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孔迈隆:人类学中国研究领域发展的亲历见证——回顾我的学术生涯论文](https://www.lunwen90.cn/thumb/4b05428ffe47d31f7c53de2d.webp)
[摘 要]作为目前健在并仍然活跃于学术界的最为资深的美国人类学中国研究专家，孔迈隆的学术生涯亲历见证了人类学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从弱小到壮大的发展历程。孔迈隆将其个人学术经历放置到全球人类学、西方中国学/汉学、人类学中国研究等各个层面的学术发展脉络中来进行回顾与反思，为深入认识人类学中国研究领域的知识谱系与演进逻辑，提供了生动的实例和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孔迈隆(Myron Leon Cohen)；人类学中国研究；学术谱系；个人学术史
2016年5月初，龙宇晓教授以组委会筹备工作人员的身份受2016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年会、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暨第六届复旦人类学日联合组委会的委托，与我取得联系。他代表以复旦大学副校长、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上海人类学学会会长金力教授为首的大会组委会告知我，经由潘天舒教授、范可教授等中国著名人类学家的提名和极力推荐，我成为中国人类学界最负盛名的“人类学终身成就奖”的获奖人，希望我能够到上海参加定于2016年11月4～6日召开的此届年会，在会议期间接受颁奖，并为会议做一场主旨演讲。
这一消息对我而言无疑是个不小的惊喜。经过慎重考虑，我很快决定接受邀请。因为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项很高的荣誉，体现了我所研究的中国对我学术上的认可，而且更是我与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家们再次聚会和加强深度学术联系的宝贵良机。根据他在邮件中的提问式咨询和提示，我与龙教授就主旨演讲的标题和主要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借此机会对自己的人类学研究生涯和人类学中国研究领域的成长历程做一番回顾、梳理与反思。以下就是据此而形成的文稿，即我如期参会时所作主旨演讲的内容。①英文原稿在龙宇晓教授安排之下，于2016年7月30日由时任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研究人员的江雯娟女士完成汉译，译稿经龙宇晓教授校译修改后，编入年会资料集，部分内容收录在金力教授等人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11月初出版的《人类学终身成就奖获奖者风采录》一书中。2016年11月6日潘天舒教授主持的学术微信公众号《复旦人类学之友》对本文中文版做了全文推送，从而使其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特此说明并致谢忱。本文发表时又重新进行了编辑。
一、哥伦比亚学生时代
我与人类学结缘很早，当我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时候，就曾对体质人类学着迷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便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长期生涯。最初是作为该校哥伦比亚学院的一名本科生，在那里学习了四年(1954～1958)。我进校时选的主修专业是心理学，当时哥大的心理学由行为学派占据着主导地位。那时的我很喜欢这个学派的方法论取向，因为我觉得它“客观”和“科学”。只是到了本科最后一年我才回到人类学，上了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讲授的人类学导论和他开设的本科高级讲座课程。哈里斯对那个时期我的人类学思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之前学习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我觉得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很有说服力，认为这是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对比世界各种文化，而且在智力上让人舒心的方法。我当时确信，就像我所熟悉的行为学派心理学一样，哈里斯的学说具有实用性、实践性和客观性。同年，我又选修了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艾略特·施金纳(Elliot Skinner)、查尔斯·瓦格利(Charles Wagley)等教授的课程，它们都进一步增强了我对人类学的兴趣以及想以这一学科为志业的意向。
正是在那一年里，我第一次沉浸到一门关于东亚文化与文明的课程中。当时的哥大和现在一样，在东亚研究方面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我选修了哥伦比亚学院开设的一门关于亚洲文化和历史的为期两学期的品牌课程，内容覆盖到中国、日本和印度。在选修这门课程的过程中，著名儒学研究专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亚洲各个国家当中，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中国。我在人类学方面所修的课程，与我所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调查论著一道，都促使我不断地追问着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群整合为一体，并保持了这么多个世纪? 正是这个问题推动着我考入研究生院，主攻以中国为焦点的人类学研究。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一蹴而就地对这个问题给出最终的答案；但是，当我以人类学者惯常乐用的比较眼光来看中国的时候，这个问题对我的研究却起到了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在我继续研究生学业的过程中，许多其他的问题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读硕士研究生的这段时间是我的哥大生涯的第二阶段。当时这个学校的人类学教师队伍，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之外，还有康拉德·阿仁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露丝·邦泽尔(Ruth Bunzel)、哈利·夏皮罗(Harry Shapiro)、雅克·博尔达兹(Jacques Bordaz)、威廉·斯特朗(William Duncan Strong)、哈罗德·康克林(Harold Conklin)、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人，都对哥大的四学科整合人类学研究生教育做出了贡献。而这种四学科整合的经典方法，是哥大人类学系的创始人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立下的规矩。博厄斯在我考入哥大之前即已过世，但他的影响，以及早年执教于哥大的一些教员(诸如露丝·本尼迪克特、朱利安·司徒尔德等)的影响，却依然持续存在，成了一笔珍贵的学术财富。
很幸运的是，在我就读哥大期间，莫尔顿·弗里德(Morton H.Fried)也是人类学系师资队伍中的一员。他是一名以中国为研究焦点的著名人类学家。在1947～1948年间，他在安徽省滁县开展过田野研究。就在我进入该系读研究生的第二年(1958～1959)，我选修了他的中国研究课程；这门课程在之前的学年里没有开设，被我幸运赶上。在这门课上，弗里德不仅讲授如何从人类学的视角去研究中国文化，而且介绍了中国人类学学术圈子的许多情况，诸如林耀华、杨懋春、李安宅、许烺光等人的研究成就。其间，被提及最多的是费孝通，费氏是弗里德十分仰慕的一名人类学家。弗里德与费孝通第一次相遇的情景十分有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里德作为一名士兵，被美国军方派到哈佛大学学习汉语。当时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在负责实施军方的这一汉语培训项目。费孝通主要在中国西部工作，当时正好被美国政府邀请到哈佛去讲学，这是美国政府为了给中国学者提供赴美访问研究机会而设立的学术交流计划之一部分。赵元任邀请费孝通去他的语言培训班上做一场关于中国的讲座，而弗里德就在这个班里。弗里德向费孝通做了自我介绍之后，两人就成了熟友，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984年弗里德逝世。如我在下文将要详细述及的，正是经由弗里德的引介，我才在1980年结识了费孝通。
长期异物刺激：牙齿的残根或残冠、锐利的牙尖、不合适的假牙长期刺激，造成口腔黏膜的损伤，产生慢性炎症或溃疡，如果这种刺激长时间不能消除，这种慢性的刺激就可能导致癌症的发生。
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阳区乡村旅游者获取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是亲友的介绍和报纸杂志，分别占39%和21%，可见目前城阳区乡村旅游的宣传手段还停留在传统、原始阶段，本文认为城阳区乡村旅游应采用多样化宣传手段和方式，通过各种途径吸引旅游者。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来自莫利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一书。[1]施坚雅和弗里德都在其课程上大谈此书；尽管该书是在这两门课程的前一年就已出版，但我却是在他们的课上才知道并阅读此书的。正如目前我们熟知的，由于它是基于二手资料写成的关于宗族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专著，这部书属于“扶手椅人类学”的性质。该书论述的不过是清代的情况，在其出版时(即1958～1969年间)中国早已经历过急剧的转型，出版后居然能成为中国人类学领域的基础文献之一，这在今天来看，似乎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学术现象。为什么一部关于中国过去的书居然会对中国人类学研究兴趣的新发展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呢? 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本书写得很好，而且是在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人类学语境下研究中国问题的一次成功的努力；此前，以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埃文斯-普理查德(E.E.Evans-Pritchard)、弗思(R.Firth)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曾运用这种方法充满睿智地描述和分析了非洲和大洋洲的一些社会。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在该书出版的那个年代，尽管北美和欧洲的人类学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准备进入这个学科行业的博士研究生们，对中国的研究兴趣增长很快，但却不可能到中国去做田野调查。
弗里德曼的这本书成为我写作硕士论文的起点。就在读研期间，尤其是我在修读一门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课程中涉猎到客家人的情况之后，我对研究客家汉人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在硕士论文中提出，宗亲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架构，是因为中国东南部的方言(客家话)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篇硕士论文后来发表在《民族史学刊》(Ethnohistory)上，[2]而我的客家研究兴趣则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当时很希望能够到客家农村社区去做田野调查。
通常与卷积层相连，主要作用是聚合信息、特征降维。常用的池化方式有3种：平均池化、最大值池化、概率池化。3种池化方式如图5所示。
1963年，我完成了学位课程，通过所有的考试之后，正准备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研究。那时，在这个还十分弱小的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里，欧洲和北美学术界存在着两个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研究倾向。其一就是汉人研究。尽管中国是个长期以来都有着社会文化形态多样性(用中国学者的话来说即多民族)的国家，但欧洲北美研究者们却强烈地偏重于汉人研究；虽然一些人也曾在口头上谈及中国的非汉民族文化与社会，但鲜有例外的是，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去研究他们。这一点与当时中国自己的人类学家们十分关注非汉民族研究的情形大相径庭。第二大倾向就是我所说的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即迷恋和沉湎于清朝时期的汉人文化，特别是该文化的那些还能在田野调查中看到的各种表征。这一点也有助于解释傅里曼的书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地为当时的学界所推崇。与“传统主义”高度相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1950～1979年间，到中国内地去做田野调查是不可能的，所以，“传统主义”盛行的时期，也恰好就是有关汉人社会的田野研究被局限于中国的香港(特别是新界)和中国台湾地区(特别是农村)的时期。当然，一些人类学家也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展开田野调查，但由于此类调查工作是在非中国的或至少掺杂着非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地域空间里进行的，它们并不怎么符合传统主义的范畴。中国内地当时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为什么值此传统汉人文化似乎已在中国广大地区行将就木之际，反而出现了这种沉湎于传统汉人文化的学术倾向呢?
如我在别的论著里曾说过的，导致20世纪60～70年代“传统主义”倾向增强的因素之一就是因为无法到中国内地去实地研究那里发生的引人瞩目的剧变。在欧洲和北美，“中国学”这一专业领域将各不同学科里对中国革命有着共同兴趣的学者整合到了一起，包括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试图全面认识在中国内地发生着的一切，但人类学家对于“中国学”这些方面所做的努力贡献却很少。那些聚焦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急剧社会变迁的田野研究，在当年其实也增长很快，然而对于理解中国内地并无多大价值，至少在人们的观念里是这么看的。不过，既然人们普遍相信当时中国内地的传统文化已在快速地消逝，那么在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田野研究或许就能够对认识和理解这种文化有所裨益。换言之，在更为宽泛的“中国学”专业领域中，人类学发出的声音是传统主义之声，在人类学学者们看来：中国香港或中国台湾地区关于传统汉人文化的表述，相比起这两个地区社会文化转型的种种事实而言，更加有用，也更加有趣。
1963年，我离开纽约前往中国台湾台北。我获得的奖学金，使我在开始田野调查之前能够有足够的经费在台北进行一年的语言学习。在台北旅居的第一年里，我有幸被“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聘为访问学者，当时该所的领导人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凌纯声教授。我在该所的身份和我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的一些人脉关系使得我有机会认识了李济、陈奇禄、李亦园、文崇一、刘枝万、刘斌雄、芮逸夫等教授。对于我而言，能够接触到并与这个人类学的大圈子发生互动，其本身就是一份丰厚的教育经历。
试验温度分别为室温20 ℃、40 ℃以及55 ℃。在每种温度条件下，分别秤取(270±1)g，3种润滑油加入到3个烧杯中，在每个烧杯上做好记号。用不锈钢丝将试样悬挂在支架上，保证试样完全浸没在油中，且试样之间及与杯壁间不接触，试样表面无气泡。试验时间按照国家标准GB/T 1690-2010的要求，选取24 h的整倍数168 h，在试验时间达到后将试样取出，将试样表面残留液体完全擦干，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硬度(Hi)、体积(Vi)以及拉伸性能的测试，并将浸泡之后的O型密封圈放置待用。
我当时想用好我在台北的这一年来提高我对于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把握能力，同时也为田野调查选定地点。中国的台湾农村和香港新界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有客家人的村庄，于是，我就在旅居台北的那一年里，对这两处地方都做了探访。其实，早在从纽约出发之前，我就开始联系著名的客家文化社会研究专家罗香林教授。罗香林教授当时执教于今日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新亚书院”，他慷慨相助，安排一位向导带我走访了一些客家村子。这些村子要么非常闭塞，要么由于年轻一代移居香港市区或海外就业而已变得人烟稀少，或者要么就是涌入了大批中国内地新移民并且往往由这些新居民接管了种植蔬菜的生计。不管属于哪种情形，这些村子都已经显然不适合成为我的田野工作点，因为我当时深受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主义”倾向的影响，决心要找到一个“原真的”并且“传统的”客家社区来开展我的田野研究。
我的向导们帮助我在美浓镇上游走探访，以期找到一个合适的村子。为了与当时人类学的一些公认程序相符合，我们寻找的是一个符合“社区研究”各项要求的村子。村子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但在规模上应该适合一个单枪匹马的人类学者在村子里开展一项对于“整个社区”的实地研究。经过几天的探访并咨询当地居民之后，我选定了大崎下——一个拥有69户人家的小村庄。快速普查之后我立即发现了该村落生活的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特点。在这个村子里，许多家庭的人口规模都比较庞大：他们属于联合家庭(joint families)。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时至1963年，在台湾地区乡村里居然还能找到这样的大家庭：若干兄弟及其父母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同堂而居，构成一个共同经济、居处和消费单位。
于是，我只好把注意力投向了我已经住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的客家村落很多，遍布全岛南北的大片区域。在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和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的学者们以及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访谈的过程中，我告知他们我感兴趣的是找一个“传统的”社区。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们频频提到，说是如果要找这样的村庄，最值得一去的就是台南的美浓镇。“中央研究院”的一位学者把我引荐给了当时住在台北的一位土生土长的美浓人，这位美浓人同意带着我回他家乡一趟。纯属偶然的是，我们一到美浓就有幸遇上了一场正在进行之中的盛大宗教庆典，而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醮(道教的一种宇宙轮回仪式)。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似乎整个镇子都被发动起来了，一整天都有好几千人列队而行，浩浩荡荡地巡游在镇子的每一条主干道上，力图要巡过所有居民区中的可观范围，而全镇总人口才有5万人。那些没有走在巡游队伍里的人，似乎都站到了路边观看；他们摆上供桌为神灵敬献祭品，一旦巡游队伍走近，就上香、鸣放鞭炮。醮的主要组织者和重要捐助人要在道观里待上好几个晚上，而道观则成为醮仪的宗教焦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田野调查经历，我也在道观里的大殿里待了两个晚上，大殿里到处都是睡在席垫上的男人，每隔几个小时他们都会被钟鼓声叫醒起来聆听道士诵经。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之后，我就决定把美浓作为我的田野调查点了。
在美浓住了几天之后我回到了台北，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继续我的语言学习并准备开始我的田野调查，此时的我对这项调查充满了热忱地期待。其间我又短暂地返回了美浓几次，寻找住房和田野调查助理。由于我被该村的许多联合家庭吸引，所以特意安排我自己与三个这样的大家庭一起生活。我在其中一家开伙食，在另一家的院子里办公，把住宿安排在第三家。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每天都看到这三个联合家庭的日常活动，而且假以时日就能看出，这三家人在家庭生活模式有何共同之处，其家庭生活的一些模式是怎样与联合家庭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在性格和关系的许多表征上，各个家庭都会因其个人和家庭环境的差异而各有不同。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我攻读研究生期间所做的这一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后来我把它几乎从头到尾地改写了一遍，以《合家与分家：台湾的中国家庭制度》(House United，House Divided：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1976)为题正式出版。[3]但是在此书出版之前发生的以下几个学术事项对我的人类学职业生涯有着很大影响。
不过，几乎是从我开始田野调查的时候起，就对该村的两大特征特别感兴趣，在我看来正是它们在村落社会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的一个特征，我在前边已经提到过，就是联合家庭在这里占据着主导地位：截至1965年5月31日，村里有689口人，而其中的377人，即全村人口的55%来自联合家庭；那些当时不属于联合家庭的人在早年时也都曾经是这类联合家庭的成员，只是分家和结婚分居之后才形成了比较简单的家庭结构。换句话说，村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其人生的某段时间里属于联合家庭的成员。该村村落生活另一个特征——烟草的种植——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在包括本村在内的整个美浓，烟草比台湾地区的其他地方都要种得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烟草种植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堪称中国台湾地区劳动力密集度最高的作物种植业。事实上，烟草种植的时节正好处于两季稻米种植之间的农闲季节。但是，如果一年之中有了两季稻米和一季烟草的种植，就再也没有任何农闲休整的时间了，这样一来每个农业年度里农民的劳动量就变得很重。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我在研究上的进展。在我从中国台湾地区返回美国几年之后，巴博德教授(Burton Pasternak)和我共同开展了一项联合的田野研究，地点就在美浓，而时间则是1970年。帕斯特纳克和我是哥伦比亚人类学系读研期间的同学，都是弗里德的弟子，也都感兴趣于研究中国。他和我一样，博士论文田野研究都是在台湾做的，当我在美浓做田野研究时，他就在台南的另一个客家村庄——打铁庄开展田野研究。这一次，我对美浓的研究兴趣来源于施坚雅当时提出的“地方体系”(local systems)论对我的影响。我们的想法是要对美浓镇进行全面考察，包括镇中心和该镇辖区内的所有村庄。我想研究这个镇的历史发展和当代社会，并侧重于各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相互关联；比如，历史上和现当代美浓民间宗教活动中地方精英的角色。我们的研究项目获得了立项资助，于是我们于1970～1971年间在美浓镇做了长达一个学年的全面调查。在这一年里，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现状资料，从清代的契约、账册和其他文书到日据时期的户籍田册记录，都一应齐全，当然日据结束以后年代里的类似文献资料就更多了。帕斯特纳克和我都利用这些材料发表了研究成果，但资料之多远远不是我们两人的研究写作能够用得完的。
云南产的高原特色农产品摆上了上海市民餐桌，上海的企业家们纷纷投身云南大展拳脚，这是沪滇亲密关系的生动体现，更是双方从单向帮扶到合作共赢的真实写照。
毋庸置疑，此地的传统联合家庭不仅存在于过去，而且还依然活在现代；它们与我所读到的关于传统家庭的情形高度吻合，重要的不同之处只在于，这些联合家庭不是什么精英的或“乡绅”的家庭，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但到了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左右，有几位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提出：在任何社会里，家庭都将会经历一个“发展的周期”，而对于中国的个案而言，最常见的就是，随着长子的结婚，夫妇家庭演变为主干家庭，然后又随着另外一个儿子的结婚而演变成联合家庭，最后会在所有儿子都结婚一段时间之后发生分家，从而再次产生若干夫妇家庭。按我的理解，正是这一观点使得有关中国家庭组织的整个讨论都发生了转型。现在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何种家庭类型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家庭发展的周期阶段的问题了：譬如，在中国任何一个具体的社区里，在目前、过去或将来某个时间节点上，每种“类型”的家庭究竟拥有多少比例的人口固然重要，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代表家庭发展的一个或多个周期阶段。
2015年，我国水果种植面积达1.92亿亩，茶叶种植面积达4100多万亩，水果产量1.75亿吨，茶叶产量225万吨，均位居世界第一。
联合家庭进入中国研究的人类学视野，在很大程度上牵扯到家庭“类型”的概念。如果联合家庭是一种“类型”的话，按常理类推，就应该同时存在着其他的家庭“类型”与之相对应，诸如：由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夫妇家庭(conjugal family)，由两代人组成但每代只有一对夫妇的主干家庭(stem family)，等等；在中国的情形里，通常是一对夫妇与他们的一个未婚儿子居住在一起。一个联合家庭至少含有同一辈的两对夫妇，即至少两个兄弟及其妻子。从“类型”的角度来看，联合家庭的存在并不普遍，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节点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夫妇家庭或主干家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普及，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混合式教学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新趋势，为了进一步落实国家的教育政策，推进教学改革，创建教学模式，提升课堂教学时效，开展了线上课程与工作是制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实践分析。利用互联网时代加强教育理念指导教学改革，不断的反思和重构高校的教学模式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将在线教育和工作室制度融入教学辅导中，得出结论，以期为在线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教育不仅要均衡，更要力争优质。白云艺术中学从薄弱学校向优质学校快速发展，凝聚着学校自身、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心血。她美丽转型的身影告诉我们，毛毛虫也有翅膀，普通学生一样能实现梦想，普通学校一样能成为好学校！
二、哥大教学生涯与台湾地区汉人社会研究
1964年我搬进大崎下村，在那里一直住了一年半的时间，直到1965年夏天离开。这是一次极其宝贵的田野调查经历，不管选择田野调查地点的传统标准背后是什么样的逻辑，“不要太大也不能太小”的这一标准肯定有其道理。我和我的调查助理一起很快养成了每天都在村中逛一逛的习惯，我们走的路线是圆圈形的，以便能够途经村中的所有院落，并有机会与每个院子里的人交谈。大约两个月之后，我认识了每个家庭的户主和其他成年男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我也认识了一些妇女，但是按照当地习惯，我是根据她们与其家中男人的关系来识别她们身份的。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不断地置身于村落生活许多方面的“参与观察”中；的确，我对在这里所遇到的每一件事物都很关注。
在台湾地区旅居了两年半之后，我于1965年回到纽约，并且获得了一份专门资助我写作博士论文的奖学金。1965年末，当我正在奋力写作博士论文时，有幸接到著名的日本人类学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的电话，他当时是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人类学系的主任。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到康奈尔去任教，我当然是充满激情地回答说“是”。在当时的康奈尔人类学系里，武雅士(Arthur Wolf)担任着助理教授的职位，而弗里德曼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过来担任着访问教授。我到康奈尔做了一场学术演讲，会见了那里的教员，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果然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一封正式的任职邀请函。拿着这封信我去找我的导师弗里德请教何去何从。他做出的回应却是问我是否想在哥大任教，这我当然想。就这样我从1966年9月开始以哥大讲师的身份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最初讲授的并不是人类学方面的课程而是当时称为“东方研究专业”(Oriental Studies Program)的课程，该专业的负责人就是狄百瑞。要讲授的这门东方研究课程覆盖中日印三个国家内容，我只负责讲授中国和日本方面的内容，而印度方面的内容则由另一名同事承担。指定给学生的课程读物里，从中国古代经典直到关于现代中国的论著，都有所选定。通过教这门课程，使我了解或重新熟悉了中国文明方面的核心文献，让我又一次得到重塑，为我自己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背景。涉猎日本方面的研究，使我对东亚文明异同方面的较为宏大的问题也引起了注意。
第一年的聘期结束后，我便正式加入到了哥大人类学系的教师队伍里，我在读研期间就已熟识系里这些教员了。开始任教时我还是讲师，1967年在我完成并答辩了博士论文之后才提升为助理教授。在讲授人类学课程的第一年和之后的几年里，我主要是给本科生讲授人类学导论课，这是一门长达两学期的课程，第一学期讲的是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考古学方面的内容，第二学期讲的是文化人类学的内容。采用的是四学科合一的取向，这种取向在哥大的主导地位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除此之外，我还开设了“东亚民族志”(Peoples of East Asia)、“农民社会”(Peasant Societies)等本科课程，也为研究生讲授了一门题为“帝制晚期的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和一门题为“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的课程。最后边的这门研究生课程难度更大一些，因为1960～1970年代期间还很缺乏关于中国的具有专业水平的人类学报告。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我常和其他教师一起结成团队，开始合授课程。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大卫·约翰逊教授(David Johnson)和我共同开设的关于中国的合授课程，被列为人类学系和历史系跨系共选的课程；通过该课程，我们想让学生们了解如何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双重视角出发来研究中国的制度和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我与日本研究专家、社会学系教授赫伯特·帕森(Herbert Passin)合作开设了一门研究生课程，旨在比较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社会组织，其目的就是要对东亚这两大社会之间的异同及其程度和成因进行比较。近年又有艾瑟尔·沃洛奇教授(Isser Woloch)和我合作开设了一门本科生高级研讨课程，将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比较，此课已经合授了好几个学期。这些课程的讲授，对于提升我自己关于中国人类学的思考具有很大的益处，每门课程都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比较视角。[4]
在我看来，烟草种植与联合家庭的盛行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联合家庭是增强家庭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一个联合家庭中，如果说有三个已婚的兄弟的话，通常便是由他们的母亲来负责管理伙食和家务，只留三个儿媳当中的一个轮流在婆婆身边当帮手，而其他两个儿媳都得与男性家庭成员一起下地干活。在联合家庭组织中，有了更多的劳动力可用；而在烟草和稻米种植并举的情形之下这样的劳动力恰恰又是十分亟须的。劳动力需求和家庭结构之间的这种关系之所以能够形成，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时的农业还处于机械化的初级阶段，因此还亟须劳动力；而且当时的家庭制度注重的是家庭经营上的团结一致，而不是浪漫和感情欲望。尽管完全的“包办婚姻”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被取缔，婚姻依然是由家族来安排的。夫妻之间的感情纽带虽然肯定存在，但不能在私房之外公开表现。成功的联合家庭往往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兄弟之间团结；夫妻之间有距离；家长享有权威，通常是父亲管制儿子们，而母亲则管制着儿媳们。当我看到家庭结构与经济因素之间的这种清晰的关联时，家庭结构本身成了我关注的焦点。
在我选修弗里德的中国研究课程的同一学年里，我还选修了另外一门也是关于中国的课程，但后者的分析视角与前者迥然不同。这是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开的课，那时他刚被聘到哥大社会学系。弗里德秉承朱利安·斯图尔德的影响，采用四学科整合和进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中国；而施坚雅的视角则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功能主义，按他自己所言，采用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学理论作为架构。在一个学期里得以同时领教来自两位著名社会科学家的不同观点，对我而言无疑是一段绝妙的教育经历。施坚雅后来因其关于中国农村市场的分析而闻名，但他在哥大只工作了两年就转到康奈尔大学，之后又转入了斯坦福大学。
三、中国内地田野调查梦想成真
在美浓完成第二次田野调查返回来之后的若干年里，我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教学和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写作。但是，和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其他美国同事一样，我们也一直都盼望能够有机会到中国内地去，因为当时前往中国内地开展人类学研究的大门还是关着的。时至1975年，前往机会终于不期而至了。在美国总统尼克松1971年访华之后，中美签署了两国之间互派科学交流代表团的协议，并且允许美国代表团里有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于是我有幸在1975 年被选定去陪同美国血吸虫病代表团出访中国。我们的代表团一行于当年4月中旬抵达北京，在华中和华南等地访问了两周后，于5月2日从广州出发赴香港。中国内地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但人们的生活却依然有序进行；能够有机会观察到这一社会情景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哪怕只是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于我而言已是莫大的收获。这次重要的访华经历，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我所讲授的关于中国的课程。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第一批美国人类学家获准进入中国开展长期田野调查。次年，包括人类学中国研究专家和其他很多人在内的美国人类学学术界欣闻他们曾经的客籍同行费孝通教授在35年后重访美国。在哥大，弗里德教授安排费先生做了一场学术演讲，演讲地点是在一个很大的报告厅里，当时挤满了听众。正是在此期间，我才有幸首次与费先生相见的。我们做了一场长谈，我深感到他对我的研究工作和拟赴中国开展田野研究的计划有着浓厚的兴趣。他非常鼓励甚至是敦促我尽快为到中国内地去做田野调查做好准备。他还请我与他保持联系，特别是在我到中国去的期间。
由于该课程学习起来相对枯燥难懂，学生难免存在一定惰性，通过课堂授课时有针对性地引导，使学生在课下时间能够在仿真实验平台上自主完成基础性、验证性实验，通过实验任务的布置，结合实验的完成情况，给予一定的平时表现分数，从而达到督促学生的目的，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例如，微机原理中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所占的内容比重较大，而编程往往只有学生参与实际调试才能真正体会和学习到语言的精髓和应用方法，因此通过课堂演示引导、翻转课堂等方式与学生互动学习，结合任务驱动的教学方法，才能充分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
然而没曾想到的是，我个人前往中国内地进行田野调查的计划直到1986年才得以成行；在费先生的推荐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我获准到河北开展田野调查，而调查的具体地方是河北省新城县杨漫撒乡杨漫撒村。我的这项研究计划获得的资助足以支撑我整整一个学年的调查工作，但我总共只获准在这个村子里逗留4个月时间。因此，我决定先在北京待上一个月，做些研究预备工作，然后到杨漫撒村做为期两个月的第一轮田野调查，返回北京待上另外4个月，整理和分析田野调查记录，并为下一轮和最后一轮的田野调查做好计划。我计划在完成村子里的全部田野调查之后，再回到北京呆上一个月就返回纽约。可就在我从田野调查点回到北京进行冬季休整的期间，我接到来自哥大的电话，告知我说弗里德教授由于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我立即准备了一份要发送给他家人的唁函，但我当时想起次日还要按事先安排的预约时间到费先生家里去与他面谈，所以决定等我和费先生面谈之后再发出去。第二天，即1986年12月21日，费先生和我除了谈论原定话题之外，用了很长时间来缅怀弗里德教授，我回到宾馆后立即将面谈时我和费先生共拟的悼唁函发给了弗里德教授的家人。在北京和河北的那一年里，我先后见了费先生好几次，深感到他对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激情为我本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种动力之源。
我在杨漫撒村的田野调查基本上是按照计划中的时间表来展开的，只有一点在计划之外，那就是：应邀在村里过了一个春节。本人的田野调查研究关注的是家庭，所感兴趣的是要将杨漫撒的家庭组织与我20多年前在中国台湾大崎下村观察到的情形相比较。当我到达村里时，集体经济在三年前已经改革，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施五年了，但绝大多数家庭都有多个子女。早在田野调查之初我就发现，杨漫撒的家庭组织与大崎下的相比，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两个村庄有着同样的家庭发展周期，只不过杨漫撒村的联合家庭阶段在时间上要短一些。在杨漫撒村，儿子一结婚就与新娘一起搬到自己的小家里去住了，而同样的现象在大崎下是在我离开若干年之后才发生的。还有一个事实也让我兴趣满满，那就是两个村庄里有关妇女私房钱或体己钱的规制居然并无二致！ 与家庭经济生活的其他具体状况一样，两村都存在着“家长”(family head)和“当家人”(family manager)的重要区分，都有着职业多样化的策略，等等，不一而足。[5]两村虽然天各一方，但其分家(family division or fenjia)的过程却几乎一模一样。这当中包括，都要邀请亲戚和当地重要人物来协助分家，最后都要书写和签署一份分家契约或分家单。当然，两村之间的差别也不少，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不能不使我觉得，汉人社会具有共同文化的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从河北回到哥大之后，我就想到要通过在中国内地不同区域开展田野调查来加深我对中国汉人文化的理解。经过与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协商，我在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获准安排在1990年春夏两个学期里到上海县(今上海市闵行区)所剩不多的几个农庄里住下来调查2～3个月，也安排了同样长的一段时间到四川省成都市郊的农村去调查。此外，我的两名研究生正好也在四川和上海的其他地点进行田野调查。四名充满工作激情的研究人员加入了我们的这个研究项目，他们是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薛素珍和费涓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赵喜顺和周开丽。我们的共同兴趣是家庭研究，但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研究主题。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兴趣就是了解上海和四川的家庭组织，以便能将之与我在台湾地区和河北的研究结果相比较。与以前的调查结果相类似，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上海和四川的农村里，家庭组织的模式基本上与中国台湾地区和河北的基本相同。这四个调查点中最与众不同的是上海的那个村子，在那里婚后“从妇居”(uxorilocal marriage)和收养过继现象比其他三个村子都要多得多。
然而，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从总体上看，这四个村子所具有的文化共同特征要远强过他们之间的差异性。这四个农村都处于汉族聚落的南(台湾)、北(河北)、东(上海)、西(四川)边缘地带，这些地带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代都属于边缘。中国这个国家覆盖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不同社会文化群体，而其中的汉族共同文化无疑是世世代代人口移动过程中的产物，这种移动往往都发生在以共同的国家制度、共同的文化知识及行为传承机制为基础的框架体系内。诚然，“汉族”这个概念已经存在若干世纪，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我的兴趣就是要从人类学的视角来探讨汉族文化的内涵。
四、1990年以来的研究回顾
自从完成1990年的上海、四川田野调查以来，我的研究工作绝大多数都涉及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但是行政管理工作也占据了我大块的时间精力，尤其是在2006年7月至2014年6月我担任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院(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院长期间更是如此。在我的研究中，最主要的兴趣并不在于每个田野调查点的各种具体事象，而是每个调查点到底拥有哪些与其他调查点相同的文化元素。我对“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越来越感兴趣；历史人类学在我看来就是将人类学的概念应用到文献资料的分析中，而这类文献资料是通过民族志的田野调查研究获得的。从根本上说，在上述四个调查点上获取的田野调查文献资料使我的研究具有了历史的纵深度。而这种历史理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特别是在做文化比较的时候；许多的相似性可能是现代发展的结果，因而不同于那些来自共同文化遗产的相似性。由于中国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在不间断地生产手稿文献和印刷文献，甚至在村庄里都如此，可以说这个国家特别适合于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而这个研究领域的确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类学家，诸如庄英章、科大卫、周大鸣等许多学者都在此列。
这一时期我的研究重点是清代契约。在我看来，这些契约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性的早期形式。立契为凭的做法在中国社会中随处可见，中国内地、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都已出版了契约收集汇编方面的许多书籍。我在台湾美浓地区收集了200多件清代契约文书，由于我通过田野调查对该地情况已很熟悉，所以这些契约对我的研究而言就特别有用。我已经运用美浓契约文献写出并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了。其中有两篇我自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它们作为最后的两个专章，被收录到了本人专著《亲属、契约、社区与国家：从人类学视角看中国》(Kinship，Contract，Community an d State：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hina，2005)中。[6]这些契约蕴含着有清一代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的内容。最常见的契约莫过于两大类型，一类是关于分家的，另一类则是关于土地买卖的；其他的契约主要涉及水权、收养过继和其他方面的交易。除了契约之外，我的研究还用到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文书，包括账簿、收据、家谱等等。
美浓是一个说客家话的地区，当地居民最初是从广东省梅县地区迁徙过来的，也有不少人是从梅县附近的蕉岭县迁徙过来定居的。因此，我希望将自己的美浓历史人类学研究与美浓-梅县两地契约的比较研究联系起来。我想弄明白梅县客家文化实践是如何适应台湾地区南部的新环境的。在这方面，我从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房学嘉教授的研究成果和建议中获益很大。该校客家研究院收藏有大量的梅县契约文书，仅将这些契约与台湾美浓的契约略做初步的比较研究，即已使我们在梅县文化如何适应中国台湾地区环境条件的问题上获得了许多洞见。
解决问题的能力 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总会遇到困惑和难题。笔者在指导实践中根据研究内容制定阶段性进度时间表，同时安排固定时间进行小组集中交流，鼓励学生独自查阅资料、自我思考、自我解决，必要时由指导教师加以引导，从而培养学生自我解决问题和团队协作的能力。
我当前所做的梅县-美浓比较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祖先崇拜。有关中国人祖先崇拜的人类学文献主要集中在家庭或地方宗族的近祖崇拜。但是，在美浓和台湾的其他地区，对于本姓氏遥远的祖先们或本姓氏在某一特定地区的立族始祖的崇拜，主导着当地的宗教实践，而且得到拥有土地的各种祭祖组织的支持。在中国台湾地区，来自中国内地各地农村的移民定居者，通常有着同样的姓氏并住在同一台湾社区中，很可能是通过祭拜共同的远古始祖而凝聚在一起来的。有关这些遥远祖先的知识是从中国内地带到台湾地区来的，而且最近我在房学嘉教授的陪同下专门就此问题到梅县考察了好几天时间。在梅县，农村祭祖组织所祭拜的遥远始祖，与县城的城镇居民祠堂里供奉的祖先是一模一样的。而在中国台湾地区，也是在一个共同的远祖名下，将那些从中国内地各不同乡村来的同姓个体整合到了一起。在梅县，同一远祖将许多个村子的宗族拢到一起，每个村子都出资来修建和维持同一个祠堂。许多这样的祠堂都修建在考院的附近，并且为那些前来参加考试的同姓考生提供住房。这些远祖及其崇拜活动显然值得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因为据我所知，现有的人类学研究文献对于其意义还远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五、结语
在我早年初步踏入人类学中国研究领域之门的时候，这门学问还十分弱小，所以，一个刚入门的研究生无须花多长时间，就能很快对该领域中国和美欧知名学者们的论著了如指掌，同时也能很快熟知那些在北美、欧洲、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攻读人类学中国研究领域学位课程的研究生同行。大家基本上都互相认识，或者至少相互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字。与我同一时代进入这个领域的人目前健在的已经越来越少，但现在该领域的学人数量却是越来越多了。近年来，每当我去中国出席会议，或者参加诸如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和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之类的重要学术社团年会时，都会惊喜地遇到大量的人类学中国研究专家，而且更令我惊奇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我不认识的。不过，我对此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表明我们这个研究领域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了。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越多，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而言就越是利好：中国正在急速变化之中，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作为人类学学者，我们对这些变迁的研究越多，就越能够更好地将关于中国的知识传播给中国境内外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从而更利于达成世界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正确理解。
[参 考 文 献]
[1]Maurice Freedman.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M].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58.
[2]Myron L.Cohen.The Hakka or“Guest People”：Dialect as a Sociologic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J].Ethnohistory，1968(3).
[3]Myron L.Cohen.House United，House Divided：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4]Myron L.Cohen.Asia Case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A Guide for Teaching[M].New York：M.E.Sharpe，1992.
[5]Myron L.Cohen.North China Rural Families：Changes during the Communist Era[J].études Chinoises，1998(1～2).
[6]Myron L.Cohen.Kinship，Contract，Community and State：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hina[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Witnes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China——A Review of My Academic Career
COHEN Myron Leon，JIANG Wen-juan，LONG Yu-xiao
(Guizhou Normal College，Guiyang550018，China)
Abstract：As the most senior American anthropology expert in Chinese research who is still alive and active in academia，Myron L.Cohen's academic career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ical Chinese research from weakness to strength.He reviews his academic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global anthropology，western Chinese studies/sinology，and anthropological Chinese studies，in order to provides vivid examples and useful revelation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genealogy and evolution logic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Myron L.Cohen；anthropological Chinese research；academic genealogy；personal academic history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9)05-0002-10
*收稿日期2019-07-15
[责任编辑 陈 彪][专业编辑 潘天舒][责任校对 袁诗筌]
[作者简介]孔迈隆(Myron Leon Cohen)，见封面学者；江雯娟(1992～ )，女，江西广昌人，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文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山区教育、儿童语文能力发展研究；龙宇晓(1966～ )，贵州天柱人，贵州山地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部山地民族学讲座教授、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山地民族学、认知人类学、民族植物学。贵州贵阳，邮编：550018。
标签：人类学论文; 中国论文; 田野论文; 家庭论文; 的是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文明研究中心论文; 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文明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