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笔谈(一)·
〔编者按〕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很多领域和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型塑出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党史学科的研究格局和学术气象。但与此同时，短时段研究的特征亦较为明显，历史视野较为局促，这种研究取向在基于地方档案史料的个案史学和基于外交档案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等研究形态中体现得非常突出。拥有鲜明“问题意识”的宏观史研究不彰，导致很多研究领域和具体问题研究出现了微观与宏观脱节以及“问题意识”匮乏等一些弊端，严重制约了党史研究学术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此情势下，如何评析和反思党史学界对于非常态历史因素的关注，以跨越时空的历史思维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构和实践对型塑现当代中国及其历史进程的影响，彰显和重建中共党史研究的“长时段”历史思维，便成为目前党史学界需要思考和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鉴于此，我刊开设“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笔谈专栏，呼吁党史学界借此重新审视和深入开展中共制度史研究。本期先推出几位学者的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史料日渐丰富和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的背景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得以深入展开[注]参见吴志军：《学术史：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以社会史深化党史研究思想的提出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逐步介入。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党史研究日益呈现微观化的学术取向。虽然就最初的学术诉求而言，社会史研究趋向的倡议初衷，并不是推动党史研究的地方转向，而是更好地从“整体上深入党史研究”[注]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但在后来的研究实践中，随着社会史“眼光向下”视角的强化以及地方党史资料利用的日渐便利，地域史研究成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范式之一[注]徐进：《“地域史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当然，地域史研究的兴起，不仅受到社会史思维的影响，也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革命研究的介入密不可分。
深度学习尽管优点很多，但当训练数据量不足时，容易出现过拟合现象。Dropout[20]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过拟合的问题，它的工作方式是通过随机删除输入层的神经元来修改神经元连接。图6中左边的网络代表未添加Dropout时的连接方式，右边的网络则代表添加Dropout后的连接方式。其中li做为li+1的输入层，li+1作为li+2的输入层。用阴影表示的圆代表被删除的神经元。Dropout层只在训练模型时工作，在模型应用时不会工作。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推动党史研究走向地方的同时，也带动了解释性革命研究的兴起。革命何以发生又何以可能，深深地吸引着大量的研究者。为了重新思考上述问题，社会科学研究者摆脱了以往革命史研究者所见长的描述性分析，尝试从社会与政治动员等角度对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作出新的解释。其中，斯考切波关于法、俄、中三国革命的比较研究最具代表性。虽然作者在书中强调自己所提倡的结构性视角有别于以往的革命研究传统，但从描述和解释的角度区分，其研究仍然属于典型的革命解释研究。在作者看来，中国革命的最重要后果，就是造就了一个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其特征是“一再地尝试运用‘群众路线’进行集体政治动员”[注]〔美〕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2页。。
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解释性革命研究，对国内的革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学界自90年代以来对革命动员技术的持续关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此影响。当然就实质而论，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对中共政治动员能力的关注，和传统党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并无本质差别，因为二者都强调了中共在革命进程中的主动性。因此，无论是传统的革命史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中共政治动员能力的分析，都无可避免地要关注革命进程中的特殊政治过程。这一点在传统党史研究中体现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而在社会结构论的视野中则是对政治运动的偏爱，因为所有被强调的政治动员技术，都是在特定的政治运动中被集中展现的。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提出了“中共制度史”的概念，并倡议加强中共制度史研究。如此说，也不意味着在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制度是被完全忽略的。实际上，在近年来的党史研究中，关于中共自身组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的历史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热点，这也是本文提倡“中共制度史”研究的学术情境。当然，与以往人们理解的“中共制度史”不同，本文所言的“中共制度史”之内涵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狭义的“中共制度史”是指中共自身的制度建设及其实践的历史，这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共制度史。但本文强调的“中共制度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主要是一种广义上的制度史，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共自身制度建设和实践的历史，二是中共主导下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建构的历史及实践。
最近几年来，在跨学科研究思维的影响下，党史研究的地域史趋向和结构论视角渐有合流之势，于是在地方研究政治运动就成为近些年来党史研究的时髦之选。但由于结构论的视角是立足于解释革命，因此如何在地方研究的经验累积之上重构革命的宏观解释框架，就成为两者的共同追求。故而，以往就被学者普遍关注的政治动员等议题，渐渐被归纳成带有研究范式色彩的“国家运动”[注]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或“运动型治理机制”[注]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123—156页。等。毋庸讳言，无论是斯考切波所说的“大众动员型政党国家”，还是国内学者提出的“国家运动”抑或“运动型治理”，目的都在于从整体上理解革命之于现当代中国的重大影响。事实上，这些概念和研究范式的提出，确实有助于学界摆脱传统的一般描述性研究，进而在解释性研究的基础上增进对革命及其前因后果的认识。
但不得不说的是，研究者在参考上述研究范式的同时，又不能不保持适当的警惕。因为任何理论解释都是抽象化社会现实的结果，与实际的历史进程之间总是存在难以弥合的张力。对历史研究者而言，任何宏大理论解释的适用与否都要经受实践历史过程的检验。但在事实上，当下的不少研究者在使用或参考“运动型治理”等分析概念的同时，并没有将其置于具体历史情境进行反思检讨的自觉，反而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研究视角，为自己选择的“运动式”研究增强说服力。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虽然党史研究的史料不断丰富，研究视野日渐开阔，但不少研究都陷入了“无运动不历史”的窘境。更有甚者，有的研究将揭示运动偏差视为研究的“问题意识”所在，从而给人一种“猎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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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作为“运动型治理机制”的重要提倡者，周雪光就在研究中发现，当代中国的“运动型治理”并非中共所独创，而是和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独特官僚体制密不可分。他在比较“叫魂”“大跃进”等“运动型治理”的典型案例后指出，“向上负责制”是“运动型治理”反复出现的重要制度基础。具体到当代，党政并存的组织结构以及相应的红专人事管理制度，是“运动型治理”的重要制度设施。[注]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第135、145页。周飞舟在研究“大跃进”时期高指标和“放卫星”等浮夸形式何以出现时指出，在高度集权的局面下，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使行政体制内生出一种“锦标赛”现象，这是“浮夸风”出现的制度因由，此即他所称之为的“锦标赛体制”[注]周飞舟：《锦标赛体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郑谦也在农村社教运动的研究中发现，社教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公社体制的产物，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关，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从更深入的层面理解社教运动何以反复出现[注]郑谦：《农村社教运动的体制困境——研究农村社教运动的一个角度》，《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2期。。
同时，当下学界对政治运动的研究，仍然偏重于描述运动的历时性过程，并未深究运动背后的深层因素，这也有悖于“运动型治理”倡议者从整体上理解和解释革命的初衷。若要走出上述困境，就要求研究者在今后的运动研究中，透过表象深究实质。换言之，在关注政治运动的同时，研究者必须要同步思考“运动型治理”的原因何在，是否仅仅是一种历史逻辑的惯性使然？“运动型治理”的出现是实践中干部们的自主选择行为，还是他们政治无意识的结果？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需要对运动做更为深入的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政治运动的显著特点在于它的瞬时性，这也使得以政治运动为主的研究很难跨越较长的历史时段。而在最近几年的党史研究中，学界逐渐意识到需要跨越诸如“1949年”“1978年”等时间节点，在长时段的连续性历史进程中理解20世纪的中国。这样的诉求在以往的运动史研究中是无法实现的。正因如此，在近年的党史研究中，制度史研究日渐受到重视，对于当代中国一系列“制度的源流和利弊”的梳理成为新的研究趋向[注]萧冬连：《谈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大局关照》，《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典型者如王海光对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形成与演变的持续关注[注]王海光：《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形成与沿革的宏观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移植与枳变:中国当代户籍制度的形成路径及其苏联因素的影响》，《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6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没有对运动背后之理念及其实现机制的分析，研究者就很难形成一种跨越政治运动的历史思维，从而使连续的历史进程变得支离破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正可弥补此不足，以制度为对象的研究亦可观照到历史的连续进程。
由上不难发现，在“运动型治理”的倡议者看来，当代中国的“运动治国”并非单纯的历史惯性所致，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如要更为深入地理解运动何以反复出现，必须要追寻运动背后的制度设计。此外，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后来的共和国时期，中共推动革命的方式，除了已经广为人知的政治运动，还有大量的制度建设过程。相较于循环往复的政治运动，制度建构实是更为根本的历史进程，因为大量的政治运动实际上都是为制度的变迁和建构服务的。举例言之，以往研究多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视为重大的政治运动，少有人去关注它们背后隐含的制度诉求。比如土地改革虽然经过了阶级划分、诉苦等仪式化的政治动员，但这些政治手段最终还是服务于地权制度重建的诉求；农业合作化同样内含所有权制度变革的意味。如果学术研究只是关注作为制度变革实现手段的运动过程，忽略了隐藏于表面政治运动之下的制度建构诉求，自然无法充分理解变革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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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奇”式的历史研究，虽可带来一定的阅读快感，但对从整体上理解历史进程实在助益无多，甚至会产生某种认识偏向。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在不少学者的研究中，政治运动在中共的历史进程中有其历史惯性[注]刘一皋：《社会动员形式的历史反视》，《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这也是学界提出“运动型治理”的依据所在，但就其表象而言，政治运动的瞬时性特征更为显见。也正因为如此，在学界的运动研究实践中，目前更多的是对单个运动的研究，极少看到跨越不同运动的历时性研究，从而加剧了从整体上理解历史的困难。这点亦如有学者所言，如果研究者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去追寻影响历史进程的“内在结构机制”，最终“呈现出来的很可能是一地鸡毛，零乱不堪”[注]王奇生：《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中国当代史的“革命史”意义》，《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之所以将1949年以来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建构的历史放入“中共制度史”的框架内，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制度的建构和实践都深受中共之影响。离开了中共这个国家和社会重构的决策者与行动者，当代中国的一切制度就成为无本之木，变得难以理解。尽管在近年来的党史国史研究中，学界一直有意区分二者之界限，但在制度史的议题内，二者实是难以完全分离的。在笔者看来，学界对运动的关注和对制度研究的忽略，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党史和国史截然二分观念的影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中，类似的区分是完全不存在的。比如在陕北根据地的研究中，如讨论“三三制”政权的问题，不会有人觉得这不是个严肃的党史话题。反之，如果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权建设问题，一些研究者就很可能将其归入国史的范畴。因此，“中共制度史”概念的提出，也是为了更好地沟通党史与国史。如果可以简单地理解，以中共自身政治活动为主要分析对象的党史，构成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基础，那么国史则可以称之为中共将其自身制度和理念作用于社会的过程。正因如此，本文言及的制度史，既包括了中共自身的制度建设历史，也包括了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
事实上，“中共制度史”内涵所包括的两个面相，恰恰反映了中共党史以及中共制度史的最大特性即实践性，这种特性也为研究中共制度史提供了基本路径。在多数的制度史研究者看来，当下制度史研究的最大变化就是从传统意义上的“静态”转向了“动态”，走向所谓“活”的制度史[注]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陈享冬：《追求“鲜活”的制度史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高峰论坛会议侧记》，《暨南学报》2016年第3期。。所谓“活”的制度史，就是不仅要关注制度建构的历史过程、制度规范，更要注意呈现制度实践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反应[注]朱英：《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4期。。这种转向也恰是中共制度史研究所要努力实现的方向。
以笔者之浅见，如果从整体上讨论中共制度史，离不开三方面内容的深入探讨。一是对中共制度建构理念的研究。任何一种外显的制度建构过程，实际上都蕴含着一定的社会改造抑或社会建设理念，中共的制度建设过程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整体革命理念的影响。这是理解中共制度史的思想基础。二是对中共制度建构以及其所主导的国家制度建构过程和制度规范的研究，这应当成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史研究向有“察渊溯流”之传统，制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当然是要厘清制度形成的过程和基本面貌，这是制度史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所在。三是对制度的社会实践及其引起的社会反应之研究。任何一项制度规范的形成，最终目的都是要付诸社会实践，否则就是一项无效的制度。因此，研究中共制度史，离不开对制度实践过程以及社会反响的分析。
讨论制度实践的历史，对中共制度史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如此说，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共建构的制度也如其他制度一样，都需要付诸实践，也在于中共制度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实践本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主要取决于中共奉行的两种价值理念。一是哲学思维中的实践主义逻辑，它会使中共在制定和实施某项制度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社会实践和社会经验的分析，反映到具体的工作方法上，就是对社会调查的突出强调。比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二是工作方法上的群众路线。按照此工作路线，中共任何制度的形成，都离不开对群众经验的吸纳和整合。1955年毛泽东决定将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前推进之时，就直言是受到了地方经验的启示[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99页。。以上两点决定了在中共建构其自身制度以及主导建构国家制度的过程中，社会实践不仅仅体现着制度的效应，更参与了制度建构的过程。因此，如果没有对社会实践过程的研究，就无法从上下互动的视角完整地理解中共制度史的内涵。
多重互动的制度形成过程，决定了今天所倡导的中共制度史研究，既不是要单纯回到宏大历史叙述，也不是从此视而不见制度实践的表象过程——政治运动。实际上，如果要想厘清当代中国社会的制度化过程，最需要从事的工作恰恰就是对一个又一个制度建构及其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就此而言，制度史研究不仅不能重新回归宏大叙事，相反还要进一步深化微观研究。只是这里所强调的微观研究，不再只聚焦于某个阶段性的政治实践过程，还包括对制度形成及其作用的长程分析。政治运动的研究同样如此。关注制度史，并不意味着政治运动的研究不再重要。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制度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基本骨架，那运动无疑是凸显这种骨架的重要表象之一。恰恰是通过运动，研究者才能够更好地展现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因此，如何通过运动追寻隐藏于其中的制度，当成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重要思路。
(本文作者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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