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洁（山东大学韩国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中图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2-0060-01
摘要：韩国二战后的政治发展明显不同于一般发展规律。首先，政治发展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在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和直接干预下，采借和移植其民主政治要素并逐渐本土化的过程。其次，政治发展是外来的民主政治价值与自身的权威主义政治价值激烈博弈的过程。再次，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发展与衰败交替轮回出现。一方面，经济发展促进了政治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导致了奥德尼尔所说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
关键词：韩国政治；民主转型；政治体制
韩国政治发展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从制度规定与实际过程的不一致到逐步一致。光复后，韩国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之下，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框架，然而实际政治过程却滑向了权威主义轨道。张勉执政的第二共和国使权威主义政权回到了民主轨道，然而整个社会却陷入了混乱之中。朴正熙执政的第三共和国又回到了权威主义轨道，第四共和国则进一步强化了权威主义性质。到第六共和国末期，政权开始回归民主轨道，自金泳三政权起，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定与实际政治过程的民主化才得以一致起来。
韩国从威权政治体系向民主政治体系转型的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基督教的影响、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外部势力的影响、示范效应、合法性危机等。同时韩国在民主转型巩固时期也面临一些主要问题，包括军部势力的强大阻碍民主权力的发挥、政党制度化水平低影响民主进程的深化、地域主义的存在制约民主结构的形成、财阀规模的膨胀危害民主政治的发展。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经济发展
朴正熙通过政变上台以后，确立了经济发展第一、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朴正熙政权实现了韩国经济的飞跃，在1962～1979年期间，韩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5%，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将近64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增长到1979年的1640美元。由此，韩国实现了社会的重建和经济的复兴，经济现代化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从而为韩国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提供了条件。
二、基督教的影响
西方基督教强调个人的尊严及政教分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韩国基本上是一个佛教国家，并带有儒教传统，人口中只有约1%是基督徒。但到八十年代中期，全国人口中约25%成了基督徒，其中五分之四是新教徒主要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友，有五分之一是基督教徒。皈依基督教的主要是城市的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韩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迁是他们信仰基督教的原因。基督教由于其带有个人拯救和个人命运的讯息而在混乱和变迁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更为可靠的安抚。”
三、政治精英阶层的战略选择
尽管经济、社会因素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仅仅为民主政治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而真正使民主成为现实是政治领导。纵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以看出，大多数成功实现从威权主义统治向民主统治转变的国家，其转变的初始动力都是来自精英阶层而非普通大众。民主化的实现主要是由上层推动的。在精英们看来，与其被要求民主化的力量自下而上将他们推翻，还不如自己参与其中并控制这一进程，这样才不至于在这场运动中失去更多。在民主化运动进程中韩国威权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分野，而反对派则出现了以金泳三、金大中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学生为代表的激进派。如何把握和利用这种分化，从而形成有利于民主政治转型的政治力量分布，是政治转型能否顺利和成功的关键。
四、外部势力的影响
韩国的民主政治转型虽然是威权统治者和反对派精英达成妥协实现的，但在转型的进程中，外部力量扮演了积极的推动者角色。在韩国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起到了很大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自二战后，美国一直在各个方面影响着韩国，在韩国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面对学生和工人的示威游行，美国政府曾经劝告过当时的威权政府，不得采用暴力镇压，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同时国际宗教组织在转型过程中也对威权统治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五、示范效应。
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民主化会鼓励其他国家的民主化，因为这些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民主化可以解决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或是因为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十分强大，可以被当作政治或文化转型的典范。1986年2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的垮台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威权领导者们和反对派民主人士中产生了焦虑和希望，受影响最大的是南韩。反对派领袖金大中说，“在亚洲，有许多独裁政权，但是，只有韩国和菲律宾才有人民积极地追求民主。
六、合法性危机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当一个政治体系出现合法性危机并不断加深时，就必然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李承晚时期由于选举舞弊和腐败，政权的合法性先天不足，但由于推动了经济的高速成长，所以依靠经济绩效获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但经济绩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在经济不发达的时候维持政权，提供合法性，又可以在经济发达和人们的需求层次提高以后使得原有的政权丧失合法性。在朴正熙政权后期，由于经济的高速成长，韩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就逐渐加剧。虽然在经济方面的成绩不容抹煞，但此时的韩国仅仅依靠经济绩效已经不能取得多少合法性了，所以全斗焕政权由始至终只是一个靠军事强权维持统治的严重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当1987年4月13日全斗焕发表态度强硬的护宪特别谈话以及随后汉城大学学生朴钟哲被军警摧残致死的恶性事件被揭露出来后，全斗焕军事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便发展到了极致。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加深直接导致了6月抗争和权威主义的全面结束。
韩国的民主巩固在卢泰愚就任总统后得到了逐步推进，历经金泳三和金大中两届文人民主政权，政治转型阶段遗留的大部分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从卢武铉政府开始，民主巩固才步入了由消极巩固向积极巩固的转进序列。
目前东亚和南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都是以西方议会多党民主制为蓝本的。但这不能得出未来这些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是唯一的民主政治形式。因为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与一定的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有机契合，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民主可以被移植，但它必须适合移植后的土壤，否则必将枯萎、死亡。因此，政治形式的选择，不能简单地移植，照抄照搬，不仅要考虑是否适合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其决定的经济形式，还要考虑该国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等民族特点。民主政体也是如此，民主政体作为在西方发达国家被证明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未必就适合亚洲发展中国家。亚洲发展中国家在选择自己的政治模式和发展战略时，必须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现状，建立和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形式。权威主义可能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一种政治选择，其应当根据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来推进民主政治。如果幻想仅仅靠新制度的引进就能解决问题，这样就会出现转型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症状。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转型的初级阶段，推行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国家意志易于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民运动，有利于形成社会整体动员机制，使国民经济得到超常规的发展，推动现代化进程。但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缺乏公正，使社会发展成本急剧增高，其特征表现为官僚机构的权力无限膨胀，却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而没有制约的政治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从韩国民主政治转型的种种便可以窥测其在政治发展中展现的“大乾坤”，即，将西方政治文明同本国国情相结合，统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综合需求而推出的新的民主政治。这也是其他国家在政治民主转型中可以借鉴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