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论语》之后，“陈蔡绝粮”在历史上至少被演绎出26个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依据思想类型的不同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构造或叙事类型。这些不同的组别内部以及组别之间，依据大小思想主题的不同，又有着相互勾连之处，从而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叙事演绎与主题分类。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考察，可以归纳出构造或解释中国古代哲学故事的五种方法。
关键词：穷达；境界论；解释
《论语》有两次记载“陈蔡绝粮”或“孔子厄于陈蔡”之事。其一，《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个记录比较简单，只涉及到子路与孔子一个回合的对话，其主旨也比较明确，只涉及到对“穷”的理解。孔子周游列国时有众多弟子跟随，“从者”自然不只有一个人，这为后人在主旨扩展与讨论人数上添枝加叶提供可能。其二，《论语·先进》“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李路；文学。子游、子夏。)[注]此处涉及《论语·先进篇》第二、三章的分章问题。参见高如辰: 《〈论语·先进〉第二章考论》，《孔子研究》，2009 年第5 期; 韩高 年: 《〈论语·先进〉“陈蔡”章考辨》，《晋阳学刊》，2013 年第6 期。 此处的记载未提及孔子之厄，但“陈蔡”之地的提法使得后来将之与陈蔡绝粮联系起来。“从者”有哪些人，参与讨论的是谁，此事是否史实、发生时间等等的留白，为后世的演绎提供了广大想象空间。
陈少明指出，“孔子厄于陈蔡”之后至少形成了9个版本，他将之分为《庄子》的想象、儒家的立场与大小节之辨三组类型，最终指向儒家对孔子圣人人格形象的塑造上[1]。事实上，儒、道、墨、法、杂等各家皆对这一故事有所展开，对孔子的态度有赞有贬。郭店竹简《穷达以时》出土后，因其与“孔子厄于陈蔡”的主题似乎有某些相似，学者们将二者联系起来。李学勤将有关“孔子厄于陈蔡”的文献记载排列了一个顺序，即：《穷达以时》→《庄子·让王》→《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风俗通义·穷通》→《孔子家语·在厄》[2]241。王中江则指出“《穷达以时》的核心思想又无法完全‘统一’纳入到李先生所排列的文献系列中”，他将这些文献按照与《穷达以时》的“异同”关系分为三类[3]92-114。苏刚统计出从先秦到汉唐的18种著作中出现26章“孔子绝粮”的叙事。其不仅在经史子文献中存在，后世神话、戏曲等作品中也多次被改编[4]。事实上，“孔子绝粮”之故事，苏刚的统计尚有遗漏。如北宋李昉编纂《太平御览·乐部第十六·琴中》就有一则特别的记载。
There are three factors, coulomb scattering, phonon scattering and surface roughness scattering (corresponding to μc, μp and μrs)[13–16], which influence the mobility together. In detail, the mobility is expressed as[17]
“在陈绝粮”或“孔子厄于陈蔡”之故事本身不仅仅是一个重大思想史事件，其叙事的展开与演绎之意义超出了孔子圣人形象的塑造，也彰显了中国古代故事类文献展开思想的过程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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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事的主题分类
第一种方法可以称为“扭转”。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比较明显，可称为“对反”，指其思想主题走向原始文本的反面，从而构造的故事意义也相反。如《墨子》对此事件的演绎，完全是批评甚至污蔑孔子，而《孔丛子》的辩驳，则是维护孔子，而且开创了“圣知”的主题。第二种方式可称为“转向”。这种转向或转折，其主题或故事不是走向原始文本的反面，而是摆脱已有解释角度的局限，呈现其他别种视角。这种解释方法本身，需要对原始文本的核心概念进行解构，丰富或改变其义涵。
又曰：“《孔子厄》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应聘于楚，待礼于陈。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喟然而叹曰：‘归邪，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于是援琴而鼓之，以自叙其志，故曰《孔子厄》。”[5]2611
第一种是《孔子家语·在厄》“楚昭王聘孔子”一章所彰显的全面而复杂的主题。本章不仅情节完整，而且与其他记载相比，在开始交待了孔子被困的原因，即《史记·孔子世家》同样记载的陈蔡大夫之谋。此背景《晏子春秋》记载为是晏子为齐景公出的主意，何者为史实，学者多有辨之，此处不论。就思想主题而言，“楚昭王聘孔子”一章的层次是：德福—时遇—守道—立志，故事牵涉的次重要的主题有：见用—节操—修德—孔子人格。《孔子家语·在厄》所包含的主题，其他出现的各章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其中某种或某些主题。《穷达以时》的主题是时遇；《庄子·让王》“孔子穷于陈蔡之间”的主题是穷通—修德[注]这里，先简要分辨穷通、时遇与修德之别。《庄子·让王》“孔子穷于陈蔡之间”章讲到穷通，但没将时遇引入讨论，在面对穷困时，其应对方法是“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其态度是“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这主要是一种心灵境界上的姿态。因此，庄子此处要表达的，实际上是修德的主题，只是这个“德”不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而是道家的无为自然之德。；《荀子·宥坐》的主题是时遇—修德—立志；《吕氏春秋·慎人》的主要部分引自《庄子·让王》，但增加了“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隐然将时运介入到思考中，因此其主题是穷达—修德—时遇，《风俗通义·穷达》表述有异而主题与之相同；《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孔子困于陈、蔡之间”章的主题是德福—时遇—修德；《长短经》的主题是时遇；《史记·孔子世家》的主题是穷通—修德；《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主题是修德。一般认为，《孔子家语》是三国魏王肃采取流传于先秦秦汉的孔子及弟子遗文逸事集撰。《在厄篇》的这则叙事，当是王肃综合上述文献[注]《长短经》是唐赵蕤所编撰，只取“时遇”主题，当属对此故事的节选。与思想主题所做，是最为全面的一则记录。
以上不同文献记录的各章，源自后世儒家对孔子“穷”的理解而展开的演绎。这些不同层次的德性观念，基础是对“穷达”的理解，即后来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谓。各章都贯彻了一个观念，穷达与否在于时运，自己能做的其实是修养德性，在身处困境时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坦然面对，修炼自身。因此，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意义上的境界论，是儒家面对多变世界时对自身的要求与心境选择。在此境界论大主题下，各层次各方面的德性才得以展开。
而《庄子·山木》中的两章，一章的主题是去智隐名以保生，另一章的主题是从内心上顺应外在给予的现状。这两种思路都可归为道家境界论主题，即面对同样的困境，道家的处理方式是最好不让自己处在这种局面；万一不幸身处其中，只需要看开就好。这虽然是釜底抽薪式的解决方法，但对于已经身处困境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积极有效的应对。不过，庄子书多寓言，此两章人物、对话皆与他章不类，显系后人编造，其思想也归于道家。只是在广泛意义的境界论下，我们将之归入同一类型。
第二种是“励志”主题。《庄子·让王》所谓孔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注]《风俗通义·穷通》作：“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拔树于宋，今复见厄于此。”，旨在描述孔子周游列国的苦难遭遇。在第一种类型中，孔子超越了这些苦难而呈现一种圣人形象。但是，司马迁《报任安书》有一段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离骚》；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由此陈蔡绝粮也发展出励志—守道主题的故事演绎。《孔子家语·困誓》《说苑·杂言》“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章、《新语·本行》表现了这一主题。
第三种是由“颜回窃食”引发的主题。《孔子家语·在厄》表达的是守节，这与《论语》的故事原型要表达的“君子固穷”主题是一致的，“颜回窃食”这一故事，很可能是后人为强调这一主题而构造的；《吕氏春秋·任数》的主题是知人之难；《论衡·知实》的主题是知识的来源；《孔丛子·诘墨》通过对墨子发问的反驳，维护孔子作为“先知”的正当性，也是知识论问题。
第四种类型是《墨子·非儒下》批评孔子苟且偷生。此叙事当是墨子学派非难孔子所造无疑。
不同类型思想主题的叙事共享着《论语》中的同一个资源。以儒生为主体，战国秦汉知识分子对孔子绝粮故事的演绎相互竞合。仔细分析这些叙事，每则故事不仅在情节上有相似的地方，其思想主题也有大小之分，且有可勾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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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刚所列26章叙事中，《孟子·尽心下》的一条“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只是孟子对孔子身处险境原因的评论，而无叙事意义，不当列入。《太平御览·乐部第十六·琴中》所记一则当列入，共26次出现[注]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云：“陈蔡之厄，又见于《史记·孔子世家》《琴操》《类聚》引《典略》。”笔者遍查《艺文类聚》所引《典略》，并无陈蔡之厄事。《引文类聚》多次其引用此事，明确指出源自《庄子》《墨子》《说苑》与《吕氏春秋》，《典略》及《三国典略》亦无陈蔡之厄的记载，故王利器当是误记。参见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317页。。依据不同的思想主题，可以分为以下几组：
此当是乐曲《孔子厄》来源的传说。但蔡邕《琴操》则记载说《孔子厄》是孔子被围于匡时所作。
《孔子厄》者,孔子使颜渊执辔,到匡郭外,颜渊举策指匡穿垣曰:“往与！阳虎正从此入。”匡人闻其言,孔子貌似阳虎,告匡君曰:“往者阳虎,今复来至。”乃率众围孔子,数日不解,弟子皆有饥色。孔子仰天而叹曰:“君子固亦穷乎?”子路闻孔子之言悲感,悖然大怒,张目奋剑,声如钟鼓,顾谓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来!今汝欲斗名,为戮我于天下。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拒,军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圣人,瓦解而去。”[注]《琴操》此载，与《搜神记》所记性质相类，皆有较多神话色彩。参见孟庆祥、孟繁红译注《孔子集语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0页。
《论语》中，“子畏于匡”的主角是孔子与颜回，只有对话而无情节，其对话主题是二人对自身承担周礼文化职责的自信；“君子固穷”之对话发生于陈蔡之厄；《琴操》所记的子畏于匡事，表达的主旨却是陈蔡之厄的“穷通”主题。又《庄子·秋水》记载说被围于匡的孔子同在陈绝粮一样“弦歌不辍”，已有混淆二者的倾向，但此情节不为司马迁所取。《论语》对孔子多次遭难的记载情节简单，后世将孔子遭遇的此两次劫难混淆的可能性很大，但这种叙事并没有增加新的思想主题。“狂狷”之辨，又见于《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及《孟子·万章下》孟子与万章的一段对话。因此，狂狷的主题，不当归入于陈蔡绝粮的故事，而只是“孔子在陈”时的讨论。
第一个主题的材料最为丰富，各种叙事在语言、情节、思想上的相通之处最多。如天人关系下，《庄子·山木》与《穷达以时》分别以道家及儒家不同的境界论模式展开讨论。《庄子·山木》“孔子穷于陈蔡之间”章说“人与天一”，其意义指“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这个“天”，只是人在当时当地所处的情境。这个境况在作者看来是自然而然存在的、是不可改易、只能被动的顺应现状，这就完全取消了作为个体的自主选择与主观能动性，却也符合道家思想中被动的一面。《穷达以时》讲“天人之分”，《礼记·礼运》郑玄注：“分犹职也。”[6]659“分”即职分，天和人各司其职。姜广辉指出：“此处讲‘天人之分’，所谓‘天’即下文之‘世’，意谓客观条件，所谓‘人’是指‘己’，意谓主观条件。文章结语落在‘反己’，即反求诸己。此篇以穷和达的不同境遇来说明恒常修德的重要性”[7]，分析确当。但问题在于，“世”并不是完全客观的、主体只能被动接受的，而是被人创造的。所谓的“天时”“命世”并不仅仅是运气，否则孔子也没有必要周游列国以求用了。秦国与山东六国有不同的“时”，是因为诸国使用不同的“士”结合自身的山川地理环境、人文传统等创造的。和道家不同，儒家是一个进取型学派。王中江指出“从文本和整理者的题名来看，《穷达以时》好像主要是讨论‘人’的‘时遇’的，但事实上不是。它关注的主要是人作为道德主体对道德选择的自主性和自足性……”[8]穷达与否确乎有机遇问题，而个体关注的应该是自身道德人格的养成。
二、主题之间的关联
第五种叙事将“子畏于匡”与“陈蔡绝粮”的经历混淆。《论语》中“子畏于匡”有两处记载：《子罕篇》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先进篇》载：“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情节与对话与在陈绝粮不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也将之作为不同的遭难。《论语·公冶长》说“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此处只说对话发生在陈国，并没有说是发生于陈蔡之厄时。但北宋李昉编纂《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八乐部第十六·琴中》说：
具备哲学意义的孔子绝粮叙事，主要分为这五种类型。苏刚所列《绎史》《搜神记》等所载的神话故事及相关戏曲，编造的成分居多，其叙事注重文学性与艺术性，而于思想史的意义并不大。
其中，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代表着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系数，河南省人口总数与人口自然增长率代表着河南省人口的发展动态，。
时遇或穷达是引发其他德性的前提，而各叙事对穷达的理解并不相同。《穷达以时》所举例证，基本上是贤者遇见圣主后发挥其才能。《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说苑·杂言》“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章、《风俗通义·穷通》、《孔子家语·在厄》则是举出贤者不遇明主或明主也有被困之时。这两种论证方式，一偏重于正面的“达”，一侧重于负面的“穷”。而《说苑·杂言》“孔子困于陈蔡之间”章、《韩诗外传》卷七则两方面的例证皆有。虽然儒家都同意“遇不遇者，时也”，但他们对“修身端行，以俟其时”的要求是一致的，即都回归到修德主题上。
体认“穷达以时”的方法不同，比如上文揭橥的儒道都接受了困境，但二者以不同的内心活动(积极和消极)通达现状；体认之后也有不同，儒家要修德以待时，道家要退隐无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吕氏春秋·慎人》作为杂家著作，其最终结论也指向或仕或隐、或用或否、或穷或达并没有区别，关键的是要保守节操。
而“守节”之主题，是《论语》此论之核心，“君子小人”面对“穷”之不同表现，在《孔子家语·在厄》中明确为君子修德而不为穷困改节。在后来的故事中演绎出“颜回窃食”的故事，这一叙事中，不仅牵涉到颜回是否小人，也涉及子贡“告密”是否小人的争论。这一主题也与“励志”“守道”相关。持守节操即是对道的坚守，而在身处困境时，又走向对志向的坚持与勉励，而《孔子家语·困誓》孔子的自我总结“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又开显了“励志”主题。当然，所有的叙事改编或批评与维护，在儒者的评论来看，都塑造了孔子圣人之人格形象。
O-GlcNAc修饰调节心血管功能的作用是复杂的。随着深入研究发现，O-GlcNAc修饰对心血管蛋白的修饰是一个动态过程，对维持心肌细胞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O-GlcNAc修饰从基因水平到蛋白质水平调节着细胞。新证据表明，蛋白质O-GlcNAc修饰也有助于调节自噬、表观遗传学以及线粒体生物合成[22,45-46]。在细胞核、细胞质以及线粒体中也存在不同的OGT和OGA亚细胞库，它们可能对特定刺激做出不同的反应。
三、解释学的方法
“孔子厄于陈蔡”之史实如何，自古学者争论不休。此事发生时间、地点、人物对话、具体情节、是否存在等等疑问，从史实与逻辑上皆可得出相反的结论。然而，《论语》中对此事件的寥寥数语，为后人增添了宏阔的想象空间。孔子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途中多以言事教徒；陈蔡之围被设定为“七日”(或十日)之久，其间发生的事情自然可以随己意想象。哲学诠释学认为一个文本出现后解释权就不再文本自身了，这种理论对于一个事件来说同样适用。人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构造，是带有哲学意味的不同解释，这些不同主题的解释之间，以及这些解释与事件原型有着某种“视域融合”。就陈蔡绝粮这一叙事本身，所彰显的构造方法或解释学方法，也是值得深入讨论的。
根据所搜集的关于“在陈绝粮”叙事的不同记载，学者对这一故事的不同类型进行了分组。比如陈少明将9个故事分为3组：《庄子》中的三次为一组，为庄子学派的想象；《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困誓》《史记·孔子世家》为一组，是基于儒家的立场；《孔丛子·诘墨》《吕氏春秋·任数》《孔子家语·在厄》一组则是基于大小节操的分类。可见陈氏的分类依据并不统一，前两组是学派之别，后一组是思想主题的相似。又如王中江依据《穷达以时》所彰显的德福与穷达关系，所列三组为：《穷达以时》《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七和《说苑·杂言》；《吕氏春秋·慎人》《史记·孔子世家》；《庄子·让王》《风俗通义·穷通》《说苑·杂言》。但王氏的分类也不一致，他又依据境遇观的不同将《风俗通义·穷通》与《吕氏春秋·慎人》列为一组。这两个标准所分的组别包含的文献并不一致。而李学勤没有分类，其简单化的单线条时间性排序，受到较多质疑。
（一）多角度解读现象包含的各种道理——从知识角度上分析同一信息往往包含许多方面的道理，政治课主要是分析信息背后反映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几个方面的道理。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句话，最关键的是对“穷”的理解。“穷”字字形为身在穴下，表示处于困境、走投无路。《论语》中有两次出现“穷”，另一次是《尧曰篇》“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指四海百姓处于穷途末路中。孔子在此处，只是表示自己作为君子，身处困境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节操。朱熹章句说“何氏曰：‘滥，溢也。言君子固有穷时，不若小人穷则放溢为非。’程子曰：‘固穷者，固守其穷。’亦通。愚谓圣人当行而行，无所顾虑。处困而亨，无所怨悔。”[9]161这三种理解，都强调君子在困境下对道德节操的坚守，这应该是孔子劝诫子路的最原初和最基本的意思。《论语》中没有“穷”“达”对举的情况。《论语》中没有“通”字，但多次出现“达”字，其意义为君子对道德仁义之理的通达。朱熹注曰：“达者，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得之谓。”[9]139“达，谓达于事理，即所谓德慧术知也。”[9]361孔子特别区分了“闻”“达”之别，前者是追求闻名于诸侯而见用，后者是自修于内不求人知，是否被用是修德之后的自然结果而非目的，否则便会流于饰名虚伪。但在其后的相关故事构造中，儒者以“穷达”对举为基础，将原本的守节主题扭转为“穷达以时”的境界论主题。这个“穷”或“达”“通”，是指自己的德行才能是否被君主所用而有所发挥。因此在其后的叙事改编中，首先是将原本的“穷”扭转为“穷达”，将思想主题由守节扭转为看待世界的心灵境界。这种思路丰富了原始文本与思想主题开展的可能性，为后来的叙事改编提供可能。
在此基础上，就出现了第二种解释原始事件的方法，可称之为“扩充”。这种扩展表现为思想主题由“穷达”展开为德福、修德、守节、时运、立志、励志、人格等等其他德目，为表现这些不同的道德观念或价值意义而对情节、人物、对话内容等等进行改编。
第三个方法是“超越”。这种“超越”不理会孔子、子路对话所彰显的君子小人之辨或困境中对德性的坚持，而是超越这种限制，试图消解问题本身。《庄子·山木》的两则叙事，孔子成为庄学思想的代言人，其所彰显的思想主旨，是以道家“无为”观念消解厄于陈蔡的困境。但是对于身处其境的人来说，并没有提供一种积极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也符合道家式立场。这种方式，发挥到极端，便是《绎史》《搜神记》所展开的在情节上肆意想象的神话传说，其思想主旨并没有甚多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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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年ILI监测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同期气象资料来源于舟山市市气象局，包括平均气温、平均气压、相对湿度、总雨量、总日照、平均风速、水汽压。
最后一种方法可称之为“综合”。比如《琴中》所记，综合甚至“混淆”了子畏于匡、陈蔡绝粮等故事。而苏刚所搜集的三则戏曲或传说，只是民间演义性质而非史实，为追求艺术性和文学化而综合了孔子的各种经历，并掺杂了作者的各种想象，其思想主题亦不摆脱传统对此事件的判定。
结语
《庄子》以寓言、重言、卮言三种方式表述自己的思想，事实上，此“三言”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呈现哲学的共同表述方式。崔适评《史记》曰：“又有误认传记寓言为实录，附录之以期详备，致与上下文相冲决者……寓言之类有三：曰讬名，曰讬言，曰讬事。讬名者，古实无此人，设为此人之名与其言行，以发其所欲抒之意见，如许由、务光之属是也。讬言者，以所言之意为主，讬为古人之问答以发明之，非谓真此古人之言也。……讬事者，以时事为主，设为古人之事以譬喻之，不必古人真有此事也。”[10]14-15在时间的流动中，历史事件流传为寓言传说，“辞以达意”“寄言出意”；承载故事的语言在叙事中被改编、赋予新意。即原始叙事之意，后人依据自身所处时代的精神特征加以解构，通过改编、构造故事表达自身对原始事件的重新理解，从而建立自己的哲学。而原始事件与构造叙事之间带来解释的开放性，是中国古代哲学故事类文献的主要特征。了解于此，在面对这种故事时，我们才不会纠缠于历史事实的精确性，而应该关注思想事件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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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3828(2019)01-0028-05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9.01.05
收稿日期:2018-05-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嵇康玄理与魏晋玄学的发展理路研究”( 项目号: 15FZX02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 2018V10039) 。
作者简介:杨杰( 1985—) ，男，河南信阳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哲学与魏晋玄学; 付媛 媛( 1993—) ，女，山东济宁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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