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文化体系迥异于世界其他文明。它风格独异又兼容并包，主张万物一体而又认为和而不同，强调生生之德又拒斥唯我独尊，奉行忠恕之道又倡导己欲立而立人，正是凡此种种思维和行为方式，构成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时至今日，这些思维和行为方式仍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为人处事，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对外交往中，也难免打下这种鲜明的中国烙印。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望，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万物一体、生生之德和忠恕之道等思想理念，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传统文化底蕴。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 儒家伦理; 万物一体; 生生之德; 忠恕之道
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是人类社会硕果仅存的没有间断的文明。几千年始终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也因此赋予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时至今日，中华文明的这些精神追求仍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为人处世。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国对外交往中，也难免打下其鲜明的中国烙印。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任总书记以来，他数次在多个重要国内国际场所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日臻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业已成为当代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考量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和未来给出的“中国答案”。这一“中国答案”，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这一届中国领导人勇于直面人类发展的现实问题，也体现了这一领导集体胸怀全球发展未来的长远眼光、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在这之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价值取向，构筑传统中国社会人伦关系基础的儒家伦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思想源头。在庞大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尤以作为其本体论的万物一体思想、仁爱论的生生之德思想以及关系论的己欲立而立人之忠恕之道，与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地球村理念、共生主义伦理及推己及人的相处之道相契合。正是这些，构成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
一、万物一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完全可以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精神基因。人所共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理念。这里的天是指除了人以外的万事万物，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人是宇宙自然演化而来，人与万事万物一样，同属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界同为一体，合而为一。儒家群经之首、大道之原的第一部经典《周易》，即是对人类自身命运忧思的智慧结晶。其在阐述宇宙形成的天地氤氲、阴阳造化、乾坤相生的变化之理时，秉持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宇宙万物有着相同的本源和根基，人与自然息息相通，“本是同根生”，因而人我一体、人物一体、物物一体，“万物一体”。这一思想亦得到了儒家后学者的普遍继承和发扬光大。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到张载的“气一元论”；从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到王守仁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等等，无不是这种“万物一体”思想的体现。显然，这种“万物一体”的理念，不是靠理性头脑的推导，而是源自道德心灵的体悟。事实上，儒家思想的先贤们，从一开始就把平治天下和建立“天下”(世界)的普遍伦理规范作为己任，并进而对于人类之道做一种寻根究底的探究和回答。换言之，儒家及其后学的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本来就是为人类伦理而设的。中国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正是从这一基本观点衍生出来的。依据这一理念，“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神鬼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故“能尽天之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对此，张载说得非常明了：“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性者，万物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能尽其道。”(《正蒙·太和》)所谓“能尽其道”，也就是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赞助天地，把天地看成是父母，把民众看成是同胞，把万物看成是友伴，彼此相亲相爱，这也就是“民胞物与”。概言之，儒家及其后学者都认为，大千世界，万物纷纭，分而视之，各不相同，彼此敌对；合而视之，则万物同体，天人合一，互不相离，相辅相成。这些思想理念，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原初、同时也是最深刻的阐释。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以天道为人道之本，却立足于人，大大突出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而且，这种万物一体的思想同时也告诉人们，个人也罢，民族国家也罢，都应越出小我的境地，视人、我为一体，只有这样，方能与天地同流，达到滋养万物，开阔心胸，去除小我，减少争斗。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谙熟于心，也如影随形地影响其思想理念和执政风格。当然，这种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理念在当今世界，是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所推动的全球化来实现和呈现的。随着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地向前推进，人们不难发现和感受到，当今世界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即便相隔千山万水，也无可阻挡地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对此，习近平不只一次地指出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要顺应时代潮流，坚持同舟共济，方可共渡时艰，达到幸福的彼岸。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阿合作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第70届联合国大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等，一直到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演说和讲话中，习近平一次次深入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思想，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到洲与洲的命运共同体；从区域内的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超越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是“万物一体”思想的当代表述，它既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着眼于现实世界和人类未来，是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念，超越了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新的秩序观、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类观。它反对那种一国独大、本国优先的自私的发展追求，更不认同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地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错误做法，因为这些做法不道德，失道必寡助，得道方能多助，方能持久。如果我们往历史的深处再做思考，就不难发现，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一如他所倡导亲、诚、惠、容的外交思想及和平、包容、繁荣、开放、美丽、幸福世界的价值追求，都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当代体现，亦是当代中国领导人为推动人类社会同舟共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给出的中国方案、中国担当和中国智慧。
二、生生之德——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伦理精神
发端于春秋时代的仁爱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关于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伦理准则，是儒家传统的道德精华，也是孔子伦理道德体系的最高原则。“仁”从“人”从“二”，关乎的是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道理。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那里，仁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准则，其核心要义是“爱人”，具体来说，也就是关心爱护人，对人亲近友好，敬重友爱，尤其是在别人遭受痛苦时具有同情怜悯之心等等。如果不作深究，这样理解也对。不过，如作深究，我们不难发现，在主张万物一体的儒家先贤们那里，一个人要做到“仁”，首要的不只是简单地爱人，还要具有能以赞天地之化育的精神，尽其可能地帮助天地之中的万事万物蓬勃生长，生生不息，以至达到“与天地参”的境地，这才是“仁”的最高境界。其具体的表现，就是顺应天地之大德——生，要尽一切可能，使万事万物不断生长发育、前后相继、持续进化，这才是“天地之大德”，也是仁爱之必须持有的生命精神和生长之道。所谓“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礼记·中庸》)所以，朱熹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仁说》)戴震提出：“仁者，生生之道也……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信》)可见，在传统儒家那里，仁作为一种道德追求，除了基本的爱人之心之外，更应顺着天地的这种“生物之心”，顺着人的良心，去待人处事，使人免除痛苦、乐其生活，使物长养茂盛，生生不息。被人们称之为最后一个大儒的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他心目中代表儒家道德的，或者说作为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就是“生”，他说：“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1]可见，“生”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生”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可以把它诠释为“生命”“生机”“生活”“生成”“生息”“生育”“生长”“生发”“生动”等等。总之，凡是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繁荣昌盛的事物和现象，都属于生的范畴，都是儒家所肯定和赞赏的观念和行为。这种“生生之德”的思想，“不是个人利己主义的只遂个人之生，只求个人生活的幸福，而是主张救助他人，使人人都能遂其生，人人都能够生活幸福；不是只求人类遂其生，而是要推之天下万物，使天下之物共遂其生。赞助天地的生生之德，使万事万物都能生育发展，这也就是崇高的‘生生之德’，这就是仁”[2]。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是深刻地领悟和体现了这种儒家伦理的“生生之德”，彰显出一种共生主义的伦理价值追求。它的核心要义就是自我与他人、本族同他族、一国同他国，都是生死攸关、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自生和他生同等重要，要想得到共同的成长，必须是一种共生，破坏共生势必要危及他生、祸害自生。反观今天的人类社会，作为地球上的一员，不管你是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地安然无恙，只求我生，不顾他生，事事我国第一，只管本国发展优先，注定是不可能的。双赢、多赢和共赢才是人间正道。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正是胸怀共生的理念和追求，中国不像有些国家那样总提本国第一，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顾及和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发展要求，欢迎别的国家和地区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换言之，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2017的新年钟声敲响之际，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再次呼吁：“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这种携手共建、共同发展繁荣的思想理念，实际上正是由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生生之德所衍生出来的共生主义伦理精神，这种生生之德的精神无疑将极大地提升共同体内部成员对人类共同体整体命运的普遍认同和建设参与意识。
从集市中驰过的胡人有七八十个，最后一个我认得，他叫边兀，四十多岁，眼窝凹陷下去，胡须像钢针。边兀是百夫长，有时带人巡逻，有时带人把某村庄包围了，逼村民交粮食，临了，还把牛羊牵走了。
三、忠恕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絜矩金律
中国传统儒家的忠恕之道，也体现在其对“和”的理解的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和”，有着迥异于西方社会的解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不是一团“和”气，也不是九九归一的同化或一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理解的“和”的最高最好境界乃是“和而不同”。也就是说，“和”不是同质因素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完全同化，而是各种不同的因素相濡以沫、和平共处而得其平衡。这也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这也就是说，“和”是万事万物因其包含不同的因素，各显差异，然又能和谐共处的状态，它所标明的是，世上万事万物虽然不尽整齐划一，但却可以不敌视、不排斥，相互包容、相互悦纳，并且只有这样，万事万物方能共生共荣、生生不息、繁荣发展；如果完全整齐划一，或者彻底同化，则有可能使事物陷于停顿或死亡，进一步的发展和延续也就难以为继，甚至根本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一般而言，忠恕之道的“忠”是从积极的方面说，就是待人忠心的意思。《论语·学而》篇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这里的“忠”，即是反省自己为别人打算是否做到了忠心耿耿，甚至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同“忠”的不同之处是，它是从消极的方面说为人处事要做到自己不愿之事，千万别强加于人，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忠”是对自己本身的要求，“恕”则是对待别人的方式。所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或者“中心之为忠，如心之为恕”。此乃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处理人我关系时的絜矩之道。西方的基督教伦理有“金律”之说，此“金律”即是“爱人如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圣经·马太福音》)不过，实是求事地讲，就算按基督教的教义，此“爱人如己”绝非排在第一的“金律”。人所共知，在包括基督教在内的绝大多数宗教那里，对凡人最高、最大的“诫命”或要求，乃是“爱上帝”或某个超越人类的神灵，在基督教那里，“爱上帝”才是“金律”，才是最重要的，一如伊斯兰教之爱真主安拉是放在首位的，其次才是“爱人”或“爱人如己”。因此，宗教那里，“爱人如己”顶多只是对神“信”“望”“爱”之后的“银律”。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是“人本”或“民本”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是“神本”的文化。尽管中国文化中也有“敬天”之说，但却少有或没有“爱天”之诉求，更多的是敬鬼神而远之。即便中国文化的“敬天”“畏天”，究其终极目的，其实也是为了“爱人”，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以人为本，“远神”而“近人”，倡导人与人相处的“忠恕之道”，这正是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宗教道德迥异之所在。
儒家伦理，最关心的是现实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种种关系。这同西方特别关注人神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在处理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中，“忠恕”之道是儒家倡导奉行的基本道德行为准则。儒家思想提出并倡导的忠恕之道，是规范现实中人们行为的金科玉律，发展到今天，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所有国家和民族理当遵守的伦理准则。
2.2.4 受教育程度 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增强人们的就业选择能力[5]。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其就业素质就越高。从教育程度来看，一般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就业选择有较大影响，且与农户收入存在正相关[6]。从表3看出，受访者有33.9%没有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说明云南民族地区存在一定农村劳动力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受访者教育程度集中在6～9年，占50.5%，表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程度较低。接受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重较小，仅15.6%。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关爱他人、和而不同的“忠恕之道”，体现在中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政策策略当中。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就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这“五项基本原则”体现的伦理精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恕之道”——和而不同，和平共处。时至今日，人类社会日益步入“地球村”，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之间日益休戚相关、利害相连，只有本着“忠恕之道”，彼此或多方之间平等交往、沟通对话、求同存异、包容互谅，才能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危机，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创设和谐发展的格局和愿景。反之，事事把自己第一挂在口上，顶在前面，老子天下第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以邻为壑，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奉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其结果只能是纷争四起，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放眼今日的天下，人们不难看到，经济全球化正日益促成全人类的共生共荣意识，它要求各国家民族超越文明的“独白”，而走向文明的“对话”；超越一国独大的“独断”，走向和而不同的“共处”。正是以这样的心怀和胸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莱布尼茨说，唯有相互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3]264本着这样的认知，中国政府及领导人认为，今天的世界，不应只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还应是和而不同的共处地；不能为一己之私，罔顾他人利益，横行天下，独步天下，还是要本着“忠恕”的精神，以和而不同的姿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现实中的矛盾与分歧，从而维护持续发展的大局。若不是这样，如一些国家总是抱着“零和思维”，以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知，不能正确看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壮大和崛起，杞人忧天地担心他人的发展会危及自身利益，导致自己独大的失落，甚至挖空心思对别人的发展实施所谓的遏制、围堵和孤立，以至于不惜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摩擦、挑起冲突，其结果必然是损人不利己，使整个世界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所以，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相互尊重他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方式来实现求同存异，达到聚同化异，发展共赢。“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人类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因为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3]314-315。也正是本着这样的忠恕之道，习近平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阐发了“真”“实”“亲”“诚”的中非价值追求，凡此种种，无不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忠恕之道的现实表现。
此外，在平时的交流中，我还了解到，小亮之所以不交英语作业，是因为小亮的英语基础非常薄弱，没有能力完成作业，而他又比较懒散，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来补课。
总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本着中国传统的忠恕之道，今天的人类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多边不要单边、要对话不要对抗。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应当秉持忠恕包容之心态看待对方和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以文明宽容的心胸来消除彼此的疑虑和隔阂，以和而不同思维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达沃斯发表的《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演讲中再次指出的，“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本着万物一体、生生之德、忠恕之道等提出并努力推动付诸实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凸显着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的共生主义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这必将把人类带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梁潄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6-127.
[2] 焦国成.传统伦理及其现代价值[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2.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TheEthicHeritageofConfucianismfortheConstructionoftheHumanDestinyCommunity
LIU Haiou
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up to five thousand years, forming a cultural system different from other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It is unique but compatible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It advocates concepts like integration of all things and harmony in diversity, and emphasizes the virtue of life and good behavioral patterns. It rejects egoistic thoughts and pursues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All these ideas constitute the spiritual pursuit and spiritual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nations. Till now, these ways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still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Chinese people′s behavior, which even in the contemporary diplomatic activities, inevitably help to lay distinctive Chinese brand. The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ts leaders is in line with the common aspir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peac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and is rooted in the long-stand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ideological concept of the integration of all things, the virtue of life and the way of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advocat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Confucianism constitute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Keywords: destiny community; Confucian ethics; integration of all things; the virtue of life; the way of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1- 0038- 05
作者简介：刘海鸥，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从事伦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林雪漫]
标签：共同体论文; 儒家论文; 万物论文; 人类论文; 之道论文;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