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全球化构想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左翼政治,帝国研究,诸众,共同体
全球化构想论文文献综述
麦永雄[1]（2019）在《左翼政治的全球化构想对文艺美学的影响——哈特与奈格里“帝国”叁部曲的思想启迪》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当代左翼激进政治领域,美国哈特和意大利奈格里合着的"帝国"叁部曲(《帝国》《诸众》和《共同体》)在新千禧年以来引发广泛的关注与反响。《帝国》尤其被视为21世纪文艺理论复兴的标志性着作,它所催生的"帝国研究"刷新了当代西方文论的符号学、后殖民批评等思想观念;《诸众》聚焦于抵抗帝国的新主体,对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赛博空间博弈具有特殊意义;《共同体》则构想了一种反抗帝国统治的民主政治。当代左翼政治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有着丰富复杂的思想赓续或空间对话关系,"帝国"叁部曲堪为典型。它们体现出审美乌托邦的力量,启迪人们对当代世界体系和文艺美学新形态进行反思。(本文来源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6期）
钟志东[2]（2019）在《共同抉择 中国方案 大国担当——从全球化视野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一文中研究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这标志着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已经渐趋成熟定型,开始落地落位。这一伟大构想的(本文来源于《求知》期刊2019年02期）
秦美珠,吕福强[3]（2018）在《全球化时代的正义构想——基于南茜·弗雷泽的时代诊断》一文中研究指出第叁代批判理论家南茜·弗雷泽在对该时代进行诊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今处于全球化的后社会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承认问题正在凸显,而国家作为正义主体的地位受到了挑战,由此也带来正义诉求的变化。本文以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及其带来的正义诉求的变化为基础,从"什么"正义、"谁"之正义、"如何"正义等方面阐释弗雷泽的正义构想。弗雷泽在当今世界有重要的意义,她对全球化的诊断以及对全球化时代正义的构想,反映了批判理论家在全球化时代对民族国家和超国家层面的公平正义的全面思考,是批判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本文来源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期刊2018年02期）
苏丹[4]（2017）在《全球化时代下的设计教育构想》一文中研究指出我所任教的学校是中国最重要的艺术与设计教育机构之一,它创立之初的教育理念与法国的艺术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我们这个学校跟中国其他许多院校一样,它的开创者、奠基者和发展者都是接受过法国的艺术教育的。比如庞薰琴、雷圭元、郑可、吴冠中等这样一批在中国艺术发展史和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开创者们,他们早年都曾在法国留学,接受到了现代主义美学教育的启蒙。我本人从事艺术和设计教育接近叁十年的时间,尤其从21世(本文来源于《留学生》期刊2017年19期）
李晓宇[5]（2016）在《轨道的复兴——全球化高速铁路系统构想》一文中研究指出轨道交通的诞生和兴起是工业革命的直接结果之一,彼时诸多车站建筑多出现于欧洲,不仅是杰出的城市建筑,也是一个大时代的象征。之后在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段大变革的时代,建筑技术及其风格思潮激荡,都有相应不同的发展路径。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相较于其他交通形式的技革新,轨道交通及其建筑并未发生显着进展。航空、轮船、铁路和汽车在不同距离和维度上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格局。直至近几十年新型高速铁路渐趋成熟,轨道交通的特质因其速度的变化再次凸显出其优越性。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型的高速轨道运营及其配属建筑都有潜力和必要重新被思考。(本文来源于《潍坊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6期）
张康之[6]（2016）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合作行动之构想》一文中研究指出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启,也意味着人类将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社会的那种"去道德化"的社会建构方案。在工业社会中,社会建构是从原子化的个人出发的,在对人的具体定义中,则引入了利益的因素,从而把人看作是自利的个体。为了使自利的个体在利益追求中不至于对他人、对社会造成威胁,就突出了对人的行为的规范问题。在人因为现实的要求而不得不开展共同行动的时候,由规范所形塑出来的是一种协作行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人的协作行动最终被形塑成了精英治理模式,在民主的名义下以反民主的精英治理去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支配。所有这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都正在丧失合理性。就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必将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言,也意味着"新人"的塑造。但是,人的改变将会走过漫长的道路,因而,在现阶段,我们关于未来社会建构的重心应优先放在规范的变革上,即实现从协作规范向合作规范的转变。(本文来源于《理论探索》期刊2016年02期）
申连云[7]（2014）在《从“操控”到“投降”》一文中研究指出翻译伦理模式(models of translation ethics)是指人们用伦理道德眼光来衡量的进行翻译活动或执行翻译任务所应该采取的方式,即从伦理道德角度提出的关于“怎么译”的主张。Chesterman(2001)归纳了四种现行的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自己的模式——承诺伦理,即建议翻译从业者宣誓忠于职守。本文把翻译伦理模式归结为两种：投降论和操控论,指出操控论是当前翻译研究中的主导和强势话语,提议翻译伦理模式从“操控”向“投降”发生转变,最后论证投降伦理模式的合理性。翻译研究中的“操控”是指把原文作为手段或工具以实现自身目的的译法,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对原文进行任意宰割和改写的翻译方法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几乎每一个译者都不能幸免,甚至已经成为译者的存在的一部分。“投降”就是放弃对原文的操控,以原文自身为目的,尊重原文自身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尊重差异,敬畏文明”应该成为跨文化交往中对文化他者所应担当的最基本的伦理道义。翻译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对自我的维护和强化,而在于对自我的克服和超越；这一道理是不为“向外用力”的西方传统主流思想和以攫取和占有为人生目标的现代人所熟悉或认可的。列维纳斯批判致力于对他者进行认识、理解、掌控、同化或归化的西方哲学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独的“自我学”和“消化哲学”。在认识主体那道恐怖的“孤独之光”烛照下,无边的黑暗,连同它无限的丰富性被遮蔽和遗忘。人人以自我为中心所达到的片面认识和理解,或者各自所坚持的“真理”导致的只能是相对主义的相互拆台和冲突。因此,列维纳斯认为,未来的希望——如果还有这么一种未来的话——就在于坚持一种“作为思想最高原则”的和平,“作为他人生命和自我遗忘”的和平,“像爱一样深邃迷茫,深陷在思想之中,接近作为他人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的和平。与“和平”的最高思想原则相通的是列维纳斯假设存在于一切人类关系之中的一个源始的关系,即“他人的控制和贫乏”与“我的服从和富有”。无论是“作为他人生命和自我遗忘”和平原则,还是我与他人之间“服从”与“控制”、“富有”与“贫乏”的关系,都是对人类克服和超越自身界限或局限、与他人或万事万物融为一体的信念,它们提倡的都是一种与普遍的主体性原则相反的、“不可能的”他人性原则。与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固守着自己的疆界和视域、眼睛里只有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对原文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视而不见的自我维护和自我坚持不同,采用他人性原则的“投降”翻译伦理模式所设想的不是把自我构筑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也不是卑躬屈膝的自我生命的保全,而是把自我交出去,让自我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原文面前,绝对服从原文的权威,对原文独特的生命和灵魂承担一份绝对责任。只有这样,与原文的真正遭遇才有可能,原文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才会展现出来。投降是对原文的解放,也是对译者自身的解放,原文的解放和译者的解放属于同一过程。如此看来,投降翻译伦理模式所构想的就是这么一种情状：译者放弃用自我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对作品进行改写,放弃操控作品以实现自身的目的、意图、功能、用途、计划、期待等,让原文自由自在地呈现,让原文向多种可能性开放,把原文原原本本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原文与读者直接对话,让不同文化、观点平等地参与到对原文的真理的论证中来。这是达到忠实翻译或原文的真理的唯一有效途径,也是对待作为历史流传物或再创造艺术的原文的唯一正确态度。人,任何人,都是有限的历史存在；他无法一次性地、一劳永逸地把握原文的真理,他每一次的感知、每一次的意义制造都只具有暂时性质,而必须有待他人的补充和对话；因此放弃自己傲慢的精英立场,放弃用自我的目的、计划或期待等对原文——或对世间万事万物进行框限和宰制,让万事万物是其所是地自由呈现；这不仅是好翻译的道理,也是好生活的道理,人之为人的道理。诚然,任何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之中的,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偏见”是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但是,理解或翻译的目的和意义显然不是为了固守、坚持、维护和强化自身偏见的,而是为了克服和超越自身的偏见和局限,使自己的视域得以扩大。所谓的自我放弃或“投降”,并不是说有某种毫无偏见、前见的心灵,它能直接接触本文,它能轻而易举达到本文的真理或事情本身：而是说不能固执己见,固执成见：相反,要对自己的见解或偏见有一种认识或意识,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非但不是坚持一已之见,反而坚信本文中一定有与我的预期不相符合的东西,因而对异己的见解有开放的、敏感的心灵,对他人或本文的其他可能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这不仅是一种翻译方法论或译者对待原文的态度；它更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态度。翻译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都在于对自身(包括自身的偏见)的超越而决不在于对自身的坚持。如果说前见或偏见是有限的、终有一死的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因为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无限的上帝——的话,那么对自身偏见、前见的不断克服或超越就是人类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本文来源于《南京师范大学》期刊2014-03-10）
沈培钧[8]（2014）在《全球化时代的新丝路构想》一文中研究指出2013年9月,习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了一种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构想——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着名的国际贸易通道,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依靠骆驼和马队开辟了中国通向中亚、西亚及欧洲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历史上一些着名人物,如张骞、班超、玄奘等,他们的故事都与此路相关。光阴荏苒,岁月变迁,21世纪初中国加入了WTO,贸易和投资热潮在古丝绸之路上再度活跃。一方面,中国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有利于西(本文来源于《综合运输》期刊2014年02期）
蔡宗模[9]（2013）在《全球化:构想、问题与辩证》一文中研究指出全球化意识由来已久,自从康德、罗尔斯先后为全球化立法,人类共存问题的紧迫性就凸显出来。18、19世纪"世界历史"的到来并在20世纪的加速发展,迫使马克思、哈贝马斯等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角度深入探讨全球化的必然性、现实性和可能性,理论上的全球化构想初步成型。但全球化问题包罗万象,相互对立,矛盾重重,如何认识、分析和把握,成为理论和实践必须回答的关键议题。事实上,全球化的当代历史进程表明,全球化既非同质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它是一个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使得民族国家几乎在所有主要方面都处于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张力之中。(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论坛》期刊2013年08期）
贺羡[10]（2013）在《南希·弗雷泽关于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一文中研究指出南希·弗雷泽在批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她认为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在全球化时代已捉襟见肘,批判理论应予以揭露。此外,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模型是威斯特伐利亚的民族国家,然而公共领域理论应该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超越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框架,保持其批判性。弗雷泽从规范合法性和政治有效性两方面探讨跨国公共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意图重建公共领域批判理论。(本文来源于《山东社会科学》期刊2013年04期）
全球化构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这标志着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已经渐趋成熟定型,开始落地落位。这一伟大构想的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全球化构想论文参考文献
[1].麦永雄.左翼政治的全球化构想对文艺美学的影响——哈特与奈格里“帝国”叁部曲的思想启迪[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2].钟志东.共同抉择中国方案大国担当——从全球化视野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J].求知.2019
[3].秦美珠,吕福强.全球化时代的正义构想——基于南茜·弗雷泽的时代诊断[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8
[4].苏丹.全球化时代下的设计教育构想[J].留学生.2017
[5].李晓宇.轨道的复兴——全球化高速铁路系统构想[J].潍坊学院学报.2016
[6].张康之.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合作行动之构想[J].理论探索.2016
[7].申连云.从“操控”到“投降”[D].南京师范大学.2014
[8].沈培钧.全球化时代的新丝路构想[J].综合运输.2014
[9].蔡宗模.全球化:构想、问题与辩证[J].社会科学论坛.2013
[10].贺羡.南希·弗雷泽关于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的构想[J].山东社会科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