行业利润达到770亿美元，比2016年增加18%。2017年行业股东总回报率(total shareholder returns，TSR)达到39.9%，远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21.8%的回报率，成为美国国内金融市场中具有高收益的价值投资标的[21]。航空航天行业的高回报，成为了市场优质资本和国内顶尖人才的聚集地。这又为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基础，促进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设定某一位置未知节点处于不停移动的状态，根据节点的移动特性，可以用 mk～P（mk｜mk-1）表示该节点在前一时刻的位置为mk-1时，当前时刻位置在mk的概率，该概率分布称为转移分布。
3军工利益集团对本届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
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则是美国右翼极端保守派的代表，曾在里根、老布什、小布什三任政府中任要职，主张“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和退出《反导条约》，强调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主张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替代联合国的部分职能。
在执政过程中，特朗普必须要表现出来强势的政治掌控能力，并尽可能巩固住共和党的选民基础。由于与国防产业关系密切的国民对政策的敏感度和依赖度很高，且军工利益集团作为具备行业影响力的利益集团，能够为执政党提供相对稳定的选票基础。在2016年大选中，美国步枪协会为共和党共资助了5 400万美元，其中3 030万用于支持特朗普。这些支出大多投入到舆论宣传上，鼓励拥枪人口支持共和党。据统计，2016年10月俄亥俄州、北卡罗来纳州和明尼苏达州电视广告中1/8、1/9和1/20的竞选广告由步枪协会赞助。其中，“不要让希拉里只留给你一个手机来保护自己”的广告广为流传[8]。当前美国人口约31%拥有枪支，42%的家庭拥枪。拥枪人口中约19%为美国步枪协会会员，约1 889万人[9]。这个庞大的群体对于共和党来说是稳定的票仓来源。鉴于步枪协会的支持，特朗普成为了1983年以来第一名在步枪协会发表演讲的总统。在演讲中，他强调“步枪协会在白宫有了一位真正的朋友”[10]。
第二，特级男教师偏执因子和敌对因子分显著高于特级女教师；普通女教师强迫症状和恐怖因子分显著高于男教师，其他因子上均无显著差异。
3.2提出政策建议由于特朗普并没有很深的政治根基，在竞选和执政初期智库就起到了辅助作用。美国传统基金会则被称为特朗普施政中“最具影响力的智库”[11]。传统基金会代表的是保守派，国防承包商也是其主要捐款方。其研究报告关于国防政策和军队建设的立场基本与国防产业保持了一致。传统基金会前主席吉姆·德敏特(Jim DeMint)与特朗普曾在2015年就保持了密切联系。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了“重振美国军力”理念，随后传统基金会发布了《2016年美国军力表》，对当前军队建设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建议，且两者有着较大的契合度[12]。特朗普当选后，传统基金会的研究人员参与到过渡政府工作当中。特朗普执政以来，该基金会在内阁成员构成、国防预算建议、美国核力量建设等涉及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议题与特朗普政府进行着互动，不仅对政府行为起到支持和解释作用，也为其代言的群体追寻着更多利益。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智库往往基于个人、集团或局部利益提出具体政策建议，而导致本可以缓和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13]。
总体来说，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团队成员个人经历上与军事部门深度介入，现实利益上与国防产业相互关联，以及政治立场的右倾保守，不仅是特朗普政府高效运转的中坚力量，也显现出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倾向性立场和方向。
3.3国防产业对国内经济的支撑作用2017年1月21日，特朗普签署13806号行政令以评估美国国防产业状况。随后由国防部产业政策办公室牵头，联合商务、劳工、能源、国土安全等8个行政部门于2018年9月发布了《评估和加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地和供应链弹性》报告(AssessingandStrengtheningtheManufacturingandDefenseIndustrialBaseandSupplyChainResiliencyoftheUnitedStates)。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和国防产业“支撑着美国的经济繁荣及其全球竞争力，并使其军事力量具备了保卫国家的能力，不仅是美国军事技术优势的支柱，也是美国经济的主要贡献者”。其经济规模占全美就业的9%、GDP的12%、出口的60%、专利数的55%及70%的科技研发[18]。
从地区发展来说，美国国防产业发展具有区域性特点，国防开支对于部分地区经济和就业拉动作用明显。以北卡罗来纳州为例，该州有着6个大型军事基地，156处国民警卫队和陆军预备役营区，州内服役人员数量位居美国各州第三。为了通过国防开支带动经济发展，北卡罗来纳州政府在2004年成立了北卡罗来纳军事商业中心(North Carolina Military Business Center)、军事事务委员会(North Carolina Military Commission)等组织。这些组织由州政府拨款，主要开展协调军地商业活动、组织游说活动争取国防承包项目、促进国防技术转让等业务。北卡罗来纳军事商业中心在其向州政府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宣称，自成立以来为本州争取了2 749个联邦项目，约309亿美元投资，惠及了27.3万人的就业。2017年，该州获得了660亿美元的国防拨款，为州年度GDP的12%。其中约46亿美元的国防合同惠及了所有县市。单布拉格堡(Fort Bragg)、勒琼营海军陆战队基地(U.S. Marine Corps Base Camp Lejeune)就为当地带来了2.93亿美元的工程建设项目[19]。再如科罗拉多州，该州国防航空航天产业总量位居美国各州第二。2017年，国防航空航天产业群为该州带来19万就业和270亿美元的经济规模。这是该州就业人数的5.2%和州GDP的6.5%[20]。
病菌发育的最低温度为5℃，最高温度为40℃，最适温度为27～30℃，在59℃条件下，经10分钟可致病菌死亡。该病菌除侵染番茄外，还危害甜（辣）椒。
冷战中，海外战争和国防支出拉动了美国经济增长，也被称为“战争铁律”[3]。军工复合体发展成为了结构复杂、关系交错的利益集团。这个政治现象反映的是国防产业作为美国国家战略缔造的重要因素，与立法、行政体系相交织，形成了一个“次级政府”或“亚政府”特征的利益集团。学者们通常通过“铁三角”“猪肉桶政治”“旋转门”来描述这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艾森豪威尔提出的3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日后对军工复合体进行考察的基础，主要包括：军备产业(armaments industry)、联邦政府和国防机构中的个人(men and women enfiladed in the defense establishment)[4]。冷战后对军工复合体构成的理解则愈加开放。杰里尔·罗赛蒂认为军工复合体应涵盖四个部分：美国行政机构内的军事机构、与军事产业相关的工商业、国会、学术和科学团体，目前对军工利益集团的考察范畴一般沿用罗赛蒂的观点[5]。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军工利益集团与政府的相互依赖关系使其成为了本届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依据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传统政治过程分析视域框架，本文主要从参与政党政治、提供决策建议、地方经济影响与精英政治人物几个方面考察军工利益集团对本届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
当前，美国国防产业要为国防部维护大约44万辆机动车辆、780具战略导弹、278艘舰艇、约1.4万架飞机及其他武器装备系统。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维护升级均需要完善的产业供应链及各类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相互支撑，并依赖于跨地区和跨行业的国家制造业体系深度融合。这不仅带动了国内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在实施“遏制战略”“抵消战略”“大国竞争”等政策过程中，形成了“持久获利”的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相互支撑的发展模式。
在茄子的生长过程中，要加强对茄子水分需求的关注，如果茄子出现缺水的状况要及时灌溉。同时，浇水的时间阶段也有一定的规定，一般定植七天后要浇一次缓苗水，直到门茄谢花前控制浇水，之后可以根据月份进行浇水，1月份尽可能不浇水，2月至3月中旬要浇小水， 地温到18℃时浇1次大水，3月下旬以后每5-6天浇1水[2]。
而在移民问题上，国务卿蓬佩奥与前白宫幕僚长凯利都持坚定的保守立场。两人个人经历都与“恐怖主义”有纠葛。蓬佩奥毕业于西点军校，在“9·11”事件前一直从事飞机零部件生产，为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企业供货。“9·11”事件后美国航空业受挫，蓬佩奥的企业也因难以经营在2006年被出售。随后他转行到石油行业，任哨兵国际的总裁。而凯利的次子则于2010年在阿富汗服役时被炸身亡。他在南方司令部任司令期间致力于打击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任国土安全部长期间，他坚定地支持特朗普的“限穆令”。另外，曾在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中担任职务的首席战略策划顾问班农、国务卿蒂勒森、幕僚长普利巴斯都是右翼保守派的代表。
3.4.1 国家安全团队中核心成员“鹰派”倾向明显 代理国防部长沙汉纳(Patrick Shanahan)就任伊始便强调大国竞争和聚焦中国议题。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被称为“武僧”，特朗普曾将其誉为“将军中的将军”、“巴顿式的人物”。2015年他在传统基金会阐述自身观点，支持海外用兵，认为美国对外政策不够强硬，过于迁就伊朗和俄罗斯，并认为应着力应对中俄的发展。
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和精神导师，不仅在体育知识传授方面起到良好的传授作用，还应该积极表率成为良好的德育榜样，这样有利于学生树立良好的品德思想。因而，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广大教师应该从自身角度多多思考，并能重视自我行为和品德的修养，积极开展德育教学工作[1]。当前，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内容还比较少，这样自然不利于积极推广小学教育中素质教育的发展。
3.1维持竞选优势和执政基础 从1990年至今，民主党和共和党获得美国国防产业捐款额的平均占比为42%和58%。2016年竞选期间，国防产业对两党直接捐款2 974万美元。其中，直接捐款给民主党占比约39%，共和党约61%。2018年中期选举，国防产业直接捐款2 122万美元。其中，民主党占比约40%，共和党为59%。参选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分别有50名和222名得到了国防产业的捐款，人均获得捐款额约为2.6万美元和4万美元[6]。这种倾向性投入源于共和党的执政理念与国防产业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虽然在2016年特朗普当时选情并不明朗，但是其竞选纲领宣扬对外强硬，符合军工利益集团的价值立场。因而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资助者包括了美国步枪协会、通用电力、高通、微软等与国防技术相关的企业和团体[7]。如果特朗普政府欲保持执政优势，就需要重视国防产业这个稳定的竞选资金来源。
3.4决策团队的“亲军事”倾向特朗普政府高层人事变动较大，其初期人事布局基本保持了“共和党内部军事鹰派、重商温和派、宗教保守派”的格局，反应了共和党内的核心利益诉求，也在选人上尽量满足个人的执政风格[22]。然而，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鹰派”立场明显，缺乏多元化战略视角，政府决策导向右倾。
3.4.2 执政初期军人话语权增加 美国历史上，退役将领担任内阁成员的情况屈指可数。因为这有悖于美国“文官治军”的政治传统。二战后，只有特朗普和杜鲁门政府提名两名退役将领担任内阁成员。特朗普执政初期提名任命了4名将军担任国家安全团队的关键角色，分别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土安全部长凯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行政秘书兼幕僚长基斯·凯洛格(Keith Kellogg)。4人均有丰富的作战经历，并在国际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其中，弗林发表过诸多反穆言论，被前国务卿科林斯·鲍威尔评价为“右翼疯子”。弗林因为“通俄门”被迫辞职后，“战争英雄”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继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直到2018年3月博尔顿接替麦克马斯特前，马蒂斯、凯利、麦克马斯特这三位将军被称为当时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三驾马车”。而且，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25个高级顾问岗位有10个由现役或退役的军人担任，而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只有2个高级顾问岗位由军人担当，均反映了本届政府初期军人话语权的增加[23]。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逐步走向正轨，与其执不同意见的前将领均已逐一离开白宫，但关乎国防政策发展方向的总体基调均已定下并在继续发展。
3.4.3 国家安全团队成员与国防产业关系密切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大都以“旋转门”的形式展现着与国防产业的关系。如代理国防部长沙汉纳在波音公司任职30年，并总体负责波音公司军事项目。前国防部长马蒂斯2013年退休后成为了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的董事，同时还是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花旗集团(Citicorp)等多家公司的顾问，并在“右翼思潮”和“新保守主义”的阵地胡佛研究所及多家智库任职。再如，国防部副部长约翰·罗德(John Rood)原为雷神公司(Raytheon International, Inc.)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高管。他的幕僚长大卫·特鲁利奥(David Trulio)，曾是小布什政府国土安全委员会幕僚长和总统特别助理，也曾在雷神公司、洛马公司任运营总监和国际部副总裁。而且，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副助理7人中，有3人曾直接与国防承包商有业务往来。其中迈克尔·弗林、迈尔·R·里卡德尔(Mira R. Ricardel)、K·T·麦克法兰(K.T. McFarland)均与国防承包商有直接业务往来；纳迪娅·沙德罗(Nadia Schadlow)就职于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麦克马斯特就职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博尔顿曾在企业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工作；迪娜·鲍威尔(Dina Powell)来自于高盛集团。
特朗普上任以来，国防产业已登记的游说投入约为2.19亿美元[14]。例如，在“零容忍”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上，国防承包商与国土安全部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这项政策的执行不仅能够增加国土安全部的预算额，而且可以增加国防承包商的合同额。作为直接为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提供大数据分析服务的帕兰提尔科技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为支持特朗普的移民法案投入了140万美元进行游说[15]。自2018年7月，被称为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的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就开始对放宽国防产品出口管制进行游说，并将相关政策建议提交给了白宫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安德里亚·汤普森(Andrea Thompson)[16]。同月，兰德公司发布了《对特定远程遥控驾驶飞机系统的扩散评估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当前美国的武器出口管制政策对无人机出口负面作用过大，不仅起不到管制关键技术出口的作用，而且还将市场让给了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并将使美国失去约120亿美元的市场[17]。为此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也正在起草新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以放宽对外军售门槛。
4本届美国政府在政策层面对军工利益集团的回应
4.1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重归大国战略竞争，追求军事实力优势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宏观层面勾勒出美国冷战后国家战略导向的重大调整。这份报告发布之时，正值马蒂斯、凯利、麦克马斯特这三位将军作为驱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三驾马车”之际，反映了决策群体的利益观、安全观和战略观。正如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外交》杂志刊文所述：“此报告的作者们阐释了杰克逊主义的世界秩序观。无论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如何，国内的政治压力是真实的。这份战略报告代表着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已告一段落。美国政策制定者在谋划未来战略走向时会发现，即使特朗普政府结束后，帮助制定这一战略的国内政治力量仍将具有影响力。”[24]从国防科研开支来看，2018和2019财年美国防部公开的研发经费就分别达到2 086亿和2 218亿美元。仅年度研发经费几乎为中国军费支出的两倍，超过了4个排行前6名国家军费(英国、印度、俄罗斯、沙特)的总和。美国这种政策主导的大规模研发投入，意图就是通过科技实力差距，维持其在国家间竞争的主导地位，使美国获得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绝对优势，并能深刻改变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
4.2在国防战略制定层面重振美国军力，大幅增加军费 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重点强调要对军队和国防建设增加投入。在政策的直接反馈就是增加国防开支。在特朗普就职前一周，共和党鹰派的著名代表，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就发布了《恢复美国力量》报告，建议将2018财年的基础国防预算提高到6 400亿美元，并在2018-2022年原有国防预算基础上增加4 300亿美元。同时，报告对奥巴马时期的国防预算政策提出了批评。特朗普上任后，国会不仅顺利通过了白宫的国防预算，还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预算额，通过了《2018年国防授权法》约7 000亿美元及《2019年国防授权法》约7 16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连续创下冷战后美国军费支出的新高，累计增加3.62万现役与预备役人员，并将军人薪酬提高2.1%和2.6%。2019财年新增采购额为1 316亿美元，采购项目囊括了F-35战斗机、B-21隐形轰炸机、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等耗费巨大的高精尖武器装备系统，加速构建着美国的军事力量优势[25]。
（1）破胶剂筛选。取3号样品加入不同破胶剂（相同浓度），考察破胶后脱水率、COD去除率、色度，试验结果见表2。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AP破胶剂破胶效果最好，破胶后COD去除率、脱水率最高，色度最低。
4.3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层面着眼国内需求，聚焦本土利益特朗普政府一系列退群行为体现了当前美国从“国际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向，其政策导向在非传统安全层面更加注重国内需求。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移民危机、反恐问题、网络空间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采取了“零和”的政策认知，继续延伸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
2018年美国《国家反恐战略》一改奥巴马任内反恐战略的国际主义论调，不再谈国际责任，而是将目标设定为纯粹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之上。报告强调反恐措施的资源配置与现实收益，并以提升美国网络空间安全作为重要手段。这又与2018年美国《国家网络战略》、《国防部网络战略》相得益彰，即对网络安全领域进行重点投资。2019财年联邦预算与网络空间安全直接相关款项为150亿美元，比2018财年增加4.1%[26]。稳居全球信息技术供应链顶端的美国网络安全产业，既构建着美国全球战略威慑能力，又引导着网络空间安全创新的话语权。为美国政府提供大数据及情报服务的企业，如帕兰提尔(Palantir)、伯兹·艾伦·汉密尔顿(Booz Allen Hamilton)等公司将是这些政策的直接受益方。
4.4在对外政策实施层面崇尚武力，推进军火销售在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背景下，其外交政策的军事化倾向愈加显现。其背后的逻辑是“强大的军事能确保美国的外交官以实力为基础展开外交活动。”[27]这不仅将外交活动进行了狭隘化的限制，而且直接将军事威慑与外交手段的使用相联系。
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比奥巴马时期军事威慑意图更加明显。2017年初，美国不顾中俄强烈反对，将“萨德”反导系统运抵韩国进行部署。同年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威胁道“美国有着巨大的实力及耐心，如果被迫自卫或保卫盟友，将毫不犹豫完全摧毁朝鲜。”[28]而且，在特朗普访问亚洲之际，三个航母战斗群在朝鲜东部海域集结进行演习。2018年初朝核问题剑拔弩张时，美军中的著名“鹰派”、原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被任命为美驻韩大使，直接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朝问题的强硬态度。直到金正恩与特朗普会面后，美军在朝鲜周边的频繁演习才告一段落。
在南海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意在使地区争端不断升级。在美国国会和国防部共同推动下，特朗普政府提出了“亚太稳定倡议”计划(Asia-Pacific Stability Initiative)，目的是在亚太地区形成类似于“欧洲威慑倡议”计划(European Deterrence Initiative)的军事优势，通过升级军事基地、强化同盟作用、增加亚太地区海上作战力量等方式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地区影响力。并且，特朗普政府不仅在舆论上鼓吹“中国威胁论”，还欲将南海“航行自由行动”常态化[29]。
在对外军售上，白宫与国会都在积极推动军火贸易。一是总统亲力亲为。美国总统的对外政策往往能够适时地创造市场和时机。2017年特朗普政府共向国会提交了822亿美元的销售申请，比奥巴马政府2016年军售额多出57亿美元。其中，沙特阿拉伯作为特朗普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采购额位于榜首，购买了约179亿美元的装备物资[30]。特朗普对沙特大量购买军火极为赞赏。二是国防部重点支持军售。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售视作2018年国防部优先任务之一，国防部副部长艾伦·劳德(Ellen Lord)向国会承诺，正在简化对外军售流程，并缩短军售项目时间。各军种也将对外军售作为塑造作战环境、增进盟友间军事合作的有效途径。三是国会在立法层面推进军售。由于与选区利益密切相关，国会一直是对外军售的推动方。特朗普上任以来将中国作为主要威胁对象和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美国国会不断与台湾加紧接触，不仅出台了《台湾旅行法》，还在积极寻找时机提高对台军售额。2018和2019年《国防授权法》中，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等国家及台湾地区均被作为了军事援助的主要对象。
5结 论
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作为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体现了美国复杂的宪政体制与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国内多重因素与国家战略缔造过程互相作用，也体现在了军工利益集团关乎国家安全利益的特征及对国家政策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可视为国内政治塑造国家政治，低级政治影响高级政治的典型案例，也可以为探究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形成提供一个独特视角。实际上，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权力制衡原则使国家政策具备自我调整的能力。美国政治的多元化特征致使利益集团成为政治平衡中的一个方面。当国家对外政策过于偏激导致国力消耗时，国内政治制度的制衡机制产生作用，国家战略就会做出适当收缩或调整。当前美国国内经济复苏对大规模军事投入有着支撑作用，但是经济下行情况下，军事投入的力度就会受到制约。但无论决策集团在国家安全政策导向上如何变化，只要美国霸权主义的立场没有改变，军工利益集团就在政策制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的政策工具作用也不会被削弱。
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军工利益集团有助于夯实政治基础，成为了稳定国内政治生态的促进因素。而且，在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调整背景下，军工利益集团成为了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体系交往中追求“美国优先”特权的实力保证，并在大国实力政治斗争中作为国家战略延伸与威慑的重要手段。虽然特朗普人格特质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之一，但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和利益集团在政策导向上依然起着基础性与结构性的作用。即使特朗普卸任，在党派政治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以及国家间实力变化而引起国际格局调整背景下，军工利益集团作为美国国内强势的利益集团依然会在政府决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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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heInfluenceofMilitary-IndustryInterestGroupsinU.S.NationalSecurityPolicyfromthePerspectiveofPoliticalProcess
He Hao Ge Tengfe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Nanjing 210000)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After Trump took office,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has undergone major adjustments. Analysis from the domestic poli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U.S. would be conducive to 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understanding of this policy change.[Method/Proces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process analysi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ilitary-industry interest groups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in party politic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domestic economic influence and elite political figure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response of the current U.S. government to the military-industry interest groups at the policy level.[Result/Conclusion]The characteristic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e military-industry interest groups become a policy tool of the U.S. government, and its interests appeal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stance. Moreover, the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plays a fundamental and structural role in the direc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Keywordspolitical process U.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group
收稿日期：2019-01-23
修回日期：2019-02-24
作者简介：何 浩(ORCID:0000-0002-3274-5643)，男，1987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葛腾飞(ORCID:0000-0001-9094-6702)，男，1973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战略、美国外交、冷战史。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9)08-0036-07
引用格式何 浩，葛腾飞.政治过程视角下军工利益集团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影响探究[J].情报杂志，2019，38(8)：36-42.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19.08.006
(责编:刘影梅；校对：刘武英)
标签：美国论文; 国防论文; 政策论文; 政治论文; 利益集团论文; 《情报杂志》2019年第8期论文;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