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其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哲学继承了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定位，但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特征转变了主题，又对其进行了超越。葛兰西是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和开拓，但其对文化霸权的分析，与革命性的政治意图结合在一起之后，便失去了现实的可行性。
[关键词]葛兰西；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是他对自己独特哲学创造的概括。从哲学传统来看，葛兰西实践哲学继承的是由维科开创、经马克思发展的文化哲学传统。维科确立了文化哲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在维科建立的文化哲学体系中，人性是哲学的出发点，其根本特征是心灵的不确定性。这种心灵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改变自然，发展自身，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维科的文化哲学给马克思以极大启发，但马克思并不赞同维科把人的文化创造性归结为人类心灵的看法。马克思认为，人的文化创造性活动应该放在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进行考察。
一、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继承
在谈到从维科到马克思的文化哲学传承时，何萍教授总结道：“从哲学性质而言,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继承了维科文化哲学的主题，并以此来研究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所创造的工业文化，是对维科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再创造，本质上属于文化哲学；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未来发展而言，当马克思把人的创造性活动扩展到人的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的时候，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发展也就具有了多种可能性，人们可以着重于人的生产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也可以着重于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葛兰西正是从后一种可能性上发展了马克思的文化哲学，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把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文化批判色彩。
第二位要介绍设计师是Christian Lacroix。就学术角度而言，他的设计哲学向所有人说明时尚史同其他学科一样，随着时间的车轮不断向前。“让旧事物无休止地复兴”这句话，他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过。
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过程中，葛兰西非常注意从本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汲取资源。这方面，他主要受到拉布里奥拉实践哲学的影响。拉布里奥拉认为：“人类既不是在想象的发展中创造自己的历史，也不是在一条事先已规定好的发展路线上前进。人类创造了历史，同时他们也创造他们自己的条件，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一种人为的环境。他们逐渐发展自己的技能，并在这种新的环境中积累和改造自己的活动成果。我们只有一种历史，我们不能把另一种仅仅可能的历史同这种事实上已经产生的真正历史相提并论。”拉布里奥拉既继承了维科的历史主义的叙述方法，同时又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替换了维科哲学对人类心灵不确定性的描述，准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定位为实践哲学。
葛兰西继承了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定位，但根据变化了的时代特征转变了实践哲学的主题。在葛兰西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对人们社会生活的统治也由物质方面扩展到精神方面，因此，葛兰西意识到，单纯从生产方式入手，无法击中垄断资本主义的要害，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进行主题的转变，把侧重点从生产方式研究转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研究上，着重展开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经过这一转化，葛兰西就建立起一种与拉布里奥拉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相区别的文化批判的实践哲学体系来。
二、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超越
20世纪，人类文化空前繁荣，很多思想大家与流派都把研究目光投向了人本身，尤其是体现人的文化属性的语言。葛兰西也是这众多研究者中的一员，并且早在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走上了这条探索的道路。
由图8可见，试样1在较短的钝化区后出现了大范围的韧窝，即进入了延性断裂，并且延性断裂区比钝化区大得多。试样2、试样3在两次疲劳区中间为钝化区，在载荷22kN、22.6kN的作用下，两者未进入开裂，均处于裂纹尖端饱和钝化阶段。
葛兰西根据对文化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中、在文化领导权的争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葛兰西那里，知识分子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责任：通过为大众提供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价值体系，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实现。“在葛兰西的理论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被定位为统治集团的‘管家’，通过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知识分子活动与社会具体实践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和知识分子问题是三个相互关联的范畴，它们构成了葛兰西文化意识形态的主体，他将自己对人的意志、社会实践和主观能动性作用的笃信，直接运用于他对知识分子职能的认识，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实现。
在评判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理论性质时，有人认为，葛兰西在哲学上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的“实践哲学”企图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第一性的外部自然界看成依赖于人的实践的一个要素，把人类认识的主观形式同其客观内容混为一谈；在反对第二国际的机械论、宿命论时否定历史决定论，否定经济基础的首要性及其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也有人认为从本质上看葛兰西是个唯物主义者：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的特征是既反对历史唯心论，又反对庸俗决定论和机械论，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两个层面，一个能够被称作是“市民社会”，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它作为专政的工具代表着暴力。市民社会是由政党、工会、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的，它作为宣传和劝说性的机构代表着是社会舆论。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不是依赖政治社会及其代理机构，如军队、暴力等来维持的，而主要是依靠他们常常占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依靠他们广为宣传并为民众所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来维持。因此，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占领市民社会,颠覆它的领导权。无产阶级若试图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要通过控制大众文化、占领市民社会，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制造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这一任务，葛兰西认为要由“有机知识分子”去完成。
“对语言研究的兴趣以及在语言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深深影响了葛兰西全部理论创造，特别是著名的霸权概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葛兰西文化哲学体系。”葛兰西在其理论中，不仅将文化的社会作用问题与意识形态理论相结合，还把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放置在核心位置去考察。他认为文化相对于强制性国家机器，是一种隐蔽的、也是更牢固的专制统治方式，从而形成了在一定社会形态下，某一社会集团在思想、知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领导权——葛兰西称之为“文化霸权”。具体可以从市民社会和有机知识分子理论两个方面去分析。
从结果可以初步判断，模型计算得到的水光提升百分比与消费者自我评估使用产品后即时的肌肤水光感具有显著相关性，说明该模型对于不同面膜产品水光感的评估具有较好的区分性和可靠性。
在葛兰西那里，语言的基础性是相对于其他文化形式而言的，指的是语言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主要表现在，语言贯穿于人类的一切文化形式之中，成为人类思考和感觉的方式；而语言的总体性，指的是语言的哲学世界观性质。这两种性质决定了语言的文化特性，即社会历史功能。对此，葛兰西指出：“语言也意味着文化和哲学（要是处在常识的层次上就好了），所以，‘语言’这个事实，在实际上意味着多种或多或少有机地融贯一致和协调着的事实。走到极端，可以说每个讲话的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人语言，也就是他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感觉方式。文化在其各种不同的层次上，把或多或少的、不同程度上理解彼此的表达方式的个人，联合成为一系列彼此联系的阶层。正是这些历史—社会的区别和差异反映在共同语言中，并产生出实用主义者所谈论的‘障碍’和‘错误的源泉’。人们可以由此推论‘文化的方面’甚至于实践（集体）的活动的重要性。历史的行为只能由‘集体的人’来完成，要达成一种‘文化—社会的’统一，必须以此为前提：具有异质的目的的、多种多样的分散的意志，在平等的共同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怀着同一个目的而焊接在一起，而这种共同的世界观既是一般的又是特殊的，或者（以情绪的方式）在一时的爆发中发挥作用，或者永恒地发挥作用（在那里，智力基础根深蒂固，并且被很好地吸收和体验而变成为热情）。因为这是事物发生的方式，所以，语言问题，也就是集体地达成一种单个的文化‘气候’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这段话中，葛兰西指出了语言作为一种哲学的世界观所具有的文化特征：一是，语言作为哲学的世界观，是人的认识活动、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一定的习俗、信仰的统一，因而具有人的文化整体性的特征；二是，语言的经验性及其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哲学的大众化特征；三是，语言作为一定集体、一定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哲学具有集体性和民族性。在葛兰西那里，哲学的集体性和民族性与哲学的世界性不是相对立的，而是世界哲学的表现，世界哲学是在集体的、民族的、哲学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葛兰西把语言定义为哲学的世界观，主要从语言的文化特性上来定义哲学。葛兰西所说的语言、常识、宗教等，都是人的文化要素。这些要素进入哲学，成为哲学的一个有机部分，就使哲学由抽象的思辨王国返回到现实的、经验的层面。
三、对葛兰西文化哲学的评价
葛兰西对语言和哲学的说明，还实现了哲学由解释世界向批判现实的转变。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固然强调哲学的现实基础，但绝不把自己局限于现实的、经验的层面上，而是力图从现实的、经验的发展中找到现实的批判力量。这种现实，在葛兰西那里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和宗教信仰，哲学的批判就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批判。由此，葛兰西以哲学的批判区分了自发的哲学世界观和自觉的哲学世界观。自发的哲学指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中的哲学。这是普通人的世界观，是人顺从环境，从而形成一种非判断的、没有条理的世界观，它代表的是一定时期、一定文化和一定社会集团的意识。自觉的世界观指的是哲学家批判地审视日常生活，进行思想创造的活动。这种活动不同于前者的特点，就是通过自觉的和批判的思维，积极地参与创造历史的活动，从而建立自己的批判性的、系统化的世界观。在这里，葛兰西构造了一个融批判和非批判为一体的二元文化世界，并通过对这个二元文化世界的论述证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哲学批判的对象不是物质世界，既不是自然的物质世界，也不是社会的生产力的物质性，而是人的文化世界，是压抑人的文化创造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消解精英文化的大众文化世界。这样，葛兰西就实现了传统哲学由理性解释到文化批判的转向。
笔者认为，葛兰西从世界观的意义上理解哲学，且对实践特别关注，因此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又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实质是葛兰西在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创造性的发展。首先，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葛兰西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曾说：“马克思从精神上开创了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大概要延续几个世纪，就是说，要一直持续到政治社会消失、调整了的社会诞生时为止。”其次，实践哲学进一步深化与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统一观。葛兰西通过对革命领导权理论的分析，系统地阐释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任务和实现途径。再次，实践哲学的根本任务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由此可见，葛兰西是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和开拓。
但是，葛兰西思想中最大的亮点，即对文化霸权的分析，当这种分析与革命性的政治意图结合在一起之后，便失去了现实的可行性。首先，经济基础产生上层建筑领域，在该领域中所发生的各种活动的形式不仅仅由经济基础产生和再产生这种空间的事实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各种制度和参与者在占领这一领域时彼此间的作用来决定的，因此文化永远不可能是历史中的主导力量,文化不足以承载历史变革所赋予其身上的所有重量，文化不能够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没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最终只能是空中楼阁。其次，文化与政治、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也并非如同葛兰西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市民社会中各种机构的作用也并非完全依赖于知识分子来行使，并且市民社会和国家权力之间是紧密相连的。所谓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维护必须要有一定的强制性国家机器（即政治权力）为支撑，当然也是无法脱离经济基础的影响的。最后，葛兰西的思想宗旨在于试图通过实践而帮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但列宁说过：正确的革命理论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在监禁的环境中，葛兰西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他试图找寻到一条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然而遗憾的是他丧失了同工人阶级实践的任何有力联系。
澳大利亚不同年龄段消费者对于酒种的偏好具有较大差异：14～17岁年龄段消费者更偏爱喝预调烈酒，但随着年龄增长，喜爱瓶装葡萄酒的消费者占比逐渐增加，而预调烈酒的占比逐渐减少。对于烈酒，14～17岁年龄段消费者消费烈酒比例占该群体总消费酒精饮料的60%，为各年龄阶段群体中最高。但随着年龄的增加，消费者饮用烈酒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18～24岁年龄段消费者消费烈酒的比例占该人群总消费酒精饮料的22%，为各年龄阶段群体中最高。25～29岁及30～39岁消费者消费普通烈度啤酒占该人群总消费酒精饮料的27%，为各年龄层最高。具体情况见图2。
葛兰西的文化哲学思想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发展和开拓，其实质是确立了这样一种实践观，即要求人们在革命实践中既要充分重视历史的因素，又要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在此基础上，才能领导人民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掌握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领导权，通过解放自身最终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从这一点看，葛兰西的文化哲学带给后世的财富又是无穷的。从理论影响看，葛兰西逝世后,他的语言和霸权理论丝毫不减睿智的光芒，在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赢得回响。从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批判理论到性别研究，当代西方许多理论家及理论派别都从这里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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