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军:《管子》中的孝德思想探析论文

王政军:《管子》中的孝德思想探析论文

摘 要:《管子》所论述的孝德思想,早于《论语》,也早于《孝经》,其以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质为基础,认为孝德是子女对父母慈爱的回报,“势”是孝德存在的保障,除五害为孝德的前提,建立了家族、君臣、师承三大孝德理论体系,并将孝德与仁、四维以及孝治思想相融合。主张通过加强教化、以孝选贤、诛赏之据等手段来维持和推广孝德,以建立稳定和谐的统治秩序、伦理秩序与社会秩序,来扭转春秋之后的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管子》的孝德思想引发了先秦诸子对孝德理论的探讨与争鸣,对黄老之学和儒家思想影响深刻,并对西汉及后世封建王朝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管子》;孝德;管仲

根据古今学者的考据,《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春秋齐国的史官及战国稷下学宫中推崇管仲功业的“管仲学派”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1],其成书年代应为管仲主政到稷下学宫衰亡这段时期,最初可能是单篇流传,后来不断汇集,形成多篇、多版本流传。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将564篇有关管子的文章举要删芜,形成了86篇的《管子》一书,在流传过程中散轶10篇,今存76篇。《管子》一书,虽然其中不乏著述者对有关管仲轶事传说的记述与发挥,但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与记录了管仲的思想与言行[2]。孝德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美德之一,《管子》中“孝”字出现了35次,其中34次为论述孝德,蕴含了丰富的孝德思想。

一、《管子》中的孝德理论

(一)《管子》中孝德的基础

《管子》坚持自然主义的人性论,认为人性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质,孝德的产生也基于这个本质。第一,父母慈教是前提。《管子·形势解》曰:“父母者,子妇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认为孝德是对父母慈教的回报,“人在幼小的时候,对父母普遍地表现出孺慕依恋的感情,成年后,则会有感恩的心理,并想有所回报,这就是孝的本义。”[3]1否则,“父母暴而无恩,则子妇不亲。”相对于片面要求子女尽孝的要求,《管子》孝德理论突显了伦理的相互性和人格的平等性。

第二,“势”是孝德的保障。《管子》中的“势”是指物质占有之“势”和权势地位之“势”。《管子·法法》曰:“(势)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按照趋利避害的人性论,《管子》认为孝德的保障是因为父母掌握着制约子女的“势”,但“势”如果在子女一边,父母就无法制约子女,孝德也就失去了保障,会导致子女的不孝。而随着子女的成家立业,父母之势会消减,《管子·枢言》曰:“生其事亲也,妻子具,则孝衰矣。”因此,国家应通过教化、法律以及赏罚机制来增加父母之势,让子女保持孝德。

第三,除五害为孝德的前提。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管子》认为子女孝德的本质是“利父母”,前提是子女保障自身基本的生存与生活。《管子·度地》中认为对人们生存最大的威胁是“五害”:水、旱、风雾雹霜、厉、虫。国家应消除五害,来保障人们的生存与生活,而后才有条件孝养父母。《管子·度地》曰:“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

(二)《管子》建立的孝德理论体系

《管子》吸收夏商周三代朴素的孝文化,升华为囊括家族、君臣与师承三大系统的孝德理论。

管仲早于孔子百余年,以其思想为主要内容汇编而成的《管子》,在诸子百家中率先创建了系统的孝德理论,当为中华系统孝德理论的揭橥。

《管子》孝德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于孝治,其阐述的孝德理论,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实施孝治,所以管子中孝德的内容主要围绕孝治展开。

师承系统。师承系统的孝德理论,主要集中于《管子·弟子职》篇。该篇被汉代刘向、刘歆父子从《管子》中抽出,整篇归入《六艺略》的“孝经”类,记载了弟子事师的各种礼节,是齐国稷下学宫制定的学生守则。“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明确提出了弟子对老师应遵循孝德。宋代朱熹将《弟子职》经学化,将其收入《仪礼经传通解》卷十《学礼》,作序曰:“此管子之全篇。言童子入学受业事师之法。”大幅提高了《弟子职》的历史地位。直至清末,知识分子都把《弟子职》视为教育领域的“孝经”。

《管子》构建的三大孝德理论,形成了一个严密理论框架,并将孝德提高到“人之高行”的地位,《管子·形势解》曰:“为主而惠,为父母而慈,为臣下而忠,为子妇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否则,就是“人之大失也”。

二、《管子》孝德与仁、四维、孝治等理论的对接

(一)孝与仁

对服装出口给予极大的税收优惠,有利于促进服装出口贸易的发展,促使企业产品更加国际化,并在市场上占位脚步。从2008年开始,国际在纺织企业原材料的成本上实施了滑准税,使得棉花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升高,从而促进了我国棉花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位置。中国为了促进纺织服装行业的,对服装出口给予了一定的税收优惠,目前我国的出口退税率已经上升到17%。国家上调了出口退税率后,即使服装以较低的价格出口,将会获得17%的出口税费,这部分是国家给予的补助支持,这对于解决中国服装业所面临的现状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

(二)孝与四维

以孝德建立规范稳定的统治秩序。春秋乱世,礼坏乐崩,《管子·法法》两次提到:“《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管子》推行孝治,就是要规范统治秩序。《问》篇曰:“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理国之道,首先要建立规范的君臣、父子关系,否则就如《牧民》篇所说:“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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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维论”中《管子》提出“礼”有“八经”,其“为人子者孝悌以肃”是“《礼》之经也”。“八经”是《管子》孝德理论的精髓,使孝与礼二者互为支撑;“义维论”中,《管子·五辅》指出“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孝为“七义”之首,足见孝德对义维的重要性;在“廉维论”“耻维论”中,《管子》倡导“教民以仁”,教民以“孝悌”,《法禁》曰:“错之以耻。”在民众中形成以“孝悌”为荣,以不孝为耻的道德观。《小匡》篇曰:“罢士无伍,罢女无家。”是指无德的男女会受到的处罚,强调德对人的重要性,而孝德为诸德之首,应一体遵循。

(三)《管子》中的孝治

君臣系统。《管子》的孝德理论中忠孝一直相提并论,远早于儒家的移孝入忠。《管子·度地》曰:“不孝则不臣矣。”《版法解》曰:“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君德臣忠与父慈子孝,都被纳入孝德的范畴。《五辅》中进一步总结了君臣父子的“孝悌”要义,曰:“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春秋时期,周王朝已进入“礼崩乐坏”的式微时期,《管子》将君德臣忠纳入孝德理论,是规范君臣关系的一次理论实践。

《管子》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是国家社会的安定与进步所依靠的道德纲纪。《管子·牧民》曰:“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关于孝与四维的关系,《牧民》曰:“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孝悌是四维的基础,没有孝悌,则四维不张。

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管子》将人群分为五大群体: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师生,基本涵盖了古代社会各个群体,这五大群体秩序规范了,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规范。《形势解》曰:“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尽力供养,子妇之则也。”这些“则”就是准则、原则,而孝德是这些准则的基础和灵魂。人人守“则”就成了“常”,《形势解》曰“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各种群体有“常”,就形成一种理想的孝治状态,就能形成上下有序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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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子》中孝德推广的举措

《管子》中的孝德是仁、四维等理论的基础,也是实行孝治、建立理想统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基础,故此,《管子》为孝德的维系与推广提供了保障措施。

(一)加强教化

首先是国家公告昌明孝德。《版法》曰:“必先顺教,万民乡风。”《版法解》曰:“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这里“正”与“饰”都是国家官方的告示,以此来昌明孝德;二是加强教育。家教方面,《五辅》曰:“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阐明父子兄弟之间相互教诲、劝勉的职责。学校教育方面,《小匡》曰:“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闲燕类似学校的学习社交场所,是人们接受交流孝德的地方。

(二)以孝选贤

赵用贤《管子书序》曰:“选士首以好学慈孝。”[5]3《管子》重德,《君臣下》认为“德不当其位”为“治乱之原”,“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何谓有德?《君臣下》曰:“选贤遂材,而礼孝悌,则奸伪止。”《立政》中还写明了以孝选才的流程,“孝悌”者可由“长家子弟、什伍、游宗、里尉、州长、乡师、士师”一级级上报,直至“桓公亲见之,遂使役之官”。选拔孝才是各级官员的职责,“慈孝于父母,长悌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管子》倡导的以孝选官的思想,启发后世“举孝廉”制度,尽量把孝悌之士选入官员队伍,以教化民众,稳固统治秩序。

(三)诛赏之据

《管子》认为人性趋利避害,孝德推广也应导之以利害。《大匡》曰:“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山权数》曰:“则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提出君主应拿出大量的财物奖赏孝子。对不孝者处以重罪,《大匡》曰:“适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三者无一焉,可诛也。”《小匡》曰:“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说明不但不孝者会被重处,纵容、失察不孝罪行的官员也将被惩处。通过这些诛赏的法律,为孝德的推广提供了法律保障。

建立“厚民生”的社会救助体系。《管子》十分看重民生,《君臣下》曰:“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指出重视了解民生疾苦,是圣王的必备条件,鳏寡孤独废疾者,应该得到救助。在《入国》篇中进一步阐述了实施孝治的九条救助措施“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接绝”即“九惠之教”。“九惠之教”之首“老老”规定,对老年人可给予“子无征、馈肉”等优待,并“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对九十高龄的老人则“尽家无征,日有酒肉”,设“掌老”职官执行这一政策,倡行孝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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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子》孝德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一)首次系统阐述了孝德理论

家族系统。《管子》中的家族孝德理论分为父子、兄弟、夫妻三个系列。其中,父子为血缘的纵向脉络,为最直接、最坚固的血缘关系。《管子》中《版法解》、《五辅》针对这一关系,首次提出了“父慈子孝”理论;兄弟,为血缘的横向、平辈脉络。《管子》中的《牧民》篇“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大匡》篇“士庶人闻之吏,贤孝悌可赏也”等都将孝悌并称,后人将“孝悌”视为孝德的代称;夫妻,为无血缘的亲情关系。《管子·形势解》曰:“孝者,子妇之高行也。”“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子妇,即为儿子和儿媳妇,把孝德扩展至妻子身上,是孝德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把孝德从血缘关系扩展到“异姓”家族之间。

“仁”思想在中国典籍中出现很早,如《诗·召南·驺虞》序曰:“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大学》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殷周以降,仁政已经成为统治阶层广泛认同的道德与施政规范[4]。《管子》中,仁政被视为理想的政治,通篇共出现“仁”56次,如《立政》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君臣》曰:“仁智者君。”《管子》还将“仁”作为重要的教化内容加以推广,《法禁》曰:“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内业》曰:“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管子》中的仁与孝联系十分密切,经常并提。《山权数》曰:“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形势解》曰:“父母者,子妇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训而不失理,则子妇孝。”《管子》认为孝是仁之“祖”。《管子·戒》曰:“孝悌者,仁之祖也。”唐代房玄龄释曰:“仁从孝悌生,故为仁祖。”

(二)引发了先秦诸子孝德理论争鸣

《管子》孝德理论提出后,先秦诸子关于孝德理论的阐述鹊起,其中以儒家的孝德理论影响最大,道家、墨家等诸子也有各自的论述。

儒家的孝德思想主要体现于《论语》《春秋》《孟子》《荀子》《孝经》等典籍,与《管子》的孝德理论有很多相同的观点。在敬祖方面,《管子·牧民》曰:“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论语》中三次提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孟子·离娄下》曰:“养生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孝与仁方面。《管子·戒篇》曰:“孝悌者,仁之祖也。”儒家《孝经·开宗明义章》曰:“夫孝,德之本也。”《礼记·祭义》曰:“众之本教曰孝,……仁者仁此者也。”孝与礼方面。《管子》“礼维论”八经之“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义维论”中的“孝悌慈惠以养亲戚”。《荀子》中提出:“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

但《管子》孝德思想与儒家也有明显的区别,其中最主要的是《管子》强调道德的客观条件,主张用政策、法律等手段推动孝德。而儒家是道义论者,主张以个人修养为主,以社会教化和政策法律为辅。还有儒家典籍对孝与不孝都有具体的规定,如《孟子》中明确指出了“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明确指出了具体不孝行为,这在《管子》中很少提及。

其他思想家也有诸多孝德思想论述,《道德经》曰:“六亲不和有孝慈。”明确“孝慈”为社会秩序的需要。“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认为唯有“孝慈”才是建立理想社会的根基。《墨子》提出“父子不慈孝,……则此天下之害也”。稷下学宫邹衍、田骈、接舆、慎到、环渊等学者托名于黄帝与老子的黄老之学,也主张“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子有两位者,家必乱”[6]33等思想。这和《管子·山权数》中的“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的思想一致。

总体来说,构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是要合理评估园区主体(包括规划引导者和实践者)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规范园区发展模式,拓展园区发展路径,推进园区的可持续发展.

(三)对西汉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影响

《管子》孝德理论提出之后,激发和引导了先秦诸子对孝德理论的探讨,经过300余年的演进,逐步被社会普遍接受和推崇,孝治思想深入人心。与《管子》颇有渊源的黄老思想对西汉初的政治、社会影响尤其深刻。兴盛于汉初的黄老之学,与《管子》都出于稷下学宫学者之手,据考据《管子》中的《内业》《白心》《心术上》《心术下》等篇为稷下学宫的黄老学者所作[7]65。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符合当时国家初定、人民休养生息的实际情况,在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曹参、司马谈等君后大臣的推动下,“黄老之学”成为西汉初年的主流思想[8]351-352。受黄老之学孝德思想的影响,汉代皇帝大力提倡推广孝道,仅从其谥号就可见一斑,西汉除高祖刘邦,自惠帝以下,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标以“孝”字,东汉除光武帝刘秀外也是如此,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章皇帝、孝桓皇帝等,两汉代虽多次改元,但皇帝谥号中“孝”字却一以贯之。西汉将孝德同社会秩序结合在一起,为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促使孝德成为维系着封建社会秩序的核心思想,为“家天下”奠定社会基础,对后世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产生了无可代替的影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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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管子》所论述的孝德思想,早于《论语》,也早于《孝经》,为中华孝德系统理论的揭橥。尽管其孝德理论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理论糅杂在一起,但仍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管子》认为孝德以人性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质为基础,以“势”为保障,以除五害为前提,建立了家族、君臣、师承三大孝德理论体系,并将孝德理论与仁、四维以及孝治思想相融合,主张通过教化、以孝选贤、诛赏之据等手段来推广孝德,建立稳定和谐的统治秩序、伦理秩序与社会秩序,扭转春秋以来的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管子》孝德思想的提出,引发了先秦诸子对孝德理论的探讨与争鸣,对黄老和儒家孝德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进而对西汉及后世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尹清忠.《管子》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9.

[2] 池万兴.《管子》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3.

[3] 韩德民.孝亲的情怀[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4] 张连伟.论《管子》的仁义思想[J].管子学刊,2006(2):5-7.

[5] 蔡元培.诸子集成6[M].长沙:岳麓书社,1996.

[6] 孙家红.关于“子孙违犯教令”的历史考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 陈书禄.中国文化通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 宣兆琦.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M].济南:齐鲁书社,2014.

[9]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AnalysisoftheFilialPietyinGuanzi

WANG Zheng-jun1,2,ZHANG Li3

(1.Library,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Qimin Academy,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9,China; 3.Haidu College ,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iyang 265200, China)

Abstract:The thought of filial piety discussed in Guanzi is earlier than that in the Analects and also earlier than that in the Book of FilialPiety. It is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humanity’s advantage and avoidance. It is believed that filial piety is the return of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love and kindness. The “potential” is the guarantee of the existence of filial piety and the five evils are the premises of filial piety. The three filial piety theory systems of the family, the monarch and the teaching have been established, which is merged with the benevolence, the four dimensions and the governance of filial piety. The thought of filial piety discussed in Guanzi advocated to maintain and promote the filial piety by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promoting through their filial piety behavior, and rewarding evidenc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table and harmonious ruling order, ethical order and social order, and to reverse the chaos of society after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filial piety thought of Guanzi triggered the discussion and contend of the filial piety theory in the pre-Qin dynasty. Not only did it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hought of Huang Di and Lao Zi and on Confucianism, but also it produced great effect on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ideological form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later feudal dynasties.

Keywords:Guanzi; filial piety; Guan Zhong

中图分类号:B2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471(2019)02-0081-04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J17RB235);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z17zc33);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201806459);青岛农业大学思政课题(s1834);烟台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YTSK2018-Y-37);青岛农业大学成教课题(201912)

收稿日期:2018-08-05

作者简介:王政军(1980-),男,山东文登人,青岛农业大学图书馆馆员、齐民书院研究员,农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华孝德。

通讯作者:张 莉(1979-),女,山东沂水人,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副教授,农学硕士。研究方向:高校德育。

DOI:10.3969/J.ISSN.1674-1471.2019.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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