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与关学】
[摘 要]公元1865至1915年间，陕西的泾阳、三原两县先后出现了理学、实学和新学三种比较大的学术思潮。理学思潮以贺瑞麟为代表，讲学独尊程朱理学；实学思潮以刘光蕡为代表，提倡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但反对西方的政教思想；新学思潮以朱先照为代表，宣传西方的民主革命思想。这三大学术思潮以泾阳和三原两县为发源地，迅速向陕西境内其他地区传播，并且波及陕西的周边省份，从而对陕西乃至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和思想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理学；实学；新学；清末民初
公元1865至1915年间，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和陕西地区文化的双重影响下，陕西出现了三种比较大的学术思潮，即以贺瑞麟为代表的理学思潮、以刘光蕡为代表的实学思潮和以朱先照为代表的新学思潮。这三大学术思潮以泾阳和三原两县为发源地，迅速向陕西境内其他地区传播，并且影响到陕西的周边省份，从而对陕西乃至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和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即是对这三大学术思潮及其对陕西的影响进行的分析和论述。
南通历史上有许多英雄人物，深受儒家经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努力在各方面完善自我提升自身的修养能力，在此基础上，凭借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将自身理想信念外扩，从而造福桑梓服务社会。
一、理学思潮
理学思潮，指清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十九年(1893)，以三原贺瑞麟(复斋，1824-1893)为代表，以正谊书院为阵地，以书院师生为群体，主张独尊程朱理学的学术思潮。
自清代康熙后期起，科举之习对陕西士子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如当时关中学者王心敬(丰川，1656-1738)所说，士子“视举业之外更无学问”[1](P849)。乾隆、道光之世，关中又有制艺名师孙景烈(酉峰，1706-1782)和路德(鹭洲，1784-1851)先后在关中书院和宏道书院讲授八股制艺，使得科举之学在陕西更加盛行。到了光绪年间，陕西士人依旧“惟以八股应试之文为重”[2](P1)。
理学思潮的兴起，正是始于贺瑞麟对这种科举学风的批判。贺瑞麟对科举的看法是“即有科举文字，只为求富贵利达”[3](P1063)。这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时艺算不上学问，只是士子的“从仕之阶”；其二是科举易于助长士人的功利之心，因为他们在学习之初便心存富贵、志在高官。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当今之时，全是科举坏了人才”[3](P1006)。同治四年，贺瑞麟在主讲三原县的学古书院时，便约定不讲授时艺，而专讲他认为能够“正人心”的学问——程朱理学。但后来他的教学受到了三原县官吏的猜疑，被迫辞去了书院讲席一职。同治中叶，陕西回民起义被镇压后，贺瑞麟用程朱理学“正人心”的主张得到了陕西大吏的认同和支持。光绪七年(1881)，在官方的支持下，作为贺氏专讲程朱理学的正谊书院建成并开始广招生徒。于是，“陕西人士翕然推之，又以程朱理学为第一”[2](P1)。
但应当注意的是，具体到陕西，贺瑞麟着重批判的则是实学——他称为“杂学”。同治四年，贺瑞麟在学古书院讲程朱理学之时，主持关中书院讲席的黄彭年(子寿，1823-1890)开始“讲明实学”[5](P4066)。光绪九年(1883)，主讲泾阳味经书院的柏景伟(沣西，1831-1891)也提倡“以实学造士”。黄、柏二人倡导实学，以实学造士，主要是有见于宋明以来诸儒空谈心性而忽略经世致用，同时也是为了迎合时代的需要，但他们并不反对儒学。然而，贺瑞麟认为他们提倡的实学属于“杂学”，有损儒学的纯粹性和圣人之道。为了维护“圣人大中至正之学”，他还写信给黄彭年，劝其放弃实学，同自己一起 “闲卫圣道”[6](P1035)；又前往味经书院劝说柏景伟与自己一起“共讲圣贤义理之学”[3](P1115)，但都未能如愿。贺瑞麟遂对实学予以猛烈抨击，并率门徒排斥实学在陕西的传播。
贺瑞麟倡导的理学思潮具有鲜明的特点，即独尊程朱理学。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程朱理学为准绳。贺瑞麟之所以提倡尊奉程朱理学，主要是为了救治士人的功利之心。他认为，“明学术是正人心第一着”[3](P1016)，而要端正士子的心术，首先必须明白何种学术具有这种功能。在贺瑞麟看来，只有既能“修己治人”，又能“明事制理”的程朱理学才具有这种功能，因而他主张，“今日为学断当专趋程朱门户”[3](P356)。不过，尽管贺瑞麟用程朱理学来“正人心”具体针对的是士子的功利之心，但也有对官府所谓的“不安分”的起义民众同样具有“正人心”的作用，而这也正是陕西大吏在镇压陕西回民起义后，鼎力支持理学派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是拒斥程朱理学以外的其它学问。贺瑞麟批评程朱理学以外的学问，他认为这些学问皆“荆棘蓁芜，误人坑堑”[3](P380)。原因是这些学术的“纷然杂出”，使学者认为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迂阔高远而莫知从事”[3](P463)。所以，除了批评科举外，他对实学、考据学、陆王心学、佛教、道教也都予以批评。贺瑞麟的这种为学主张和态度被其后学所继承，如私淑其学的张元勋(果斋，1863-1955)在民国年间讲学时，不但不认可“释、老、杨、墨”之学，而且对“阴释之陆、王，考据之惠、戴，新学之康、梁”也颇有微词。[4](P1)
不过，理学派在当时的关中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他们“讲行”古代礼仪的活动。所谓“讲行”，是指对古代礼仪的讲解和演习。贺瑞麟于光绪元年(1875)受陕西提督学政吴大澂的邀请，在三原的宏道书院讲行古乡饮礼。光绪十三年(1887)，又受陕西布政使李用清等人邀请，在西安的鲁斋书院讲行古乡饮礼。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则前往凤翔、兴平等地讲行古礼。据载，凡贺瑞麟讲行古礼之处，“观者如堵，风俗一变”[8](P7310)，足见其影响之大。
理学派学者对程朱理学的独尊，导致了他们完全墨守程朱陈规，不仅在思想上缺少创新，而且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贺瑞麟说：“人生程朱之后，百法皆备，只遵守他规矩做工夫，自不得有差，如吃现成饭。”[3](P884)他还教导弟子说，“今日更无庸别著述，只讲明程朱之学而力行之”[3](P1001)就足够了。所以直到民国年间，他的弟子牛兆濂(蓝川，1867-1937)仍然倡导士子坚守程朱理学而反对“趋时”[7](P279)。这注定了理学派的学者们难以发展程朱理学。
光绪十九年，贺瑞麟病逝，陕西的理学思潮也随之衰落。尽管贺瑞麟之后还有其弟子牛兆濂等人在提倡程朱理学，并一直延续于民国年间，但理学已退出了陕西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理学思潮与陕西的近代化发展几乎背道而驰。如果我们承认“由传统转型入近代，就需要一场思想革命，即以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取代传统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9](P5)，那么，理学思潮对陕西的近代化发展明显不具有促进作用。无论是近代科学还是近代思想，理学思潮皆与之绝缘。正因为如此，程朱理学最终被陕西的远见卓识之士放逐，从而退出了陕西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二、实学思潮
清末，率先在陕西倡导实学的是贵州人黄彭年，但当时少有人响应。真正为陕西实学思潮的兴起开启风气者，当推陕西长安人柏景伟。柏景伟有感中国“时事艰危”，故讲学主张“学求有用，为国家异日缓急之需”[10](P19)。光绪九年(1883)，他在泾阳的味经书院主讲时，即“以实学造士”。光绪十一年(1885)，柏景伟在味经书院创立求友斋，专门讲求实学，陕西士人翕然从之，“关中士风为之一变”[3](P703)。不过，实学思潮的兴盛，则在光绪十三年(1887)咸阳的刘光蕡(古愚，1843-1903)主讲味经书院以后。因为自这时起，实学开始逐步取代理学在陕西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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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学思潮在陕西兴起的外在原因，既有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也有当时陕西的文化背景。就中国的时代背景而言，直面中国“国势贫弱，不能自立”[11](P637)的现状，刘古愚清醒地意识到，“近日中国非力求富强，不能以自全”[11](P127)。如何实现中国富强就成了他最急切解决的问题。不过，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刘古愚思考的问题是中国何以贫弱。几经思考，他给出了答案，即国人“不能实为富强之事”[11](P639)。在追问国人不能从事富强之事的原因时，他主要立足于陕西的文化背景，发现中国士人有严重的务虚黜实的毛病。其表现有二：一是投身科举之业的士子们“以词章为学”，二是从事程朱理学的士人们“空谈心性”。无论从事科举时文，还是从事理学研习，都“日逞口谈，而身无一事”[11](P505)。所以刘古愚认为，“今日之弊，非矫虚以实不可”[2](P95)。于是在光绪十三年主讲味经书院时，他便以实学来教士子，力矫空疏之习。
刘古愚倡导用实学纠正士人的空疏，着重指的是程朱理学的空疏。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理学派学者攻击实学，阻碍实学的发展。在贺瑞麟的倡导下，理学派学者大多视实学为“杂学”，并以“正学”自居来排斥实学。另一方面是刘古愚不仅认为理学派“不审时势之所趋，以求挽救，第以攻人之异己为守先圣之道”[11](P345)的思想和言行不正确，而且预感到理学派的主张很可能会导致“吾国乃日疲弱不振”[11](P345)。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他严厉批评理学派学者，说：“中国贫弱，犹自以为守正务本也，岂不愚哉？”[11](P544)于是在理学派反对实学的呐喊声中，刘古愚依然在味经书院“设学造士，以求实用”[11](P127)，并积极地将实学领向近代科学，从而使实学思潮在陕西走向兴盛。
一是提倡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富强之术是刘古愚最急于向西方学习的。随着他对西方富强原因认识的不断深入，主张学习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早期侧重于军事和经济，后期则侧重于自然科学。
刘古愚倡导的实学思潮，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二是排斥西方的政教思想。刘古愚之所以提倡实学，如前所述，是因为他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即“国势贫弱，不能自立”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其实，这只是他对国情认识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他所谓的“大道沉晦，世教凌夷”[11](P403)，也就是“孔教”的衰落。在刘古愚看来，孔教衰落是由“耶教”的冲击造成，所谓“耶氏盛于中国，孔子之教自亡”[11](P110)。他有着这种看法，是根据当时陕西“耶教横恣”[11](P71)的现状：一方面在枪炮的掩护下“教士日横”，尤其是他们与侵略者勾结而“挺身袒护其党”的行径，令刘古愚相当气愤；另一方面是传教士或在瘟疫时“传教施药”，或遇荒年时“捐资赈灾”，或办学校“不取修金”等做法，令刘古愚十分担忧。在他来看，无论传教士对中国民众慑之以兵，还是啖之以利，都是在设法“驱中国人入耶稣会也”，而“若从其教，则驱中国人为外人矣”[11](P148)。故而他认为必须对西方各国“以教士诱我之民”的做法坚决予以抵制。于是，刘古愚不仅表明自己“生为孔子之徒，生以守孔子庙堂”[11](P71)的坚定立场，而且还对耶教展开了激烈批评，认为“十字架之刑，其天罚之耶”[11](P717)。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生毕业后必须参加的一项重要的教育活动。因培训期间所面临的工作学习节奏快、紧张的医患关系、需要参加各类考试、经济等各种因素造成心理问题。而目前有关住院规培医师心理健康的研究不多，本文重点介绍萨提亚心理治疗模式在改善住住院院规培医师人际沟通方式及心理健康中的应用，以帮助规培医师挖掘自我内在资源，提高自尊，改善情绪和压力管理、改善沟通方式，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以更自信坚定、快乐平衡的心态面对生活，进而能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顺利地实施医疗卫生服务，更好地服务于患者和社会及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在商业方面，刘古愚试图纠正中国士人鄙视商业和商人的态度。他说：“至于商贾，西人合五洲物力以课盈虚，萃一国之精神以谋生计。”[11](P646)然而中国人呢？不但不重视商业，而且鄙视商业和商人，尤其是士人，此时仍然在赞扬“原宪永匿穷巷，为足行道传道”，而批评“子贡货殖为非”[11](P505)。在刘古愚看来，“商能以财自雄，即是民中之豪”[11](P544)，应当受到国人的尊重。基于此，他竭力呼吁士人重视商业，尊重商人。
在军事方面，刘古愚比较关注西方的军事器械和军事训练。他不只看到了西方“水战船坚炮利”，而且看到了西方军人训练有素。所以，除了仿制西方的军事器械外，还要“团练须仿西法训练”[11](P648)。在崇实书院创建之初，他就设想在书院建立军事学堂，“选知兵而习西法者，俾之为师，教以枪炮及西国阵法”[11](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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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知，刘古愚主张学习的富强之术，就是学习西方经济、军事领域的先进成果。
随着刘古愚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他对西方富强的原因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进一步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的原因是“用算测量，发必中人”，即西方海军的强大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因为其“测算”之学发达。西方机器制造何以“精而省工”？其原因就在于“化学、电学、光、重等学，皆极精微”[11](P142)。也就是说，西人日臻富强的根本原因是自然科学先进。认识到此，刘古愚主张学习西方富强之术的内容也发生了转变，由学习西方的经济和军事而转向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鉴于陕西士人固陋已久，难以速学自然科学中各门类的学问，刘古愚采取了“借一端以渐推广”的教学方法。他又见于“算学为各学之门径”，于是率先在教学中引进西方近代数学知识。在刘古愚的主持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味经书院开始了微积分的教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崇实书院开始了“光、化、电、热之事”[11](P148)的讲习。
(6) 隧道渗漏。当隧道发生漏水冒泥现象时，将导致隧道周围土体进一步排水固结，如不采取措施则其对隧道沉降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剧。
刘古愚所谓的富强，是经济发达和军事强大。经济方面，他比较看重西方的工业和商业。就工业而言，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刘古愚说：“今外洋械器一人常兼数人之功，一日能作数日之事。”[11](P366)进而刘古愚又找到了西方机器生产效率高的原因，即以蒸汽机作为动力(他简称为“汽机”)，便积极提倡国人学习西方用“汽机”来从事生产。当他得知“英国之富全在纺织”[11](P537)时，遂打算在陕西创办“汽机织纺局”，即陕西保富织布局。刘古愚的目的并不只是开办织布厂，而是借办厂来引进西方的织布机，再“由织布之械器，推广购求各种械器”[11](P142)。但后来因资金严重不足，织布厂未办成，他设想逐步引进西方各种生产机器的计划也就未能实现。
除此之外，刘古愚还批评西方的民主和法治。尽管他认识到“平等、自由，人自治而君无权，则专制愚民者败”[11](P645)，但他还是无法接受平等、自由之说。他心中纠结的问题是“无君而国可建乎”[11](P345)？在他看来，没有君主的话，必然是国将不国。所以他坚信当时的中国不能没有君主，而且君主“君今日中国之民”，绝对凌驾于民众之上也是理所当然的。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引进西方“君民平等”的主张必然会破坏中国的安定，并强调说：“西人平等之说，原以坏吾三纲，万不可从。”[11](P138)当他无法接受平等思想时，同样也就无法接受法治思想，因为法治是以人人平等为前提的。因此，即使刘古愚明白西方各国“今日之文明富庶”皆赖于依法治国，仍然将法治拒斥在国门之外。他甚至批评说：“求宪法于西国，是弃祖父膏腴之业而不耕，而甘行乞于市，以求延残喘也。”[11](P295)刘古愚的这种主张得到了他的一些弟子的继承。民国间，其弟子陈涛(伯澜，1866-1923)仍坚信，“法政者，治之末也；道德者，治之本也”[12](P47)。
可以看出，刘古愚等实学派人士不认可以法治国的主张，是由于他们坚信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世说。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对近代思想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和准确，尤其是近代思想是在西方列强侵略的炮火中传入中国的，这使他们易于误认为近代思想自身具有殖民性，所以严加拒绝。
(1)水利工程建设中应用项目管理可以有效节约资金成本。水利工程建设周期长，从最初的设计到完工需要很长的时间，也正是因为建设周期长，水利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资金的投入要保证整个工程施工过程中可以顺利进行，而如果缺乏对资金的管理就会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延误水利工程的建设进程，而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应用项目管理就可以对整个项目的资金管理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通过建设高效的管理体系使得水利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资金的使用都得到监管，避免出现资金短缺等问题，有效的节约资金成本。
以刘古愚为代表的实学派学者，一方面积极提倡学习近代自然科学，另一方面严加防范西方近代社会思想。他们的主张看似矛盾，但却有其自认为合理的思想根据，即中体西用。这充分说明刘古愚等人提倡学习西学，是为了维护当时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体，所以向西方学习时，有利于维护的学而从之，不利于维护的斥而弃之。自然科学本身不带有社会属性，可以拿来用，但社会科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则坚决予以摒斥。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学习近代自然科学时，刘古愚号召学生“惟西法之是效、西人之是师”[11](P345)；而面对近代社会思想时，他又训诫学生说：“非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法弃之以从西政。”[11](P234)由实学派的这两个主张可以看出，实学思潮对陕西的近代化发展(现代工商业、军事、科技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不可能实现陕西的近代化。
实学思潮正蓬勃发展之时，因受到维新变法失败的牵连而陡然衰落。刘古愚支持维新变法并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书信往来。再者，他的大弟子、时任工部主事的李岳瑞(孟符，1862-1927)曾协助康有为进行变法，而弟子陈涛、杨蕙、邢廷荚和张鹏一等人参加了康有为领导的保国会。故而在1898年9月维新变法失败后，刘古愚也被清廷视为“康党”，被迫辞去了味经书院和崇实书院的讲席，学生四散，陕西的实学思潮遂走向衰落。
三、新学思潮
新学思潮，指朱先照(佛光，1854-1924)倡导的以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主的思想。朱佛光早年专讲经史，乐于解决“经史疑义”。甲午战败后，他的思想受到极大冲击，治学由主讲经史转向于经世之学。他研究的经世之学，以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为主。后来在当地富绅的资助下，朱佛光在三原县创立励学斋，专门“以新学授徒”[13](P270)，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以至“学生遍一邑”。于是，“西北结社之风自此开，新学知识亦由是日启”[14](P1)，新学思潮在陕西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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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佛光倡导的新学思潮最突出的特点是宣传西方的“革命原理”。他认为需要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舍此无法救亡图存。不过，朱佛光的革命思想的形成早在他接受西学知识之前，但那时仅仅是“种族革命”。面对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清政府不思奋起自卫，却每每以暴力镇压民众起义为能事。这使他对清政府不再抱有希望，于是打算以“驱除鞑虏”来“恢复中华”。不可忽视的是他的种族革命思想的形成，或许与他的宗族观念也有所关联，因为朱佛光“自谓明秦王之后裔”[14](P1)。
800里清江，在宜都汇入长江。如果一睹两江交汇的情景，你会秒懂清江名字的由来。发源利川，流经7个县市，清江之清，并非亘古不变。当清江保护被提升到立法层面的时候，庆幸的是，清江已挺过最艰难的时刻。
随着朱佛光对西方传来的近代社会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民主政体的认识深入，他主张的种族革命逐渐转变为民主革命。朱佛光不再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而是以推翻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体来建立民主政体为目的。所以，当1895年康有为主张的政治改良思想首次传入陕西，当实学派人士尤其是刘古愚深感“餍饫于心”之时，朱佛光却颇不以为然。为了纠正康有为的政治改良主张，更为了阻止这种主张对陕西士人的误导，他撰写了《康氏纠谬》一文来专门“指斥其政治主张之错误”[14](P1)。他的这种主张和做法遭到了实学派人士的责难，“右康者疾之，复尽力与之争”[14](P1)。同时，这也造成新学思想在陕西传播之初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但朱佛光并未因此放弃他的民主革命主张，仍积极向学生宣传民主思想。汉译的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一经出现，他便“手钞编录成帙”，及时向学生讲解。
后来，维新变法失败，这在朱佛光看来，康有为等人的政治改良主张现在被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自己当年对康有为的批评无疑也就是正确的。既然如此，自己主张的民主革命其正确性也就毋庸置疑。因而，他“自信益坚”，对民主革命思想也“倡导加励”，新学思潮随之高涨。然而好景不长，“清廷大吏及地方无识者排挤益力”[14](P1)，新学思潮在陕西的传播再次受阻而跌入低谷。但朱佛光仍然坚持己见，不废讲学，而且“讲学亦极大胆”，学生依旧可以在课堂上“时时得闻革命的绪论”[13](P271)。1905年，当他看到孙中山的演说词后，非常认可其说，便在陕西积极宣传，并自谓“昔人遇父言慈，遇子言孝，我则遇人言革命而已”[14](P3)。在得知中国同盟会成立的消息后，他更积极“劝学者加盟以响应于西北”[14](P2)。同时，朱佛光展开了对康有为等人主张的“保皇立宪诸说”的批判，“随时随地指斥其非”，从而掀起了“西北革命思潮”[14](P2)。在这一革命思潮的洗礼下，于右任、茹欲可、程运鹏等人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另外，朱佛光还提倡“科学新知”，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知识。但与实学派侧重自然科学知识的实用性不同，他更侧重其启蒙作用。朱佛光的自然科学知识多来自于西方传教士。当时适逢莫安仁、敦崇礼两位牧师在三原传教，他坚持“与耶教徒西方人氏相往还”[14](P1)，从他们那里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朱佛光主讲科学新知的规模，远不及刘古愚的规模大、普及广。
以上都是在临床药理学研究中常用的现代色谱技术,研究人员通常会根据需求合理选择其中的技术方法,或者是通过双柱或多柱的串联切换技术,将不同性能检测器联合起来,实现多为色谱组合,比如说HPLC-GC、GC-PGC、HPLC-SFC、NBPC-RPLC等[3]。
朱佛光主张学习西方，不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还学习社会政治思想。于右任认为，“陕西提倡新学最力而又最彻底的，当推三原朱佛光先生先照”[13](P270)。新学思潮就其内容而言，无论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还是近代社会政治思想，都有涉及。从影响来看，朱佛光倡导近代社会政治思想促进了陕西士人的思想解放，尤其是他宣传的革命思想，出现了“辛亥起义，西北主持革命者多出其门”[14](P2)的盛况。这些革命者不但为陕西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新学思潮并没有直接实现陕西的近代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朱佛光放弃了自己的新学主张，而转向了佛学。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帝制。这表明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人士设想建立民主政体的宏愿已经化为泡影。这一政治突变对朱佛光的打击颇大，导致他对自己坚信多年的革命主张产生了怀疑，并最终进行了否定。他焚烧了自己多年来积累“盈数尺”的新学“读书手抄笔记”，从此“专心内典，与佛教徒时相往还”[14](P4)。遂导致新学思潮在陕西的衰落。
尽管朱佛光放弃了新学思想，尽管新学思潮未能直接实现陕西的近代化，但新学思潮的意义仍然十分重大。因为如果没有新学思潮在陕西的兴起，就不可能使陕西成为响应辛亥革命的最早省份之一。如果我们再结合成柏仁(曜三，1888-1958)的“陕西鄙处一隅，而在国内历次革命史上，贡献最多，地位特要，实皆以辛亥革命青年为其中坚”[15](P88)的说法来看，新学思潮非但在陕西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促成革命的伟绩”[15](P86)。
四、结 语
公元1865至1915年间，陕西出现的理学思潮、实学思潮和新学思潮，此起彼伏，各具特色。三者既有冲突，也不乏一致之处。尽管理学斥责实学驳杂，实学批评理学空疏，但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上则异曲同工，只不过理学派主张政由旧治，实学派支持政治改良。虽然实学指责新学的革命思想，新学指责实学的改良主张，但在提倡自然科学方面又相互一致，只不过实学派看重自然科学的实用性，新学派重视自然科学的启蒙性。虽然三种思潮分别主张用理学、实学、新学来治理国家，但宏观地看，用学术维系社会安定、实现民族富强是殊途同归的。无论这三大思潮之间具体的同与异，它们都是其所处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它们产生以后，又对其所处时代和环境发挥着一定程度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从而使它们最终必将面临所处时代和环境的选择。同时，我们通过三大思潮的兴替可以发现学术与政治及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学术的兴衰无不受政治的影响，但学术自身的价值并不因政治的抑扬而损益；学术的价值虽由其自身的内容来决定，但无不经由时代的历练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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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ree Academic Trends of Thought in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ir Influences
LIU Zong-hao
(Institute of Guan School,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49, Shaanxi)
Abstract: From 1865 to 1915, in Jingyang and Sanyuan counties of Shaanxi Province, three major academic trends of thought emerged: Neo-Confucianism, Practical Learning and New Learning. Neo-Confucianism, represented by He Ruilin, teaches only Cheng and Zhu Neo-Confucianism. Practical Learning, represented by Liu Guangfen, advocates learning Western advanced technology, but opposes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ideas of the West. New Learning, represented by Zhu Xianzhao, advocates learning the western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ideas. Originating from Jingyang and Sanyuan counties, the three academic trends quickly spread to other regions within and outside Shaanxi, thus exerting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and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Shaanxi and eve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Keywords: Neo-Confucianism; practical learning; new learn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DOI：10.13467/j.cnki.jbuss.2019.02.008
*[收稿日期]2018-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清末民初关学重要文献及其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BZXO51)；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青年基金：二曲学派对阳明学的多维发展(项目编号：18GZGX34)。
[作者简介]刘宗镐(1981-)，男，陕西礼泉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关学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B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19)02-030-06
(责任编校 米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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